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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李新宇 鲁迅研究 用世俗的目光看，鲁迅的新学学历和旧学学历一样令人遗憾。他的旧学是用了11年时间做准备，最终却未能在科举考场获得证明；他的新学竟然也是认真研读了11年，最终也没拿到一份体面的文凭。鲁迅手里唯一能够证明他的新学学历的凭证，是1902年在南京矿务铁路学堂获得的毕业《执照》。学者们对鲁迅在南京求学时期的情况关注甚少，但对于鲁迅的成长，这4年无疑是重要的。本文要做的，是进入历史现场，对鲁迅接受新学教育的过程和表现做些必要的考察，为深入了解鲁迅和他的时代提供并核实一些细节。 一、江南水师学堂的无缘过客 1898年5月7日，鲁迅从绍兴来到南京，走进了江南水师学堂的大门。这标志着他新学学历的正式开始。 在绍兴周家这样的家庭，科举是孩子们的人生首选。鲁迅的启蒙教育一直在为此做准备，所以等待他的本该是秀才、举人、进士……然而，一桩科场案导致祖父坐牢、父亲病逝、家道急剧衰落。按照大清律规定，守孝期未满不能参加科考，而鲁迅家已经没有力量支持3个孩子在等待中坐吃山空。怎么办？出路是有的，正如周作人所说：“前清时代士人所走的道路，除了科举是正路之外，还有几条杈路可以走得。其一是做塾师，其二是做医师，可以号称儒医，比普通的医生要阔气些。其三是学幕，即做幕友，给地方官‘佐治’，称作‘师爷’，是绍兴人的一种专业。其四则是学生意，但也就是钱业和典当两种职业，此外便不是穿长衫的人所当做的了。”然而，周氏兄弟对这几条道路似乎想都没有想，而是一门心思在读书。在科举道路之外读书，有什么出路？洋务运动带来了新出路：求新知，治新学，成为大清朝廷应对历史大变局所急需的人材。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过：“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 这时的鲁迅似乎对故乡、对周家的一些人都有些厌烦。他曾这样写道：“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那时为全城所笑骂的是一个开得不久的学校，叫作中西学堂，汉文之外，又教些洋文和算学。然而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了……但我对于这中西学堂，却也不满足，因为那里面只教汉文，算学，英文和法文。功课较为别致的，还有杭州的求是书院，然而学费贵。无须学费的学校在南京，自然只好往南京去。” 考察当时的情况，应洋务需要而出现的书院和学堂已经不少，但在南京的水师学堂、陆师学堂和在福州的船政学堂，以及在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等“武学堂”却有特别的吸引力：这些学堂不仅无须交学费，而且拿“赡银”。什么是赡银？周作人把它称作“津贴”，事实上也可以称作“助学金”。大清国虽然是专制帝国，但对百姓并非时时处处都残酷。作为家天下的专制帝国，统治并未征得被统治者同意，所以它与百姓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征服与被征服、占有与被占有、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但是，像历代统治者一样，当百姓已经归顺之后，统治者只要思维正常，就希望国家稳定、繁荣和富强，因此就会让百姓休养生息，甚至常常会表现出一些人情味儿。清末的学堂所采取的措施就不乏人情味儿。因为洋务学堂所学的知识不能用来考取功名，所以官宦子弟和富家子弟一般不会来。国家需要人才，就只能吸引贫家子弟。如何吸引呢？最基本的办法就是管吃、管住、不收学费。仅是这个条件，吸引力仍然不很大。因为百姓把孩子养到十几岁，可以帮父母干活儿了，官府把他们招来培养，百姓家中就少了一个放牛娃，下田耕种也少了一个小帮手。官场不乏通情达理的官员，如李鸿章等，他们把这种种情况都想到了，于是就有了“赡银”之说。也就是说，你上这样的学堂读书，不仅不用交学费，而且还可以拿钱补贴你的父母和家庭。李鸿章就亲自把北洋水师学堂的赡银由每月一两提高到四两。四两白银意味着什么？从江南陆师学堂建校时的银两支出账目可见：在当时的南京，四两白银可以购买三分土地，或三间草房，或一片竹林，或一个桑园。据张焘记述：北洋水师学堂的情况是考生“一经入选，八口有资”。也就是说，只要成为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生，八口之家就有了生活保障。 正是朝廷的这种助学制度，吸引鲁迅来到南京，进了江南水师学堂。 江南水师学堂创建于1890年，是当时的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曾国荃开办的。撇开大环境不谈，直接的原因是曾国荃当时已经有一支小规模的海军舰队，急需驾驶、管轮、鱼雷等方面的人才，所以他奏请皇帝批准，创办了这个学堂。也许因为江南比较富裕吧，与已有的福州船政学堂和北洋水师学堂相比，江南水师学堂很阔气，有漂亮的校园，有办公、上课、住宿、进餐等用房360多间，而且有鱼雷厂、机器厂、翻砂厂、打靶场、雨天操场……以及游泳池和高高的桅杆。总而言之，因为有北洋水师学堂作为参照，新建的学堂设施比较齐全，硬件和软件都比较先进。 然而，江南水师学堂的命运却不太好。首先是它的办学条件一开始就有一个严重不足：自己的南洋水师没有实习的条件。从1890年发布的学堂章程可见，它的招生规模是每年120名，但因为自己没有实习的地方，需要送到北洋水师去实习，而北洋水师在安排天津学生后无力再安排南京学生。