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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政厅公餐是古典时期雅典城邦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它是城邦授予公民或外邦人的最高荣誉之一，有一次性和终身之分。城邦通过斯泰西斯法令，将这种终身荣誉授予给四类不同的公民群体。为城邦做出巨大贡献是他们获得这份荣誉的原因。本文介绍了古代雅典政厅公餐的基本情况，分析了政厅公餐的参加对象，通过考查斯泰西斯法令，阐述政厅公餐作为一种身份认同、荣誉措施以及调节机制对城邦政治所起到的作用。 关 键 词：政厅公餐/斯泰西斯法令/荣誉/城邦政治 作者简介：吴娟，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博士研究生，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讲师，研究方向为古希腊社会生活史（上海 200234）。 古希腊宴会有多种形式，奥斯翁·默里(Oswyn Murray)将其概括为四种共餐类型，分别为：祭宴、军事共餐、荣誉公餐、会饮。①在古代雅典，这种带有荣誉性的公餐主要是指政厅公餐，②荣誉性主要体现在参与者是城邦授予特定身份的人，得以享受这项待遇常被视为一项殊荣。在古风时期，在政厅享用公餐也许单纯是一种身份的彰显，但是到了古典时期，政厅公餐演变为雅典城邦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使这项受到尊崇的习俗转变为一条正式的制度是因为城邦颁布了斯泰西斯法令(Sitêsis decree)。政厅公餐成为城邦的一项政治制度，对城邦政治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尽管在过去的20多年中，学者们对于古希腊会饮文化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政厅公餐却较少受到关注。斯蒂芬·G.米勒(Stephen G.Miller)的《政厅：功能和建筑形式》，③是较早地以政厅作为研究对象的一本研究著作。通过铭文和考古资料，介绍了政厅公餐参与者的资格，借助希腊3个地区的考古发现进而分析政厅的建筑形式，考察政厅在希腊社会中所起的作用。迈克尔·J.奥斯邦(Michael J.Osborne)在《雅典政厅中的款待》一文中，分析了从公元前430年到公元前195年之间终身公餐授予者身份的变化，并探讨了终身公餐作为一种荣誉措施，在雅典历史的不同阶段发挥的影响。④安·斯坦纳(Ann Steiner)《私人的和公共的：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会饮和公共共餐的关联》一文，聚焦于考古遗址中发现的一些带有嘲讽意味的涂鸦与文字，试图还原在公元前460年前后，政厅公餐活动中呈现的民众与精英之间存在的巨大张力。⑤从整体上来看，尽管囿于文献资料的匮乏，我们难以对政厅公餐制度的诸多历史细节进行深入地探究，并给出生动的描绘，但是在充分利用考古发现与铭文的基础上，依然可以对一些关键问题做出合理的分析探讨。⑥ 本文论析了雅典政厅公餐的起源和概况、政厅公餐的参加对象，通过考查斯泰西斯法令和荣誉公餐，阐述政厅公餐作为一种身份认同、荣誉措施以及调节机制对城邦政治所发挥的作用。 一、政厅公餐的起源与概况 政厅公餐，顾名思义，是在城邦最重要的政治空间之一，政厅内所举办的一项宴会活动，其开销由城邦财政支付。早在公元前6世纪，在政厅享用公餐似乎已成为雅典人的一种惯例。普鲁塔克(Plutarch)将雅典公餐制度的出现归始于梭伦，他指出后者专门设立了一条在公共餐桌上用餐的律法，并且立法者本人将此称作“公宴”。⑦不过关于这条法律的具体内容，更像是普鲁塔克本人的解读，而非忠实于历史的记载。在他的描述中，梭伦的此项立法不仅具有节制的精神，同时也更接近斯巴达莱库古(Lgcurgus)的军事共餐改革，享用公餐因此成为一种义务，而非荣誉。⑧此外，在阿特奈乌斯(Athenaeus)的《智者宴谈》中，梭伦还被认为是制定政厅公餐食谱的第一人，规定在公餐上应当以大麦饼作为主食。