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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代乾嘉时期是经史之学互动最密切、融通最深入的时期。在治学实践上，崇实黜虚的经学理念影响史学，形成了重考轻论的史学风尚；小学治经的方法渗透到史学领域，使史学更具实证性；对《春秋》笔法及正统论的厌弃，形成了重史实、轻笔法的历史编纂学。与此同时，史学也影响到经学的发展，人们以史学经世思想丰富经学的思想内涵，经史用世观念涌动；以史事考经籍之正误，借助史学解决经学问题。在理论探讨上，乾嘉学者秉持“经史无二学”的经史关系论，提出经史同源思想，梳理反思经史相分的过程，倡导经史并重。经史之间的这种互动和融通，使史学烙上了经学的印记，经学具有了史学化的倾向，经史之学均回归理性，开始向近代学术迈进。 关键词：清代；乾嘉；经学；史学；经史关系 作者简介：王记录，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经学和史学是中国传统学术体系的大宗和显学，二者相互影响，由来久远，正如汪高鑫所言：“相比较于其他学术之间的相互影响，经史之间的因缘最深，相互影响最大。”纵观中国学术史，经、史之间互动最密切、融通最深入的时期是乾嘉时期。这一时期，有关经史关系的理论阐述最为深刻和系统，贯通经史的治学实践最为丰富和具体。对于乾嘉时期的经史关系，以往的研究尚不充分，其精义有待进一步挖掘。实际上，乾嘉时期经学与史学的互动和融通不仅直接赋予了乾嘉学术以特有的面貌和意蕴，展现了传统学术的民族特性，而且使经史之学具备了新的特征，影响到后世经史关系的变化，其学术意义值得深入阐释。 一、从理念到方法：经学对史学的影响 乾嘉时期，经学的主流是汉学，或称“朴学”“考据学”“考证学”等，当此时也，家家许郑，人人贾马，学者治经，推尊汉儒，考证之风盛行，形成了一套治经的原则与方法，即在治学宗旨上，强调实事求是；在治学原则上，倡导博求实证，力主考证先行；在治学方法上，要求从小学入手，由字以通词，由词以达道。学者以此治经，取得了很大成绩。加之乾嘉学者治学虽以经为主，但均经史兼通，自然而然就将治经的理念和方法扩展到史学领域，丰富了治史的思想与方法，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的史学风格。 （一）崇实黜虚的经学理念对重考轻论史学风尚的影响 乾嘉学者治经，崇尚“实事求是”，把“实事求是”当作治经的根本宗旨，钱大昕、王引之、汪中、洪亮吉、邵晋涵、戴震、凌廷堪、阮元等大批学者均高举“实事求是”的大旗，用以评品当时的学术和学人，所谓“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尝推六经之旨……实事求是，不尚墨守”，“推求本原，实事求是”，“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我朝儒者，束身修行，好古敏求……合于实事求是之教”，等等。在“实事求是”治经之风的熏染下，学者对学术研究中的“凿空之论”提出了严厉批评，其目标直指宋儒。在他们看来，宋儒治学强调义理，而义理是否正确，并无客观标准，不像考据之学那样有理有据，因此宋儒的义理之学多是“虚理”。凌廷堪云：“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既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持一说以为是也，如理义之学是也。”以此说经，只能是凿空之论。钱大昕指出，宋儒以义理说经，无视考证，一味求新求异，是对经义的破坏，他说：“宋儒说经，好为新说，弃古注如土苴……夫经与注相辅而行，破注者，荒经之渐也……实事求是之儒少，而喜新趋便之士多，不亟辞而辟之，恐有视郑学为可取代者，而成周制作之精意益以茫昧。”又说：“元、明以来，学者空谈名理，不复从事训诂，制度象数，张口茫如。”