因此，在学堂成立的第二年，刘坤一就奏请皇帝批准把招生规模从120名缩减到80名。刘坤一还担心人材培养过多无处安排会成为祸患：“彼挟有为之具，安肯日久赋闲，势必投效外洋，转为中国之患。”更为重要的是，它生不逢时，学堂创办的第四年，大清帝国的海军就在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了。海军没有了，海军衙门裁撤了，水师学堂虽然勉强留下来，却再也找不回创办之初的精气神。 所以，到鲁迅入学之际，一些规章已形同虚设。比如招生，学堂章程明文写着：“惟其图籍俱属英文，欲读其书，必先识其文，故招募学生自以已通英文者为重”，报考者须是“曾习英文三四年者”。鲁迅来了，而且考取了，他却没有学过外语，英文是零起点。试想，学堂的课程每周有四天是用英文授课，没学过英文的鲁迅如何适应？教学质量又如何保证？学堂的情况也算是大清国的社会缩影：一个腐败的社会很难保全一方净土，也很难让一个新生命长久地保持生机。 鲁迅在水师学堂学习不到半年，就离开了。为什么离开？流行的说法是因为那里“乌烟瘴气”。这说法来自鲁迅，他对水师学堂的印象很差：“总觉得不大合适，可是无法形容出这不合适来。现在是发见了大致相近的字眼了，‘乌烟瘴气’，庶几乎其可也。只得走开……去考矿路学堂去了”。 “乌烟瘴气”的具体表现在哪里呢？根据鲁迅的回忆，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文化氛围有点怪，科学与迷信混杂，让鲁迅难以接受。水师学堂，培养海军，自然要有水池。然而，因为淹死了两个学生，水池就被填平了：“不但填平，上面还造了一所小小的关帝庙……办学的人大概是好心肠的，所以每年七月十五，总请一群和尚到雨天操场来放焰口，一个红鼻而胖的大和尚戴上毗卢帽，捏诀，念咒：‘回资罗，普弥耶吽！唵耶吽！唵！耶！吽！！！’” 其次是严重的等级差别，也是鲁迅不喜欢的。在这里，学生地位很不平等，不仅发赡银是三班生二两、二班生三两、头班生四两，而且宿舍的床板和桌椅也有差别：“初进去当然只能做三班生，卧室里是一桌一凳一床，床板只有两块。头二班学生就不同了，二桌二凳或三凳一床，床板多至三块。”头班生“不但上讲堂时挟着一堆厚而且大的洋书，气昂昂地走着……便是空着手，也一定将肘弯撑开，像一只螃蟹，低一班的在后面总不能走出他之前。” 鲁迅写的是否属实？周作人的文章提供了佐证：低班学生去食堂吃饭都比较困难，因为餐厅里的桌子被头班生占据，本该坐8人的桌子只坐几人，低班生却不敢去坐。所以，低班生就要颇费心思地抢座位：“一听吃饭的号声，便须直奔向饭厅里去，在非头班所占据的桌子见到一个空位，赶紧坐下，这一顿饭才算安稳的到了手。在这大众奔窜之中，头班却比平常更安详的，开张两只臂膊，像是螃蟹似的，在曲折的走廊中央大摇大摆的踱方步。走在他后面的人，不敢绕越僭先，只能也跟他踱。” 其三是教职员的做派和水平。鲁迅回忆说：“一个新的职员到校了，势派非常之大，学者似的，很傲然。可惜他不幸遇到了一个同学叫‘沈钊’的，就倒了楣，因为他叫他‘沈钧’，以表白自己的不识字。”关于这一点，也有不少材料为鲁迅提供了支持。汪仲贤在回忆中说：“还有一位教汉文的老夫子告诉我们说：‘地球有两个，一个自动，一个被动，一个叫东半球，一个叫西半球。’”周作人也讲到一位教习遇到“社会”一词，“误认为说古代的结社讲学，删改得牛头不对马嘴”。 这一切大概都是事实，但我想指出：学术研究不应像眼下的一些鲁迅传记和研究著作那样，因为鲁迅说江南水师学堂“乌烟瘴气”，就认定它真的乌烟瘴气。事实上，作为那个年代海军教育的重镇之一，江南水师学堂的正面形象是不应该因为鲁迅的一句话而被抹杀的。 种种材料证明，江南水师学堂在开办初期名声相当好。从各个环节看，招生严肃认真，门槛设置相当高。学堂章程规定：报考者年龄须在13岁至20岁，“已读二三经，能作策论，文理通顺”，参加招考时学堂要审查其年龄、相貌、籍贯和三代情况，要考核中英文字是否通顺，而且要“由西医验明气体结壮，身无隐疾”，还要“由本人家属出具甘结及绅士保结，声明家身清白并非寄籍外国，亦不崇奉异邪等教”，录取后试习4个月，如果“口齿不灵或性情执拗、举止轻浮，即行剔退另选”。尤其是对英文水平的要求，是福州船政学堂和北洋水师学堂都没有的。 从教学环节看，学堂专业课都是英语授课，教材都是英文原版，而且使用的多是权威著作，或居于学科前沿的新成果。比如驾驶专业所用的教材《航海与航海天文学》就是刚刚出版的，作者是当时的英国海军参谋长。 社会影响颇好的还有每年的两次考试，不仅总办亲自主持，而且两江总督也亲自到场。《申报》曾多次报道该学堂的考试情况。这是1892年的年终考试：“金陵水师学堂年终，例由总办考试优劣以定明年去取。日前，桂芗亭观察聘请镜清兵船何心川管带为主试，及禀明督宪，一面会同提调沈仲礼司马及中西各教习于初一日清晨齐集一堂，令上中下三班各学生，鹤立阶下，按册点名，辨别年貌，以杜顶冒之弊。初一日先试英文，次算学，次打靶，次升桅，次击剑，及泅水、驾驶各法。初五日考试华文，凡五日而竣事。有技艺超群者，受上赏；瑕瑜互见者，受下赏；平等者，准其在堂学习；不堪造就者，黜之弃取。”《格致汇编》曾刊登《南洋水师学堂考试纪略》，说到“英国名进士”傅兰雅在主持完专业课测试之后说：“水师学堂创仅二年，全借英文习练，已得臻此进境，实觉奇异，大堪嘉美，英国学徒肄业考试，不能过此各分，何中国之多才耶！”这种话当然不必太当真，但傅兰雅敢于这样说，也需要一定的现实支撑。所以，刘坤一曾经为它的办学成绩而非常兴奋，把许多事都写进了给皇帝的奏折。 鲁迅对江南水师学堂印象极不好，感觉它“乌烟瘴气”，有学堂自身确实存在的问题，但也有他个人方面的原因。 首先，鲁迅被分到管轮班，这不是他所希望的。