⑨将一些古老的风俗与制度的起源托名于古风时期的立法家是古代作家惯常采用的一种手段，今人难以再进行历史的考证，但是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在政厅享用公餐是一项悠久的传统，很可能在一开始也只是一种习俗，尚未得到法律的确认，后来才成为城邦的一项制度。如果仅仅以在政厅中款待外邦使节这一项活动来看，甚至可以推测，伴随着政厅的建立，政厅公餐就已经出现了。⑩ 在古代希腊城邦，政厅可谓是一个古老的存在。在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笔下，甚至早在雅典城邦建立之前，各个“波利斯”内都有各自的政厅，之后，通过“居地统一”运动，雅典人实现城邦的统一，建立了统一的议事会和政厅。(11)就政厅的外部建筑样式而言，早期学者普遍认为，政厅是圆形的。这是因为在迈锡尼时期灶台一般是圆形的，维斯塔(Vesta)圣所或赫斯提亚(Hestia)圣所的外观同样是圆形的，圆顶厅亦是圆的，因而政厅也被推测是圆的。(12)但是，在提洛(Delos)、拉托(Lato)和奥林匹亚(Olympia)地区政厅考古遗迹的相继发现后，这一推测变得不再那么可信。(13)弄清楚政厅的外部样式有助于确定政厅在雅典城邦所处的具体方位。举办宴会的内部陈设固然重要，但是其外部环境同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会对参与者的身份、地位、权力等方面产生影响。按照施马尔茨(Schmalz)提出的最新推断，政厅位于雅典卫城的东南角，并且与两座神庙毗邻，即雅典神话传说中的首位国王凯克洛普斯(Kekrops)的女儿阿革劳洛斯(Aglauros)受到崇拜的洞穴与狄奥斯库里(Dioskouroi)的圣所阿那克翁(Anakeion)。(14)与之相印证的是，在喜剧中就曾提到，雅典曾在政厅招待狄奥斯库里。(15) 关于雅典政厅的内部结构，我们所知有限。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古代注疏中，将政厅称为“oikos megas”，意为大的建筑物。通常，希腊的政厅包含一个用餐的大厅(Hestiatorion)，一个举行献祭仪式的赫斯提亚大厅(Hestia hall)，以及一个用于储存档案的房间，外加几个储藏室等辅助功能的房间，部分地区的政厅配有一个庭院。(16)值得注意的是，在用餐大厅内摆放的是在会饮中常见的躺椅，而非圆顶厅公餐中的座椅。从这种差异来看，政厅公餐更像是雅典贵族城邦时的一个存在，而参与者也往往是城邦的精英阶层。 雅典政厅供放着绵延不绝的圣火。用修昔底德反对欧里庇得斯的警句来说，“圣火之于德尔菲，如同政厅之于古希腊”。(17)圣火，是希腊人的生命之火，在希腊人的生活中承载着象征含义。政厅还有宗教功能，许多宗教仪式从这里开始，城邦献祭也在这里举行。政厅还扮演档案馆和博物馆的角色，同时还是司法审判的场所。因为政厅在城邦中的政治和宗教地位，所以雅典最荣耀的进餐活动都选择在这里进行。 二、政厅公餐的参加对象 与斯巴达面向全体公民的军事公餐不同，政厅公餐不是所有雅典人都能享用到的。在雅典，能够享有这种荣誉的要么是城邦的公职人员，他们会在圆顶厅里享用公餐；要么是为城邦做出特殊贡献的群体或个人，他们在政厅享用公餐。根据用餐地点的不同，我们将前者称为圆顶厅公餐，将后者称为政厅公餐。圆顶厅公餐的就餐对象仅限城邦的公职人员，用餐人员的身份是固定的，并且只在公职期间参加公餐；而政厅公餐的参加对象除了某些特定群体外，城邦还通过颁发法令固定参加公餐的群体，甚至将这份荣誉终身化。 政厅公餐的参加对象依据身份和频率可分为：克塞尼亚(xenia)、盛宴(deipnon)和终身公餐(sitêsis)。前两者是一次性进餐，后者是终身公餐，共同点是都由城邦提供食物，在政厅用餐。克塞尼亚和盛宴，二者都是暂时性的短暂公餐，我们从词源和语法可以看出。  意为直到次日，在形容克塞尼亚和盛宴时也一直使用一般过去时。而在形容终身公餐时则常用一般现在时和一般过去未完成时，强调它的持久性。那么，同样是短暂的公餐，克塞尼亚的授予对象与盛宴不同，它是专门针对外邦人的公餐，主要是外邦使者。古风时期，雅典人就有了好客的特点，克塞尼亚被当作一种好客方式，被用以招待其他城邦的宾客，这也影响和塑造了克塞尼亚公餐。根据记载，凡是出访使者来到雅典，都能到政厅参加克塞尼亚公餐，通常来说这些使者首先在政厅圣火前参加祭祀仪式，如同城邦公民般享用分到的动物祭品。