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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一战”爆发前，规模庞大的鸽子种群在英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不同角色。“一战”爆发后，英国迅速进入战时体制。在不断修订和细化的《国土保卫法》中，保障通信安全始终是一项重要内容。随着战事进行，信鸽从最初被严格管控、动辄射杀，逐渐拥有了被管控与受保护的双重待遇。这一变化，受到战时状态下信鸽角色转换与形象变迁的共同推动——信鸽的军事价值使保护信鸽成为人们保护情报，进而保障通信安全的必然选择，而人们在战争期间对信鸽形象的人性化塑造，有助于公众理解信鸽保护条例和动物福利理念。 关键词：英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 信鸽 国土保卫法 情报 作者简介：贾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史研究中心成员。 1914年8月8日通过的《国土保卫法》(The Defence of the Realm Act， DORA)是英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制定的紧急事态法。它事无巨细地建立起一系列社会管控机制，赋予政府在战争期间征用建筑物或土地、制定刑事犯罪法规等权力。在不断修订和细化的过程中，《国土保卫法》对信鸽（carrier pigeon）从最初的严格管控转向了管控与保护并重。为何立法管控信鸽？立法的后续变化何以产生？英国信鸽在“一战”中的角色转换与形象变迁究竟有怎样的关系？英国信鸽的形象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本文以英国信鸽“一战”经历与角色转换为着眼点，综合运用历史文献，对上述问题展开探讨。 从历史文献来看，除《国土保卫法》外，官方档案罕见有信鸽的记载，而《泰晤士报》《晨邮报》和西线堑壕期刊中有多篇关于军中信鸽的报道。1928年，驯鸽专家、英国“一战”信鸽部队组建人和负责人之一——A. H. 奥斯曼的回忆录《大战之鸽——1914-1918年信鸽部队全史》在伦敦出版，回顾梳理了英国海、陆、空军信鸽部队的成军史，对各自的运转机制和作战效能进行了评估。这些文献尤其是亲历者的记述，为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史料基础。 国内学界对“一战”中人与动物的关系关注较少，国外学者对“一战”期间信鸽部队的研究方兴未艾。南非历史学家亨德里克·斯奈德斯撰文探讨了研究“一战”动物的价值。他概述了“一战”期间各国信鸽部队的状况以及“一战”后比利时、法国、德国等地建立起来的信鸽及其主人的纪念碑，指出虽然这些纪念物是传统的纪念方式，但纪念主题有了新突破，且在特定的时间点，从实践层面具体呈现这一独特群体的重要性及其价值，展现了人类和宠物间的特殊关系，但在当前对人类以外的动物记忆，特别是对鸽子记忆的历史批判中，这些问题被草率地忽略了。人类战争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对人类、人类以外的动物和整个环境都有广泛影响。无论是作为战友、战争吉祥物、军火库中的弹药，还是战场本身的一部分，动物的命运都不可避免地与人类事务联系在一起。由于无法在人类冲突中保护它们，或让它们能在人类冲突的破坏性后果中独善其身，故承认它们的存在和痛苦，从其本身的贡献去纪念它们，是合乎情理的。英国军事史学者布莱恩·N. 霍尔的专著《通信工程与英军的西线行动：1914-1918》，对英军通信部队的构成及作用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其中信鸽部队是重要的研究对象。该书与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从鸽到驮马——通信部队动物简史》相比，补充了更多的历史细节。英国军事史学者杰维斯·菲利普斯著文探讨了英军信鸽在“一战”西线堑壕中的角色，指出英国陆军在战前拒绝使用信鸽，但为了解决法国和佛兰德斯战场上的通信困难问题，组建了信鸽部队。