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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建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主要从事新石器时代考古和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近日，韩建业教授的新作《中华文明的起源》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新作收录作者关于中华文明起源方面的研究论文和普及性文章共28篇，从多个方面论述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8000多年以前，形成于5000多年以前，至少存在北方、东方、中原三种起源模式，环境演变和战争冲突在文明演进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多要素、多路径的综合作用最终塑造了中华文明独特的文化基因和绵长的历史记忆。中国社会科学网在对韩建业教授前期专访成果（《【社科专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韩建业：做好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学理阐释》）基础上，针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相关话题又再次采访了韩建业教授，专访内容梳理如下。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韩建业教授 本网记者齐泽垚/摄 重视古史传说 中国社会科学网：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考古学文化与古史传说的对证研究现在是一个热门研究路径，当然也存在诸多争议。中国文献记载中的古史传说，能否与考古学视野下的文明起源研究相互对应？ 韩建业：要做好中华文明的起源研究，古史传说是不能回避的。大家想一想，如果没有历史文献记载，我们真能复原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吗？假设我们仅是发掘出了很多考古学的遗存，而不和历史文献记载联系起来进行综合研究，我们得到的结果和中华文明又有多大关系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举一个另外的例子。西亚地区就是因为发掘出了大量距今5000年以后的楔形文字，有王的名字，有精彩的故事，有很多历史细节的记载，再结合乌鲁克等大型城市的发现，证实了苏美尔文明的存在。我国虽然没有出土那么多商代以前的文字，但却有大量古史传说，记载的年代远比苏美尔、埃及等早很多，还有非常丰富的考古学资料，存在相对真实地复原中国文明起源过程的可能。夏商周之前的帝王世系有五帝，五帝之前有三皇。假如我们能够通过考古发掘和综合研究，明确一些古史传说中的部族人物和考古学文化的关系，古史传说就能得到证实，中华文明的源头也就真正有了答案。而如果对这些古史传说采取漠视的态度，那么你只能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掘出来了一些大型城址或高等级墓葬，有过国家这样的社会组织，但还不能轻易说这就一定就是中华文明。考古学家面对的是死材料，怎样让死材料活起来，当然可以用民族志比较的方法，说有人当时在这儿跳过舞、唱过歌、喝过牛奶，等等，可还是解决不了那些人属于什么人群、有过什么样的历史这样的问题，但是文献记载中的古史传说则可以为解决这样的问题提供很好的参考。经过一个世纪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我们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考古学材料，基本上建立了中国史前到先秦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如果说中国上古确有一个三皇五帝时代的话，这个时代的遗存应该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我们发掘出来了，只是存在一个如何去认识的问题。 三种模式论有助于理解中华文明起源的复杂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华文明起源有满天星斗的说法，各区域文明发展又有其具体的不同发展路径或发展模式，您在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过程中提出了北方模式、东方模式和中原模式，我们应当怎样认识不同的发展模式？ 韩建业：中国地域广阔，自然环境千差万别，在文明起源发展过程当中，每个区域都形成了一些自身的特点。我在2000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当中，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的北方模式和东方模式，后来的论文里又加了一个中原模式。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写包括内蒙古中南部、陕北、晋中北和冀西北在内的北方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大家比较熟悉的石峁遗址也在这个范围，这里自然环境稍微差一些，资源有限。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墓葬很少有随葬品，即便石峁等中心遗址发现的较大墓葬，也仅有几件陶器，所以这里不太强调个人财富。从窑洞式的房屋建筑等也看不出显著的贫富差别。石峁皇城台等上面的高级建筑应该属于宗庙一类。但东方沿海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等就完全不是这样的状况，他们的高等级墓葬会随葬几百件玉器以及各种珍贵的黑陶等，大概是因为这些地方气候暖湿，物产丰富。北方模式看起来“落后”，但所属人群实力强劲，曾多次大规模南下，引发中国文化格局重新整合和中华文明进程的加速。东方模式似乎“先进”，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在和北方人的对抗中往往处于被动地位。中原模式则是介于北方模式和东方模式之间的，中原墓葬随葬的东西不是很多，但是会随葬一些象征身份的、很重要的东西，比如玉钺等，而且往往成双成对，有一定规制，中原地区也就成为中国最早产生礼制的地区。总体而言，中原模式兼采北方模式、东方模式之长，这可能是中原地区能够最终成为中国文化和政治中心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外交流促进中华文明不断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华文明的源头在中国。但任何一种文明都不能封闭起来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与其他文明存在交流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中外文化交流是怎样进行的？ 韩建业：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是一个开放交流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吸纳其他文化的过程。比如，希腊文明是典型的地中海文明，不管是克里特、迈锡尼还是后来的希腊，在其文明起源和发展过程中，都始终和周围的埃及、西亚等地区存在着持续交流。中华文明的起源主要基于本土基础，但对外文化交流也为其增添了许多新鲜的血液。我用到的一个概念——彩陶之路，现在已经逐渐被学界接受，指的是距今5000多年的时候，中国跟中亚等地通过青藏高原以北的北道、以南的南道所进行的文化上的交流。