而盛宴面向的则是雅典公民，包括雅典的使节。公元前453年，一则铭文记载，表决“按惯例，邀请塞杰斯塔(Segesta)的使节到政厅参加克塞尼亚公餐”。(18)公元前427年或公元前426年，铭文记载，表决“邀请米蒂利尼(Mytilene)的使节参加次日在政厅的克塞尼亚公餐”。(19)终身公餐与以上的两种短暂公餐不同，要考察这项荣誉的获得者身份，则要依据斯泰西斯法令。斯泰西斯法令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关于终身公餐的铭文资料，它是研究政厅公餐的重要史料。该法令自问世以来，就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和研究。法令中提到的四类参与者都有较为完整的记录，通过这条铭文我们可以大概推测出某一段时间内终身公餐的主要对象。 由于铭文内容的不完整，学者们对此进行了不同版本的注解。对比IG Ⅰ[2]，77和IG Ⅰ[3]，131发现，这两个铭文讲述的内容基本一致，主要差别在第一类参与者。IG Ⅰ[3]，131的铭文在交代了主席和书记官等在场人员之后，将内容娓娓道来：“首先，根据祖先传统，阿那克斯(Anakes)将获得终身公餐的资格；其次，根据口头的承诺，由于刺杀僭主者哈默迪乌斯(Harmodios)和阿里斯托格通(Aristogeiton)的贡献，他们的世代长子能够享受到这份荣誉；再次，根据习俗，阿波罗选中的占卜师(mantis)可以参加终身公餐，并且以相同的方式参加公餐；又次，根据铭文，在奥林匹亚(Olympia)竞技会、皮提亚(Pythian)竞技会、尼米亚(Nemean)竞技会和地峡(Isthmian)竞技会上取得胜利者，应该获得公餐资格，以及其他奖励；最后，对于那些已经在或者将要在奥林匹亚竞技会、皮提亚竞技会、尼米亚竞技会和地峡竞技会上赢得四马战车或单马战车比赛胜利的人，应该获得公餐资格。他们根据刻在碑上的内容，应该获得这项荣誉。”(20)在IG Ⅰ[2]，77的注解中，第一类参与者是厄琉西斯的祭司(Hierophantes)，而非阿那克斯。(21)这也是传统观点。但是乔辛·布洛克(Josine Blok)和伊夫琳·范特沃特(Evelyn van‘t Wout)给出了新的看法，认为第一类参与者是阿那克斯。(22)这也是IG Ⅰ[3]，131所采用的观点。二位学者在分析了得出厄琉西斯的祭司这一推断的依据后，认为使用公元2世纪的铭文来做支撑存在明显的不合理性。但让他们提出新推断的主要依据是政厅位置的进一步精确以及重要文献的支撑。目前，政厅的位置被确定在靠近狄奥斯库里的圣所阿那克翁。(23)这无疑与第一类参与人之间的关系显得更为密切。同时，进行公餐的另一类人群也需要得到关注。这些人是长期参加公餐的人(aeisitoi)，他们有时被认为是政厅的普通进餐者。作为一个特定术语，这个词指的是在议事会(Boule)的文书、传令官，他们和主席在圆顶厅进餐。无论何地，当圆顶厅和政厅之间的常规功能发生冲突时，这些长期参加公餐的人将和主席一起在政厅内进行公餐。(24) 政厅中除了以上被邀请的对象外，还有仆人或奴隶以及看顾圣火的女性。根据阿特奈乌斯的记载：萨福经常赞扬她的兄弟拉里科斯(Larichos)在密提林城邦政厅担任斟酒的仆役。(25)女性一般被禁止在政厅门外，除了特别的情况。普鲁塔克的笔下记录到：“在希腊凡是设置永恒圣火的地方，如同德尔菲和雅典，照料的责任并非交付处女而是婚期已过的孀妇。”(26)而阿特奈乌斯也提到除非是吹笛女，否则也不能进入政厅。(27) 三、雅典政厅公餐的功能 宴会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政厅公餐而言，它在雅典人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政厅，不仅是城邦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供奉城邦灶火的宗教中心，因此，在政厅享用公餐行为本身就具有诸多的象征意义。当苏格拉底接受审判时，向民众提出像他这样一个对城邦有恩惠、并且需要有闲暇来激励民众的穷人，最应当得到的就是在政厅享用终身公餐的特权。(28)苏格拉底的这个建议从另一个方面也反映出，公餐资格的授予并不是“按需分配的”，因为那些在奥林匹亚赛会上获得赛马胜利的人，显然不需要靠此来维持生计。