他进水师学堂的预期是当海军，是驾着军舰在海上巡逻。未来前途也比较清楚：从二副、大副到舰长。管轮的岗位却在甲板底下，别说向敌舰开炮，甚至连海上风景也难得看到。鲁迅曾对杨霁云说：“我也曾学过海军……实习时却只能在内舱机器间中，后来知道只有福建人才可在舱面甲板上工作，外省人一律只好管理机器间。照这样下去，等到船沉了还钻在里面不知道呢！所以我就不干了。” 其次，鲁迅在水师学堂连续受了几个处分，差一点就要被开除。这件事《朝花夕拾》中没有写，但后来在《忽然想到》中写到了：因为那位新来的职员读错字，鲁迅和同学们就讥笑他，“并且由讥笑而至于相骂。两天之内，我和十多个同学就迭连记了两小过两大过，再记一小过，就要开除了。”这种情况下，对学堂的印象自然不会好。 公道地说，学堂里有把“钊”读作“钧”的教习，有说“地球有两个”的教习，有不知道“社会”为何物的教习，都不奇怪。即使是名牌大学，也不乏无知而可笑的教授，何况是那个年代的一个水师学堂！客观考察，江南水师学堂的教学是不错的，即使是最受非议的汉文教习，也不是都那么无知。从周作人日记可见：学生每星期写一篇作文，有些题目出得相当好。比如《秦易封建为郡县，衰世之治也，何以后世沿之，至今不改？试申其义》，再比如《淮阴侯登坛之对，较之武乡侯草庐之谈，其成效何如》。出这种作文题的，可能会读错别字，但不会是无知之辈。即使是周作人并不看好的那些题目，比如《孟子曰，我四十不动心，又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平时用功，此心此气究如何分别？如何相通？试详言之》，它所引导的思考对学生是非常有益的。这样的作文题，在后来的中等专科学校里，是难以见到的。 所以，鲁迅退学而去，只说明他与水师无缘，将在别处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不证明水师学堂多么糟糕。 此外，关于江南水师学堂，研究者所依据的材料大多来自周作人的回忆，但周作人的回忆并不完全可靠。尤其是关于水师学堂学制和班级差别的说法，与学堂文件多有不符，不能自圆其说，是应该存疑的。比如，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周作人说：“水师学堂系用英文教授，所以全部正式需要九年，才得毕业，前后分作三段，初步称曰三班，每三年升一级，由二班至头班。到了头班，便是老学生老资格，架子很大”。综合他在《知堂回想录》等多处的说法，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水师学堂的学制是九年，从三班到二班、头班，每三年升一级；二、头班、二班、三班的地位差别是年级之差。 但是，《江南水师学堂简明章程》却明文规定“在堂以五年为期”，而不是周作人所说的9年。即使加上“船课”，“驾驶科堂课五年，船课二年；管轮科堂课六年，厂课半年，船课半年”，也只有7年，而不是9年。至于头班、二班、三班之分，学堂章程中也明文写着：“学堂分驾驶管轮两门，各以六十人为额，以二十人为一班。学生入堂试习四个月分别去留，后观其英文深浅，第其资质进境，分作一、二、三班。英文胜者为一班，每月每人除饭食外给赡银四两，次者为第二班，每人每月除饭食外给赡银三两，再次者为第三班，每月每人除饭食外给赡银二两”。据此看来，学生中的地位差别并非年级差别，而是在同一年级中根据英文水平而分出了头班、二班、三班。 从道理上讲，周作人是水师学堂毕业的，他的话应该比较可靠，可是，他说水师学堂的学制是9年，而他自己是1901年9月考入水师学堂的，1905年3月就举行了毕业大考，到1906年9月被派往日本留学，也只有5年。至于3年升一次级的说法，也与他自己的情况不符。1905年12月，北京练兵处要派学生出国学海军，令各省选送，江南水师学堂的学生竞争激烈。为避免矛盾，学堂最后把头班生全部送往北京应考，其中有周作人。这说明他是头班生。如果3年升一次级，此时的周作人入学堂只有4年多，是升不到头班的。所以，江南水师学堂的情况，还需要考证核实。 二、鲁迅与叔祖周庆蕃 在一般的介绍文字中，人们已习惯了“鲁迅，原名周树人……”这样的说法。这说法虽然不算错，但严格说来不是事实，因为鲁迅的原名并非周树人，而是周樟寿。 鲁迅出生后，喜讯报到京师，他的祖父周福清正巧会见一位姓张的官员，于是就给孙儿取名“阿张”，并照谐音写作“阿樟”。因为鲁迅在周家是“寿”字辈，谱名就叫周樟寿，字豫山。长大后进书房读书，同学们开玩笑把“豫山”喊作“雨伞”，鲁迅不高兴，回家请求改字，豫山就改成了豫才。所以，要介绍鲁迅的原名，应该是“周樟寿，字豫才”。绍兴周氏宗谱上就是这样写的。 然而，周家的大少爷周樟寿走进水师学堂大门，几天后出现在学堂的名册上，名字却成了“周树人”，是他的叔祖周庆蕃给了他这个新名字。俗话说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叔祖为什么要给他改名字？这其中体现着那个年代、那个家族所特有的一些文化。 鲁迅去南京，无疑是奔着他的叔祖去的。从当时的情况看，与别的学堂相比，江南水师学堂的待遇并不好，但鲁迅还是去了，原因就是叔祖周庆蕃在那里当教习，并且兼做管轮堂的监督。有叔祖在，遇事有照应，心理上也有所依靠，这是人之常情。 关于这位叔祖，人们的了解主要来自周作人。根据他的介绍，周庆蕃，字椒生，小名庆，所以鲁迅叫他“庆爷爷”，又因为他在家中排行十八，鲁迅也称他“十八叔祖”。周作人则称他“叔祖椒生”“椒生叔祖”，或直呼“椒生”。作为晚辈，不能对长辈直呼其名，但可以称呼字或号。这位叔祖是举人，颇为自傲，也颇以周家为荣。“新台门周家”在绍兴众所周知，邮差送信不会出错，但他的家书却总要写“文魁第周宅”。他年轻时心气甚高，本打算像堂兄周福清一样中进士、点翰林。