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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李延青 徐光耀 《小兵张嘎》 1989年11月初，湖南省文联、省作协和岳阳市文联在岳阳市共同举办“康濯创作50周年作品学术讨论会”。 三位河北作家——徐光耀、张庆田和申跃中出席这次会议。应该是考虑到徐光耀和张庆田两位年长的原因，单位让我随行，一面到会上替刊物组稿，一面为老同志负责交通、住宿等事宜。我那时到《长城》编辑部时间不长，满眼都是文坛当红作家，对他们三位反而不甚了解。就知道张庆田当年以短篇小说《老坚决外传》闻名；申跃中呢，前几年有长篇小说《挂红灯》出版，随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可谓轰动一时，却也沉寂有年。至于康濯，我也只是大学期间读过他的短篇《我的两家房东》，觉得不错。接到通知后，我到单位图书馆找来找去，找到两本康濯小说选，给徐光耀送了去。当时，我并不知道康濯曾于1958年至1962年担任过河北文联副主席，申跃中应该算是他学生辈的作家，和张庆田曾经是同事，跟徐光耀呢，则有着更深的“渊源”。 过了两天，徐光耀打电话让我去他家。他让我把那两本书还给图书馆，微笑着说，康濯的作品他都读过。在此之前，我不止一次看过电影《小兵张嘎》，更早还藏有一本同名连环画，但我对徐光耀的经历所知甚少，并没有真正读过他的作品。 徐光耀在讨论会上的发言，让我第一次领略了他的风采。 他语气铿锵地说道：湖南的朋友们，我们今天来这里，不是跟你们争夺康濯的。但康濯属于湖南，也属于河北。接着，他高度评价康濯的文学成就，历数康濯在河北工作期间的贡献，还特别提到在一次洪涝灾害发生后，康濯积极为灾区捐款。整个发言，既有恰如其分的“外交辞令”，更洋溢着感人的热情和真诚。这次发言，彻底改变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 会议期间，我和三位老同志逐渐熟络起来。途中闲聊，不知谁说到有人公然声称自己是小兵张嘎原型，和徐光耀关系如何如何密切等等。徐光耀听后，神色郑重地说，“小兵张嘎”没有原型，他是一个艺术形象！ 由此，他谈起创作《小兵张嘎》的缘起和命运。 徐光耀十三岁参军，同年入党，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亲历大小百余战。他只上过四年初小，能成为作家完全得益于党和八路军这所大学校对他的培养教育，得益于火热的战斗生活充给予他的滋养和启迪。从学写家信、开通行证、打宿营报告、投墙报稿、写判决书、汇报、布告开始，到写战斗通讯，直至1947年插班进入华北联大文学系和1950年进入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改为讲习所）学习，一步一个脚印，文学素养因此提高。 1950年，徐光耀创作的长篇小说《平原烈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反映八路军抗战的长篇小说，也是徐光耀的成名作。 小说以冀中根据地“五一大扫荡”为背景，成功塑造了抗日英雄周铁汉的感人形象，当时很是轰动。1953年周扬在第二次文代会上作大会报告，谈起建国后的文学创作，提到了两部长篇小说，其中之一就是《平原烈火》。丁玲当年在人民大学演讲时，高度评价这部作品。几十年后，刘白羽在致徐光耀的信中谈到这部作品时，满怀深情地写道：“……抗战时，我到过冀中、冀南，我多么希望有一本血与火的书，终于读到你的《平原烈火》，你为受尽折磨的人民，你为枯骨如霜的死者，发出忠贞之声，只有真正的共产党员，才能写出这样崇高的书，我向你致党的敬礼！” 这一年，徐光耀25岁。 激励他创作这部作品的，是他亲身经历的抗战生活；是战友们为救亡图存和共产主义理想，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的昂扬斗志和高尚品德；是千千万万死无葬身之地、化作泥土的无名英雄；是军民、军政、同志之间的鱼水之情和血肉联系；是他们为民族自由、阶级翻身、人类解放的伟大实践和高尚精神。在徐光耀心中，“这精神，是中华民族生存的支柱，前进的脊梁，是辉耀千古的民族骄傲”。 正是心中装着这份精神，徐光耀在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期间，以一个战士的自觉，主动要求奔赴到抗美援朝前线，在坑道中一待就是七个月。