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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林纾 《狂人日记》 鲁迅 刊于《新青年》1918年5月第四卷第五号的《狂人日记》是时在教育部周树人以“鲁迅”笔名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也是现代文学史所公认的中国新文学的第一篇小说。对于这部开天辟地的经典之作，鲁迅多年后的态度却是异常谦卑，声称“但我的来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1]作者的谦和审慎，像极了小说序言中为狂人“撮录”日记的叙事者“余”，与其所塑造的犀利敏感的小说主人公形象形成了有趣的对照。同样有意味的是，作者所塑造的“狂人”形象，是在《新青年》编辑反复催促之下完成的。看似仓促而能一鸣惊人，其实是有着此前漫长的阅读、翻译与创作史积累的[2]。鲁迅吐露的创作秘诀是：“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3]鲁迅道出了自己的文学积累与阅读材源，而对自己如何融汇外部材源的内在才识，在同“狂人”形象的相遇之间发生了怎样的精神碰撞，却是“一点也没有”谈。这或者是因为先前“已经在《呐喊》的序文上，约略说过了”，现在只是“补叙一点”；或者如其所言，“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吧[4]。换言之，相比于自己所创造的现代狂人形象以及狂人形象在现代中国所创造的巨大的思想启蒙意义，鲁迅更在意那些异域文学之光对自己与国人的创造性、启蒙性的精神照耀。在这其中，除了借助日益谙熟的外语日文、德文书刊打开的一片新天地、新世界之外，更为熟悉的母语中文译书与报刊如梁启超（1873-1929）主编的《新小说》《新民丛报》、林纾（1852-1924）翻译的“林译小说”系列，恐怕是吸引青年留学生周树人走向异域世界、触发文学兴趣的最初的光源吧。尽管这形式强劲而内涵微弱的光芒未必正确，也未必深刻。同样是新鲜而陌生的异域世界，各种母语译本以及译者序跋所自带的熟悉而亲近的中国问题、中国气息、中国意识，是外文书刊所不可能具备、无法替代的，因而更能引起危机时代青年人的共鸣。这也解释了一个让人心生困惑的问题：尽管中文译本可能或确实有种种令人不满的漏译误译之处，尽管外语程度此后已进步到可以独立阅读乃至动手译介外国文学作品，鲁迅为什么长时期以来仍然“爱看”、一直未放弃诸如古文大师林纾的“林译小说”呢？笔者在有限的资料中，发现了林译小说中鲁迅阅读过的“狂人”形象，虽然艺术性与思想性远远不及鲁迅重写的“狂人”故事，影响也可能是无意识的、不自觉的，但无疑是幽暗的精神世界中照亮现代文学之父/之路的一束遥远的光亮，一点微茫的灯火。对鲁迅个人来说，自有其意义在。 早在1930年代，即有学者断言：“中国的旧文学当以林氏为终点, 新文学当以林氏为起点。”[5]从作为小说家鲁迅与中国新文学起点的《狂人日记》来说，林译小说无疑是起点的起点。 一、初遇林纾 林纾因排遣丧妻之痛与友人王寿昌（1864-1926）合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一跃而为近代中国译介西方文学的第一人，多少有些传奇的意味，但也绝非偶然。尽管并无像严复（1854-1921）翻译《天演论》那样的卓越见识与思想自觉，也无任何世界文学的基本知识与外文功底，端赖一手化腐朽为神奇的古文功夫，林纾“耳受手追，声已笔止”，运笔如风，效率惊人，竟然能将西方文学史通常认为是二三流的小说，翻译/翻身为经典之作，在中国市场大大流行。“五四”前后两代人，前者如周氏兄弟、胡适（1891-1962）、郭沫若（1892-1978），后者如冰心（1900-1999）、丁玲（1904-1986）、苏雪林（1897-1999）、钱钟书（1910-1998）等，无不是林译小说曾经热心的读者。林译小说以其特有的魔力风行一时，对“五四”新文学的启蒙意义之大，影响之深，如今看起来似乎都有些匪夷所思。 