以“实事求是”为治经宗旨，就必须杜绝“凿空”，考事实、重证据，崇实黜虚。 乾嘉经学研究中崇实黜虚、反对空发义理、重视考证的思想，扩展到史学领域，就形成了反对任情褒贬和驰骋议论、主张考证求实的史学学风。经学上反对空言义理，主张训诂明而义理明，与史学上反对横生议论，主张史实真而是非见，在思维模式上是一样的。对此，王鸣盛的一段话颇有说服力：“读史之法与读经小异而大同，何以言之？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读史者不必以议论求法戒，而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不必以褒贬为与夺，而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亦犹是也。故曰同也。”义理不可凭虚而得，必须经考据实证而得，影响到史学，那就是注重考典制事迹之实，反对未考史实便驰骋议论、任情褒贬。 在这样的认识之下，乾嘉学者治史，重考证，轻议论。王鸣盛指出，治经和治史都要“归于务求切实”。他说：“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月纬、部居州次，纪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之天下之公论焉可矣。”从这段议论可以看出，王鸣盛主张读史“当考其事迹之实”，反对“横生意见，驰骋议论”“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他进而指出，作史“宜直叙其事”，读史“宜详考其实”，不必“弄文法、寓予夺”“凭意见、发议论”。一句话，“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而已矣，外此又何多求邪”。王氏受经学名物训诂等考证方法的影响，对任意褒贬、肆情议论的治史方法非常不满，所谓“如所谓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与夫强立文法，擅加与夺褒贬，以笔削之权自命者，皆予之所不欲效尤者也”。钱大昕亦由反对经学上的褒贬蹈空之论，由经及史，提倡史学研究的考据征实之风。他在研究明代史书时，多次批评明人治史“空疏无学，而好讲书法”，“明人好谈名节，而于记载多失讨论”。在钱氏看来，治经不可空言义理，治史不能空发议论，不关注史实记载的真实与否而乐于“讲书法”“谈名节”，是一种空疏的治史风尚。钱氏反对史学中的空言，认为作史贵在求其客观真实，主张博取材料，文献征实，反对任情褒贬。王、钱所秉持的这样的治史观念在乾嘉时期被学界普遍认可，史家治史不轻发宏论，致力于史实之考订辨证，在考史的基础上论史，言必有据，无征不信，学风敦实。 （二）以文字训诂治经的方法对治史方法的渗透 乾嘉时期，以文字音韵训诂等小学手段治经成为一时风尚。乾嘉汉学家取法汉儒重小学训诂与名物典制的治学传统，识字审音，由字以通词，由词以通道，由文字训诂以求经书义理，小学成为通经明道最有力的工具。惠栋、钱大昕、王鸣盛、戴震、段玉裁、洪亮吉、阮元、焦循等人均倡导这样的治学方法。他们普遍认为，要使蕴含在经书中的社会和政治意义被准确解释和理解，必须首先要识字审音。所谓“经之义存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六经皆载于文字者也，非声音则经之文不正，非训诂则经之义不明”，“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经之不明，由失其义理。义理所由失者，或失其句度，或失其训诂，或失其音读，三者失而义理能得，未之有也”，“声音之理通，而《六经》之旨得矣”，“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诂不明……舍诂求经，其经不实”，“训诂明乃能识羲、文、周、孔之义理”。总之，在他们看来，音韵训诂是究明经书义理的最重要工具，是通向义理的必由之径，“推明古训、溯求本原、实事求是，正为乾嘉学术之重要特色”。 