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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是中国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经历了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的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伴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而逐渐凝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团结之根本，是民族复兴的时代要求，更是中华民族发展的现实驱动力。以中华民族发展的纵向脉络来分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基础，以政治基础、经济基础、文化基础及社会心理基础来分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基础，并从现实出发来探讨其行动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发展历程基础上，提出民族“自为”的发展阶段，其特征为现阶段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共知共觉基础上通过自身努力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同进步。 关键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在；自觉；自为；历史；现实 基金项目：202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专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VMZ011） 作者简介：李静，女，兰州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基地首席专家，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青海师范大学高科院特聘教授，主要从事民族学与民族心理学研究。 古老的中华文明、丰厚的中华优秀文化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散发出耀眼的光芒。近代以来，由于外族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在保家卫国的斗争中中华民族团结一致、休戚与共、共御外敌，由此唤醒了中华民族意识、激发了民族自觉。从历史中走来的中华民族有着共同的历史记忆和社会记忆，时空境遇的不同，并没有让中华民族失去它屹立千年的品格，从历史到现实，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相互吸纳、共同发展的历史结果。随着全球化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同为一的整体观正在越来越显现出其重要性。尤其是现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无时无刻不在撩动每一个国家和民族，在新的世界形势下，中华民族扬帆起航，开启了民族复兴之路。各民族在前所未有的高度团结统一之下，积极投身于新的经济社会发展之中。在时代的感召下，习近平总书记统时代理论与实际发展于一体，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这一思想是对中华民族的全新认识，也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新思想，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创造性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为新时期民族工作的顺利开展指明了方向、做出了指导。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学术话语到政治话语 “共同体”这个概念是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其1877年的著作《共同体与社会》中首先提出的，其意是指在血缘关系或自然交往的基础上形成的人类社会有机体[1]52。按照滕尼斯的观点，共同体和社会是有所区别的，共同体更加强调其群体成员的共同归属感，而社会则更加强调群体成员之间的契约关系，是一种目的的联合体；共同体是古老的，社会是新的；在社会生活的表现形式上，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表现为由“共同体的时代”向“社会的时代”演进[1]4。滕尼斯在此基础上将共同体分为三个，即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在他看来，“理想的社会类型”是从血缘共同体出发，发展为地缘共同体，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最终对共同居住地有了认同感和归属感。按照滕尼斯的理论来分析，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演变中、在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中融合了血缘、发展了地缘，更扩充了精神要素，最终凝聚成有着共同血缘、地缘和精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斯大林曾对民族的含义进行了总结，他认为，民族即是一种共享语言、地域、经济生活方式和心理素质的人们共同体[2]。中华民族就是从漫长的历史中走来的人们共同体，更是体现在共同文化基础之上的具有共同心理的稳定的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民族所衍生出来的概念，源自于近代以来人们对“民族概念”、对“中华民族概念”的不断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一词最早出现于考古学家夏鼐于1962年发表的《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他谈道，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现今我国各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同构成的，正是他们在悠久历史过程中，彼此不分你我的密切互动交往，才促成今日合同一家的团结和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3]。从此开始，中华民族共同体一词被频繁使用，历史学家黎澍认为历史上中华民族共同体主要依靠暴力、战争征服等形式完成[4]，周维衍认为战争仅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扩大起到了催化作用[5]。费孝通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论述道，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随着国家的进一步巩固、确立，中国在古代就已经形成了整体的中华民族[6]，费孝通的观点和思想蕴涵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之意。欧潮泉也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共同体[7]。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指出，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同域外民族进行交往及文化交流。中华民族曾在漫漫丝路留下驼铃叮当的浩瀚赞歌，也在长安见证了万朝来贺的盛世辉煌，这种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使得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能屹立世界五千载而未见衰落。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产物，这种不分地域、不分民族、有容乃大的“东方品格”势必在历史的呼应下砥砺前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是保证民族团结的根本，是共建中华民族之共有精神家园的灵魂所在，更是祖国统一和繁荣富强的基本保障。只有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携手共进，方能再次振兴中华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复兴与繁荣中华民族的根本和动因。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的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了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2015年9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会见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干部群众代表时指出，中华民族是同呼吸共命运的56个民族，是在日常生活的交往互动中，形成的团结平等的大家庭[8]，在同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涵义进行了系统阐释。