那么，城邦将这样一种“免费”的用餐资格授予那些生活无忧的贵族精英，又是出于何种的政治考量呢? 第一，作为一种身份认同，加强对城邦的认同。雅典使节在接待外邦使节后，分别参加盛宴和克塞尼亚两种不同的公餐。这是雅典人对公民和外邦人身份的一个区别。但是，也有一些例子需要引起注意，比如雅典城邦会邀请即将获得公民权的外邦人参加盛宴。公元前394年或公元前393年，铭文记载，议事会表决“邀请萨索斯岛(Thasos)的斯陶里斯(Sthorys)参加次日在政厅的克塞尼亚公餐”。(29)而同一篇中，又出现公民大会表决“邀请他参加次日在政厅的盛宴”。根据这两段话，学者们推测出萨索斯岛的斯陶里斯获得公民权前后享受到了不同的政厅公餐。获得公民权后，他被授予在政厅参加次日盛宴的资格。(30)这种情况并非只是偶然情况，根据记载，阿里巴斯(Arybbas)被邀请到政厅参加次日的盛宴，但是邀请和阿里巴斯一起的人参加次日的克塞尼亚。阿里巴斯曾是莫洛西亚(Molossia)的王，后被马其顿王国的菲利普放逐。阿里巴斯回到雅典后，证实了他的祖先授予他的公民权身份。因此他被邀请到政厅参加盛宴，而不与他的同伴参加克塞尼亚。(31)奥斯邦认为有些获得盛宴资格的人虽然不是公民，但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功绩或者地位配得上给予公民的待遇，而被邀请参加盛宴。(32)公民权作为一种身份认同的方式，新获得公民权或者即将获得公民权的人被纳入城邦公民共同体内，获得只有城邦公民才能享用的公餐，通过这种方式加强认同感。 这种认同感不仅体现在公民权上，还表现在城邦对民主政制的态度上。斯泰西斯法令中规定了授予刺杀僭主者哈默迪乌斯和阿里斯托格通终身公餐的资格，并且强调这个资格可以由长子继承世袭下去。(33)这无疑凸显了刺杀僭主者的特权。雅典人对刺杀僭主者非常重视，在城邦共同体层面上设立了崇拜仪式。根据《雅典政制》记载，军事执政官负责操办献给刺杀僭主者的纪念仪式。(34)通过铭文的断代，我们大致确定了刺杀僭主者在公元前420年左右获得了带有世袭特点的终身公餐的特权，虽然始于何时不得而知。给予刺杀僭主者终身公餐的特权，这本身带有强烈的民主色彩。我们可以看出，在民主政治的意识形态下，对刺杀僭主者是歌颂的。甚至到公元前410年，雅典通过德莫梵图斯(Demophantos)法令，规定所有雅典人应该发誓：“用言辞、行动和选票，以及我的手——如果我力所能及——杀死任何推翻雅典民主制的人，任何在民主制被推翻之后出任官职的人，任何自立为僭主或者协助建立僭政的人。”(35) 城邦将刺杀僭主者描述为公民德性(civic virtue)的模范，因为刺杀僭主者的行为是对民主政治的维护，并通过给予刺杀僭主者世袭的终身公餐的特权来加强民众对民主政治的认同感。 第二，一种荣誉措施，赋予对城邦有功绩的人，将他们视为城邦公民的榜样。古希腊人重视竞技和追求荣誉。伯里克利在著名的“葬礼演说”中指出，“只有光荣感是不会受年龄的影响的；当一个人因年老而衰弱时，他最后的幸福，不是如诗人所说的谋利，而是得到同胞的尊敬”。(36)伯里克利整个演说的核心便是利用荣誉感引导公民为了城邦共同体的利益而做出个人牺牲。可以说，在希腊人的心目中，荣誉的价值不亚于生命。而在政厅享用公餐就是城邦授予的重要荣誉之一。 在斯泰西斯法令中，授予四大泛希腊竞技会得胜者获得终身公餐的资格。希腊崇尚竞技(agōn)，视运动员为对城邦有功绩的人。而崇尚竞技的背后与他们重视荣誉密不可分。正如M.I.芬利(M.I.Finley)所言，“希腊人之所以如此热衷于赛会，其精神的根源就是他们‘对荣誉的无比热爱’(philotimia)”。(37)如果能在奥林匹亚竞技会、皮提亚竞技会、尼米亚竞技会和地峡竞技会上取得胜利，对运动员本人以及他所在的城邦都是莫大的荣耀，因为在赛会上取得的胜利，使得运动员所在的城邦声名远扬，其城邦因此在希腊的其他城邦中也就获得了权威。在品达(Pindar)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出城邦是如何欢庆运动员在泛希腊竞技赛上取得胜利的。(38)除了城邦获得声名，运动员个人不仅能得到物质奖励，更为重要的是获得荣誉奖赏。根据普鲁塔克记载，梭伦规定在地峡竞技会获胜可以得到100德拉克马(Drachma)的奖金，在奥林匹亚竞技会获胜可以得到500德拉克马的奖金。