乾嘉学者，多兼通经史，用治经方法治史，事属必然。钱大昕移治经之文字音韵训诂之法以治史，成就卓然。他利用自己发现的古声纽知识考释史书字词，释疑解惑。如他指出，古读“文”如“门”、如“岷”、如“湣”。《水经注》称“文水”为“门水”，《尚书》的“岷山”，《史记》作“文山”，《史记·鲁周公世家》中的“平公子文公”，《世本》作“湣公”。经他考释，人们就不会把这些地名、人物搞错了。在音韵学上，钱大昕提出著名的“古无轻唇音”“六朝以后转重唇为轻唇，后世不知有正音，乃强为类隔之说，谬矣”。钱大昕利用这一手段考订六朝以前史事，收获巨大。如他对“秃发”和“拓跋”的考证，“秃发之先，与元魏同出。‘秃发’即‘拓跋’之转，无二义也。古读轻唇音如重唇，故赫连佛佛即勃勃，‘发’从‘友’得声，与‘跋’音正相近。魏伯起书尊魏而抑凉，故别而二之，晋史亦承其说”。钱大昕利用古韵学知识指出“秃发氏”与“拓跋氏”同出一源，只是因为魏收作《魏书》，“尊魏而抑凉”，才有意把二者分开。这样的考证，对我们正确理解历史问题，甚有帮助。 和钱大昕一样，王鸣盛也贯串经史，移治经之法以治史，在进行历史考据时，小学同样是他惯用的方法。王氏曾反复论证过小学与经学、史学的关系，指出：“未通小学，不可说五经、《史》《汉》。”他认为，治史者应探本溯源，从通晓许慎的《说文》入手，“声音、文字，学之门也”，“能通《说文》，得其门而入”，则“可与言学矣”。由《说文》入门，识字审音，进而考订史实，是王鸣盛考史的门径。《尚书后案》一书，即运用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的方法而作成。王氏通过对疑文晦义的厘清，释疑发覆，如《禹贡》有“厥上白坟，海滨广斥”，郑玄云“斥，谓地咸卤”。王鸣盛引《说文》“卤”部云：“西方咸地也。从西省，象盐形。安定有卤县。东方谓之斥，西方谓之卤。”通过这种辨析，使人们明白了“斥”“卤”所指乃同一现象，只是不同区域有不同叫法而已。《顾命》有“卿士、邦君，麻冕蚊裳”，郑玄云“蚁，谓色玄也”。王鸣盛运用文字音韵学知识，训释名物“蚁”就是蛾、蚍蜉、玄驹，因“蚁”为黑色，故称黑色之裳为“蚁裳”。总之，王鸣盛以小学为本，解决了很多历史问题。 张之洞曾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巧妙点出了乾嘉学者治学的途径、方法以及由此在其他领域的扩展。从小学入手以治经，考究典制名物，反对主观武断发明经义，是汉学的首要法门，这种方法被运用到史学上，考证天文、地理、职官、名物等历史问题，丰富了治史方法，对于史学的科学化、客观化起了推动作用。 （三）对《春秋》笔法和正统论的厌弃与重史实、轻笔法的历史编纂法的形成 宋儒研究《春秋》，形成了《春秋》学。《春秋》学的观念影响到史学，在治史中形成了重《春秋》褒贬义例、重正统论的现象。乾嘉学者治经，一反宋儒重心性义理、好阐发议论的作风，转而推尊汉儒，变而为重文字训诂、喜考证求实。这种观念反映到在史学上，就是反对重褒贬大义、轻历史事实的作史态度，尤其反对在历史编纂上搞《春秋》笔法、辨正统闰位。 钱大昕通过归纳、剖析《春秋》义例，指出《春秋》的褒善贬恶，就是直书史事，使善恶无隐。他说：“《春秋》，褒善贬恶之书也。其褒贬奈何？直书其事，使人之善恶无所隐而已矣。”《春秋》是一部直书史事的史书，君臣事迹善恶无隐，褒贬自然就得到体现，褒贬就在直书之中。这种论述，无疑给那些春秋笔法论者来了个釜底抽薪。他批评以《春秋》笔法作史的欧阳修和朱熹，指出《新唐书·宰相表》用薨、卒、死来体现善恶褒贬，“科条既殊，争端斯启，书死者固为巨奸，书薨者不皆忠谠，予夺之际，已无定论”，《通鉴纲目》“设例益繁，或去其官，或削其爵，或夺其谥。书法偶有不齐，后人复以己意揣之，而读史之家，几同于刑部之决狱矣”。欧、朱之书掩盖了历史的真实，褒贬不当，给读史者造成极大困难。基于此，钱氏主张历史编纂必须抛弃《春秋》笔法，据实而书，“史家纪事，唯在不虚美，不掩恶，据事直书，是非自见。若各出新意，掉弄一两字以为褒贬，是治丝而棼之也”。