所谓“译才并世数严林”，严复与林纾作为二十世纪初年译界最负盛名的两位大家，都对鲁迅产生过深刻影响。在鲁迅好友许寿裳（1883-1948）眼里，林纾虽“不谙原文，系经别人口述，而以古文笔法写出”，却能“译述小说有百余种之多，也是首开风气的事业。”[6]鲁迅与林译小说的相遇，从林译第一部《巴黎茶花女遗事》就开始了。周作人（1885-1967）日记里保留了一些鲁迅持续购读林译小说的记录。最早是在1902年1月的辛丑日记里，鲁迅当时还在南京矿路学堂读书，曾给周作人带来包括《巴黎茶花女遗事》在内的四部书。鲁迅去日本留学后的1903年4月，周作人还曾接到“大哥来信”，“令购”林译《华生包探案》一书，“并嘱寄往日本。”1904年夏历三月，周作人又收到了鲁迅寄自日本的十一册书，其中就包括林译的《利俾瑟战血余腥记》[7]。在同年10月给蒋抑卮（1874-1940）的信中，鲁迅也提到了阅读林译《黑奴吁天录》的感慨，其中有云：“昨忽由任君克任寄至《黑奴吁天录》一部及所手录之《释人》一篇，乃大欢喜，穷日读之，竟毕。拳拳盛意，感莫可言。树人到仙台后，离中国主人翁颇遥，所恨尚有怪事奇闻由新闻纸以触我目。曼思故国，来日方长，载悲黑奴前车如是，弥益感喟。”[8]据当时和鲁迅同在弘文学院读书的许寿裳回忆，林译小说“出版之后，鲁迅每本必读”[9]。周作人在1906年与鲁迅同往日本后，兄弟二人日夕相处，观察与描述更为细致：“我们对于林译小说有那么的热心，只要他印出一部，来到东京，便一定跑到神田的中国书林，去把它买来，看过之后鲁迅还拿到订书店去，改装硬纸板书面，背脊用的是青灰洋布。”[10]由此可见，鲁迅当时追读林译小说是如何的痴迷，如何的精致。尽管此时已逐步掌握了日、德两种外语，还经常去东京的书店委托定购“瑞克阑姆”丛刊等德文书刊，具备了独立阅读与翻译能力的鲁迅似乎仍热情不减，并未放弃对林译小说的阅读。对这位如饥似渴、急于寻求新知的青年留学生来说，林译小说似乎不仅仅是一种早年积累的阅读习惯或惯性，而仍然是一种深具趣味与引力的不可替代的资源。 何为相遇？如果仅仅只是一种阅读，还不能称之为相遇。用竹内好的话来说，鲁迅“尽管很早就读了屠格涅夫的东西（在日本也是这样），但却没有与之相遇。” [11]这里的相遇，还在于与小说作者或小说人物气质的相近，能够在精神世界发生深刻的碰撞与深远的影响吧，比如鲁迅对高尔基，“他晚年好像很尊重高尔基，但两人的气质完全不同，所以不能亲近。”而果戈理“让他倍感亲切”，安特莱夫、迦尔洵对鲁迅的影响则是“深刻的”[12]。从鲁迅后来对林纾的批评来看，二人渐行渐远，气质绝不相类。鲁迅当时所迷恋的，大概只是早期林译小说及其所开辟的崭新世界吧。而且如周作人所说，“也只以早期的林译本为限”。“到了民国以后，对于林琴南的译本鲁迅是完全断绝关系了”[13]。 “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14]，鲁迅所说的“先前”，主要发生在什么时候呢？从周作人、许寿裳等人的回忆来看，对包含林译小说在内的“百来篇外国作品”，鲁迅最为重要的阅读期应该是在1902年到1909年之间负笈东瀛的时期。那么，可以称得上与鲁迅相遇而产生深刻影响的林译小说有哪些呢？周作人提到了鲁迅当时精心购藏的有五种书，包括《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埃及金塔剖尸记》《鬼山狼侠传》和《迦茵小传》《鲁滨孙漂流记》，后来的几部如《玉雪留痕》《橡湖仙影》，“已经看得有点厌倦”了[15]。随着“摩罗诗力说”等诗学观与翻译观的确立，鲁迅的品味与眼界更高，那些后来“译得随便”的林译小说，便很难让鲁迅满意了。在这些早期读物中，对鲁迅影响最深的是1905年2月和10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迦茵小传》和《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两部。 二、“小传”问题 在鲁迅当时购藏的林译小说中，大多是哈葛德(Henry Rider Haggard，1856-1925)的小说。