可惜科场不顺，会试总是落榜，无奈才到南京干了这差事。他虽然在水师学堂谋生，却从心里看不起这样的学堂，也看不起到这里来的学生。周氏子弟来投奔他，当然要帮忙，但家族的荣誉感却使他心里很难过，觉得这有辱周家名声。所以，凡是周家子弟来投考，他都不许他们用家谱上名字。根据周作人的说法：周庆蕃在江南水师学堂任管轮堂监督达10年之久。周氏子弟进这个学堂的共有4人：最早是周凤岐，改名周行芳；然后是周伯升，改名为周文治；鲁迅来了，真名同样不能用。对此，周作人的解释是：“那时学校初办，社会上很看不起，水陆师学生更受轻视，以为是同当兵差不多，因此读书人觉得不值得拿真名字出去”。其实，关键还是时代的价值观和家族的荣誉感。所以，周樟寿来到南京后，叔祖首先做的就是给他一个新名字。 真该感谢周庆蕃！是他使周樟寿变成了周树人。尽管这做法无疑给鲁迅浇了一头冷水，但他给了鲁迅一个好名字。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树人”都不比“樟寿”差。周作人说这位叔祖虽然是举人，却“只能做八股”，“至于文章与学问还是几乎谈不到的”，但从他为周樟寿取的“周树人”看，从他为周櫆寿取的“周作人”看，这举人不是冒牌货。 很显然，这个名字是鲁迅乐于接受的。他后来离开水师学堂而报考矿务铁路学堂，没有改回原来的名字；去日本留学，也没有改回原来的名字；留学归来到杭州和绍兴工作，后来又到教育部任职，用的都是这个名字：周树人。而且，这名字与他后来选定的事业多么切合！ 关于鲁迅与周庆蕃的关系，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在鲁迅和周作人的笔下，这位叔祖似乎不可爱。他顽固保守，冰冷僵硬，对侄孙动辄教训，毫无爱意。鲁迅的《琐记》中有这样一段：“‘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辈严肃地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骙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这“本家的老辈”就是周庆蕃，他曾对鲁迅接受新思想给予警告。在周作人笔下，周庆蕃“信奉三纲主义，随带的相信道士教”，每天早晨起床后要先在净室诵读《太上感应篇》：“对于学生，特别是我们因为是他招来的本家，他最怕去搞革命，用心来防止，最初是劝说，措词妙得很，说‘从龙’成功了固然好，但失败的多，便很是危险。看见劝阻无效，进一步来妨碍以至破坏，鲁迅东京来信以及毫不相干的《浙江潮》等，屡次被扣留，日后好容易才要回来，最后索性暗地运动把我们开除。”这样一位叔祖，鲁迅怎么与之相处？似乎斗争和决裂是必然的。一些学者就向着这个方向论述去了。这似乎很合逻辑，因为鲁迅是一个反叛者和反抗者，对社会如此，对家庭和长辈也理应如此。可是，历史的事实并非如此。 周作人与叔祖的关系暂且不论，单就鲁迅而言，他与叔祖的关系是和谐的。按照一般的理解，叔祖把鲁迅招进水师学堂，而鲁迅与水师学堂决裂，退学改进别的学堂，这至少让叔祖很没面子，很容易导致与叔祖的决裂或疏远。但是，在鲁迅这里，这种情况没有出现。1898年腊月放年假，周庆蕃回绍兴过年，带回了鲁迅的信，信中要周作人为他备办许多东西：“云要抄书格纸百，书包布一张，糖姜一瓶，‘词林妙品’一支，‘北狼交头’一支，《东莱博议》一部”。周作人忙碌一阵备办齐全，然后交叔祖给鲁迅带去。这时候鲁迅已经离开水师学堂，仍找叔祖给他带杂物，叔祖不嫌麻烦，乐于为之服务，可见两人之间的关系依然不错。 此后的日子里，祖孙的关系一直很正常。放假一起回绍兴，开学一起去南京。第二年的春节，他们腊月十九日就从南京出发了，二十六日才回到绍兴。他们不仅从南京带回了食物、水果和杂物，而且一起到杭州监狱里看了周福清。后来周作人到水师学堂读书，也是鲁迅与伯升一起跟叔祖说的。周作人日记在辛丑年（1901）七月十二日有记载：“晴。祖慈六旬寿辰……下午接大哥函，初六发，说已禀叔祖，使予往宁，充额外生……叔祖致大父函亦说此事，并云已为予改名作人”。1902年，鲁迅在矿务铁路学堂毕业后赴日本留学，临行前叔祖为他饯行：“厨房所办，八簋颇丰。” 由此可见，鲁迅与叔祖的关系是不宜用斗争思维去理解的。周庆蕃虽然思想保守、观念陈旧，但即使是警告鲁迅，让鲁迅去读守旧文章，也是对侄孙的一片爱。这一点，鲁迅应该是明白的。鲁迅的母亲对周庆蕃非常感激：“每逢他年假回家的时候，总预备一只炖鸡送去，再三谢他的好意。”母亲的这种态度，应该更接近双方关系的本真。 三、矿务铁路学堂的好学生 正当鲁迅在水师学堂很不愉快之际，矿务铁路学堂招生了。事情就这么凑巧，矿务铁路学堂似乎是专为鲁迅准备的，在他需要时开始招生，在他毕业后就停办了，自始至终，就招了这一届学生。 矿务铁路学堂附属于江南陆师学堂，招生却比陆师学堂晚了3年。陆师学堂是张之洞任两江总督时开办的。1895年12月，张之洞奏请开办江南陆师学堂，奏折中讲了不少大道理：“整军御武，将材为先，德国陆军之所以用于泰西者，固由其全国上下无一不兵之人，而其要尤在将领营哨各官，无一不由学堂出身，故得人称盛。今欲仿照德制，训练劲旅，非广设学堂实力教练，不足以造就将材。”所以，张之洞决定创办陆军学堂，并且托出使大臣许景澄延请德国教习。关于招生，他的计划是：“慎选年十三岁以上二十岁以下聪颖子弟，文理通顺、能知大义者百五十人为学生，分马队、步队、炮队、工程队、台炮各门，研习兵法、行阵、地利、测量、绘图、算术，营垒、桥路各种学问，操练马步炮各种阵法。”陆师学堂的学制是3年，前两年学习“所有应习各门”，两年后再令“专习炮法一年”，3年后“期满合考，分别甲乙，是为毕业。仿照总署同文馆章程三年期满请准择优保奖，并选其学业贯通、秉性忠正者，分派各营任用”。 