与钱大昕一样，王鸣盛也反对治史模仿《春秋》笔法，他说：“夫《春秋》大义，炳如日星，而其微词变例，美恶不嫌同辞，则有非浅近之所能推测者。后人修史辄从而拟之，不失之迂妄，则失之鄙陋。”他认为“《春秋》书法，去圣久远，难以揣测，学者但当阙疑，不必强解，唯考其事实可耳……究之是非，千载炳著，原无须书生笔底予夺，若固弄笔，反令事实不明，岂不两失之”。王鸣盛认为，客观叙述历史事实乃史之天职，无论什么样的书法，都不能损害这一基本前提，否则便非良史。他同样批评《新唐书》和《通鉴纲目》效法《春秋》意主褒贬的著史宗旨，“欧公手笔诚高，学《春秋》却正是一病。《春秋》出圣人手，义例精深，后人去圣人久远，莫能窥测，岂可妄效？且意主褒贬，将事实壹意删削，若非《旧史》复出，几叹无征”。《四库全书总目》也批评欧阳修以《春秋》笔法著史，“事实不甚经意”，“传闻多谬”。总之，乾嘉时期，以《春秋》褒贬大义治史的观念受到了批判。宋人由重义理而重《春秋》笔法，清人由重考实而反对《春秋》笔法，反映了宋清间经史之学由重阐发向重事实的转变。 与《春秋》笔法相联系的是正统观念。宋人著史重正统闰位之辨，乾嘉学者对此比较淡漠。尽管在清代学术史上，由于宋学的不绝如缕，正统观念也时隐时显，但总的趋向是受到批评。朱熹作《通鉴纲目》，虚引中宗年号以记武则天事迹，意在将正统归李唐，对这样的写史方法，钱大昕深表不满，“此亦极笔削之苦心，而称补天之妙手矣”，“愚窃未敢以为然也”。钱氏强调，史乃纪实之书，根据历史的实际情况进行编写即可，不必在正闰上作文章，“史者，纪实之书也。当时称之，吾从而夺之，非实也；当时无之，吾强而名之，亦非实也”。凌廷堪对正统论也持反对意见，一针见血指出正统论就是“以私意尊己贬人”，所谓“自宋人正统之论兴，有明袭之，率以私意，独尊一国，其余则妄加贬削，不以帝制予之”。他指出欧阳修在正统论上有很多见解，但其《新五代史》在褒贬朱温、朱友珪等历史人物时，矛盾百出，与他一直提倡的正统原则相违背，“以子之矛陷子之盾”。在他看来，正统论不过是作史者满足自己私心的一个借口而已，是对史学求实的破坏，真正的史书编纂应该做到：“其实为君矣，书其为君，其实篡也，书其篡，而后世信之，其罪自不可掩。”可见，在崇实黜虚的经学背景下，体现《春秋》笔法和正闰之辨的历史编纂法受到批判。 二、以史事证经典：史学对经学的作用 乾嘉时期，经学固然影响了史学的面貌，但史学绝非完全被动地受制于经学潮流。在乾嘉学术发展中，传统史学的思想、原则和方法对经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扭转学风偏向的作用。在观念层面上，史学的经世观念丰富了经学的通经致用思想，对经学的流弊起着砭谬纠偏的作用。在实践层面上，为解决经学疑难，人们常常要借助史学，以史证经，史事与各家经说相互渗透，悄然影响着乾嘉以后经学的演变发展。 （一）以史学经世观念丰富经学的思想内涵 乾嘉学者长于治经，在从事经学文献的整理与考证时，试图摆脱琐碎饾饤的研究状况，通经致用。通经致用要落在实处，必须在史学经世致用的传统中寻找依据。没有历史经验的总结，经书中的治术就成了空谈。因此，立足经学，吸纳史学，以史学经世致用观念充实经学，就成了乾嘉学者的学术追求。 焦循认为，治经必须吸纳“百家子史”等学问，以立身经世，他说：“经学者，以经文为主，以百家子史、天文术算、阴阳五行、六书七音等为之辅，汇而通之，析而辨之，求其训故，核其制度，明其道义，得圣贤立言之指，以正立身经世之法。”段玉裁认为经书之外，史书最为有用，所谓“博闻强记，多识畜德，努力为名儒，为名臣，勿愿为名士。何谓有用之书？经史是也”。以治经著称的凌廷堪极力推崇《资治通鉴》，认为《通鉴》“乃史家之绝业，治乱成败，瞭如指掌，读之则眼界日扩，识见日超……由此而措之，且可成为有用之学”。汪中也认为要“用世”，必须考察制度沿革和民生利病，“有志于用世，而耻为无用之学。故于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病之事，皆博问而切究之”。钱大昕经史兼通，提倡“明道致用”，认为“儒者之学，在乎明体以致用”，提出“为文之旨有四，曰明道，曰经世，曰阐幽，曰正俗”。