也难怪鲁迅后来心生厌倦，对许寿裳时常抱怨说：“林琴南又译一部哈葛德！” [16]在鲁迅最初购读的哈葛德的几部小说中，《埃及金塔剖尸记》与《鬼山狼侠传》的趣味在于“古怪”或者“新奇”[17]，《迦茵小传》（Joan Haste,1895）的境界则更高一些。郭沫若在《我的幼年》中回忆说，林琴南的小说在当时很流行，“那也是我最嗜好的一种读物”，其最初阅读的《迦茵小传》也是“所读过的西洋小说的第一种”，尽管“这在世界的文学史上并没有甚么地位，但经林琴南的那种简洁的古文译出来，真是增了不少的光彩！” [18]一部默默无闻的外国小说，经林纾翻译而在中国大放光彩，乃至对新文学巨子如鲁迅、郭沫若等人产生重要的启蒙效应，正是原著生命力在跨文化接受中获得绵延的一种普遍现象。如果说，作为浪漫诗人的郭沫若的阅读感受是“那女主人公的迦茵是怎样的引起了我深厚的同情，诱出了我无限的眼泪哟！” [19]，那么，在多年之后，鲁迅所感叹的则是译本之争背后的礼教或反礼教问题。在1931年7月的一次演讲中，鲁迅谈到了自己当年精心装订收藏过的这本小说： 然而才子+佳人的书，却又出了一本当时震动一时的小说，那就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迦茵小传》（H.R.Haggard：Joan Haste）。但只有上半本，据译者说，原本从旧书摊上得来，非常之好，可惜觅不到下册，无可奈何了。果然，这很打动了才子佳人们的芳心，流行得很广很广。后来还至于打动了林琴南先生，将全部译出，仍旧名为《迦茵小传》。而同时受了先译者的大骂，说他不该全译，使迦茵的价值降低，给读者以不快的。于是才知道先前之所以只有半部，实非原本残缺，乃是因为记着迦茵生了一个私生子，译者故意不译的。其实这样的一部并不很长的书，外国也不至于分印成两本。但是，即此一端，也很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对于婚姻的见解了。[20] 对这部“震动一时的小说”，超级读者鲁迅自然也在“震动”之列。鲁迅不仅读了林译本，而且还注意到当时国内发生的译本之争的风波，以致在多年之后仍念念不忘，印象的确深刻。杨紫（蟠溪子）与包天笑（1876-1973）在1901-1902年合译了《迦茵小传》下半部，先在《励学译编》上连载,1903年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单行本，比林纾的全译本早出版了两年。鲁迅的演讲有几处属于个人猜想或记忆错误，后来有学者曾对此做过考订[21]。其实，鲁迅的一些推断或发挥基本上从寅半生（钟骏文，1865-1908）当时攻击林译本的文章印象而来的，而寅半生的文章本身也多是基于猜想。比如所谓“蟠溪子所苦心孤诣而曲为迦茵诲者”[22]，以为译者为保全迦茵冰清玉洁的高尚形象而“百计弥缝”、曲意诲饰，并不合乎事实，不过是守旧派们自己不肯接受文本事实的卫道“苦心”。据包天笑回忆，先译者并无大骂林纾，林纾还特地写信向他们致意；杨紫在旧货店淘到的一本残旧的英文小说也的确只有下半部，上半部曾四处搜集而未得到[23]。《迦茵小传》与《巴黎茶花女遗事》故事相似，都是讲女子为顾全男性而自我牺牲的爱情悲剧。不同的是，林纾1905年的全译本披露了平民女子迦茵与勋爵之裔亨利相爱后未婚先孕与私生子的事情，引起金松岑（1874-1947）、寅半生等人的不满，攻击其“诲淫”[24]，不该暴露“丑行”： 吾向读《迦茵小传》而深叹迦茵之为人清洁娟好, 不染污浊, 甘牺牲生命以成人之美, 实情界中之天仙也。吾今读《迦茵小传》而后知迦茵之为人淫贱卑鄙, 不知廉耻，弃人生义务而自殉所欢, 实情界中之蟊贼也。此非吾思想之矛盾也，以所见译本之不同故也。盖自有蟠溪子译本，而迦茵之身价忽登九天；亦自有林畏庐译本，而迦茵之身价忽坠九渊。[25] 迦茵在节译本的形象是“清洁娟好, 不染污浊, 甘牺牲生命以成人之美, 实情界中之天仙”，而在足译本中则被完全败坏了，“为人淫贱卑鄙, 不知廉耻，弃人生义务而自殉所欢, 实情界中之蟊贼也。”“迦茵之身价”因而“忽登九天”,“忽坠九渊”。完整而受损的迦茵形象让守旧派愤愤不平、无法原谅，却在郭沫若等新派作家那里获得满含眼泪的同情与感动。鲁迅没有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但经过回忆修正而偏离事实的演说，指向了对传统才子佳人病的批评，对礼教、女性贞操问题的反击，对林译小说的全译本，鲁迅是回护的、认同的。 