从1897年10月26日出版的《时务报》所刊载的《江南陆师学堂招募章程》看，它所要求的条件与水师学堂差不多，即“已读数经，能做策论，文理已称通顺者”。报考时要写明籍贯、年龄、相貌和三代，查验没有问题之后，由家属出具甘结，由绅士作保。录取之后，也是4个月的“留堂试习”，如果发现有“性情执拗、资质鲁钝、或举止轻浮、语言涩滞”的情况，即行剔退。由此可见，陆师学堂的招生也颇为严格。 陆师学堂的赡银也有差别：第一年二两、第二年三两、第三年四两。对鲁迅来说，这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它只有3年，可以节约几年光阴。早拿薪水养家糊口，这不是小事情。陆师学堂学制短，待遇却不低。成例是1900年刘坤一制定并报朝廷备案的毕业生月薪标准：“一等学生共三十二名，每名月给薪水银二十四两；二等学生共四十名，每名月给薪水银十六两。”那时的成绩很重要，为了毕业后的薪水，也要好好学习。 按照鲁迅的说法，矿务铁路学堂的开办是因为刘坤一发现了青龙山煤矿，所以在陆师学堂附设了这个学堂。但事实似乎并不这么简单，因为早在张之洞1895年的奏折中，就已经提到：“铁路一项，学有专门，与陆军尤相关系”，所以：“今拟另延洋教习三人，招习学生九十人，别为铁路专门，附入陆师学堂，以资通贯。”从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所藏《江南筹防总局造呈大部核销江南创办陆师学堂起造房屋支用工料等项银两册》可见，陆师学堂及铁路学堂的开办都是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正月十五日得到皇帝批准的。但不知为什么，铁路学堂的招生却被搁置了，直到1898年才开始招生，而且学堂名字变成了矿务铁路学堂。这个“矿”字的增加，大概来自刘坤一。不过，刘坤一把铁路学堂办成矿务铁路学堂也并非自作主张，而是利用了一个好机会。查《清史稿•德宗本纪二》，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之下有“谕南、北洋大臣筹办水师及矿务铁路学堂”的记载。在这个背景上，刘坤一于9月14日上奏折，28日即得到批准，并且马上开始招生，10月15日（九月初一）即进行面试。 10月28日(九月十四)，上海的《中外日报》发表了题为《路矿总局开学》的报道：“月朔总办陆师学堂钱观察，传授各考生到堂前面试，前日榜发，计正取二十名，副取十五名，俟西国技师到宁，即开堂授课。” 最后实际入校的，并不是35名，而是只有24名。而且，由于聘请的外国教习未能及时落实，学堂迟迟没有开学，直到第二年，1899年2月21日，才开学上课。 鲁迅的这段学历，似乎也有解释的必要了。因为1904年鲁迅在日本仙台填写自己在南京的这段学历是这样写的：“自光绪二十四年九月至二十七年九月，在本国南京官立江南陆师学堂学习。”这与真实情况的确有所不符，但过去一直没人关注。近年来一些人致力于给鲁迅揭短，这种明显的漏洞就被抠了出来。这里的问题有二：一是学堂名称不对，鲁迅读的是名不见经传的矿务铁路学堂，却冒充陆师学生；二是开学的时间和毕业的时间都是编造的。事实如何呢？必需指出，这不是伪造学历，而是按照规定填写。因为矿务铁路学堂属于陆师学堂，它就在陆师学堂校园里，学生吃住上课都在陆师学堂校园里，与陆师学堂的学生穿同样的服装，对外有同样的身份。至于开学和毕业的时间，也不是鲁迅自己的编造，而是矿务铁路学堂毕业生统一的写法。因为学堂本应在1898年秋季开学，但因为等待洋教习而拖延到第二年的2月。因为开学晚，所以毕业也晚，直到1902年1月17日才举行毕业大考，毕业证书上的签发时间是“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即1902年1月27日。由此可见，学堂的做法是严肃的，开学推迟了，毕业也推迟，让学生真正学满3年，但在填表时却仍然要按照规定的开学时间和毕业时间填写。 鲁迅来到矿务铁路学堂，似乎完全变了一个人。也许这就是投缘，他与水师无缘，却与陆师有缘，与矿务铁路学堂有缘。他在矿务铁路学堂表现极好，最后以一等生第三名的成绩毕业，并被选派到日本留学。 就教学而言，矿务铁路学堂也许不值得特别称道。但它与水师学堂不同，当时的水师学英国，陆师学德国。所以，鲁迅在水师学堂一个很大的收获是学了5个月的英语，而来到矿务铁路学堂之后，专业教材都是德文原版，学生必须先学德文。所以后来鲁迅的外语熟练程度是日语第一，德语第二，英文只是粗通。在矿务铁路学堂，课程除德文之外，主要是格致、算学、地学、矿物学、熔炼学、地理、历史、绘图、测量、体操等。从课程设置可见，它以开矿为主，以修路为辅。前半期主要是学基础知识，后半期才进入探矿、采矿、修路等专业学习。无论前期还是后期，鲁迅都学得兴致勃勃。尤其是对后半期的地学和矿物学，下了很深的功夫。当时的所谓“地学”，就是今天所说的“地质学”。据周作人所说：矿务铁路学堂的“地学”一项功课“用的教科书是英国赖耶尔的《地质学纲要》的一部译本，名为《地学浅说》。原书出版很早，在地质学中已是旧书了，但原是一种名著，说的很得要领”。此外就是矿物学，鲁迅不仅把教材钻研得很透，而且买来了课外参考书。绍兴鲁迅纪念馆存有一套六卷《金石识别》，就是鲁迅当时购买的，书中有不少鲁迅的批注。学好教材之外，把相关著作找来读一读，是学好一门课的不二法门，鲁迅当时就这样做了。 考察当时上课的方式，其实很简单，而且不足称道：上课时教师把课本上的内容一段段抄在黑板上，学生再把黑板上的内容抄在笔记本上。知识的掌握主要靠死记硬背，相当枯燥。奇怪的是，鲁迅对这种方法似乎很适应，没有异议，也没有与老师过不去。他专心致志地抄讲义，抄得既快又好，以致同学们在后来的回忆中一致夸奖他抄讲义的超常本领。