王鸣盛由经入史，其《十七史商榷》特别留意对米价、赋税、常平仓、钱制、兵制、地方行政、中枢官制、边政、民族等实际问题的考证和议论，提倡学者胸中要有“经国远图”，要关注“民生疾苦，国计利害”。赵翼更是一位以经世致用为治史旨趣的学者，他写《廿二史札记》，就是要追随顾炎武《日知录》，以用世为己任，探讨“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究明“治乱兴衰之故”。洪亮吉勤于治史，“究兴废于古今，证异同于枕葄”，同样注重以史为鉴，总结治政经验。他认为“学古为入官之本，前事即后人之师”，把习史当作仕宦的根本和借鉴的经验。一生从事考信辨伪的崔述作《考信录》，除利用经史辨古史虚实真伪外，还考察历史盛衰，以为经世之用。他作《周政通考》，目的是“究其盛衰之由”；作《丰镐考信别录》，重在考察周由创业、守成到失败的“治乱兴衰之故”。章学诚于经世致用之旨，推阐尤为详尽著明。他吸收浙东学派“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的治学传统，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经世致用的重要意义，极力强调“文章经世之业，立言亦期于有补于世，否则古人著述已厌其多，岂容更益简编，撑床叠架为哉？”号召把经史经世的思想融会贯通，所谓“君子苟有志于史学，则必求当世典章以切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虽极精微，无当于实用也审矣”，又说“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章学诚于经史经世之旨，可谓阐发无遗。乾嘉时期的其他学者如王念孙、王引之、朱筠、纪昀、王昶、毕沅、郝懿行、孙星衍、钱塘、黄丕烈、顾广圻、臧庸等，都有贯穿经史、经史经世的言论。 总之，乾嘉学者虽以治经见长，但他们能从史学中汲取经世营养，在精神层面融通经史，将通经致用与以史经世相结合，学术眼光通达。 （二）以史事证经典 乾嘉时期，学者治经，除综贯群经，以经证经、以经说经、以经解经外，还打通经史间隔，贯通经史，以史证经、以史说经、以史解经，出现了经学研究史学化的倾向。其实，经学所研究的许多内容，与历史密不可分，经学家为了解决经书中的典制名物等问题，常常要借助史学，以史实与经书中的记载相互参证，以求确解。在这一点上，清初顾炎武起了引领作用，如他研究《周易》，认为“《易》本《周易》，故多以周之事言之”，指出《周易》所载多是周代史事。他还认为《周礼》成于史官，所载乃“朝觑、会同、征伐之事”，所谓“当日之盛，朝觑、会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礼’，而成之者，古之良史也”。顾炎武治学，以史家眼光去看待经典，融经学于史学、以史学统摄经学的特点非常明显。和顾炎武同时代的钱澄之作《田间易学》，引史实以证易理，其解释“随”卦，就大量引用两汉三国史事证成己说。“《田间易学》以史事解释义理处，触目皆是……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用以理解易理，说明钱澄之易学具有的特点，与他‘纵谈经世之略’的学术旨趣是一致的”。钱澄之以史证易，通过引用大量相关史料，把《周易》转化为经世致用之书，使多言天道的《周易》更加关注人事。 到了乾嘉时期，考据学家利用自己的专长，几乎把儒家所有的经典都重新加以整理、考证、疏解，惠栋、江永、沈彤、洪亮吉、沈钦韩、王念孙、王引之、张惠言、程瑶田、戴震、焦循、王鸣盛、钱大昕、陈奂、孙星衍、秦蕙田、孙诒让等人，从不同的方面对古代经书进行研究。他们在整理、考证、疏解经典的过程中，意识到以经解经，难免臆断空说，于是广泛引证史实以助经说，“综览经疏史志，发微订讹，灿然经纬毕著矣”，借史志之记载，订经书之讹舛，成为乾嘉经学考证的惯常做法。 惠栋作《周礼古义》，“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方法，是以经史小学共证原典，以求《周礼》古义的确诂”。