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主题出版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高度重视主题出版工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伟大时刻，回顾和总结中国共产党主题出版的百年发展，吸收经过实践证明的优良传统，借鉴曲折过程中的实践经验，对于新时代主题出版工作的创新发展和做好中国共产党的下一个百年主题出版工作，引导新时代出版人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初心使命，更好地服务于党和国家，服务于人民群众，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具有重大意义。 主题出版的概念与内涵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在2003年开始实施主题出版工程时，提出了“主题出版”的概念。它指的是“围绕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工作大局，就党和国家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重大活动、重大题材、重大理论问题等主题而进行的选题策划和出版活动”。近20年来，随着实践和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业界和学界对“主题出版”有了新的认知。主题出版在历史和现实中是普遍存在的，2003年以前的主题出版活动，甚至中国共产党早期书、报、刊的主题出版与宣传活动，也逐步进入研究视野，成为研究课题和研究重点。 事实上，关于主题出版的实践从我国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诞生初期就已存在，并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和发展传播中作出巨大贡献，为后期逐渐复杂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和文化斗争带去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的意识形态指引。 关于主题出版的内涵，目前在业界与学界已形成共识，其核心内涵包括了“党领导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它的实质是围绕一个特定主题进行的选题策划活动。随着出版实践的发展，主题出版的内涵也不断延伸和扩展，选题类型日益丰富，表现在历史和时代发展的方方面面，凡旨在反映党和国家意志、体现工作大局的选题都可以视为主题出版。[2]与非主题出版相比，主题出版具有主题突出、导向鲜明和时效性强的特点。 中国共产党主题出版的百年发展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主题出版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紧密相联，不懈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出版规律和重要选题策划，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反映社会变革的辩证发展不断出版精品力作，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出版奇迹。 一、无产阶级孕育诞生时期的主题出版（1918~1920） （一）历史背景 主题出版实践出现之初，便紧紧围绕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这一选题，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近代以来，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辛亥革命等尝试都没能为中国人找到出路，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带来了希望。因此当时具有觉悟的革命家和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从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科学主义等角度积极阐述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唤醒当时中国的无产阶级意识。这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二）主题出版图景 一是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文献译著。1919年，李大钊摘译《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最后部分，发表于《每周评论》第16号“名著”专栏。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在上海正式出版。这一时期重要出版物还有：李达译的《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3]渊泉译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恽代英译的《阶级争斗》，李季译的《社会主义史》等。另外，一系列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文章经先进知识分子的翻译得以引入中国，如马克思、恩格斯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等。[4] 二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介绍与宣传。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文人志士在深刻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后有意识地撰写、发表或出版文章和著作。1918年7月李大钊于《言治》季刊第三册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5] 1918年底至1919年初，他先后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等报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战后之世界潮流》《青年与农村》等文章。