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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沈从文 张新颖 沈虎雏  1946年，抗战结束后沈从文（三排右一）、张兆和（二排右二）、沈龙朱（前排右二）、沈虎雏（前排右一）一家在上海与亲友们团聚  1980年8月沈虎雏（右一）、张之佩（右二）回京任教，在家中与沈从文（左一）合影摄影/王予予 沈虎雏（1937—2021.1.1），苗族，1937年出生，著名作家沈从文的次子。北京工商大学(原北京轻工业学院机械系)副教授，1998年退休，参与编纂了《沈从文全集》。该文集于2002年，沈从文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时正式出版。沈虎雏于2021年1月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一 与沈虎雏先生通信始自一九九七年，二〇〇五年以后联系多起来。那年《沈从文精读》出版，我寄上两册，他有较长的回复： 感谢赐赠内容丰富的大作，我和家人充满兴趣一篇篇拜读，另一本《沈从文精读》给了龙朱哥哥。 让我感到欣慰是您对父亲“并未有意识地作为文学而写下的大量文字”的关注与重视。我一九八〇年回到北京时，破旧行李中有个小纸箱，保存着父母“文革”前后给我的信，其中偏偏父亲规劝我怎样面对冲击挫折，最重要的几封，由于担心遭查抄肆意曲解上纲，被我毁掉了。打开小纸箱时，心中的懊恼使我倍加珍惜这种不可再生的材料，那是在一间屋，几个月前父亲从这里搬入新居，地上犹积存着厚厚的垃圾，清理它的时候，我顺手把一切有父亲文字的纸张收拢，不意竟有一整箱，从此开始了保护、收集、拼接、识别、整理的漫长岁月。 观察父亲生前未刊载文字首次发表后，读者和学界的反映、解读，很有意思。最早是《抽象的抒情》，一九八九年发表，“照我思索……”那两句话则提前于一九八八年他去世后写在遗像下，曾被许多人注意，各报刊文章引用时抄错的大有人在，而研究者多比较谨慎，除了凌宇在《风雨十载忘年游》中谈过对两句话的理解，相隔较长时间也少见对此文的研讨。其次一九九二年《别集》那一批，一九九六年《家书》那一批，最近是二〇〇二年《全集》的出版，两年前就听说有的朋友已通读完全部三十二卷，但像您《精读》那样较全面关注遗稿的研究，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也因为读书太少)。 我没有资格评论您文章的学术价值，但私意以为，《精读》把“魇”系列散文、呓语狂言、土改家书和作者的文物研究事业联系起来，分析他精神世界演变脉络，大量涉及书信及其他文字材料，路子合理。这些材料正如曹雪芹所说“……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能够幸存下来并与读者见面，本来就是留待解人，所以我要感谢您的研究工作。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沈从文巨量的未刊文字，何以保存得下来呢？有两个关键点： 一是“专案组”。“文革”初起就查封了大批资料，可以想见，如果没有查封，多次混乱的抄家就足以尽毁。“专案组”代为“消毒”，烧掉了一部分，毕竟还剩下很多，几年后形势变化，发还给本人。这算是有“罪”之“幸”，“专案”之“功”吧。 二是沈从文家人有这个意识。沈虎雏面对父母搬离后旧屋地上的垃圾，这个情景可谓“惊险”：稍不措意，那一整箱父亲的字纸就散在垃圾中被清除了。倘若如此，《全集》就不会是后来的规模，沈从文作品的完整性将大大受损，尤其后半生，会有大块的缺失。 这个情景中的时间点，也颇有意味。一九六六年，沈虎雏、张之佩夫妇离京，随企业内迁到四川自贡；一九八〇年，夫妇回京，调入北京轻工业学院任教，自此开始收集、整理父亲的资料。后来与虎雏先生聊天，提起这个时间点，他不无感慨：如果再晚一点，这项工作就会困难得多，有些事情恐怕就来不及了。那时父母都在，父母的不少朋友也在，单就来往书信的征集来说，就相对容易些。 从那时起到去世，这项工作他整整做了四十年——《全集》之后，还有十七年的“补遗”。 