在1915-1917年胶着的战场上，信鸽这样的“旧技术”被证明比无线电更为可靠，这也提醒人们在研究军事史时不要过分强调技术革新的作用。 可见，尽管有国外学者意识到了研究人与动物之关系的意义，但目前“一战”信鸽部队的研究并未充分体现“关系”——要么侧重人事，考察部队建制以及作战效能，要么侧重动物，强调信鸽对通信技术的补充。事实上，人与鸽的关系并非仅仅存在于战场上或者战争期间，考察战前和战时的人鸽关系及其变化，有助于认识这场史无前例的总体战对人与物的全面动员，也有助于理解一些看似“奇怪”的战时法律规章为何出现以及如何发挥效力。 一、“一战”前的英国鸽群及其多重角色 鸽子根据驯化与否可分为家鸽与野鸽，家鸽包括肉鸽（dragoon pigeon）、赛鸽（racing pigeon）、信鸽和观赏鸽（show homer pigeon）等，野鸽包括林鸽（wood pigeon）和岩鸽（rock pigeon）等。整体而言，在“一战”之前，野鸽由于啄食农作物，是英国农民的猎杀对象，肉鸽开始成为英国人的动物蛋白质来源之一，赛鸽为英国的养鸽人和爱好者提供比赛娱乐并带来物质奖励，信鸽被部分地用于民用和军用通信。在信鸽的军事应用上，英国落后于欧洲大陆国家，陆军则落后于海军的步伐。 培育赛鸽和信鸽都是对鸽子归巢能力的利用，前者侧重速度和耐力，后者侧重归巢准确性。尽管不同种类的鸽子飞行速度不一样，但平均速度每分钟可达1千米，而且鸽子能连续飞行16小时，在晴朗的夏日每天可飞800-1000千米。赛鸽正是为了满足人们对速度和耐力的竞赛需求而培育出来的，比利时从19世纪上半叶就大量开展赛鸽的杂交和养育活动。赛鸽运动在比利时、英国和法国蔚然成风，比利时的赛鸽协会超过一千个，每年比赛超过一千五百场，总奖金高达90万法郎。英国的赛鸽运动虽不至如此狂热，但也有大量赛鸽爱好者，1896年还成立了全国性的国家竞翔联盟（National Homing Union），即皇家赛鸽协会（Royal Pigeon Racing Association）的前身。 19世纪80年代，法、德、奥、俄等欧陆国家都在研究信鸽的军事用途，英方也有人关注和尝试。普法战争后，比利时鸟类专家指导法国建设信鸽邮递部门，建起8个军用信鸽站，法国军费中有10万法郎被用于此。德国几乎每个大型城镇都有信鸽协会，皇帝热衷于此项运动，每年都会为四百千米以上的竞赛颁发金牌，陆军大臣和农业大臣也提供类似奖励，并建起9个军用信鸽站。奥地利第一个信鸽协会成立于1873年，1875年建立了第一个军用信鸽站。俄国1874年决定部署军用信鸽，到80年代共有3个军用信鸽站。尽管赛鸽在英国是项喜闻乐见的休闲方式，且信鸽也被用于出版界，如伦敦等地有聪明的记者会通过飞鸽传书向报社传递信息，但直到1884年，英国一个军用信鸽站也没有。 1886年1月，在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的一次会议上，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讲师H. T. 阿勒特上尉宣读了他的论文《战时使用信鸽传书兼论欧洲的军用信鸽系统》。他指出，当务之急是要思考在无法使用电报、铁路和传令兵的情况下，信息如何被安全迅速地发给接收者。他列举英军在祖鲁战争、布尔战争、苏丹战争和英缅战争中通信受阻的情况，认为下列情况出现时，需要使用其他更好的联络方式：（1）缺少用以建设电报设施的必要物资；（2）保持与被包围地区的联系；（3）在山区、沼泽等修建电报设施费时费力的地方，以及电报设施无法被有效保护的地方；（4）处于移动状态的舰队想与岸防堡垒或陆军建立联系。阿勒特继而介绍了欧洲军用信鸽系统的情况，最后总结道：英国与外部世界的电报联系或许不会受袭，但在紧急状态下，信鸽能提供与欧洲大陆间直接、便宜和迅速的联系。尽管大力修建了堡垒和岸防工事、配备枪炮并派兵驻守，但当其被围后，我们却无法与之建立联系。 此后，英国军方人士对信鸽的关注开始增多。1894年起，一些皇家海军军官自掏腰包对信鸽进行系统化的军事训练。他们用鱼雷艇将信鸽带到海上，先近后远、循序渐进，让信鸽飞回普利茅斯等地。实验证明，鸽子可以从距离陆地数百英里的海上准确回到鸽舍。同样的距离，船只需要全速航行14-15小时，而信鸽只需3-4小时。1896年，英国在直布罗陀海峡建立了军用信鸽站。1899年，朴次茅斯、达特茅斯和施尔尼斯都有了英国皇家海军的信鸽站，在册鸽数超过一千只。