这也许与他在绍兴家中时常常抄书有关吧？他抄过的讲义现存的不多了，现存有5种：绍兴鲁迅纪念馆有《水学入门》《几何学》《八线》《开方》4种，北京鲁迅博物馆存有《地质学笔记》1种。关于地质学的笔记，王冶秋在1942年写的《辛亥革命前的鲁迅》一书中说：“他曾手抄汉译赖耶尔的名著《地学浅说》两大册，图解精密，抄摹实在不易。”周作人也说过：“鲁迅向来勤苦作事，为他人所不能及，在南京学堂的时候，手抄汉译赖耶尔的《地学浅说》（即是《地质学大纲》）两大册，图解精密”。由此可见，当时鲁迅手抄的《地学浅说》是保存良好的，可惜后来不见了。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地质学笔记》只有9页，而且内容互不连贯，大概是那两大本之外的笔记散页。喜欢抄书，是鲁迅的一大特点。这是一个优点，因为对于记忆而言，读几遍都不如抄一遍。课堂上学的内容，整理之后写下来，是一个消化的过程。 鲁迅这个人，应该算是比较挑剔的。但他对矿务铁路学堂没有挑剔，包括对校长，感觉都非常好。也许与这种感觉有关吧，学习兴致高，成绩自然好。可以证明鲁迅学习成绩的，至少有两件事： 一、据张协和回忆：“当时学堂规定每星期只作文一次，凡获得第一名者赏三等银牌一个；每月月考一次，名列第一名者，赏三等银牌一个。四个三等银牌换一个二等银牌，四个二等银牌换一个三等金牌。同学中独有鲁迅换得金牌”。关于此事，不同的回忆略有出入，但只有鲁迅得过金牌，却是异口同声。陆师学堂第二期学生茅迺封的说法是：“教师评分后，前三名可奖得银牌一个，满十个银牌能换一个五钱重的金牌。鲁迅和余维新经常是前几名的，但只有鲁迅一人得到过金牌。” 二、根据江南陆师学堂章程规定，学生毕业时要根据成绩分出一二三等，一等生由总督发给《执照》，二、三等生没有《执照》，只发给《考单》。这里体现着等级社会的思维方式，不是优点，但这种等级划分却证明了鲁迅的优秀。因为鲁迅有《执照》，那是有太子太保、兵部尚书、两江总督等一系列头衔的刘坤一签发的，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它开本相当大，高62厘米，宽47厘米，上面用毛笔正楷写着：“学生周树人，现年十九岁，身中面白无须，浙江省绍兴府会稽人，今考得一等第三名。”《执照》上还开列了7门主要功课的考试成绩：矿学捌分陆厘，地质学捌分柒厘，化学捌分柒厘，熔炼学捌分陆厘，格致学捌分柒厘，测算学捌分柒厘，绘图学捌分伍厘。学堂采用的是10分制，鲁迅的最高分8.7，最低分8.5，很均匀，不偏科。这个分数今天看上去不算高，但在当时却不低。中国历史博物馆明清档案部藏有陆师学生王鸣瑶的《考单》：兵法学5.3，军械学4.2，算学4.7，绘图学6.9，德文6.5……汉文只考了1.4，但他是二等生中的第26名。他们那个年级一等生32名，二等生40名。这样的分数我们觉得低，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分数水分多。那时候人们做事比较认真，比如，《考单》上不仅写明年龄、籍贯、身高、面色，而且填写着左右两手十个指头是“箕”还是“斗”。 在矿务铁路学堂，鲁迅学习成绩很好，但他读书的兴趣仍然很广泛。他对小说、诗歌、画画仍然很有兴趣，甚至对养蚕、养猪、种菊花都有兴趣。从周作人日记可见：1898年春节前，鲁迅从南京寄回的书是画报1本，《百鸟图说》1本，《百兽图说》1本；1899年10月，伯文从南京回家，鲁迅托他带的是《芥子园全集》3函12本，《阅微草堂笔记》4本；1902年1月矿务铁路学堂毕业大考完毕之后，他给周作人带去了4部书：一是《包探案》，二是《长生术》，三是《巴黎茶花女遗事》，四是《农学丛书》——包括《桑蚕问答》《牧猪法》《烘鸡鸭法》《艺菊法》《浏阳土产表》。张协和在《忆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中说：“鲁迅在下课后从不复习课业，终日阅读小说（笔记小说、西厢记等），过目不忘，对红楼梦几能背诵。”由此可见，鲁迅在矿务铁路学堂的学习并不专心，而是大量阅读课外书。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时的鲁迅已经开始大量接受新知识。他有很强的求知欲，常常跑到夫子庙去买书。严复译述的《天演论》就是在那里买的。许多年后，鲁迅在《琐记》中写道:“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哦!原来世界上竞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一个新天地打开了，鲁迅接受新思想，从这里进入新的里程。 说到这里，我想指出一个问题：1898年是那段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先是“百日维新”，后是“戊戌政变”，皇帝被囚，六君子被杀，康、梁流亡海外，百日维新的成果毁于一旦……然而，读鲁迅的回忆文字，却很难看到这些事件的影子。对戊戌变法这样的大事件，作为时间上的经历者，鲁迅似乎没有多少印象。这是怎么回事？ 首先，鲁迅在南京，而不是北京、上海或长沙。历史大事件发生时，置身何地是重要的。且不说北京那样的政治中心，即使是长沙，假设鲁迅去的是时务学堂，做了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的弟子，将会怎样？范源濂和蔡锷就是例子。但鲁迅去的是南京，南京不是维新变法的中心，而且鲁迅遇到的是叔祖周庆蕃那样的人物，不但不会引领他走近时代新潮，而且会警告他，唯恐他离经叛道。这就不能不影响鲁迅，延缓了他对新思潮的接受，也就没有走近维新派。 