如此投入心力，那么留心观察材料分批陆续公开之后的反应，就是很自然的了。虎雏先生对《沈从文精读》这本书的热情和肯定，实与他自己念兹在兹的关切紧密相联。 他的信，信息丰富而都切己，那时我还没有见过他，却真是如见其人。现在我把其中一些抄录出来，也正为存其信息。里面有一些对我奖饰的话，我不做删除，这自是不免招惹借他人之口抬高自己之讥，也无所谓。我还没有轻浮到对自己心里没数。 沈从文一百一十岁诞辰那年，我做了一个演讲，虎雏先生读到演讲稿，来信说： 谢谢您请马睿先生寄赠的《文景》。 我和老伴轮流拜读新作，之佩认为： “读二〇一二年十二期《文景》杂志刊登张新颖老师的《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讲演后深受感动。为什么一个从未见过沈从文的教师，能够对沈从文的作品及其人格，有如此深刻的理解，能从沈从文研究中脱颖而出，带来一股清新的风？答案只有一个：踏踏实实的做学问，堂堂正正的搞研究。” 我惊奇发现，这篇“讲演”和您与刘志荣老师的那篇“对话”，标题竟一字不差！因此又重读了一遍，有意思的是，没有重复感。“对话”随两位老师的思路跳跃展开，自由活泼灵动，一扫论文常见格调，又大角度触及两位研究者的新思考，新见解。这次回看，才发现“对话”被单独纳入“拓展阐释的空间”第一编，是相当贴切的。“讲演”的叙述经过提炼，重新组织、扩展，梳理清晰，读来感到是另外一篇阐释更加深入的作品。 父亲谈“有情”和“事功”那封家信初次发现时，我就被深深打动，预感到将是人们理解父亲的重要材料。那时“抒情考古学”汪曾祺先生已说过，还没写进文章。七年前读您和刘老师讨论“有情”和“事功”，就令我很感动。又过几年，见到王德威先生《有情的历史》，更让我震撼。对严肃认真研究父亲的学者，我们都深怀敬意。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两篇相隔七年的文章用同一个标题，在我，是有意为之；被虎雏先生注意，倒有点出乎意料。再一想，他一贯认真细致，也就不奇怪了。 信中说到王德威老师《有情的历史》，这是他又一次提及，两年前他寄我贺年明信片，特意写上一笔：“近读王德威先生《有情的历史》，印象不同于大陆一般论述。” 二 二〇一三年七月，我写完《沈从文的后半生》初稿，即传电子稿给虎雏先生，请他看看有无事实、材料方面的出入。二十天后，他传回稿件，上面仔细做了标注，又附加一封长信，逐条解释。他一一列出笔误、不确、不妥之处，巨细靡遗，特别见出务求精确、一丝不苟的性格。录全信如下： 张新颖老师： 很高兴拜读您新作。《后半生》在引文数量和覆盖广度上空前，为读者提供丰富出自传主的文字表述，以及相关的旁证史料，传记可信度和保真度，相信能得到认可。 和引文呼应，作品在很多地方，对传主精神活动的演变发展，有精彩的归纳解读。如写一九四九年的大转折过程。又如前面关注到“针刺麻醉”的意义，而对传主晚年进入“忘我”境界的评述，又和“针刺麻醉”联系起来谈，暂时跳出时间顺序、空间约束，大开大阖写法，即使用字不多，也有助于梳理脉络，起点睛效果，读来有深刻印象，是亮点，而且比比皆是。 您在说明里提到，尽可能直接引述传主自己文字的写法，也有格外困难地方。我猜想您有控制篇幅意愿，初稿某些部分，连串引用传主的文字，或一件接一件记录若干事实，初次读到这些的读者，还来不及一一品味，留下印象，就有后续引文、事实呈现眼前，会产生信息疲劳效果，有点沉闷。这种段落，作者的衔接文字有时过于简练，缺少在论文和讲演里的风采，您的长处也被压缩了。 若能适当变化节奏，必要的点拨说明别太吝啬，给读者适当启发，来理解引文或事实，效果会不同些。 北京人讲“站着说话不腰疼”，意思是说说容易。我以上感觉，是在站着说话，您执笔就没这么简单。我希望《后半生》更趋完美，故直率说来盼不介意。 我在您初稿上加了些天蓝色标记，下面做点解释： 14页，“约两周后”有误，“约一周后”比较准确。 15页，“表弟”，应是堂弟。 18页，“六月份，丁玲约何其芳一起到家中看过沈从文”，其实这次是丁玲的回访，建议补充第一次会见的信息。 我在《年表简编》对他们解放后见面的叙述客观中性，符合事实。