同年，也有评论员担忧：“它们显然只能以一种方式提供服务（回到固定地址），而不能向移动的军队发送信息”，为指挥机关在每个可能的地点都安置鸽舍也不现实。信鸽的可靠性更令人担心，“它们在战时容易气馁或迷失”。陆军部最终于1907年7月15日撤销了1898年设立的试验性的信鸽部门。 二、《国土保卫法》的控鸽条款及其变化 1914年8月8日，即英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第4天，议会通过了《国土保卫法》。大战期间，该法经历了不断的修订和细化。为保护通信安全，《国土保卫法》对信鸽从最初的严格管控转向了管控与保护并重。 1914年《国土保卫法》开篇提出5点目标：（1）防止有人与敌联络，故意获取情报，危及国王陛下军队的胜利，损害盟友或有利于敌人；（2）保证国王陛下军队和船只的安全，保证所有通信手段和铁路、港口及大小港口的安全；（3）防止散布内容虚假的报告，以及可能引起不满的、干扰囯王陛下军队在海陆战场取得胜利的或损害国际关系的报告；（4）保护海军部所属船只的航行；（5）阻止对敌提供援助或危及战争胜利之事。 1914年《国土保卫法》细则第21条规定：若无地方警察局局长的授权，任何人不得饲养或持有信鸽，亦不得将其带入英国。若未经合法授权违反本条例之规定，乃是犯罪行为（如违反第21条之规定，但可证明其行为无意协助敌人的，将判处不超过6个月的劳役徒刑）。警察局局长和海关关长若认为有必要或有益处，可将任何违反本条例而饲养或带入英国之鸽子释放、拘留或销毁，或令携带者及其鸽子立即乘来航船只返回出发地。所有信鸽持有者在遇到警察，海军、陆军或空军军官，巡逻哨兵或承担其他类似义务的水手、士兵和飞行员时，须出示许可证，否则将会被逮捕。 从细则第21条和法令的关系来看，鸽子被列为管控对象是必然的——在法令所明确的5点目标里，前3点与信息安全直接相关，第5点则间接相关。鸽子尤其是信鸽具有信息传递能力，会对上述4点形成潜在的威胁。更为严重的是，与无线电相比，鸽子在空中默默飞翔，没有电波证明它被用于传递信息，也没有信息可以辨别它的起点与终点，更不可能从外形判定阵营。因此，英国境内禁飞鸽子的逻辑是很明显的——净空之后若再发现鸽子，即可以假定它们都由敌军或间谍放飞，可以果断击落。据A. H. 奥斯曼回忆，为落实净空的要求，警察还到鸽舍检查，要求养鸽人捆住鸽子翅膀以防飞走，这导致许多鸽子死亡。陆军部随后成立了志愿鸽战委员会（Voluntary Pigeon War Committee），主要成员都来自国家竞翔联盟。委员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印制和分发宣传画册，以方便警察区分鸽子种类，辨别哪些鸽子可以用于传递信件（增强针对性）。 1916年1月27日，《国土保卫法》细则增加了第21条A款，以下即属犯罪行为：（1）打死、打伤或骚扰信鸽，持有不属于自己的信鸽，或者未经主人允许持有其信鸽；（2）发现信鸽死亡或者不能飞行，未及时将信鸽移交或送交附近的军事哨所或警察局，且未提供信鸽被发现的地点；（3）得知有类似信鸽死亡或者不能飞行的情况后，未马上联系军事哨所或附近的警察局。 很快，不到一个月就有人因涉嫌打死鸽子而在西汉姆受审。2月22日，威廉·普莱特被控在斯特拉特福德市米尔斯沼泽射杀了一只信鸽。一名警员证实，他看见一只信鸽经过沼泽向维多利亚公园方向飞去，被告连发两枪将其击落。国家竞翔联盟的秘书长亨利·克莱门特·豪登称该信鸽1911年出生，非常称职，正在接受陆军部的训练。鸽主亨利·考克斯称该信鸽价值3英镑。被告则否认指控，并找来三名证人，称其打下来的是燕八哥（starling）。法庭书记员认为被告适用100英镑罚款或者6个月徒刑。陆军部信鸽部门的一名军官强调，《国土保卫法》的规章和射杀信鸽的代价已被广泛宣传过，在信鸽承担战争义务的情况下，射杀信鸽是重罪。最终，被告被判罚款10英镑，并赔偿鸽主3英镑。 此次轻判的前提是证据不足，但也反映出了司法部门不鼓励开枪打鸟，以防误伤信鸽的取向。由此也不难看出，《国土保卫法》对信鸽从最初的严格管控转向了管控与保护并重，战时的法律、法规本身以及人与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在进行着调整。究竟是什么因素推动了这一变化？笔者认为，可从信鸽角色转换与形象塑造两个方面审视。 