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首次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此外，李达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劳动者与社会主义》等，陈独秀发表《谈政治》《社会主义批评》等。 三是大批先进报刊被创建起来。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催生出一大批具有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报刊和社团组织。除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期刊外，当时全国还有400多种相关报刊。如李大钊主编的《晨报》、瞿秋白创办的《新社会》杂志、毛泽东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的《湘江评论》、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等。 四是催生了一批先进组织和团体。李大钊在《晨报》开辟“马克思主义专栏”并秘密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在五四运动之前就组织了“新民学会”。陈独秀也曾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三）主题出版的特点与成效 一是自发性。尽管当时主题出版的概念还远未出现，但这一意识已经引导着早期知识分子自发地撰写、翻译与出版相关著作和文献，帮助国内民众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但由于能够领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党还未成立，当时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题出版存在不完整、不成熟、不系统的缺憾。 二是为中国革命的困局带来新的思想理论，为中国近代救亡图存的斗争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指导，打开了我国乃至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局面，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生根发芽，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播下了思想的火种。 二、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主题出版（1921~1927） （一）历史背景 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早期传播与实践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开展，并直接促成我国工人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农民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确定武装革命的斗争形式。这一时期的主题出版主要围绕马列主义中国化、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以及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等选题组织出版工作。[6] （二）主题出版图景 一是更具规划性地组织主题出版工作。这一时期虽然物质匮乏、环境恶劣，但中国共产党坚持创办专门的出版机构，有组织有计划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宣传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先后创办的报刊有《先驱》《向导》《前锋》《中国青年》《劳动界》《劳动音》《机器工人》《伙友》《工人周刊》《劳动周刊》等；先后成立的出版机构有上海的新青年社、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长沙的真理书店，湘潭的湘潭书店，南昌的文化书社，广东的国光书店，汉口的长江书店等。[7] 二是主动服务大革命高潮和工农运动，一大批探析革命性质、前途、领导权、对象和动力的著作出版，大量宣传强调农民阶级革命斗争作用的文章发表。如李大钊发表《土地与农民》，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这些读物对党组织领导香港海员罢工、安源路矿工人罢工等也发挥了积极作用。[8] 三是坚持革命性，唱响党的路线方针。这一时期出版了一批反映马列主义与党的发展实践相结合，明晰党在中国革命中战略路线方针的著作。如1926年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9]，中共中央宣传机构向导社整理出版的第一部党史文集《中国共产党五年来之政治主张》等。国共合作破裂后，1927年在上海创刊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初步提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10] （三）主题出版的特点与成效 一是更具规划性和组织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期刊为代表的书报刊成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为当时的工农革命运动提供了有力的指导，为党制定下一步的革命路线方针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是对酝酿和探索中国民主革命纲领给予了直接帮助。一大批列宁著作的译文或相关介绍译文，如《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论策略书》《伟大的创举》《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等，以及翻译引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论著和结合苏联无产阶级革命经验的著作，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的初步把握，尤其促进了1922年党的二大完善了最高纲领。 三是面对复杂恶劣环境开展工作。共产党的宣传工作经常遭到国民党和各地军阀的打压，书刊被禁被查事件时常发生。