在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9]，并将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的“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表述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至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式进入党章，其从学术话语上升为政治话语。 从1840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历史与语言调查，再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也就是笔者前面提到的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再到“自为”的发展历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发展成为我们的国家意识，并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旋律[10]，也成为“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重要心理基础[11]71，而这也正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基于共同历史记忆，以共同利益为纽带、以共同价值追求为目标所形成的同发展共命运的人们共同体。 二、历史基础：各民族共创中华民族 写满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事实的中华民族史卷，是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见证。费孝通先生指出，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各民族自然结成的“自在”中华民族，直到近百年来，在与西方世界的不断对话中，才逐渐成为“自觉”的中华民族。作为多元统一的社会存在，中华民族则是在上述“自在”“自觉”的文化积淀之下，从共同体内部各成员的根本利益出发，在当今日益联系紧密的全球化趋势之下，形成既符合历史文化规律，又呼应现实发展需求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式。马戎教授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原因有三：首先是各民族人自古以来就长期生存在东亚这一“相对独立的地理生态系统”[12]1；其次是他们长久以来“相互之间非常密切的交往、交融”[12]1；最后是“围绕着一个核心族群，形成了具有强大向心凝聚力的政治、经济、文化实体”[12]1。纵观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的研究，可以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从历史中走来的中华民族。作为世界文明史中唯一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中华文明之所以在世界历史上散发着永恒的光芒，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中华民族在政治文化上的大一统思想。先秦时期的思想家们就为后世留下了对这一最高理想的诉求：诗经《小雅•北山》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王文光和徐媛媛通过对中国史前文明的整理发现，这些不同的史前文明一方面有自己的特点，另一方面不同文化之间也有借鉴与共通之处[13]。西北地区、云贵高原、四川盆地的区域文化，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华北地区、东南沿海和江淮平原等文化的影响，如在西北腹地的甘肃省临潭县有些地方还有着浓郁的江淮文化遗风，这实际上就是不同地域民族之间的互动往来、文化习俗交流和交融的表现。商周时期出现了华夷的民族之分，华又称夏，在当时主要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在现今即指中国；夷指生活在华夏部族周边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部族。此时的华夷之分实际上是一种较为模糊的民族观。学者关健英认为，华夷构成了一个民族共同体[14]，因为华夷首先是在地理上、空间上的部分重合，没有明显的地域界限；其次是在血缘意义上逐渐交融并形成汉人，有了汉族的称谓；最后形成了由华夏文化与夷狄文化共同构成的夷夏文化体系。通过地域、血缘和文化上的互动，华夷民族共同体确立了以中华文化为主流的文化观念，形成并维护了多民族共创的华夏文化，同时也表现出了华夏民族的爱国精神和家国情怀。 到了秦汉时期，秦王嬴政灭了齐、楚、燕、韩、赵、魏六国，并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实行“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地同域、修秦律”[15]。秦朝建立所实现的列国统一，在西汉得到了继续加强：大一统思想的政治目标、建构边疆朝贡制度、尝试将众多“蛮夷戎狄”的“四海地区”纳入王朝大一统的范围[16]。国家的统一及推行的一系列文化措施，使得国家有了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加强了华夏民族的稳定性，增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融合，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秦汉、隋唐两次统一中国，推行在政治上的大一统制度，元清的大一统局面则促成了全国不同区域内的社会沟通与经济互联。政治文化上的大一统局面在维护中央王朝稳定的同时，也使得大一统局面本身就成了一种正常状态而得到了全国各民族的认同[19]。 中国在经历了历朝历代的更迭，最终开拓了稳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存空间，有了相对稳定的疆域，形成了互补互需的不同经济类型，这些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同时，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亦形成了一种“自在”状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正是因为生存空间的稳定、经济类型的多样以及“自在”共同体的形成，加强了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往来、互动，形成了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 其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近代“自觉”。近代之前，中华民族还处于“自在”的状态。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由一个“自在”的民族发展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1902年，梁启超首次将中华、民族合并，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概念[18]，他认为中华民族自始即是多元的结合，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融汇化合，逐步形成为数千年来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将作为政治实体的民族国家建构与作为社会实体的民族一体化建设结合起来,将中华民族作为国家建设的民族基石”[19]，同时也开启了中国各族人民从对族类、王朝的认同转向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20]。从1931年开始到1945年，中华民族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并取得了最终胜利。在解救民族危亡和实现民族解放的过程中，尤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使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共同性和实体性得以凸显，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命运与共的涵盖中国境内所有民族的意识[21]。 在近代全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反抗外来侵略、寻求民族解放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得以正式形成，凸显出了其整体性、一致性和共同体性，在此过程中，亦彰显了其实体性。