三、角色转换：被军事动员的英国信鸽 前文已述，“一战”前英国信鸽被用于竞速或远距离比赛以及文稿传递。战争爆发后，一部分英国信鸽与主人一起被军事动员，角色发生转换——这些信鸽的速度、耐力和归巢本领不再被用于赢取奖金、满足爱好或是传递普通文稿，而是被用于传递军事情报。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业已完成、新型通信技术层出不穷之际，信鸽这一古老的信息传递方式仍被用于作战，实际上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保障需求——战时部队通信保障面临技术难题 20世纪初，欧洲列强普遍部署军用信鸽，英军则试图倚重基于科学和新技术之上的通信手段。1912年设立的信号处（Signal Service）取代了1870年成立的电报部队（Telegraph Troop），承担部队的通信职责。到1914年开战时，信号处共有29支部队，包括无线通信部队、电缆通信部队、航空通信部队、战区信号分部等，其中电缆通信部队和航空通信部队人员过半。英国陆军元帅道格拉斯·黑格对信号处寄予厚望，将其视为“所有部队的神经系统”。到1918年停战时，信号处下属部队增至443支，兵力从2400人增至4.2万人。但是信号处从开战起就不得不面对一系列难题。首先，陆军的无线电设备沉重且易坏，而有线电报电话需要提前布设电缆，往往需要深埋地下，但受潮后又会影响可靠性；其次，通信设施和线路易被炮火毁坏，检修压力大、难度高且耗时间；再次，步兵和炮兵间的信息传达不畅，多次出现炮兵火力覆盖己方步兵阵地的情况；最后，旗语、灯光等视觉信号在前线不受欢迎，因为它一方面太过显眼，会使收发者面临生命危险，另一方面战场上的各种雾霭会增加看清信号的难度。 与可靠性相比，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安全性。1915年时，战争双方都开始通过地磁感应原理监听敌方的有线电话信号，无线电信号则更早被监听和破译。随后英军使用了蜂鸣器和电话机组合而成的富勒式电话机，但是这种安全性大为提高的有线通信设施直到1918年才广泛配发。总之，英军战前大力发展的新技术，在战时特别是开战之初无法有效保障通信畅通，需要替代方案。 （二）战场条件——堑壕战模式下收发位置相对固定 上文已述，“一战”前英国陆军部撤销其信鸽部门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信鸽无法回到移动中的鸽巢，这使其可用性大打折扣，因为停滞的战线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但是马恩河战役之后，西线进入堑壕战模式，双方在数百千米长、数十千米纵深的堑壕体系中陈兵数百万，尽管前沿堑壕的部队定期轮换，但是阵地位置极少发生变化，战线由此固定下来。因此，前线和总部位置相对固定的战场条件，为信鸽发挥作用创造了客观条件。而且与海军舰船只能携带信鸽向岸上单向传送消息不同，陆军的信鸽在收发位置大致固定后，有可能完成双向传送。这无疑为陆军提供了一种可选择的通信保障方案。 （三）自身优势——信鸽适合短途快速传递文字信息 与电话传递的语音信息相比，书面形式传递的文字信息更具准确性，不易产生误会。因此英军在法国前线用骑兵、摩托骑手、传令兵、通信狗和信鸽等传递书面情报。由于飞得高、速度快，信鸽不易受到毒气和地形的影响，还可以突破敌军的封锁。据测试，用通信狗、信鸽与无线电在8千米内传递信息，信鸽的速度最快，而且信鸽在无人区是值得依赖的情报传递手段。在1915年6月的第二次伊普尔战役中，信鸽表现优秀，价值受到重视，信鸽部队也成为信号处下属的重要分支。当然，在野战电报电话系统能正常工作时，信鸽是不会被派出的。只有在其他通信手段失效的情况下，才会动用信鸽。信鸽在80千米或90千米的距离内是可靠的，大概95%的信息都被安全送到了。因此，1918年时英国陆军信鸽部队有380名养鸽人、2.2万只信鸽和九万余名卫兵。 （四）群众基础——英国国内养鸽爱好者与鸽舍众多 “一战”前，英国在欧洲强国中是最忽视信鸽军事化应用的，但其赛鸽运动和邮政应用并不罕见，养鸽爱好者和鸽舍众多。群众基础使英国在确定发展信鸽部队后，很快就拥有了一支实力不凡的信鸽部队。为了应对德国海军在北海的布雷行动，英国海军信鸽部队最先组建，其后是陆军信鸽部队，最后是空军信鸽部队。