人的思想和意识犹如绵延不绝的河流，诉诸表达与形成文字的永远是很小的一部分。鲁迅从《迦茵小传》那里所受的影响和形成的看法，没有披露的部分总是比有限表达的那一部分要更多。比如1909年留下的一份《劲草》译序的残稿手稿，寥寥数语中，就提到了《迦茵小传》的两个版本问题：“因念欧人慎重译事，往往一书有重译至数本者，即以我国论，《鲁滨孙漂流记》，《迦因小传》，亦两本并行，不相妨害。爰加厘订，使益近于信达。”[26]译本之争显然在当时就引起了鲁迅的注意，鲁迅对林纾译本的“信达”之处是肯定与赞同的，这与其后来在译《域外小说集》时所提倡的直译理念，有着遥远的呼应。 《迦茵小传》的版本争议也牵涉到何为“传”或“传”何为的问题： 且传之云者何谓乎？传其品焉，传其德焉，而使后人景仰而取法者也。虽史家贤奸并论，而非所论于小说家言。今蟠溪子所谓《迦茵小传》者，传其品也，故于一切有累于品者皆删而不书。而林氏之所谓《迦茵小传》者，传其淫也，传其贱也，传其无耻也，迦茵有知，又曷贵有此传哉！甚矣，译书之难也，于小说且然。[27] 在寅半生看来，小说不同于史传，作为小说家的传记，应该传其品德方能于社会有所裨益。蟠溪子译本“传其品也，故于一切有累于品者皆删而不书”，而林译本“传其淫也，传其贱也，传其无耻也，”这是旧派学者攻击林译本的理论依据。鲁迅在1921年创作的《阿Q正传》，也是一本以“传”为题的小说，自然也要面对林译本当年所遭遇的争议问题。所以，《阿Q正传》开头先写一个“正名”似的序言，既是小说结构本身的需要，同时也是文体观念上的回应。所谓“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于是人以文传，文以人传”，鲁迅却偏偏要为连姓赵也不配的小人物写传，不无反讽与诙谐的小说家言，正是对“不朽”之论的解构，所对应的也正是多年前寅半生文章中“使后人景仰而取法”的正统之论。为一位可笑而可悲的小人物写传，小说是否具有合法性？而且人物品德相对于林译小说中的迦茵姑娘，也更是大有问题。阿Q至少从形象上看，嗜赌好酒、调戏妇女、偷窃衣物、欺软怕硬，可谓五毒俱全，是个标椎的游民与无赖，鲁迅偏偏要做“速朽的文章”，为这位“长衫人物”所鄙夷的为非作歹、梦想造反的小人/小人物作传。《阿Q正传》对等级森严、陈腐僵硬的史传观念发起颠覆性、破坏性的挑战，一方面是因为“五四”文学革命的风气激荡，一方面也是因为林译小说的阅读感受早已化入鲁迅心魂深处，而可以在文学革命的风气激荡之下，被重新激活与召唤出来，乃至形成一种超越性的新创作。 对于“传”的名目，小说开头也专有一段讨论：“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这原是应该极注意的。传的名目很繁多：列传，自传，内传，外传，别传，家传，小传……，而可惜都不合。”[28]鲁迅借“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圣人之言，其实回击的正是那些包括批评《迦茵小传》不配作传者在内的圣人之徒们。其中也提到“小传”：“或‘小传’，则阿Q又更无别的‘大传’了。”虽然和其他“传的名目”一样是舍弃不用，隐约夹缠着当年关于《迦茵小传》林译本之“小传”是否合法的争鸣痕迹。鲁迅留下一笔，而未直接道出，或许到了“五四”时代，那些新旧论争的前史真的已不足为外人道了吧。小说叙事者最后总结说：“便从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说家所谓‘闲话休题言归正传’这一句套话里，取出‘正传’两个字来，作为名目”。[29]“正传”取自“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说家言，打着小说的旗子鄙薄小说，所反讽的，还有当年守旧者们攻击林译本《迦茵小传》时所持的小说不如史传的观念，亦即“林纾则自诩译本之富，俨然以小说家自命”云云。有趣的是，鲁迅所引的“引车卖浆者流”一语，是林纾致蔡元培的公开信中，用来表示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非常有名的一句话，鲁迅后来也多次引用过。