随着全国各族人民反外侵、反分裂、维护祖国统一斗争的深入，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性特性更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升华。 最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发展。1949年之后，各民族共同缔造的中华民族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和彰显。中国的一些文化符号，无论是国歌、国旗，还是通行的人民币“大团结”等都体现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各民族共同缔造、是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这一概念，这也是对各个民族为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与独立以及为新中国成立所做出的贡献的肯定。同时，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中国政府都将中国各民族统称为中华民族，这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上升到了政治高度和国家层面[13]73。以政治转变为基础，中国共产党将中华民族视为整体，以文化的民族性与继承性为纵轴，以文化的时代性为横轴，以二者的交叉点为原点自觉建立自己的文化坐标，提出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体系，并以此为标准重新审视和评估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价值，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方案[22]。 从1950年开始，由国家民委组织开展的少数民族识别工作，在尊重客观的民族特征和主观的民族意愿的基础上，分阶段确定少数民族的数量、族名等基本情况。几乎在同一时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牵头组织对全国范围内的少数民族进行了社会历史和语言调查[23]。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与语言调查积累了大量的民族志资料，为我国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坚实基础。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域，按规模的大小，成立相应的民族自治机关，实行民族区域自治。1954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第一次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1984年，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并于同年10月1日开始施行，这就进一步深化、完善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我国的民族事务中，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解决民族问题、处理民族关系、维护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并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24]。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于党的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将其正式写入党章，更体现了现阶段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特点。 三、现实基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行动策略 如果说中华民族之前的发展经历了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那么现在则进入中华民族的“自为”过程。民族“自为”体现为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实体发展到现阶段是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同进步的一种内生发展需求，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扬帆起航。以现阶段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为”为特征，分析目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状，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总结、探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路径及行动策略。从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国家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出发，我们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基础及行动策略包括四个方面。 首先，加强民族团结及各民族一律平等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政治基础。为更好发挥自身的历史与现实优势，以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发展为基础制定的民族政策，既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基础和重要保障，又是我国发挥自身政治制度优势的最好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和关心民族地区的发展，其逐步明确并提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将此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这也是我国国家治理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独具特色的民族政策，不断坚持和完善这一政策，既有利于保障我国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又能很好地巩固中国社会健康和谐的民族关系。党的民族政策为民族地区社会的发展与治理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民族社会经济的全面振兴以及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重塑提供了制度保证，同时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实基础。 其次，努力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及各民族共同发展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经济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由原来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25]，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5]，由于受自然环境影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民族地区体现相对突出，解决此类问题需要通过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来互帮互补，需要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图发展。我国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各民族成员间的经济往来日趋频繁，这使得共同市场得以形成并不断发展。各民族经济生活中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彼此之间的交流合作，逐渐让各民族在经济上成为了水乳交融的一个整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基础体现在各民族共同为国家发展做贡献和各民族对统一经济体的依赖。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四十多年的共同奋斗，民族地区取得了快速发展，成绩斐然。各地区各民族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利用自身的优势，充分发挥特色，通过社会主义大协作、先富帮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而达到“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目标。