国家竞翔联盟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功动员大批养鸽人参军，并向军队无偿提供信鸽。 （五）组织得当——专家型军官与士兵建设信鸽部队 英国海陆空军信鸽部队的多名最高指挥官或助手本身就是鸟类专家，如海军信鸽部队指挥官助手罗默上尉，陆军信鸽部队指挥官A. H. 奥斯曼上尉，空军信鸽部队指挥官W. H. 奥斯曼少校以及助手E. 伯登上尉。他们为各军种信鸽部队建设和运用设计了整体思路，减小了方向性错误的发生概率。信鸽部队中的养鸽人原本大多经常参与赛鸽比赛，他们虽是志愿服务但有通信官职务和正式军衔，负责将自家鸽舍和其他鸽舍中训练好的信鸽送至部队，指导官兵在通信线路遭到破坏时如何发挥信鸽的价值，以及如何正确喂养与照顾信鸽。同他们对接的是营部通信官，后者负责在前线饲养信鸽，并根据需要将信鸽下发至连排单位，使其保持和上级的联系。专家型军官与士兵使英军信鸽部队迅速形成战斗力，养鸽知识也在前线快速地普及，完善了英军的信鸽通信体系，为缓解前线通信困难提供了应急选择，有时也是唯一的选择。 被军事动员的英国信鸽，经过了严格的培育、甄选和训练，速度和耐力都优于普通赛鸽和信鸽。为军用目的培育的新信鸽，胸部较深、肺活量大，同时有强壮苗条的身体，体重为10-12盎司（283-340克），有飞行1287千米的潜力。幼鸽在出生约十周后便开始进行飞行训练和严格甄选。它们会被首先放置在模拟战场的环境中，胆怯的会被直接淘汰。通过这项考验的信鸽会在鸽舍周围放飞800米熟悉环境。在此之后，其训练距离会逐渐增加，直至达到要求。尽管最终正式编入信鸽部队的信鸽都具备准确归巢和长途飞行能力，但它们以执行短途任务为主。大部分情况下，陆军部队的信鸽会在早晨被摩托车鸽笼从军部鸽舍带至旅部鸽舍，之后再由旅部通信官带往各个营部，营部通信官决定将信鸽留在营部或下发连排，但通常大多数都会被派往前线，尤其是尚未铺设电缆的地区。 从军效力的英国信鸽，在不同军种和兵种中的重要程度存在着一定差异。在海军方面，由于信鸽无法在运动中的舰只间传递消息，而且海军有传统的旗语和灯语信号系统，无线电设备也在日益完善，这些都使信鸽的重要性逐渐降低。在陆军方面，对于步兵而言，信鸽始终是能够将信息带出封锁区域的好方法之一；对骑兵和装甲兵这样机动性强的兵种而言，信鸽是唯一的远距离通信手段。在空军方面，信鸽部队于1918年才组建，人员与信鸽来自海军和陆军信鸽部队。当时所有重要的航空站都有鸽舍，飞行员像坦克手那样放飞随身携带的鸽子，将敌人重要阵地的位置信息送到炮兵观察员的手中。 1918年3月21日，德军在西线突然发动猛烈的春季攻势，信鸽的战术作用和战略价值在英军抵抗与反击过程中得到了突出的体现。在德军发动突袭之前，英军不仅已建立了相应防御体系，而且铺设了大量地下电缆保障通信。但在德军猛烈且精确的炮火下，英军许多地下电缆被炸毁，部分电报电话线路中断、无线电设备受损。而3月21日当天的浓雾也遮挡住了英军视线，不仅旗语系统无法继续使用，连负责传达消息的传令兵也在浓雾中失去了方向，之后德军还使用了毒气。一名英军士兵在日记中绝望地写道：“浓雾之下炮手什么也看不见，只能向已标记的目标盲目开火……视觉信号是不可能的，毒气使戴防毒面具变得至关重要，可是这样谁又能指望传令兵找到自己的路呢？”信鸽作为最后的救命稻草，带着情报冲破浓雾与毒气飞往总部鸽舍，部分幸存的信鸽成功完成了任务。信鸽送达的情报为协约国军队稳定战线、部署反击以及最终打退德军的攻势，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信鸽的角色转换以及战场表现，使英国军政领导人认识到保护信鸽的重要性——信鸽的抵达就是情报的抵达，信鸽的安全就是情报的安全。因此，1916年《国土保卫法》中第21条加入保护性的A条款即在情理之中。但是法律法规并未解释为何管控信鸽和保护信鸽。对社会公众而言，对信鸽的管控和保护让他们感觉“奇怪”，信鸽与战争何干？尤其是鸽迷，取缔赛鸽比赛意味着无法获取奖励，也被剥夺了休闲乐趣，他们非常不满。英国从参战到1916年5月，一直暂停赛鸽活动。之后A. H. 奥斯曼在内政部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提出应恢复赛鸽训练和一定限制下的比赛，英国赛鸽活动由此才有了少许恢复。当时内政部采纳该提议的主要考虑，并非英国赛鸽运动本身的兴衰，而是军中信鸽的来源或许会受到影响。毕竟军中信鸽消耗很大，而战争又旷日持久。 