其次，鲁迅的故乡绍兴虽然算得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镇，却不是得风气之先的现代文化前沿。因此，在他离开故乡之前，除了明遗民的书之外，没有多少读禁书的记录，没有接触多少新思想，对时代的政治风云以及思想界的变化情况所知甚少。因此，他对时代新潮的反应相对迟钝。如上所言，南京不是维新变法的中心，但处于时代大潮中，像水师学堂这样的地方，流行的报刊应该不难看到，教师和学生中也不能没有反应。但是，凡能及时关注并接受的，都是接受者做好了准备。在1898年的夏季，刚刚从绍兴来到南京的鲁迅还没有做好迎接时代政治风云和思想潮流的准备。 再次，恰恰是在那段时间里，鲁迅很忙乱，心情也不好，这不能不影响到他对时代风潮的关心。初到南京，琐事较多，新环境、新生活都需要适应。先是几个月的试习期，小心翼翼不能出错，尤其是要十二分努力地学英文，接着是受处分、被记过，面临被开除的危险，再后来是另寻出路，报考矿务铁路学堂……那一年的大事件恰恰发生在这段时间，忙乱中的周树人几乎无暇顾及时代风云。当他从忙乱中安顿下来，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这就使他错过了戊戌年的历史大事件。 作为生命个体，对于历史大事件，经历过与没有经历过不一样，置身其中与置身事外也不一样。鲁迅错过了戊戌风云，所以没有成为维新派，没有成为康、梁的追随者。直到第二年，他才遇到严复的书，在思想上打开了一扇窗户。从此之后，他的书单里有了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的《群学肆言》，甄克思的《社会通铨》，《穆勒名学部甲》等严译名著，也有了另一些西方社会科学名著。鲁迅去日本留学带了一些书。其中既有《汉魏丛书》《古文苑》那样的传统典籍，又有《中西记事》《科学丛书》《日本新政考》等，而且有谭嗣同的《仁学》。从这些书，可以看到鲁迅在结束南京学业时的知识结构。他已经不再是1898年到南京来时那个周樟寿，而是一个头脑中有了新知识和新思想的周树人。 众所周知，鲁迅后来远离了他在矿务铁路学堂所学的专业，但我想指出的是：在矿务铁路学堂所学的专业领域，鲁迅的贡献是突出的，成就堪称辉煌。因为鲁迅后来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太辉煌，其他成就被掩盖了。可以设想，如果鲁迅不是作家，人们会知道他是翻译家，因为他有几百万字的翻译作品。如果鲁迅不是作家也不是翻译家，人们会知道他是学者，因为他有许多学术著作，仅一部《中国小说史略》，就使研究中国文学的人绕不过去。除此之外，鲁迅还是中国地质学和矿产志的拓荒者。有人说鲁迅是中国地质第一人，有人说他如果不改行，就可能是中国地质学界的泰斗。因为他在1903年发表的《中国地质略论》是中国最早的地质学论文。“侏罗纪”“白垩纪”等一系列地质时代的中文名称，都是通过鲁迅的这篇论文最先出现在汉语文献中，而且被我们沿用了下来。包括“地质”这个名词，也是通过鲁迅的论文第一次在中文著作中出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的确是中国地质学的开荒人。 尤其值得大书特书的，是鲁迅与顾琅合作的《中国矿产志》。该书出版于1906年5月，12月出增订版，次年1月出第3版，到1911年10月又出了第4版。它是中国的第一部矿产志。出版后轰动一时，被称为“国民必读”，第一版出版几个月（1906年10月），农工商部即“通饬各省矿务议员、商务议员暨各商会酌量购阅”，至11月13日，学部将其定为学堂参考教材。 矿务铁路学堂存在了短短3年，只培养了一届学生就停办了。鲁迅作为矿务铁路学堂的毕业生，在离开这个专业之际，把在校学习和研究的成果整理出版，对母校是一种怎样的纪念！矿务铁路学堂没有白白培养他！仅这一点，鲁迅就应该是矿务铁路学堂最好的学生。 四、与《时务报》相关的可疑说法 从鲁迅的回忆可见，他对水师学堂的印象很不好，而对矿务铁路学堂的印象很不错。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地方、同一种体制之下的两所学堂，我们没理由夸大它的差别，但也没理由抹杀它的差别。因为在相同的大环境之下，不同小环境的管理者因为思想境界和见识的不同，有可能创造出不同的小氛围。考察鲁迅的不同感受，除了他在水师学堂出师不利而在矿务铁路学堂一帆风顺之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矿务铁路学堂比较开明。而矿务铁路学堂之所以比较开明，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总办。事情也许真有点怪，矿务铁路学堂的第一任总办钱德培，别的事也许乏善可陈，但德文写得极漂亮，可以与印刷的美术字媲美。后来的俞明震更是与众不同。俞明震何许人也？他生于1860年，比鲁迅年长21岁，这是师生之间年龄的最佳差距。他是浙江绍兴山阴县人，也就是说，他与鲁迅是绍兴同乡，只是不同县。他是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3年散馆后授刑部主事，后至江苏候补道，1900年出任江南陆师学堂总办，自然也是矿务铁路学堂总办。1902年3月，鲁迅赴日本留学，是俞明震亲自把他和几个同学送到日本的。 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常常会遇到一些人，受到一些人的影响，得到一些人的赏识和帮助，因而留下深刻记忆，甚至产生深厚的感情，以至终生不忘。每个人的生命中都应该有这样的人，否则，就是他的生活有残缺，或者他的心理有残缺。