过去学者也有所注意，不过他们所忽略的是，“传的名目”一节，其实也和林纾有关。当年的林译小说，和梁启超的“新小说”一样，是以新的面目出现而引起“小传”与礼教之争的；戏剧性的是，到了“五四”时期，当年被守旧派攻击的新人物，又站在了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新和旧，是相对的，也是流动的，鲁迅不满于后来走向保守的林纾与林译小说，而对早年的林纾与林译小说仍充满感激与同情。新与旧，或师或敌，就这样纠缠在一起，是矛盾的，也是一致的。《阿Q正传》以喜剧的笔致写悲剧的故事，何尝不是历史与现实之间亦悲亦喜、亦新亦旧的真面目？ 三、初见“狂人” 如果说给阿Q作传不成问题，在中国文化土壤上创造一个属于现代中国的新的“狂人”形象，那就更不成问题了。《迦茵小传》之于鲁迅，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意义，就是赫然出现了“狂人”的形象。小说中狂人家族的一员便是拥有数百亩土地的当地土豪洛克。其为人阴鸷凶狠，精明势利，粗鄙下流，一直爱慕、纠缠迦茵，而为迦茵所拒。迦茵“绝代丽质”，“美文而通”，虽出身微寒而品性高洁，可惜“清俊之才，所托不类”[30]。洛克家族有遗传疯病，其祖父购摩亚庄经年，“遂遘风疾。其妻不听舁入风人之院，幽閟之家。至今所居窗外，尚有铁杙椓其窗，即防风人逸也。”[31]“风疾”“风人”之“风”，通“疯”，亦即疯病、疯人。疯子后来发狂时，打死了妻子与守门人。这个小说中的故事七十年前就已“流传二世”。关押疯人的屋子是洛克祖上从教堂偷来的木板、厚砖建筑而成的，里面多有雕刻狰狞之怪像，阴森恐怖。小说第二十八章写迦茵姨母因贪财图利，跑到洛克那里去出卖隐身在伦敦的迦茵信息时，看到了洛克所住的疯人屋子不寒而栗、心生恐惧。迦茵后来为了成全亨利与富家之女爱玛的婚姻，被迫牺牲自己而违心与一直厌恶的洛克订婚。当迦茵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洛克家时，先是遇到“二狗奔出，一狗最狞”，而洛克“今日举止，殆如其祖父，行将颠矣”，继而被引入房间： 室中用亮光通明之纸，密糊四壁，时当炎熇，先为阳光所逼，眼皆生缬，且室中石像，森严可怖，迦茵一入，发肤皆栗。 然楼仅一窗，而窗口则以铁条为窗柱，装似犴狱，患逃囚者。[32] 迦茵所看到的景象，犹如疯人院，新婚之房，似乎就是当年关押疯人的铁屋子。小说最后，洛克将迦茵锁在铁窗屋，怀着扭曲的嫉妒心，乘着暗夜埋伏在半道上伏击亨利时，迦茵逃出去欲救亨利，此时所想的是：“亨利前程至远，吾安听彼狂人死之草碛之上？”[33]洛克误杀迦茵后“狂喊而逃”，不知所踪。由第二十八章到最后一章，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故事悲剧性的创造与结束，除了作为主线的“情”，还在于一个“狂”字。 在林纾译本这里，“风人”、“狂人”同时使用，狂人即是世俗意义的疯子，完全是负面的形象。不是鲁迅小说中的被迫害狂，而是一个反面的迫害狂。同时期的明治日本文艺界在译介果戈理、高尔基、安特莱夫、迦尔洵等俄罗斯文学与作家时，已经发现了具有“尼采流”的超人气息、精神意义和现代价值的“狂人美”[34]，林译小说自然不可与之同日而语。其“狂人”形象也与鲁迅后来所创作的《狂人日记》相距甚远。鲁迅与林译小说的“狂人”只是初次相遇，且非小说主角，虽进入阅读视域，但不能过高评价。不过，狂吠之狗、铁窗之屋的压抑与恐怖，狂人的发狂与暗夜的阴冷气息，对鲁迅后来创作中出现的铁屋子意象、狂人形象，谁又能说早期读物没有任何一点启示，哪怕是一丝遥远的联系呢？笔者曾提出狂人出现的三个界定性条件：阴冷而封闭的气氛、围观的群众和精神性的狂想[35]。在《迦茵小传》中，这些都基本具备了。 有意味的是，鲁迅在三年后的1908年和周作人一起翻译《域外小说集》时，选译了安特莱夫的《谩》，写嫉妒的男子杀死可能出轨的女子，与《迦茵小传》的狂人故事情节相似。直接的原因是明治文坛的安特莱夫译介热对鲁迅的启发，但多少也与之前阅读《迦茵小传》有些无意的联系吧。