如《天官·太宰》有“二曰教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扰万民”，郑玄注：“扰，犹驯也。”惠栋举《尚书》《左传》《史记》等史书中的实例证明郑玄训“以扰万民”之“扰”为“驯”完全正确。江永作《春秋地理考实》，充分利用了《汉书》《后汉书》《晋书》《水经注》《太平寰宇记》《括地志》等史地之书，经史互证，得出正确结论。如他考证哀公十四年“舒州”，旧说“徐”与“舒”古音相通，以薛城之徐州为哀公十四年之舒州，但江永引《竹书记年》《史记》《后汉书》为证，据之以史事，推之以事理，指出渤海郡东平舒县为陈恒幽置齐简公之舒州，其地在齐之北境，与燕赵接近，非薛城之徐州。戴震作《考工记图注》，务求言而有据，引用书目扩大至经史子集，“戴震的诠释，大都统观先秦两汉的文献，并重视实地考察，从而说明原物形制，间或订正汉儒”，使《考工记图注》成为传世之作。王鸣盛作《尚书后案》，以史证经，大量征引《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通典》《通志》等史部文献来解释经书文意，使经书训释有据可循。如他考证《尚书·禹贡》“既修太原，至于岳阳”之“太原”“岳阳”的地理方位，就反复征引《汉书》《后汉书》《水经注》《元和郡县志》等历史文献，考其沿革变迁以证成之。焦循作《孟子正义》，考释“稼穑五谷”，同样大量引述各类典籍，涉及的史部文献就有《国语》《史记》《汉书》《汲冢竹书》等。再如考释“襁褓”，引用20余种文献，史书就有《战国策》《史记》《汉书》《博物志》等。阮元考释《考工记车制图解》，用以考证的材料遍及四部，其中史书就有《史记》《汉书》《后汉书》。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也大量运用史籍考证经书，如哀公十一年传“使于齐，属其子于鲍氏，为王孙氏”。此处出使到齐国的人，杜预认为是伍子胥“私使人至齐”，而非伍子胥亲自出使齐国。洪亮吉根据《史记》《说苑》《吴越春秋》之“吴王使子胥于齐，子胥属其子于齐鲍氏，而还报吴”的记载，认为伍子胥确实是自己到了齐国，纠正了杜预注的错误。总之，史书为经学考证提供了材料和证据，以史证经，成为乾嘉汉学家治经的最有力手段。 吴怀祺先生曾指出，在宋儒那里，史学是理学家构建思想体系必不可少的“半壁江山”，因为“天理体现在纲常礼制上，离开历史，无法证明这一点”。依此引申，在清儒这里，史学又是经学考据的重要支撑，没有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朝典章制度的征引，经学的训释和考证只能是个无所凭依的空壳。再加上乾嘉经学考据本身就遵循“考其典制之实”“考其事迹之实”的实证原则，不虚言说经，常常在经学考证中，以史实解释经义，许多考据学家治经实际上也是考史。 三、“经与史岂有二学哉”：经史关系的理论阐释 如果乾嘉时期经学与史学的互动和融通仅仅停留在学术研究的实践层面上，那还不足以引起我们的强烈关注。事实上，乾嘉学者不仅在治学实践上经史结合、融通经史，而且还上升到理论高度，从理论上阐释经史关系，讨论非常热烈。袁枚、钱大昕、崔述、章学诚等人进一步丰富中国传统的“六经皆史”理论，从不同角度阐释自己对经史关系的看法，达到了中国古代经史关系论的理论最高峰。综而论之，乾嘉学者对经史关系的理论建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史同源 讨论经史关系，不能不从经史之学的源头说起。清代之前，虽有“六经皆史”之说，但对经史同源性的论述语焉不详。及至乾嘉时期，经史同源之说得到充分论证，为中国学术史注入了新思想。袁枚说：“古有史而无经。《尚书》《春秋》，今之经，昔之史也；《诗》《易》者，先王所存之言；《礼》《乐》者，先王所存之法。其策皆史官掌之。”“《尚书》《春秋》皆史也，《诗》《易》者，先王所传之言，《礼》者，先王所立之法，皆史也”。钱大昕云：“经与史岂有二学哉？