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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胜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考古学理论、史前考古等。 当前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非常火热，不同学科乃至非学术的研究者都积极参与到国家文明起源的讨论中来。一方面，我们对中国文明进程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的认识的确有不小的进展；另一方面，一些长期存在的研究困境始终无法突破。当前的困境在于，不同学科都设定自己的宗旨，都希望利用其他学科的成果来协助解决本学科的问题，但是难点在于如何完成协作。就像许多人一起推车一样，如果用力方向各不相同，那么就会造成相互掣肘；如果都挤在同一个方向上，又没有足够的地方容纳，造成大量低水平的重复。 更具体一点说，当前的关键问题是，文献史学与考古学之间有较大的空白或鸿沟，大家都希望能够跨越它，但是采用什么样的途径却没有形成共识，至今也没有找到很有效的方法。此外，当前研究中还存在两个极端：玄学与科学主义。前者以古史传说为中心，似是而非地利用一点文献与考古材料证据，由此制造出一些耸人听闻的观点。后者则是把历史研究等同于自然科学研究，以为其中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如果现在还没有这样的真理，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历史研究似乎就是为了无限接近这个存在于乌托邦中的真理，而浑然忘记了人类社会是历史性的存在，所有相应判断都是有价值预设的。本文的目的是希望厘清当前研究的线索，为寻找未来研究的突破点提供参考。 研究的基本路径 当前有关国家文明起源的研究，从宏观的范畴来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逻辑推理为中心的，是要论证所提出观点的合理性，其中暗含着对普遍原则/真理的认同。这其中的逻辑可以分为演绎、归纳与类比三种类型。另一类是以理解、共情式(empathy)体验为中心的，其逻辑是混沌的，通过直接的历史叙事(historical narrative)，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发生的背景关联梳理清楚，从而实现理解的目的。两类研究通常相互交织在一起，所谓以逻辑推理为中心的研究暗含普遍原则，其中就包括对人类社会共情式的理解。而所谓以理解为中心的研究，同样离不开基本的逻辑推理。虽然混合交织，但是两者的区分还是存在的。现代学术研究往往更多强调逻辑推理，而贬斥共情式的理解体验。随着后现代思潮的崛起，后者逐渐得到认同，考古学中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的后过程考古学以及“现象学的方法”就反映了这一发展趋势。[1] 这两类研究实际反映的是当代学术研究最大的分野：科学与人文。以逻辑推理为中心的研究是科学范畴的，与科学并行的是人文的路径。两者相辅相成，而不能将其对立。长期以来，人文研究是被忽视的，科学是正确的代名词，非科学即等于错误或没有价值。人文研究存在明显的社会历史背景依赖，它不是以普适性来衡量的，而是需要对背景关联、来龙去脉有充分的理解。 中国学者对中国文明早期历史的探索立足于对自身文化的充分理解，当这样的研究从有文献明确记载延伸到古史传说领域，其中存在文化脉络的一致性。在考古学上，我们称之为“直接历史法”(direct history approach)。[2]当然，直接历史法是从逻辑角度讲的，还没有考虑到对社会历史背景的理解。失去理解的研究不可能得到准确的结论，我们在当前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中，尚没有给人文导向的研究足够的重视，也没有把它与科学导向的研究区分开来。从科学的视角来看人文，必定是缺乏逻辑、主观狭隘的。而从人文的视角看科学，则是肤浅且刚愎。 如何有效结合两条道路的贡献，目前仍然是一个挑战。需要明确的是，人文的道路需要以科学为基础，从这个角度说，它是高于科学的。从考古学的发展史来看，人文研究是科学研究进一步的深化，如从过程到后过程考古学的发展。当前，主位视角的“直接历史”探究，多因为历史学者不熟悉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考古研究者不能充分理解自身的历史文化，而没有实现直接历史探索的目的——沟通史前与历史文明。 研究逻辑的区分 从以逻辑推理研究为中心的视角来讲，应该包括演绎、归纳与类比。当前有关国家文明起源的研究基本都可以纳入这三种逻辑中。 具体来说，演绎的推理研究是从一般到特殊，需要先确定一些普遍的理论前提，然后建构出有关国家文明起源的一般理论，从该理论出发推导出可以经由经验事实检验的假说。这类研究是有关国家文明起源探讨的先驱，早在古希腊与中国的诸子百家时代，思想家们就开始对人类社会组织的性质展开思考。他们确立了一些普遍的理论前提(如人性恶或善)，建构了讨论所需要的基本概念(如国家、文明)。在近代考古学兴起之前，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卢梭等已经对国家、社会的组织原则进行了理论构建。此后，马克思对此又有更深入系统的探讨。演绎结构的研究并不必然依赖经验事实，它可能会参考一些经验研究，如马克思参考历史与人类学的成果。基于此，我们可以把演绎研究分为两类：一类是纯粹形而上学式的思考；另一类是基于有限经验事实的理论建构。演绎研究的优点是不受制于经验事实的有限性，充分发挥研究者的创造性。它的不足是比较宽泛，与经验事实有较大的差距。 归纳推理是从特殊到一般，即从经验事实上升到理论概括。归纳推理需要囊括尽可能丰富多样的经验材料，归纳的范围越大，得出的结论可靠性就越高。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概括，经验事实的简单归纳只能是事实本身特征的罗列，仍然与理论没有关系。由此，要想上升到理论层面上，就需要研究者建立理论概念。归纳推理是从已知走向未知，一步一个脚印，可操作性强。不足之处，就是理论建构的效率低，而且归纳本身是不可能完整的。