四、形象变迁：人性视野下的军中信鸽 人性受社会主体思想意识和客观环境的双重影响，并在不同条件下有着不同表现形态。人性视野下的军中信鸽形象，是由人们的经历、认知、想象与书写塑造出来的。在前方与后方的相关报道中，军中信鸽的形象逐渐超越了其实际扮演的角色。特别是在经历了惨烈战争洗礼的前线官兵那里，军中信鸽的形象既有真实的一面，也有传奇的一面，甚至还有虚幻的一面。信鸽作为生命，被赋予了更多的人类情感，体现了人在战时的通感与移情。由此塑造出来的军中信鸽形象，也有助于推动社会公众理解和接受信鸽保护条例。 整体而言，军中信鸽的形象可归为五类——爱宠、武器、战友、救星和英雄，这些形象有时还有交叉。“爱宠”反映了信鸽的动物属性，“武器”反映了信鸽的工具属性，二者与信鸽的角色基本重合。“战友”、“救星”和“英雄”的形象，反映出人们基于人类情感而对信鸽持有的态度。三者的共性是将信鸽拟人化，与动物或工具区分开来；三者的差异在于对战友的依恋、对救星的感激和对英雄的崇敬，是依次递进的情感，并且逐渐超越了具体的个人经历，上升到了更具普遍意义的价值观。 （一）爱宠 在和平时期，信鸽住在鸽舍之中，并由养鸽人悉心培育，参加比赛的赛鸽更是鸽迷们关注或打赌时的主角。从军效力后，信鸽依旧受到人们的关照。军部的移动鸽舍大多由英国运来的旧巴士改装而成，“伦敦的旧巴士对这些鸟儿而言是非常好的住所，这样它们能够在被需要的时候毫无困难地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这可以在提高机动能力的同时，让信鸽对巢穴有持久的归属感，避免因频繁更换鸽舍而造成对新环境的不适应。鸽舍环境也十分整洁，有专人负责打理，避免信鸽染上疾病而大批死亡。 在前线，信鸽也被妥善保护。前线官兵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地下掩蔽壕和掩体通风困难且不见光，受雨水和地下水渗漏的影响，异常阴冷潮湿，但是他们会在堑壕墙体上挖出侧洞放置鸽笼，侧洞比堑壕的底部要高，同时又比地表低6米，人通过垂梯抵达鸽笼，使信鸽免遭炮火攻击和其他生物的伤害。不仅如此，战壕中的官兵每天都要面临生离死别，许多人都将信鸽作为宠物来喂养，而信鸽在被喂食后对食物的追求下降，导致其执行任务时不会有强烈的归巢欲望，甚至延迟了归巢时间。这反映出一些前线官兵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下，特别是在面对生死之时，有着对生命的敬畏，不是仅仅将鸽子视为枪炮一类的作战资源，而是作为宠物呵护宠爱，但结果却反而使得鸽子无法完成任务，甚至致其死亡。 （二）武器 军中信鸽是主人参军保障通信所依托的工具，换言之就是军队养鸽人的武器。尽管1915年信鸽部队成立时，陆军信号处主任曾断言“信鸽不能被视为电报和电话的有效替代品”，但事实上当时英军在前线能用的通信方式并不多。有炮兵信号员在日记中抱怨，“自从我们来到这里，就没用过电报和电话，而用传令旗又会让我暴露位置并成为敌人的靶子。” 英国信鸽部队在战争中成立，也在战争中摸索，其中一些冷静的总结或详尽的叙述见诸报端后，让人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难免唏嘘信鸽为赢得战争而受的苦难和做出的贡献。比如通过适度饥饿来增强信鸽归巢感的训练方法：信鸽在飞行前不会被喂食，尤其在短途任务中必须保持饥饿，这会使它们尽可能快地返回鸽舍……它们知道鸽舍中有新鲜的食物和水，一旦返回晚了，食物就会被同伴抢食。又如，对战时放飞信鸽的经验总结：只有六分之一的信鸽能带回消息……德国人训练老鹰猎杀信鸽，希望最大限度地阻止信鸽传递消息……当有重要消息需要传递时，军队常会放出一批信鸽传递同一个消息。这些信鸽应当每间隔5-10分钟单独放出，因为如果它们被同时放出，有可能被德军的老鹰同时猎杀，或者这些信鸽会一起玩耍，浪费宝贵时间。再如，从坦克中放飞的信鸽：信鸽为坦克和基地的联络做出了重要贡献，事实上它们也只是唯一的通信手段。有时鸽子从坦克中被放飞后跌跌撞撞看着很蠢，毫无疑问是被发动机的废气熏坏了。坦克中应放置类似于观赏篮那样的封闭篮子，坦克部队的官兵都应掌握使用鸽子的技巧。即便是军方对信鸽的公开赞赏，也会让人想到信鸽究竟经历了什么：“科学无法解释信鸽这种能够找到回家的路的天赋，但这种天赋战胜了信鸽对于环境的恐惧以及其他糟糕的情况。” （三）战友 在前线的朝夕相处中，官兵与信鸽间建立起了情感纽带，无论养鸽人、情报官还是其他指战员，逐渐对信鸽产生了战友这一身份认同。 