(39)色诺芬尼(Xenophanes)为我们描述了获得竞技赛胜利的运动员除了获得所在城邦热烈而隆重的庆典仪式外，他还将获得前排观剧(proedria)、终身公餐的资格与纪念奖品。(40) 第三，作为一种调节机制，实现服务城邦政治的功能。与会饮不同的是，政厅公餐作为一份至高无上的荣誉，奖励给那些对城邦做出突出贡献的人，而不同时期，城邦对这些“突出贡献的人”有不同的定义，这就反映了城邦是出于现实需要而对授予对象进行了调整。斯泰西斯法令规定了四类人享有终身公餐的资格，但它只是限定了公元前420年左右获得终身公餐的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尾声阶段，官方授予公民的荣誉奖励数量激增，尤其是来库古当政时期(Lycurgus公元前338-公元前324年)特别显著。(41)在公共生活领域，捐赠人通过捐赠行为也能获得终身公餐奖励。(42)终身公餐不仅限于斯泰西斯法令中的四类人，通过政治履职、财政贡献的方式也能赢得这一资格。 科农(Conon)在公元前394年的克尼杜斯(Cnidus)海战中打败了斯巴达，因而被公民大会投票授予刺杀僭主者一样的荣耀。但是，在雅典人看来，可能是因为科农还做了其他事情：为阿佛洛狄忒女神捐献了一座神庙，举办百牛宴并且邀请所有雅典人参加，用波斯总督提供的经费重建了长城。(43)在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看来，在这些贡献中重建长城的举动是最值得称赞的。(44)科农通过军功和捐赠行为为自己赢得了终身公餐资格。 在公元前420年以前，将军获得政厅公餐资格并不常见，这一点从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对克里昂(Cleon)获得公餐的态度就可以看出。(45)而在伯罗奔尼撒战败后的30年间，雅典人以惊人的方式奖励了许多行政官、将军，授予他们最伟大的荣耀(megistai timai)：树立雕像、参加公餐和前排观剧特权。(46)这与公元前5世纪时的情况并不相同，城邦对待将军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将军的职能开始与政治家的职能分开。在雅典人看来，公元前5世纪将军的行为是在履职，而后期发生了变化。 到了希腊化时代，随着城邦政治渐趋衰落，那些对城邦共同体有巨大贡献的人，除了能够获得终身公餐的资格，同时还能享有在雅典与比雷埃夫斯港树立雕像、前排观剧等特权。此外，似乎公民获得这一资格的门槛也变得更低了一些。只要一位精英能够长期很好地履行城邦规定的各项职责，或者说，有一个成功的政治生涯，就必定会获得终身公餐的奖励。像铭文中凯菲索多罗斯(Kephisodros)那样，在他年老时，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城邦索要终身公餐的荣誉，因为这已经成为他们这些人的一项“合法权利”(kata ton nomon)。(47) 政厅公餐的授予对象反映出城邦将公餐的参与资格用作一种调节机制。对于雅典公民来说，在政厅参加终身公餐，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荣誉，在城邦内部是一种显著的标识。斯泰西斯法令中四类参与者的排列顺序并不是随意的，而是有着时间先后、地位高低的考量。祭司居于首位，并且是最早就有的。随着城邦的发展，那些在政治生活中有重要影响力、对共同体做出贡献的人，能够与那些祭司同享这份殊荣，而城邦借此与他们形成更为密切的关系。它作为一份荣誉，让雅典人为之追逐，但却只奖励给对城邦政治做出功绩的人，而不同阶段功绩的定义和授予由城邦决定，政厅公餐从而变为一种调节机制，城邦以此回馈他们对城邦做出的贡献。 虽然同样是在政厅用餐，终身公餐与一次性公餐之间存在的绝不仅仅只是数量上的差异，而是城邦政治最为核心的公民身份上的区分。尽管斯密特·潘特(Schmitt Pantel)将政厅公餐定义为一种“好客餐桌”(table hospitalière)，以示与圆顶厅公餐“政治公餐”的区别，然而好客只是政厅公餐部分功能的体现，并不能体现出终身公餐对城邦内部公民价值观念的塑造。将政厅公餐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则不难发现它将城邦公民与外邦人分开进行公餐，并且对即将获得或者刚获得公民权身份的人给予公民公餐，以此加强城邦公民的认同感；将民主政治的观念通过授予刺杀僭主者世袭公餐的资格在城邦得以长期彰显，以此加强民众对民主政制的认可与维护。