他三月十三日、五月三十日，曾两次在文字中表达希望见丁玲，口头表达的想必更多，而第一次来的却是陈沂…… 《团聚》脱稿时，尚未见到文字依据，我把陪父亲去文管会见丁玲的时间，误写在有棉军装时候。后来见相关文章提到丁玲来北平时间，近年《中老胡同三十二号》收此文时，已据实修正。 18页，“多次来访”，我只知道文代会期间他们来过一次。即使一次已足够证明友情之珍贵。 20页，致黄永玉信不是一九四九年“唯一”公开发表的作品。四月在上海《子曰·艺舟》发表过《读春游图有感》，写于一九四八年。 46页，“十一号”，当时为十二号，目前那一带民房已变成宾馆大楼。 46页，幅应为“副”。 46页，“一年以后”，因前文讲黄永玉一家暂住我家，可误解为黄到京一年以后。不如直接用“一九五三年”或“一九五三年三月”明确些。 46页，“小得可怜的家”不知引自何处？平心而论，这三间北房宿舍在当时博物馆里已算较高待遇，使用面积比一九八〇年社科院分给他的三十六平方米居室还大一些。须知那时职称只是副研，似不必强调宿舍太小。 隔壁的确是院子的男厕所，此前还要路过女厕所，均为茅坑式，因此他曾自嘲住处是“二茅轩”。 68页，“一九五八年六月”“八月下旬”，两个自然段讲的都是事实。是否应该点出“大跃进”的时代大背景？ 前个自然段是被动接受跃进形势教育，奉命歌颂新人新事，极难适应。后一个自然段，在大跃进形势下博物馆的破例举措，却跟他梦寐以求，一直呼吁的服务方向合拍，破例行动很可能与他的促成有关。他趁大跃进之机，满腔热情亲自实践，后来并在政协提案、给文化部信中，一再提出“举办专题文物到各地做针对性短期展出”建议；到了困顿岁月仍念念不忘，幻想着新的送货上门行动。沈从文的大跃进，就这么反差巨大！ 69页，老馆包括端门，存疑？若有根据就不用改。 70页，“吴功超”，吴仲超。 71页，“长途汽车”，从家书看，去宣化乘的是铁路慢车。 73页，“直到一九四三年，沈荃从昆明把她接回大哥住的沅陵”，实际是一九四五年托在昆明的凤凰同乡严超护送回沅陵的。 79页，“陈子佛”，陈之佛。 93页，“亲家母”，实际是亲家母的母亲，张之佩的外祖母。 94页，“《中国古代服饰史料》”，《中国古代服饰资料》。 108页，“开会学习”，用“出差”较确切。 127页，“一九七二年一月”，实际是一九七一年十二月。 153页，“学术”，学生。 178页，“一个突出的变化”，首先，在变化程度上，似乎说重了。父亲是情感纤细敏锐的人，本来就会因感动而流泪。作为家人观察到，随年龄增长，他易流泪是渐变过程。“文革”中期，得知孙女因成绩好守纪律，受一些厌学顽童欺负，爷爷曾为此流泪，母亲信中说他“年纪越大，心越发慈了”。身边人这种观察很准确，钟开莱也说过类似的话。 其次，在为什么而流泪方面，似乎应注意到为自己感伤，还是对他人的同情，或为艺术所感动？实际上，为自己感伤较少，更多是同情和感动而流泪。拙作《杂忆沈从文……》里提到两次流泪，都是听到好的演奏引起，第二次还可能包含对女钢琴家往事的感慨。《团聚》里提到，听别人说起徐盈、彭子冈名字当即老泪纵横。我一个才华横溢同学，毕业不到两年当右派，“文革”翻老账继续受折腾，七十年代两位北京同学出差，得空去看他，听楼下有人喊自己，近视眼伸头也看不清，问你是谁？同学只说：“你下来！下来就知道了！”见面当然很高兴，他媳妇回家不见了人，下楼问邻居，听说两个穿军大衣的人命令他下来，一边一个抓着胳膊带上吉普车走了，急得她为丈夫担心……我当笑话讲给父亲听，他却为这素不相识同学流下热泪。 再其次，为什么能见到若干关于沈从文流泪记载？盘点一下就明白，过去的记载，多出自他自己文字，他没写的别人不知道。出现“沈从文热”以后，他受到各方面关注，别人写到他流泪，说的都是晚年，无形中强化了“突出变化”的印象，何况还有女记者那种笔下生花的描述。 谨祝 双好！ 沈虎雏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日 我当天回复： 沈先生： 很感激您酷暑中劳累，审读了初稿。我在初稿传给您之后，又从头小修小改了两遍。您的审读太重要了，毕竟我只能通过文字接触沈从文先生，自知限度所在，很多地方难以达到唯有亲人才能有的深切感受，一些细节上也不免模糊不清。我所能做的努力，只是尽力去接近传主，把“接近”的距离不断缩小。 我将根据您的意见再做一次修改。