深化对口支援和东西部合作、补齐短板、聚焦重点、解决难点、信息共享、资源共用等都是国家在统一经济体里实现各民族“一个不掉队”的具体方针。西气东输、南水北调、西电东送等一系列措施，将民族地区丰富的资源优势变为发展优势，对推动和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在精准扶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代大背景下，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生产布局的调整，使得我国对外开放得以进一步扩大，各民族经济协调发展、同步前进，也就巩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基础。 再次，推进中华文化认同及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文化基础。随着各民族成员交往的不断深入、相互了解的不断加深，共创中华的广泛共识逐渐形成，并成为构筑中华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基础。文化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国社会发展正处于新的历史时期，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更需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国家、民族发展的精神动力，是更深刻、更持久的力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亦不断加深。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就是在文化交流、互鉴的过程中，产生出融汇多种文化特质的新文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建立文化共同体的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发表的讲话中说道，今日的中国，之所以有如此璀璨夺目的文明和治国理政的智慧，其根本在于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为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养分[26]。新时期，要治理好今日之中国，就需要对这些优秀的文化和智慧不断进行总结和归纳。以民为本、本固邦宁，礼法合治、薄刑厚德，廉洁奉公、从严治吏，改易更化、居安思危，协和万邦、计天下利都是优秀的传统政治思想[27]，这些都成为治国理政思想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型发展的来源。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是各民族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去粗取精，经过漫长生活的大浪淘沙才留存下来的，是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精髓，亦是整个中华文化的价值共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当代，要充分挖掘、整理与保护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使其成为各民族共建精神家园的内容。 最后，建设守望相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社会心理基础。中国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构建起“心心相印、情感相依、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感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并最终转化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社会心理根基。 中华民族在新时代背景下，以五个认同为前提构建起共享的历史文化记忆、形成共享的现实文化样态和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循的价值共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召开的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必须全面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加强民族团结，不断增进各民族群体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和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28]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着注重团结的优良作风和悠久历史，共同创造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同心孕育、培养和铸就了民族团结意识。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核心的“五个认同”，是关乎人类命运最基本保障下的心理认同，其实质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心理基础是一脉相承的。 我国各民族之所以团结互助、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就是源自于各民族文化上的互融共享、经济上的互补互需、情感上的相亲相爱，源自于各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民族心理。五个认同凸显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两个主题，这“两个共同”又促进了各民族建设守望相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社会心理基础就是以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为理念，建设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 四、结语 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发展到了现阶段民族复兴的“自为”阶段，这是一部宏大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中原地区的汉族在不断与周围少数民族的互动过程中，形成了汉族文化的复杂性和多源性，同时也使周围的少数民族逐渐形成了一种向心凝聚力。就形成于汉朝的汉族来说，其文化并非只来源于华夏民族，其本身就是一个长期融合的过程。之后的历史时期这种互融更是频繁常见：从魏晋南北朝的民户大迁徙到北魏孝文帝所推行的民族融合政策；从唐代实施开明的民族政策到几代唐王都被其他少数民族尊为“天可汗”；从宋辽金西夏虽然表面上战争不断，但各种形式的民族融合却是更加频繁的发生；再到元明清三代，统一强盛的国力奠定并最终巩固形成了统一多民族中国的雏形。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民族在共同时空境遇中、在有着大体相似的物质生活条件下，通过频繁而密切的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拥有共同命运、共同精神追求的共同体。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下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现实深度融合的产物，自其从学术话语上升至政治话语，就体现了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再到“自为”的发展历程。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再到“自为”的发展历程，既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逻辑、叙事体系与理论体系的探讨，也是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行动策略的深入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源于历史，自觉于近代，重塑于现代，以“自在”状态分析从历史中走来的中华民族、以“自觉”状态分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以“自为”状态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就使得我们的研究有更为合理的逻辑出发。 参考文献： [1]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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