共产党出版机构采用更换社名、秘密发行或地下活动等多种方式，冒着生命危险千方百计地开展出版和发行工作，使得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党的革命理念在群众中进一步产生了影响力。[11] 三、土地革命时期的主题出版（1928~1937） （一）历史背景 大革命失败和国共合作破裂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意识到武装革命斗争的重要性。[12]这一时期的主题出版继续坚持宣传马列主义，同时集中加强有关武装斗争、批判封建集权思想、开展土地革命、培育优良作风和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选题组织及出版工作。 （二）主题出版图景 一是继续坚持宣传马列主义。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翻译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以及《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最早中文全译本。[13] 二是积极创立研究组织机构和阐述党的革命思路。1929年，瞿秋白任主任的“中国党史研究室”在莫斯科成立，他还亲自撰写了《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此外，以邓中夏、李立三、张闻天等为代表的一大批领导人都先后撰写文章或报告，从党史发展的角度总结经验教训、阐释理论原理。 三是重视主题报刊建设工作和出版“走出去”，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1927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党的领导或关心、引领下，《华北呼救》《东北知识》《学生届》《世界知识》等一大批爱国刊物陆续创建，有力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1928年11月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创刊；1929年1月《党的生活》创刊；1931年11月红色中华通讯社成立（于1937年改名为新华通讯社）；1933年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创刊；1935~1937年，邹韬奋先后创办《大众生活》《生活日报》《抗战》《全民抗战》等。[14]同时，党还重视出版“走出去”，让海外民众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主张。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美国创办《先锋报》；1935年，党中央派吴玉章、李立三到法国巴黎创办《救国时报》等。 四是重视文艺创作、读者服务和渠道建设。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并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革命文艺创作等活动。1930年邹韬奋成立“书报代办部”，尤其重视读者服务工作，书报销量增长迅速，后逐步发展成为在全国拥有分支店及办事处达五六十处之多的生活书店。1935年，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书店，新知书店在上海创立，曾以中国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了《共产党宣言》《马恩论中国》《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列宁主义》《毛泽东救国言论选集》等。 五是苏区出版事业快速发展。在苏区红色政权的保护下，逐步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较完整的出版发行网络，主题出版工作也进入了空前的繁荣时期。[15]据不完全统计，苏区书、报、刊1932年出版196种，1933年出版199种，1934年出版148种，3年总出版物占10年间全部苏区出版物的72％。[16] 六是形成阶段的毛泽东思想成为这一时期主题出版的重要任务。如1928年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即《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9年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30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以及1931年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后发表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1936年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17] （三）主题出版的特点与成效 一是更加完整和体系化。特别是红色政权保障下的苏区出版事业快速发展，大批出版发行机构迅速创建，形成了较完整的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到人民群众的主题出版发行网络。 二是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鲜明的政治立场。出版物的内容往往结合当时中心任务进行宣传，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例如，苏区初创时期（1930~1931年）、苏区暂时稳定时期（1932年）、反“围剿”阶段（1933~1934年）的主题出版选题各有侧重。[18] 三是群众性更强。在内容表述上，坚持服务群众、引导群众的宗旨，以通俗易懂的方式阐释马列主义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在表述形式上，坚持以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党的革命理念，破除封建思想，凝聚革命共识。 四是在该时期的后期，即长征期间的主题出版工作较为薄弱。由于党于1935年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其间正常的出版活动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两三年间的出版工作整体上较为薄弱。 四、全面抗战时期的主题出版（1937~1945） （一）历史背景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正确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在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并进一步巩固抗日根据地建设。