因此，政厅公餐制度在古典时期雅典城邦社会中有重要的政治文化功能。 注释： ①Oswyn Murray,Sympotica History,in Oswyn Murray,ed.,Sympotica:A Symposium on the Sympos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90,p.5. ②政厅(Prytaneion)是举行雅典公餐的重要场所。关于Prytaneion 有多个译法。罗念生将其译作“主席厅”；王太庆将其译作“国宾馆”；何元国将其译作“政厅”。Prytaneion早在克里斯提尼改革之前就已存在，因而“主席厅”这一译法在此并不适用。而“国宾馆”字面意义更侧重于招待外来使节，不能完全表达其含义。故本文采用“政厅”这一译法。 ③Stephen G.Miller,The Prytaneion:Its Fuction and Architectural Form,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 ④Michael J.Osborne,“Entertainment in the Prytaneion at Athens”,Zeitschrift für Papyrologie und Epigraphik,Bd.41(1981). ⑤Ann Steiner,“Private and Public:Links between Symposion and Syssition in Fifth-Century Athens”,Classical Antiquity,Vol.21,No.2(Oct.,2002). ⑥国内学者对希腊公餐也有所涉及，如解光云对希腊的公餐进行了整体地介绍，但对政厅公餐并未提及。解光云：《古代希腊的公餐制度述论》，《历史教学》2003年第3期。 ⑦Plutarch,Solon,24.3.Translated by Bernadotte Perrin,The Leob Classical Library,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4.注：以下所引古典文献皆出自《洛布古典丛书》(The Leob Classical Library)。 ⑧按普鲁塔克所说，梭伦的公餐法律既不允许任何人多次参加公餐，也会对拒绝接受邀请的人做出惩罚，他认为前一种行为是出于贪婪，后一种行为则是对公共利益的蔑视，Plutarch，Solon，24.3。 ⑨(15)Athenaeus,The Deipnosophists,4.137e. ⑩在荷马史诗中，王宫成为宴请、招待来客的主要场所，而当城邦兴起后，政厅取而代之成为城邦最重要的政治空间，同时也承担招待外宾的功能。 (11)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oloponnesian War,2.15; Plutarch,Theseus,24.3. (12)C.W.Blcgen and M.Rawson,The Palace of Nestor at Pylos I,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6,pp.85～87. (13)Stephen G.Miller,The Prytaneion:Its Fuction and Architectural Form,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 (14)C.R.Schmalz Geoffrey,“The Athenian Prytaneion Discovered?”,Hesperia,Vol.75,No.1,(2006). (16)Inscriptiones Graecae(下文统一简称IG),Ⅱ2,1006.6-8; IG Ⅱ2,1008.4-7. (17)Athenaeus,The Deipnosophists,5.187d. (18)IG Ⅰ2,19.14. (19)IG Ⅰ2,60.16-18. (20)IG Ⅰ3,131. (21)IG Ⅰ2,77.4-18. (22)Floris