距今5000多年的时候，中亚的彩陶影响到中国，中国的彩陶文化影响到克什米尔，后来中国的彩陶还从新疆影响到中亚的费尔干纳和土库曼斯坦等地。彩陶以外，我们从西方引入了驯化的山羊、绵羊、黄牛、小麦以及青铜技术等，中国的黍、粟、稻等农作物也反向传播到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等地。这样的东西文化交流，对东西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都有所促进。比如中国甘青地区，发展农业的条件并不是太好，西方牛羊的传入，导致了半农半牧经济的出现，改变了当地单一的农耕生产生活方式，使得当地人群的环境适应能力有了很大提升，从而为马家窑文化大范围的南下西扩，甚至登上青藏高原，准备了条件。距今4000年左右的时候，羊和牛就已经扩展到了陕北、中原、山东等地，为这些地区文化的发展和文明化进程的加快做出了贡献。仅在石峁古城皇城台上面，就发现了大约30万头羊的骨骼，充分说明了羊对于石峁古城的重要性。石峁古城的兴起，老虎山文化的发达，跟这种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应该有较大关系。以石峁为代表的老虎山人群南下摧毁陶寺文化，进一步带动河南的王湾三期文化南下毁灭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造成中国文化格局的大范围重新整合，背后应该都有羊和牛的作用。西方的青铜器比中国早，也更发达，中国在公元前2500年以后向青铜时代的迈进，公元前1800年后二里头时代铸造青铜礼器、进入成熟文明阶段，也都与青铜技术的东传有一定关系。 中西文明应平等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网：西方学界关于文明起源一般有三个重要的标准，即文字、城市和青铜器。我国在8000多年前已经有天文学等文明要素，这些文明要素能否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最早进入文明社会的基本标准？ 韩建业：首先我要申明一点，我说的是8000年文明起源而不是形成，按一般标准，中国正式进入文明社会应该和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一样，也是在大约5000年前。 西方学界确有将文字、青铜器和城市作为文明社会三项标准的做法，但这也只是一种观点而已。比如柴尔德就提出了城市或者文明形成的十项标准。 实际上，要弄清楚文明的标准，首先要搞清文明这个概念的内涵。不同人对于“文明”这个概念的理解有很大的区别。2000多年以前，在《周易》的《文言传》当中，就有“天下文明”的说法，孔颖达的解释是“天下有文章而光明”，冯时的解释是人类有修养道德、社会有礼仪制度而彰明。不过，现在中国学界所使用的文明概念，多半都是西方“Civilization”一词的翻译。问题是西方人对于“文明”也有很多种解释。我们最熟知的是恩格斯的这句话，“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概括”不是“等于”，但很多人还是将文明社会简单等同于国家，甚至将文明等同于国家。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则认为文明根本就不是一个特定的国家、社会或者某种经济状态，而是持续存在于其中的不容易发生变化的东西；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文明里面最重要的元素是宗教。我更倾向于从文化和社会两个方面理解“文明”，可以将文明看做是文化和社会两个方面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这个高级阶段一般就是国家阶段。 而关于文明起源的标准，不管是三要素也好、十要素也罢，我们应该考虑的是这些标准为什么成为标准？或者说这些文明标准背后的实质是什么？实际上文字、青铜器、城市这样的物化存在或者“硬”标准并不是很好用，因为世界范围的物质文化遗存千差万别。比如欧亚草原长时期流行青铜器，也不见得有什么伟大的文明。玛雅没有青铜器，但却是公认的文明。所以，关于文明的标准，还是“软”性的比较好。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家或者文明社会有两个主要特征或者标准：一是强大的公共权力的出现（我们也可以说是王权的出现），二是以地区划分国民或者地缘组织的出现。这样的“软”标准更能体现本质。当然作为文明社会，还必须兼有高级的思想观念、知识系统等“文化”内容。 中国学界在使用文明一词时，对其内涵的把握应该兼顾中西方的理解。如果我们忽视中国学术传统，简单套用西方概念，就会水土不服；如果我们另起炉灶制定一套只适合中国的标准，难免落入自说自话的尴尬境地。 以考古学为基础，多学科全方位推进中华文明起源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人类社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结构，认知人类社会构成需要多学科的努力。文明起源研究是怎样体现出多学科研究特色的？ 韩建业：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确实是一个需要多学科一起做的事情。20世纪90年代末，北京大学成立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的时候，我的导师严文明先生有个《以考古学为基础 全方位研究古代文明》的发言，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一个文明社会涉及方方面面的东西，内容非常多，我们需要用各种自然科学的方法（比如测年技术、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环境考古等）去获取古代社会尽可能多的信息，用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比如狭义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去理解古代社会尽可能多的方面。考古学在诞生之初具有浓厚的自然科学色彩，又是以人文历史研究作为目标，是天生的交叉学科。 中国社会科学网：请您展望一下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未来图景？ 韩建业：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未来图景，首先我希望能够以考古学研究为基础，全方位地结合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各方面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对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中华文明的特质等，有一个更清晰、更符合实际的揭示。其次，我希望除了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整体化过程，还要研究区域性差异，各个区域不同的文明发展路径，使得中华文明在整体上更有活力。“多元”和“一体”作为中华文明的两个方面，互相联系、缺一不可。第三，我希望我们在全球视野或者欧亚视野下开展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在和国际学术界互动、交流、合作的状态下开展文明起源研究。第四，我希望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成果，确实能够让我们客观看清我们祖先走过的路，鉴古知今，更加坚定自信地走向光明的未来。  《中华文明的起源》书影 本网记者齐泽垚/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