养鸽人赫伯特·科里是英国的赛鸽好手，1914年应征入伍负责培育和训练信鸽。1918年，他曾为报纸写过一篇报道：我们在前线的一个鸽舍旁，这些漂亮的生物自信地在我们脚边走来走去，在我们头上盘旋，从我们手中抢走玉米粒……具有天赋而又美妙，丝毫不亚于人类通信兵。科学家直到目前仍旧无法彻底解释信鸽的这种天赋，当时大部分官兵显然并不知道这种天赋是如何形成的，他们所能做的只是把它们照顾好，与这些优秀的通信兵并肩作战。 在战友身份认同的基础上，官兵们对信鸽往往还会有更多的想象与解读。赫伯特·科里描写了两只信鸽的爱情：我手里有个装着一对信鸽的鸽笼，我经常带着这对鸽子前往战壕中，然后把它们同时放出去传递消息。如果这对信鸽分开，其中一只会因为离开家而感到担心和不高兴，但另一只在家的鸽子却很容易就接受其他新的同伴。这就是战争，甚至连鸽子都无法互相信任。科里写陪伴他的这对信鸽，继而对信鸽之间的漠然而心有凄凄，或许是联想到了有多少人因战争而失去了爱情乃至生命。 科里还描写了前线经常发生的事：当信鸽被放飞时，它经常会在我们上空盘旋两三圈，似乎是在表示对我的感谢或是不舍，而这时德国人往往会用步枪瞄准并打落它们。在科里看来，信鸽是以盘旋飞行的方式对他表示依恋，并由此对德军趁机射击感到气愤和悲伤。其实，鸽子放飞后盘旋几圈是为了辨别方向，经过科里的想象与书写之后，塑造出彰显人性和摧残人性的场景。这带给读者的信息，显然是这场冷酷无情的战争要抹杀难得的战友温情。 （四）救星 上文已述，使用信鸽传递情报是当电报电话等新技术无法使用时采取的应急措施，这也意味着相关情报极有可能是在紧急状态下发出的。特别是前线部队向总部发出的求救信息，一旦成功抵达总部，那些坚守待援的前线官兵就有了获救生还的可能。信鸽救人的情况在陆海空军都有发生，信鸽对于经历了困境绝境、九死一生的获救者而言，就是救星。尽管信鸽归巢只是本能，依旧会被获救者赋予勇敢、顽强、忠诚等崇高的品质而得到感谢。 陆军方面，英军曾赠予美军一只名为“亲爱的朋友”（Cher Ami）的信鸽，它冲破敌军的枪林弹雨，将求援信带回总部，使一支深陷敌军包围的美军部队成功获救。海军信鸽部队中最幸运和神奇的，是红斑鸽“V. C. 克里斯普”。“纳尔逊号”拖船遭到德军潜艇攻击时，船长克里斯普率众战至最后。倒在血泊中的船长在咽气前匆匆写了消息，并让这只鸽子带走。鸽子飞到了附近的船上，“纳尔逊号”上的剩余船员被及时营救。船长克里斯普其后被追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Victoria Cross），其鸽子也被授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得名“V. C. 克里斯普”。空军方面，信鸽不止一次带回飞行员坠机地点的信息。其中有一个航空站，17个月里有80名遇险的飞行员放飞信鸽，其中45只带回了信息，飞行员随后也被成功搜救。 （五）英雄 救星和英雄是两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形象。成为英雄的信鸽，往往是救过人命的；但并非所有传递信息救了人命的信鸽都是英雄——若想成为英雄，其必经历常人（鸽）所不能忍受之痛苦，且拯救不止一人于水火。同时，救星是比较具体的，其所对应的是有亲身经历的直接的获救者；英雄则更加具有普遍性，其所对应的是崇敬勇敢牺牲等价值观的普罗大众。因此，英军“一战”信鸽部队的英雄鸽既有明确的个体，也有更为庞大的整体。 英国“一战”陆军信鸽部队最著名的英雄鸽是“2709号”，它获得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严重损毁的遗体被保留在联合军种博物馆（United Services Museum）中展出。在康布雷战役中，1917年10月的一个下午，保尔格少校和超过两百名士兵被困在敌人防线后山坡上的一个小洼地里，不仅缺乏食物和弹药，还受到不清楚状况的友军的炮击。在被德国人包围后，许多士兵在第一天阵亡，还有许多士兵受伤。由于传令兵一直被德军拦截或杀害，保尔格少校决定用信鸽传递求援信。他在第一只信鸽腿上的铝罐里塞进了写着“许多人受伤了，我们无法突围”的字条，但这只信鸽很快就被德军击落了，第二只信鸽很快同样被击落。