在鲁迅的求学过程中，作为老师，难忘的主要有四个人：第一个是故乡绍兴三味书屋的寿镜吾先生；第二个就是矿务铁路学堂的俞明震先生；第三个是日本仙台医专的藤野先生；第四个是章太炎先生。虽然招收鲁迅进矿务铁路学堂的并非俞明震，但他与众不同的风采却给鲁迅留下了强烈的印象，这印象中既有新鲜感，也有赞赏与崇敬。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真的应该感谢矿务铁路学堂，因为是矿务铁路学堂为在江南水师严重受挫的他找回了自信，而最后让鲁迅确立这种自信的，当然是俞明震。是俞明震做总办的时间里，他成了一等生，是俞明震选送他去日本留学，并且亲自把他送到日本，为他的未来铺开了一条路。也正因为这样，研究鲁迅难免要涉及俞明震。不过，研究界关于俞明震在矿务铁路学堂的一些说法，却值得怀疑。 一种常见的说法是俞明震在做矿务铁路学堂总办时常读《时务报》。与此同时，则是鲁迅在矿务铁路学堂时常读《时务报》。这种说法遍及大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和关于鲁迅的种种传记和研究著作。林辰是鲁迅研究界的老一代，他的《鲁迅传》以严谨和平实著称，但在叙述到鲁迅在南京求学时，也这样写道：“在鲁迅入学后的第二年（1900），学校里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有一次是《华盛顿论》，弄得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学生：‘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学校里又设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译书汇编》，都可以经常阅览了。”一般的所谓学术著作就不说了，就连对鲁迅情有独钟而且研究颇深的林贤治，在他的《人间鲁迅》中也这样写道：“第二年，总办换了一个新党人物俞明震。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鼓吹维新的《时务报》……学校变得相当自由化，看新书的风气也流行起来了。校内设立了一个阅报处，除了《时务报》，还有《译学汇编》。” 考察这些说法的根源，都来自鲁迅的叙述。因为鲁迅在《琐记》中写下了两段话，第一段是：“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第二段是：“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很明显，学者们大多是照抄鲁迅的话。然而，无论是总办俞明震坐在马车上“大抵看着《时务报》”，还是学堂阅报处有《时务报》供学生阅读，都是可疑的。 疑点之一：鲁迅读《时务报》到底是在何处？《时务报》是1898年8月8日停刊的，那时候鲁迅还在水师学堂。等到鲁迅进入矿务铁路学堂，已经是1899年的1月，谭嗣同等六君子已经被杀，康、梁逃亡海外，陈宝箴、江标、黄遵宪等数十名维新派人士被罢官，守旧派重新掌权，废除百日维新期间的新政，禁毁鼓吹变法的书籍和报刊。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被禁毁的报刊中，首当其冲就是《时务报》和康梁著作，传阅者是要治罪的。在这种情况下，矿务铁路学堂的阅报处会有《时务报》吗？ 鲁迅与《时务报》相遇，在时间和地点上有两种可能：一是1898年的5月至9月那3个月的时间，即从鲁迅到南京至戊戌政变发生、《时务报》被划入禁毁之列的那段时间。那时候鲁迅在水师学堂。如果那时候他顾得上，如果那时候水师学堂有阅报处，他是能读到《时务报》的；二是如鲁迅所说，在矿务铁路学堂。那么就有几个问题：《时务报》早已停刊，鲁迅读的是旧报；《时务报》是被朝廷明文禁毁的，鲁迅只能是私下里读禁书，而不大可能是在阅报处。也就是说，如果鲁迅最先读到《时务报》确实是在阅报处，那就有可能是在水师学堂，而不是矿务铁路学堂。人的记忆出现“串垅”不足为怪。作家根据记忆写文学作品，张冠李戴或时空错置，也是难免的。但作为研究者，却不应该对作家回忆的真实性不作考查，就照抄过来当作史实使用。 疑点之二，俞明震出任矿务铁路学堂总办是在1900年，那时《时务报》已停办两年。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这份旧报，就已经多少有点奇怪。这份旧报又是朝廷明令禁毁的，他却总是在看，问题就有点儿严重。俞明震有那么勇敢吗？考察俞明震的为人处事，故意冒险以身试法似乎不大可能。所以，俞明震在马车上读《时务报》，也有两种可能：一、那是1898年戊戌政变发生之前的事，他作为新派人物常常在马车上读《时务报》，是正常的；二、做了矿务铁路学堂总办之后，在马车上偶尔违禁看看旧报，也是可能的，但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在看《时务报》，就不大可能了。 鲁迅所写的，应该是关于这个“新党”的传说，或者是对这个“新党”的想象。作为文学作品，而且没有出现人物姓名，这样写或许未尝不可。但学者根据这种描写得出结论，说矿务铁路学堂总办俞明震坐在马车上时大抵在读《时务报》，就有点不负责任了。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原因就在于一些学者在做结论的时候只是以鲁迅的作品为依据，而未核实鲁迅的说法是否属实，也没有到相关历史事件和历史文献中去核实人物言行的可能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