昔宣尼赞修六经，而《尚书》《春秋》，实为史家之权舆”。崔述说：“三代以上所谓经，即当日之史也。《尚书》，史也，《春秋》，史也，经与史恐未可分也。”又说：“三代以上，经史不分，经即其史，史即今所谓经者也。”章学诚指出：“古无经史之别，六艺皆掌之史官，不特《尚书》与《春秋》也。”又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还说：“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古无经史之分，圣人亦无私自作经以寓道法之理。六经皆古史之遗，后人不尽得其渊源，故觉经异于史耳”。归纳这些言论，有三点值得重视：经即史，史即经，六经既是经书又是史书；经史之书出于史官，为古代史官所掌；六经所记乃古代先王典制，是官府记载当时政典史事之书。这样的认识，是乾嘉之前所没有的。 （二）经史相分 经史同源而生，却分流而行，其过程又如何？袁枚和钱大昕从古代图书发展及其分类的角度对经史分离的过程进行了梳理。袁枚云：“刘道原曰：历代史出于《春秋》，刘歆《七略》、王俭《七志》皆以《史》、《汉》附《春秋》而已，阮孝绪《七录》才将经、史分类……故汉人引《论语》《孝经》皆称传不称经也。‘六经’之名始于《庄子》，经解之名始于戴圣，历考‘六经’并无以‘经’字作书名解者。”袁枚指出，在刘歆的《七略》和王俭的《七志》中，《史记》《汉书》都附于《春秋》之后，《春秋》实际上就是史书之鼻祖，只是后世有了“六经”和“经解”之名，才将最初的“史”变成了“经”。钱大昕说：“汉世刘向父子校理秘文为《六略》，而《世本》《楚汉春秋》《太史公书》《汉著纪》列于春秋家。《高祖传》《孝文传》列于儒家。初无经史之别。厥后兰台、东观，作者益繁，李充、荀勖等创立四部，而经史始分。”钱氏认为，刘向、刘歆编纂《七略》，史书尚附于经书之后，及至魏晋时期，四部分类法出现，史部才正式脱离经部而独立，经史彻底分离。 崔述与章学诚则从学术演化的角度论述了经史的分离。崔述说：“夫经史者，自汉以后分别而言之耳。”又说：“三代以上，经史不分……后世学者不知圣人之道体用同原，穷达一致，由是经史始分。”崔述认为，汉代以前经史不分，汉代以后经史相分，深层原因就是人们没有体察圣人之道具有经史一体、体用同原的特性。章学诚指出，作为史书的先王之“政典”变而为“经”，有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孔子并未将《诗》《书》《礼》《易》《春秋》等称经，“六经”之名乃孔门后学所造，“儒家者流乃尊《六艺》而奉以为经”，“《六经》之名起于孔门弟子”。随着时代的发展，称“经”之书越来越多，“经”的家族成员不断扩大，“圣如夫子而不必为经，诸子有经以贯其传，其义各有攸当也。后世著录之家，因文字之繁多，不尽关于纲纪，于是取先圣之微言与群经之羽翼皆称为经，如《论语》《孟子》《孝经》与夫大小《戴礼》之别于《礼》，《左氏》《公》《谷》之别于《春秋》，皆题为经，乃有九经、十经、十三、十四诸经以为专部，盖尊经而并及经之支裔也”。章学诚较为细致地梳理了“先王政典”演化为“经”的过程，穷原竟委，旨在说明“经”之尊崇，乃是后人有意为之，其最初都是记载先王言行典制的“史”。 （三）经史并重 乾嘉学者讨论经史关系，还从“圣人之道体用同原”的角度倡导经史并重。崔述认为，经史一物，事理一致，体用同原。经史相分实际上是将体用分离，于学术发展极为不利。“其叙唐、虞、三代事者，务广为记载，博采旁搜，而不折衷于圣人之经。其穷经者，则竭才于章句之末务，殚精于心性之空谈，而不复考古帝王之行事”。在崔述看来，经是“体”，史是“用”，既然体用同原，就必须经史并重。那种治史者博采旁搜、广为记载，“而不折衷于圣人之经”，穷经者溺于章句、空谈心性，“而不复考古帝王之行事”的作法，必然导致治史失去灵魂，治经没有依据。章学诚同样从事理不分、体用同原的角度谈论经史关系，但他的思考明显更为深入。章学诚贯通经史，从精神本质上找寻经与史的一致之处，他说：“古人之于经史，何尝有彼疆此界，妄分孰轻孰重哉！小子不避狂简，妄谓史学不明，经师即伏、孔、贾、郑，只是得半之道。