在思想层面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开展整风运动，加强党的建设。[19] （二）主题出版图景 一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毛泽东的亲自参与下，这一时期延安地区成立了70余家出版机构，出版了400多种图书。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晋绥革命根据地、华中根据地等延安以外的根据地，主题出版的发展也较为迅速，出版机构包含机关单位、报社、群众团体、出版社和书店等多个体系，总量达200家。[20]在根据地以外的地区，通过地下党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创建或影响了大批出版机构。例如上海沦陷后，复社、北社等秘密出版机关成立，顽强地与敌伪的反共宣传和奴化教育进行抗争。以复社名义出版的著作主要有《西行漫记》中译本、《续西行漫记》中译本、首部《鲁迅全集》以及《资本论》等。北社也曾出版《新民主主义论》与小册子《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等。 二是出版了一大批影响深远的主题出版物。如马恩列斯理论著作《两个策略》《国家与革命》等，毛泽东的理论著作《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党史著作如《陕甘宁边区的中国共产党》（1940年）、《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1943年）、《中国共产党之重要主张》（1945年）等，历史著作如《日本便览》（1941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简史》（1942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1945年）等，政治类著作如《整顿三风》《整风文献》等。 三是以毛泽东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实际，撰写了大量文章和专著，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和普及。除毛泽东本人的著作外，出版有张闻天的《论青少年的修养》《论待人接物问题》《组织工作要中国化》等，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答宋亮同志》《论党》等，艾思奇的《哲学的现状与贫困》《论中国的特殊性》等，张如心的《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等。 四是通俗化、大众化主题出版物发挥了重要的战斗作用。这类出版物主要以小说和报告文学为代表。小说对读者的知识水平要求低，内容接近大众生活，容易受到读者的追捧，例如《荷花淀》《洋铁桶的故事》《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吕梁英雄传》等成为当时的热门图书。报告文学直接反映现实生活，描写真实情景与事件。如《随军散记》《刘伯承将军会见记》《空袭延安的二日》《前线的故事》《大杨庄之战》《大池村歼敌记》《晋察冀行》《延安生活》等 。 五是外国记者对中共抗战故事的记录，组成了主题图书出版的特殊部分。1936年6月~10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陕北革命根据地，撰写《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1937年10月面世；1938年2月中译本《西行漫记》在国内发行。同年，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出版《中国在反击》。1943年9月，英国物理学家班·威廉夫妇到达延安，夫妇俩回国后写出《与中国共产党相处两年》一书，又被称为《新西行漫记》。周恩来曾致电毛泽东等人，指出“统计抗战以来，英美记者宣传中共及八路军、新四军的书籍不下二三十种，影响我党信誉极大，并发生一些外交影响”。 六是建立了较完善的主题书报刊发行方式。包括邮政系统、军队邮政、群众转送等。1939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建立发行部》的通知，要求从中央到县委，一律设立发行部，并建立运输掩护部队保证发行工作的安全。1939年9月，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在延安正式成立，负责统筹党的出版发行工作和负责执行具体出版发行事务，对外则以新华书店的名义开展工作。 （三）主题出版的特点与成效 一是出版管理系统化规范化。中国共产党坚持“集中指导，分散经营”的出版方针，规定出版方向和工作重点，以自上而下发布指令的形式推进主题出版，以保证动荡时期有序开展宣传出版活动，并建立了出版制度管理协调机制，明确各宣传单位要坚决服从中央，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二是重视出版研究工作，强调要系统出版。1941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规定除了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理论著作，还应大量出版中级读物。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思想正式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与毛泽东相关的图书出版也被提到更高的战略地位。 三是严格把控图书质量。中央对图书的内容有明确的规定，反对假大空、华而不实的文章和内容；规定创作导向和方法，强调深入群众，深入调查。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厘清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工作对象及工作方法等方面的问题，要求文艺工作者主动到群众中去，创作贴近人民实际生活的作品。 四是出版与经营模式灵活。全面抗战时期，中国被各类势力割据，政治环境极其复杂，中国共产党不仅在革命根据地通过送书下乡活动、流动供应图书等形式组织出版发行活动，更是在沦陷区、国统区等地以书店自营、分销、邮寄等常规方法结合“化零为整”“广告宣传”“张冠李戴”等伪装形式或公开或秘密地建立出版发行体系网络，经营模式比较灵活。 五、解放战争时期的主题出版（1945~1949） （一）历史背景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紧紧围绕“反内战、促和平、民主建国”的宗旨开展宣传与主题出版工作。 （二）主题出版图景 一是和平时期（1945~1946）进一步发展。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到1946年夏内战全面爆发，属于较为平和的时期。这一时期解放区的出版机构、出版品种和发行量都有显著增长。以华中解放区的苏皖边区为例，1945~1946年就出版图书167种，达64.85万册。而在国统区，尽管出版环境充满危机和挑战，但我党通过生活、读书、新知等主体书店和副牌店支线，开展出版活动。同时，将部分出版发行机构转入地下，开展秘密的出版活动。[21] 二是严峻考验时期（1946~1948）受到影响。从1946年夏到1948年5月内战爆发，主题出版工作遭受严重打击，甚至出现部分地区倒退的情况，主要表现在出版机构被迫关闭、出版计划被迫取消等。[22]比如，新知书店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总店迁回上海，但1947年底又被迫迁到香港。 三是发展时期（1948~1949）得到快速发展。在党的战略指导、解放军的顽强战斗和广大民众的大力支持下，共产党所占领的解放区不断扩大，主题出版工作也得到快速发展。东北是最先获得解放的地区，党通过一批主题出版物在广大民众中大力宣传“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理念，激发全民解放热情。 四是出版管理工作得到进一步重视。随着新中国诞生的前景不断清晰，党对出版事业的建设也更加重视。1948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对新区出版事业的政策的暂行规定》，明确指出没收国民党反动派与官僚资本的出版机关与机构，其他书店经过中央审查后，若确认无误则可自由发卖，但出版内容不得涉及反动等。1949年3月，周恩来在阅批完《出版工作计划》和《中央出版局组织大纲（草案）》后对出版管理工作提出具体的要求。[23] （三）主题出版的特点与成效 一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事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在东北解放区出版工作快速发展的同时，华东、华北、中原等地的新华书店逐渐建立发展。尤其随着天津、南京、太原、武汉等地的解放，全国解放区连成一片，中共中央宣传部成立出版委员会，着手研究全国新华书店的集中统一问题，并确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服务战争、服务宣传、服务人民政权的主题出版体系，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出版体系和全国性的发行网络。 二是出版条件得到较大改善。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城市的过程中，新华书店随着解放区的扩大和环境的改善，通过没收敌方书刊资财等方式迅速提升自己的物质条件，快速地扩大规模和拓展出版和发行网络，一批出版机构也被纷纷新建起来。 三是出版管理制度合理有度。针对接收国民党出版机关、官僚资本或民营书店等，以及针对不同内容的出版物的审查处理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对于涉及反动派和官僚资本外的出版情况，总体上管理还是较为宽松的，这也为新区出版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空间。 六、新中国成立与主题出版发展（1949~1978） （一）历史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党的主题出版工作也随发展形势而调整。 （二）主题出版图景 一是出版进入迅速发展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便设立新闻出版署，以领导全国的出版工作并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出版事业。从新中国成立到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人民政府依法没收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官僚资本的出版业，以公私合营等方式对私营资本主义出版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以新华书店为例，先是将分散经营的新华书店统一为全国性的国营企业，然后将兼营的新华书店分工专业化，分别负责出版、印刷、发行等，最后则是建立了一批专业出版机构。 1953~1957年，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展开，要求1957年出版图书的数量比1952年增长54.2％，事实上1956年就超额完成了这一任务。《列宁全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毛泽东选集》等马列著作、毛泽东思想著作和《鲁迅全集》《鲁迅译文集》《青春之歌》《红岩》等反映革命精神的文学作品是这一时期主题出版的重点规划选题。 二是快速发展后的曲折反复时期。从1957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我国出版工作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指导方针，总体状况是曲折中发展。1958年出齐《鲁迅全集》10卷本和《鲁迅译文集》10卷本。到1959年，出齐了《列宁全集》39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出版了19卷。1960年出版新编《列宁选集》4卷本。1965年出版新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本、《毛泽东选集》第4卷。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许多出版社比拼出书速度，导致出版物质量较低。而后连年的政治运动使主题出版受到较大影响。 三是发行工作得到较大发展。就图书发行而言，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为巩固和发展城市、工矿区的发行工作，大力加强了农村的发行工作。据统计，到1965年，发行到县及县以下农村的图书达4.2316亿册，全国图书发行网点共有5万多处。在20世纪60年代初编辑出版的《毛主席语录》（又称《毛泽东语录》）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大量发行，据统计，发行量达50亿册。 （三）主题出版的特点与成效 一是发展呈曲折前进的态势。