同时，还存在理论概念构建的问题，不同研究者对同一概念的理解往往有所不同，比如酋邦这个概念，它是从人类学材料中概括出来的，但是研究者就何为酋邦的认识差异极大。[3] 涉及国家文明起源，还存在古今不一致和考古材料零碎的问题，以至难以了解古代社会全貌。这个问题一定程度上可以由类比推理来解决，研究者通常得到的是有关过去的信息片段，需要将其拼合起来才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不知道古代社会的概貌与结构，就很难去操作。人类学研究提供可以参考的框架，通过对一些较为“原始”族群的研究，建构出一些框架，协助我们完成信息片段的拼合，完成从物质遗存到人类行为信息的推理，考古学上通常称为“中程理论”(middle range theory)。人类学材料是稀缺资源，随着全球化、工业化进程，目前可以研究的对象已经十分稀少，而以前的记载往往又存在一些偏见与残缺。于是，部分历史研究以及当代社会的研究也成为中程理论的组成部分。 对比这三种逻辑，不难发现我们当前有关国家文明起源研究存在的问题：(1)演绎推理的缺乏，不仅仅是在形而上学的思考上，也包括基于有限事实的理论建构；(2)归纳推理方面，我们所研究的经验事实对象相对有限，多限于中国材料本身，而对世界各地的文明了解不足。也正因为如此，归纳多限于对事实本身的分类描述(也包括定量的描述)，而缺少理论提升，这一点在考古学研究领域表现得尤其明显；(3)受制于人类学材料的缺乏，以及人类学发展滞后(曾经中断过)，以类比推理为中心的中程理论建设基本付诸阙如，一般的人类学类比往往限于孤立案例的类比，而这种类比的可靠性比较低。基于这三个方面的原因，有关国家文明起源的研究基本是缺乏理论的(theory -free)，当前的讨论更多侧重于对既有理论的梳理，更多的研究是关于经验事实本身的描述与分析，缺少理论的构建。 考古学的探索 如果从理论验证的角度来看，考古学无疑具有“终审官”的地位，不论采用什么样的研究逻辑，最终都需要回到考古材料层面上来。考古材料作为客观物质遗存，是古代社会的直接遗留，具有文献资料无可比拟的真实性。 过去一百多年来，考古学很大程度上填补了有关文明史前阶段发展的空白。以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为例，仅仅是过去三四十年里，红山、良渚、石家河、石峁、陶寺等一系列重要遗址的发现，让我们对有关中国文明早期面貌的认识耳目一新。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有关国家文明起源的研究以考古学为中心展开，因为新的发现亟需解释：为什么此时此地会有这样的发现？它们究竟代表文明发展到怎样的阶段？又是如何发展到如此阶段？如此等等的问题都期待不同学科合作，进而给予合理的回答。 尽管考古学似乎在国家文明起源中享有无比优越的地位，考古学者甚至可以不用理会其他学科的研究者的工作，埋首田野工作之中，独享发现古代文明物质遗存的机遇，但是，考古学家仍然不得不面对一个有些尴尬的事实：考古材料(物质遗存)本身不会说话，它就像充满谜团的奥秘，需要不同学科的合作研究，才可能最终解开谜团。在解码考古材料的过程中，首先需要从物质遗存中推导出有关古代社会的信息，通常称为“透物见人”，这也是当代考古学的中心任务，它需要通过逻辑推理才能实现。 考古推理的结构分为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前者包括演绎、归纳与类比三种推理，后者包括系统收集材料、分析材料、提出假说、验证假说等。[4]透物见人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至少要有五个层次：(1)获取考古材料的基本特征；(2)研究考古材料的形成过程；(3)狭义的透物见人，从物质遗存推导人类行为；(4)上升到更高层次理论层面上，或是根据有关人类社会、行为、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理论进行推导；(5)从本体论、认识论与价值论等宏观层面上考虑。有些遗憾的是，对比考古推理的结构以及透物见人的层次，我们发现中国考古学研究还有较多缺环。[5] 在考古学研究领域，以逻辑推理为中心的研究具有绝对垄断地位，人文导向的研究多见于历史考古领域，而很少能够深入到史前考古研究中来。国家文明起源研究正好是两者的交合地带(即所谓的原史阶段)。在国家文明起源的研究中，中国学者对自身早期文明史的探索，是基于对中国文明的历史发展进行的，也就是从已知走向未知，从社会历史背景关联的充分理解出发。这种“主位”视角的理解，不能用“客位”角度的研究来替代。就目前流行的“古国”与“酋邦”两种主流理论而言，前者是以苏秉琦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主位视角的探索，[6]后者是客位的。两者本来不矛盾，但是如果以客位立场为中心来衡量主位理论，必然会带来强烈的冲突。 可以想见，在人文导向的研究被忽视、以逻辑推理为中心的研究又存在重要缺环的情况下，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必定是举步维艰，讨论难以深入下去。 [1] I.Hodder, “Postprocessual Archaeology,” Advancesin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Vol.8(1985), pp.1－26. [2] [加]布鲁斯·特里格著，陈淳译：《考古学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 [美]埃尔曼·塞维斯著，龚辛、郭璐莎、陈力子译：《国家与文明的起源：文化演进的过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C.Cioffi-Revilla, Introduction to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Cham: Springer, 2017, p.320. [4]陈胜前：《考古推理的结构》，《考古》，2007年第10期。 [5]陈胜前：《考古学研究“透物见人”的问题》，《考古》，2014年第10期。 [6]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文物》，1986年第8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