最后一只信鸽的编号为2709，它起飞后被击中并在空中踉跄了一下，但又迅速飞向高空，最终飞出了德军的射击范围。后来才知道，“2709号”的确被击中了，但它浑身带血在雨夜中飞行21小时，将消息带回师部，未等情报官收取字条就死去了。它带回的求援信使少校及部下最终获救。 实际上，许多信鸽并未完成任务，且大部分都在执行任务中被子弹击落或被鹰杀死——若以成败论英雄，它们难称英雄。但是它们腿上的编号，名单上的服役简报，曾经热闹却最终空荡荡的鸽舍，会使将士们想起它们的忠诚、勇敢和牺牲。 上述信鸽形象，在前线的堑壕期刊中由官兵们逐步塑造出来，成为共同的谈资和记忆。《泰晤士报》《晨邮报》等后方报纸的读者则更多，相关报道有助于深化战时英国社会对人、鸽关系的认识，进而消弭因“奇怪”的法律法规所带来的不稳定因素。“一战”并非军中信鸽的最后战场，英军信鸽在“二战”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不过由于无线电技术日臻完善，信鸽主要由情报部门小范围使用，与法国地下抵抗组织等联系，不再像“一战”那样成建制地分配到前线部队。由于和官兵接触有限，尽管有32只英军信鸽获得了表彰军中动物的迪肯勋章（Dickin Medal），约占总数（66枚）的一半，但在当时和战后的出版物中已没有了像“一战”那样鲜活和多元的形象。 结语 “一战”中，英国《国土保卫法》的控鸽条款逐渐出现变化，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调整着人与人、人与鸽的关系。最初的第21条提出了非常具体和严格的措施来管控信鸽，一些信鸽因捆绑措施而枉死在鸽笼中，各种赛鸽比赛也被禁止，使得养鸽人和赛鸽爱好者的切身利益受到一定损害。之后补充的A款则要求保护信鸽——公民不仅有义务保护信鸽的生命、安全和产权，也应当及时上交发生意外的信鸽，甚至还需要及时上报信鸽的意外状况，否则皆属违法。这一巨大的变化与当时保护动物福利的意识并无太大关系——与其说立法者试图管控和保护的对象是信鸽，不如说是情报。因为管控与保护都是围绕着信息安全展开的——战争初期英军的信鸽军事化程度不高，而德军则有充足的准备，这时管控信鸽显然是为了区分敌我、防止情报外泄。战争开始后，随着信鸽逐渐成为英军的通讯手段之一，《国土保卫法》第21条增加了A款，其目的实际上在于保障安全、及时传递情报，当然在客观上也有助于保护信鸽和其它鸟类。 英国信鸽在“一战”中的角色发生转换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信鸽与主人一同从军效力，体现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总体战的属性——这场战争对于人与物的动员都是史无前例的。作为和平象征的鸽子，在人类战争中承担军事义务，甚至完成了当时高新技术难以完成的任务，这一巨大的悖论一方面体现了科技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在客观上也有助于人们重新评估信鸽的价值——英国信鸽在“一战”中不仅有类似于飞行员的“飞行日志”和“履历表”，也不乏像“V. C. 克里斯普号”和“2709号”那些获得了维多利亚勋章的“英雄”。英国信鸽的军事贡献足以震撼人们心灵，其形象塑造经过了处于不同境地、有着不同经历的人们的想象与书写，更为鲜活和多元，并且经历了从爱宠到武器，再到战友、救星和英雄的变迁。人们对信鸽形象的人性化塑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战争状态下人们对人性的尊崇、渴望与坚持。人们基于人性给予动物福利关怀，也正在情理之中。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对英国信鸽的研究，仅仅揭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国信鸽部队的冰山一角。因为从规模和制度建设来看，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等欧洲大陆国家的信鸽部队实际上更具代表性。我们期待有更多的相关研究，可以突破语言和史料的限制，拓展和深化我们对于“一战”的认知。 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