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党的出版事业与主题出版虽受到一些干扰，但总体上还是曲折向前发展的。主题出版在理论著作、革命文艺等方面推出了一批精品力作。 二是形成了独立完整的出版体系与专业化分工。到1965年，基本建成了独立完整的出版体系以及出版、印刷、发行的专业化分工，并制订和完善了各种出版政策和出版法律法规。尤其是下沉到农村的发行网络的建设，为推动全国广大农村的思想建设和主题出版物向农村的发行等发挥了显著作用，几乎所有的县都有新华书店，绝大多数的农村乡镇都有新华书店分店或代售点。 三是主题出版类型丰富度提升。这一时期出版事业与主题出版工作依旧是党执政的重要部分，但是出版物类型较以往有了更加多样化表现。例如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出版方面，党有计划、有步骤地介绍包括西方从古至今的重要学者作家的著作等。 七、改革开放时期的主题出版（1978~2012） （一）历史背景 粉碎“四人帮”，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彻底扭转了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面，并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奋起。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主题出版工作在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发挥了思想宣传和出版精品的重要作用。 （二）主题出版图景 一是明确出版任务，加强工作研究。这一时期中央领导集体重视出版事业，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发布一系列的决策，进一步改革、规范和完善我国的出版发行事业。1979年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明确了出版工作的三项基本任务。1980年国家先后发布《关于书籍稿酬的暂行规定》《关于制止滥编滥印书刊和加强出版管理工作的报告》等，不断完善和规范出版业发展。 二是主题出版物恢复性增长。这一时期，以党的理论读物出版为代表的主题出版工作得到蓬勃发展。比如，1981年出版《周恩来选集》（上卷）、新版《鲁迅全集》（16卷），1982年出版《刘少奇选集》（上卷），1983年出版《邓小平文选》（1975~1982）、《朱德选集》，1984年出版新版《列宁全集》（1~4卷），等等。同时，这一时期主题出版工作还关注国际环境，将中国的优秀主题出版作品发行至全世界。例如1979年中国文学巨著《红楼梦》英文全译本出版，1984年《邓小平文选》英文版在英国出版。198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50卷全部出版完成。1987年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出版。1988年《求是》杂志创刊，成为全党理论刊物。1993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24] 三是正式命名和启动主题出版工作。2003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开启主题出版工程，并对主题出版作出明确定义。在主题出版工程实施之前，相关图书的出版工作也一直在进行。但多是出版机构的自发行为，并未引起整个出版行业的重视。2005~2010年的主题出版研究相对进展缓慢，主要原因在于学界和业界把主题出版工程简单理解为政治任务；2010年以后，主题出版研究的上升速度明显加快，反映出行业的重视程度逐渐加大，学界和业界对主题出版有了新的认识。 四是进入快速发展时期。2003年主题出版工程实施后，出版业的发展大方向被引导到围绕国家大政方针，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大方向上来。[25] 2003~2006年，主题出版落实党的指导思想、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以配合党和国家的工作，出版了《江泽民文选》《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导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论域》《毛泽东文集》（精装版）以及“邓小平书系”等。针对重大时间节点或节日，出版了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的《毛泽东传（1949~1976）》，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1931~1945）》，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的《邓小平在上海》，研究西部大开发的《西部大开发与地区协调发展》等。 2007~2012年主题出版进入快速发展期。这一时期我国重大事件、重大热点不断，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党的十七大、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另外还经历了汶川地震等特大突发事件，这都是主题出版的重要题材。同时，出版业主题出版积极性高涨，出版社纷纷自主贯彻中央精神，积极开展主题出版工作。到2012年底，主题出版图书数量已达到2000多种。[26] [27] （三）主题出版的特点与成效 一是主题出版的概念被正式提出，并成为出版业重点工程。主题出版工作也由此从自发性工作发展为由国家层面指导的出版工程，并形成了规划、协调机制。[28] 二是主题出版规范化。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发布了大量制度规范，对出版业发展中的问题给出规范性指引。例如，1998年新闻出版署、劳动部联合发出《关于图书发行员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通知》等。2003年以后，每年公布主题出版规划和指引意见逐渐成为惯例。 三是主题出版传播广泛。改革开放的对外开放政策进一步打开了出版业对外宣传的大门，一大批优秀主题出版作品被发行至世界各地。从1981年开始，一批中国经典著作、传说、史集的英文版陆续推出，积极与国际出版接轨和互动。1990年中美合作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型合作出版方式，以中、英、法、韩等语言出版了大量介绍我国画册、文学名著和哲学思想的精品书籍。[29] 八、新时代的主题出版（2012党的十八大召开至今） （一）历史背景 2012年新闻出版总署下发《关于制订和报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主题出版重点选题的通知》，要求各相关出版单位根据党的十八大主题，安排一批主题出版重点选题。