《通义》所争，但求古人大体，初不知有经史门户之见也。”在章学诚眼里，经与史没有“彼疆此界”，也难分“孰轻孰重”，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二者在经世致用这一精神本质上存在一致性。所谓“但求古人大体”之“大体”，其实就是古人的道器合一、经史无别。他作《文史通义》，“题似说经，而文实论史，议者颇讥小子攻史而强说经，以为有意争衡，此不足辨也”。可见，章学诚谈经论史，非为争经史之高下，而是把经史当作治国安邦之具，体察经、史之间精神上的相通处，融通经史，冲破长期以来经与史、事与道相隔离的学术局面。 与崔述、章学诚稍异，钱大昕从批评“荣经陋史”的角度倡导经史并重。自汉代经史相分以后，“经精史粗”“经正史杂”的荣经陋史观念逐渐抬头，经学地位日渐提升，史学地位逐渐下降。对这样的观念，钱大昕进行了针锋相对地批判，他说：“彼之言曰：经精而史粗也，经正而史杂也。予谓经以明伦，虚灵元妙之论，似精实非精也。经以致用，迂阔刻深之变，似正实非正也。”由此他强调“史学与经并重”，并把经学大师和史学大家并列，“孔、郑经师宗，固、彪史学最”，借以说明经、史具有同等的学术地位。 总之，乾嘉学者从理论上讨论经史关系，由探索经史同源，到梳理经史相分，再到倡导经史并重，是一个正、反、合的逻辑过程。他们从道不离事、体用同原的角度出发，认为经史具有同源性，自然也就具有互补性。谈经必究史，否则流于空谈性理；论史必考经，否则失去判断标准。经史相分会使思想走上绝境，无法提供治术。“经史并重”的核心就是要使经史统一起来，造就一种“有体有用”的学问，以期有补于社会与民生。 四、结语 乾嘉时期经史之学的互动和融通，打破了经史之间不可愈越的畛域，对经学和史学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甚至影响了此后经史之学的学术走向。 就经学而言，以经书为核心的经学话语，是一套不断被阐释继承的政治话语。在中国古代，经学是国家治理的依据、维持社会秩序的准则和人生的信仰，具有思想上的绝对权威性。经学家治经，多少都带有一点道德情愫和宗教心理。乾嘉学者融通经史，经史互证，在文献考证的层面上董理经书，对经籍进行还原求真。这种还原求真虽仅限于文本考订，但多少带有质疑与批评经书的味道。这种以知性态度对经典所进行的怀疑批判，无意间松动了笼罩在“经”之上的意识形态性。尽管乾嘉学者一直宣称他们是考辨宋明儒者之非，寻求圣人经书本旨，但仍然或多或少地动摇了人们对经的信任，消解了经的神圣，使其政治意义减弱，学术意义增强。经学由此从道德本体向知识本体转化，政治话语也渐渐被学术话语所取代。 就史学而言，乾嘉经史之学的互动，打通了经史间隔，由经入史，人们以治经方法治史，完善了治史方法，形成了一套可以操作的，涉及文字、训诂、版本、校勘、辨伪、考证等众多学科的董理历史文献的方法体系。这是一套行之有效的考辨史料的方法，运用这些方法，乾嘉学者考文征献，克服了以往史家依靠个人学识主观先验地凭事理推测史事、鉴别史料真伪的局限，推动了史学的实证性和客观化，直接影响到20世纪的新历史考证学。 美国汉学家艾尔曼曾指出，乾嘉时期，“传统儒家经典一度拥有的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在那时即受到知识阶层尖锐的挑战……儒家经典受到全面的怀疑，并经由史学化，变成了寻常的史学研究对象和材料。这是知识阶层思想变化最显著的标志”。从学术史的层面来看，乾嘉时期的经史互动和融通，在将经典还原为历史文献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此开始，经学开始史学化，成为晚清时期经退史长的学术伏笔。换言之，晚清时期，经学的逐渐衰微和史学的不断勃兴，排除外在社会因素和西学东渐的冲击，其内在学术种因，在乾嘉时期经史互动和融通的过程中就埋下了！这是乾嘉时期经史之学互动与融通最具学术史意义的地方。 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