正像包天笑和杨紫之所以要译《迦茵小传》，就是因为之前读过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感到这本英国小说“有点像《茶花女遗事》”[36]。 从北京鲁迅博物馆所藏的鲁迅早年的日式剪报《小说译丛》来看，鲁迅收集过果戈理、屠格涅夫等人的十篇日译小说，主要是在1906年5月到1907年5月之间[37]。鲁迅注意到二叶亭四迷所译的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是在1906年离开仙台医专之后，高尔基的《二狂人》也是在1907年7月的《帝国文学》杂志才有了日译本。那么1905年出版的《迦茵小传》，则显然是鲁迅更早的读物。从这个角度讲，林译小说中的狂人形象，是鲁迅所阅读的外国文学中更早遇到的一位，或者说，是发现狂人形象链条中相对初始的一环。就此而论，林译小说中的英国狂人恐怕要比鲁迅注意到的明治狂人、俄国狂人还稍早一些，而且是在中译本及其语境下读到的。 当然，如果继续往上追溯，可能会有更多的线索。比如，鲁迅自己在1903年翻译的儒勒•凡尔纳（Jules Gabriel Verne，1828-1905）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中，也出现了将反对派称为“狂人”的话，第十一回还有亚电等人对历史上所发生的“月球关系疾病”的讨论。所举的例子如：“千三百九十九年时，查理第六世，有时因月之盈亏而发狂疾。又据歌尔氏的实证，知凡因病发狂者，当新月及满月之际，必发病两次，其所据极确。”[38]译本中的历史/科学知识显然也给了鲁迅启发，于是就有了《狂人日记》这样的开头：“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也有了这样的第二段：“今天全没月光，我知道不妙。”[39]不过，《月界旅行》这些早期的翻译还都只是有一些“狂人”的影子而已，或是一种偶然，或是一种形似，鲁迅此时还远未真正形成自己的思考。鲁迅随后在林译小说中再次见到“狂人”，想必有种种相互交融/交错的启发与感受吧？是的，鲁迅不就是在这样日常生活的阅读、翻译、思索与感受中，在点点滴滴的无形积累与精神融入中，渐渐有了自己独立的文学思考与思想觉悟吗？ 结 语 那么，又如何看待阅读的材源与创作之间的关系呢？这些年来，日本学者北冈正子对鲁迅早期文章与留学生活做过严谨考证与细密推断，李冬木对鲁迅周边日本书与精神场域做过精心梳理与认真考察，这些工作大大推动了明治日本与鲁迅关系的研究，是非常必要与应该重视的。不过，需要补充的是，对鲁迅产生深刻影响的，除了明治日本思潮的外部刺激，更有周边中国留学生文化圈的直接熏染。对当时立誓“我以我血荐轩辕”、深怀家国忧思而急切寻路的青年留学生周树人来说，明治日本是周边的周边，中国意识则是周边的核心。所谓周边与中心，是就主体所身处的位置而言，并非所受影响或重要性的程度。周边并非是不重要的意思，相反，其对主体思想的形成，恰恰可能有一种激发中心的意义。本末与源流，都需要辩证看待。我们所看到的材源，不过是浮出海面的冰山一角。中国问题与中国意识是一个更大的海面，而无数的材源沉浮于其间。 在文献考证的基础上，我们还应注意到文献考证研究无法完成的部分。其一是有形、有限的文献所不能抵达的无形、无限的主体精神世界。思想的流动或心灵的冲动有时无法形成文献，或者尚未形成文献。无论是未完成的理性思考，还是未涌现的心灵冲动，冰山下面幽深而无形的精神与思想世界总是更为丰富、更为复杂的。这意味着，我们既需要借助有形的文献，又不能只借助有形的文献。其二是有形、有限的文献考证在方法论上无法抵达的相对开放或独立的文本世界。正如有学者所论：绵密严谨的实证与推理，尽管使我们可以看到周树人如何勤奋地摄取各种思想资源，非常有眼光地组织整合材料，但“这样的方法在鲁迅小说的独创性面前并不是通用的。含英咀华的外国文学作品阅读没有在周树人成为小说家鲁迅的后来创作中留下仿写、挪用的痕迹，而是早已化作其生命的一部分。”“对于一个小说家内心深处秘密泉涌的那部分，我们只能通过文学理论的方法去探索和阐释。”[40]在文献与方法、理论与思想之间，亦当如是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