van den Eijnde,Josine H.Blok,Rolf Strootman,Feasting and Polis Institution,Leiden:Brill,2018,p.187. (23)Schmalz Geoffrey C.R.,“The Athenian Prytaneion Discovered?”,Hesperia,Vol.75,No.1(2006). (24)Stephen G.Miller,The Prytaneion:Its Fuction and Architectural Form,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p.9. (25)Athenaeus,The Deipnosophists,5.425a. (26)Plutarch,Numa,9.6. (27)Athenaeus,The Deipnosophists,4.149d. (28)Plato,Apology,36d1-37a1. (29)IG II2,17.11-12. (30)IG II2,17.34-35. (31)IG II2,226.26-31. (32)Michael J.Osborne,“Entertainment in the Prytaneion at Athens”,Zeitschrift für Papyrologie und Epigraphik,Bd.41(1981). (33)起初这份特权授予给刺杀僭主者的所有后代，但是因为获得这项特权的人越来越多，在经过三代以后，雅典将公餐的资格限制为刺杀僭主者的长子继承。参见Floris van den Eijnde,Josine H.Blok,Rolf Strootman,Feasting and Polis Institution,p.191. (34)Aristotle,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58.1. (35)关于Demophantos 法令可见Andocides,On the Mysteries,1.98。 (36)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136页。 (37)M.I.Finley and H.W.Pleket,The Olympic Games:The First Thousand Years,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2005,p.21. (38)Pindar,The Olympia Odes,8.20. (39)Plutarch,Solon,23.3. (40)J.H.Lesher,Xenophanes of Colophon,Fragments,A Text and Translation with Commentary,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2,pp.13～15. (41)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公元前330年来库古的法令，废除了使节和类似的施恩者在政厅内的盛宴和克塞尼亚公餐，同时通过法令赋予了他们终身公餐资格。 (42)IG Ⅱ2,832. (43)Marc Domingo Gygax,Benefaction and Rewards in the Ancient Greek City:The Origins of Euerget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6,p.192. (44)Demosthenes,Aqainst Leptines,27. (45)Aristophanes,Knights,281. (46)P.Gauthier,Les cités grecques et leurs bienfaiteurs,Athens and Paris:BCH Suppl.XII,1985,pp.96～98. (47)Supplementum Epigraphicum Graecum,25.11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