您非常细致、一一标出的地方，我都会仔细考虑修正。因为经您指出，这些地方的修改就比较容易了。 比较困难的是整体写法上的问题。您的意见很中要害，我自己在写作过程中也有相同感受。篇幅的控制是其中一个因素，这样写已经二十万字；最根本的还是我一开始就限定自己少说话，多让事实呈现，多让传主精神呈现。我读国内外很多传记，不太喜欢传记作者过于主观的发挥。但传记作者又不能“无所作为”，他的“作为”应该是如何呈现事实和传主的精神。这两个方面的平衡很难掌握。 就是在呈现事实方面，我也知道，有些事情一般的读者也不会太感兴趣，如某年某月发表什么文章，去了什么地方，谁谁翻译了什么作品，但对于我来说，却一定要一一写出来，不惜让读者觉得枯燥。还有些地方，一般读者会很感兴趣，我却写得简单，如与萧乾先生的关系，有个大致的勾勒，有自己的倾向，就止住了，也是有意这样。 作者更清晰的衔接、说明、点拨，整个行文的节奏变化，等等方面的问题，我会在以后慢慢斟酌，这个工作一时也难以完全改观，得需要个较长时期。我很感谢并完全同意您所指出的这个涉及整体的问题，事实上我心里也把目前传记的样子看成是阶段性的面貌，希望以后在不断修订中趋于完善。 我读沈从文先生的文字这么些年，固然是研究，但我心里越来越感情深厚，以至于写到沈从文先生早年的朋友王际真、晚年的助手王，因为我和他们是同乡而异常亲切。这其实没有什么道理，只是一种感情心理。我的老家与王的老家是邻县，离青岛很近，所以读沈从文先生写青岛的文字，也感觉特别亲切。 另外一个小问题向您确证：一九四八年颐和园消夏，是否还有冯至一家？我初稿修改开头为：“一九四八年暑假，杨振声邀请北京大学文学院的几位朋友，到颐和园霁清轩消夏。冯至一家，沈从文、张兆和夫妇和两个儿子，张兆和四妹张充和与傅汉思（Hans H. Frankel)——一个年轻的德裔美籍人，在北大教拉丁文、德文和西洋文学——都来了。”加了“冯至一家”几个字，这样对不对？ 他立刻回答我的“小问题”，并且详细回忆起当时的情形： 当然有冯至一家，夫人姚可崑，两个女儿。各人住处按地势从高到低依次是：杨在霁清轩正屋大房子，四姨和她保姆小侉奶奶在清琴峡，一所小而雅致房子，俯瞰崖下从暗道里流出的小溪，冯家在下面斜着另一栋，我家住最下边小溪旁一座房子，大而潮湿，只有一张炕上干爽，全家人进屋后都在炕上活动，父亲说应该是慈禧太后的浴室。四个住处按顺时针排列大致在12点到6点半的弧上。从7到11点是弧形上坡回廊，然后取直通达正房，半山亭就在回廊肘弯里。 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都有冯家，四七年没有傅汉思，四八年中间朱光潜本人、吴之椿教授大儿子吴小椿等中老胡同邻居曾去住过几天，朱住在哪里不记得了，有可能在杨处，吴是在我四姨处挤住。他们来颐和园时，正是写霁清轩书简那些日子，信中提到朱光潜参加对付大鱼。花裤人是杨的干女儿邓译生，一直在杨身边，年底和曹禺同去了香港转解放区。 “散雅步”成员主要有杨、邓、四姨、朱等，傅相随主要兴趣在四姨。散雅步的趣味和节奏，跟我们顽童距离甚远，父母历来无风雅气质，出于礼貌只好奉陪，所以有“倦”感。另一方面，经济条件也有差异，没心情风雅。蒋介石在颐和园景福阁宴请北平军政要人那天，也是朱光潜在霁清轩期间，我们正好一同散雅步归来，被机关枪堵在半山腰，朱伯伯操四川口音问我：“怕不怕兵大爷？” 《沈从文的后半生》先在《收获》长篇专号二〇一四年春夏卷刊出，几天之后，六月十三日，虎雏先生发电子邮件，告诉说：“我一位八十岁表哥今天一早来电话，说昨晚从二十三点阅读《收获》上尊著，到凌晨三点一口气看完。他对父亲的了解远远超过其他读者，但很多时候是噙着眼泪读，停不下来。而他之所以买《收获》，是老同学在火车卧铺上一口气看完后，忍不住向其他同学推荐的结果。据表哥说，他和读过的同学都觉得，跟以前出版的传记比较，有很大突破，深受感动……” 这位表哥是周晓平先生，周有光之子，著名气象学家，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研究员，二〇一五年一月去世。 沈从文长子沈龙朱绘弟弟沈虎雏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