以此为标志，党对主题出版的指导和规划进入规范发展时期。出版业针对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先后推出一大批高质量出版物，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和新冠疫情防控、党史学习教育、“四史”学习教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的主题出版活动中取得了喜人成绩。 （二）主题出版图景 一是进入深入发展时期。据中国版本图书馆CIP中心统计，2013~2017年的主题出版选题数量每年维持在2000余种，增长速度趋于稳定，同时主题出版的范围大幅扩大，内容更加深刻丰富。这一时期主题出版的选题，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或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选题，出版了《胡锦涛文选》《科学发展观学习纲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之江新语》《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等。关于深入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选题，出版了《铸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二讲》《社会主义价值观导论》等。关于党执政以来带领国家人民取得伟大成就、决定性成就的选题，出版了《十八大以来新发展新成就》《中国共产党如何治理国家》《伟业之魂》等。关于重大历史事件、重大时间节点的选题和覆盖少儿大众群体的经典选题，出版了《南京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浩劫》《辛亥革命全景录》《少年英雄王二小》等。另外，还借老一辈革命家的纪念日展现党发展过程和光辉思想组织选题，出版了《毛泽东年谱》《毛泽东思想通论》《邓小平文集》《在小平同志身边二十年》等。 二是主题出版成为拉动出版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领导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成为鲜明的时代特征，主题出版物扩展至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方方面面，主题出版进入爆发式增长时期。2018年以来主题出版图书的单品印数不断增加，传播效果不断增强，国家重点主题出版物印数均较高。例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年度印数超过3200万册，《新时代面对面》超过980万册。再如，仅2017年11月7日~2018年2月2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中英文版全球发行即突破1300万册，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30]2020年针对新冠疫情防控，出版了一大批歌颂“战疫”精神和辅导读者做好疫情防控的图书，深受人民群众欢迎。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主题下，《中国共产党简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和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以及关于党史的通俗理论读物《火种》《文献中的百年党史》等一大批主题出版物相继推出，旋即达到巨大的发行量，为引领人民群众感党恩，永远跟党走发挥了重大作用。 （三）主题出版的特点与成效 一是主题出版积极配合党和国家工作大局。集中反映在通过选题的整体设计来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和服务大局。 二是主题出版精品著作与生动通俗作品相结合。通过主题出版，深度挖掘当年重点选题的主题，经过精心策划形成重要的文化积累，充分体现了出版记录历史、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功能。同时借助通俗出版物实现更富人情味，更接地气，更能触动人心的主题出版特色。 三是主题出版“走出去”成绩显著，国际化水平快速提升。2017年第24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讲故事》等140种优秀主题图书获得了国外出版方的关注。同时，中国主题图书在法兰克福、巴黎、纽约、莫斯科等国际知名书展上也均成为亮点。[31] 四是主动对接“一带一路”倡议。除了传统的“走出去”方式外，出版业及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展开深度合作。例如，2016年新世界出版社在印度新德里挂牌成立了第一家海外的中国编辑部，201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成立越南办事处。中国出版集团更是先后与13家海外出版商合作，成立国际编辑部，不断提升中国主题图书的国际影响力。[32] 总结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主题出版工作繁荣昌盛，其对国内外的影响全面、深刻而长远。结合新时代的发展条件和当下的出版工作实际，中国共产党百年主题出版工作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一是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出版符合时代发展和人民看得懂、愿意看的主题出版物。二是要持续加强内容与形式的出版创新，在内容上要借助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表达政治话语；在形式上要推进新兴科技与出版深度融合，增加数字资源供给，使同一内容通过不同的表现形式深入人心。三是要严把质量关，推动主题出版高质量发展。既要加强出版立法，增强市场激励机制，又要强化高质量选题开发和编审制度，切实推动“三审三校”制度落到实处。四是要重视综合素质出版人才的培养，增强出版人的政治素养和文化理想，强化出版人的使命担当。五是要坚持经营创新，包括传播载体、营销方式、发行手段等多方面创新，强化资源的把握和有效整合。六是要积极参与国际出版活动，主动建立“走出去”平台，引导外国人写好中国，更强提高中国共产党主题出版的国际传播力。 注释与参考文献[1]~[32]：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