还是因为这份情怀，1953年从文研所一毕业，他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自觉，带着军职跑到故乡雄县，做了区委副书记，专管互助组和合作社，日日与农民“三同”，一待就是三年。 1956年，徐光耀结束下乡生活，工作关系也由华北军区调到总政文化部创作室，一心一意投入到创作合作化的长篇小说中。他想写出一部比《平原烈火》更完美的作品。 1993年11月，徐光耀在为《青春岁月》杂志所写的《我和小兵张嘎》一文中，从“生活来源”“思想动机”“形象塑造”到“写作环境和特殊机遇”几个方面，完整讲述了创作《小兵张嘎》的全过程。我将其中一部分“采用”在这里，是因为他本人的表述更为准确、可靠： 写作的念头一起，“瞪眼虎”便马上跳来眼前，而我需要的正是他。我必须找个使我心神轻松、乐以忘忧的题材，而他恰是这样的“活宝”。在他后面，还跟来往日英豪，少年伙伴，活跳热烈，一队人马。一时间，在我身前身后，军歌嘹亮，战火纷飞，人欢马叫，枪炮轰鸣，当年战斗的景象，不但占据了我的整个生活，甚至挤进了我的梦境。为了给这跳跃的一群一个优美轻松的环境，又特地把故事背景选在了风光旖旎的白洋淀。写作开始后，几天之间，我就吃多了，睡实了，脸色又显红润，愁云惨雾一扫而光。“集中精力，转移方向”的灵验，连我自己也感到吃惊。 …… 写小说是很费劲的，必须每字每句细抠，语言不讲究，读者看不下去，故事再好，也是枉然。当时我的体力正像大病初愈还很虚弱，极想找个省力偷懒的法子，于是想到电影剧本。电影剧本只讲究对话，故事架子一搭起来，叙述性文字可以不必过于严格，勉强看懂就成；而对话，导演们喜欢越少越好。这样权衡起来，写电影就比写小说宽松省力。然而，我想错了，电影写到半截，便遇到“拦路虎”，沉思三天，无法突过，一时失去信心，觉得本来对电影不熟，何苦自讨没趣，小说是先前摸过的，总多几分把握。于是搁置电影，改写小说。 …… 算不算精诚所至，或老天保佑呢。总之，小说写得相当顺利，在得意时，甚至手舞足蹈，向着想象的敌人“冲锋”……一个月内，小说完成，“张嘎”终于落实在纸面上。小小喘过一口气，回头再看那半截电影，发现按照小说的路子往下“耪”，“拦路虎”也能将就突过。于是又半个月，电影本子也完成了。世事确乎存在辩证法，好事坏事，常在转化之间，绝对的张狂或悲观，把事情一眼看死，是没有道理的。 …… 是在国家经历了一场“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放宽的时候，《张嘎》小说才得以在1961年底发表，次年发行单行本；这使我有了把电影本子也拿出去的勇气，于是就寄给了曾经给我当过创作组长的崔嵬同志。老崔是当时正走红的大导演，他又约邀了另一位女才人欧阳红樱，于是1963年把电影也拍成了。 1989年11月的张家界时雨时晴。我们有时步行，有时乘坐吉普车到下一处景点。在如诗如画的风景中，徐光耀简略讲起自己那段日子。这段经历，徐光耀后来不止一次写到过，但我觉得都没有当初听他三言两语地讲述更为震撼。他讲如何强迫自己从精神分裂的苗头中解脱，想到必须找一个活泼轻松的题材。于是，《平原烈火》中“写丢”的那个小八路“瞪眼虎”的形象，首先出现在他面前；接着就是赵县县大队倒挎马枪、斜翘帽檐，外号“瞪眼虎”“希特勒”的两个小侦察员和他们的传说；随后“那些嘎不溜丢的小八路们，竟伴着硝烟炮火，笑眯眯地争先赶来”。……徐光耀把一张纸放在桌上，将自己从小到大,耳闻目睹的嘎人嘎事，不论民间的还是队伍上的，想起一条记下一条，拉出一个长长的清单。他在华北联大学习时，肖殷老师讲：文学的最终目的是写人，写人的性格。性格是由个性和共性两者组成，而共性是通过个性表现出来的。这句话成为徐光耀创作的座右铭，他将抓个性作为头等大事，凡符合“嘎子”个性的拼命强化，凡与“嘎子”个性无关的一律割舍。就这样开始了《小兵张嘎》的创作。 到1958年五六月间，小说和电影剧本两个“张嘎”均已杀青并装订成册。 铁凝曾经感慨说：“他用他的笔让嘎子活了，而被他创造的嘎子也让他活了下去。他们在一个非常时刻相互成全了彼此。” 为什么嘎子能让他活下来，而不是其他？归根结底是因为嘎子这个形象凝聚着战争岁月纯洁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同志关系，体现了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一点对于徐光耀可谓刻骨铭心。所以，嘎子能给他带来超越个人荣辱的信念、力量和温暖。 此前徐光耀内心深处的纠结和痛苦源于此，现在将他“拔”出苦海的力量和温暖也源于此。 当年创作《平原烈火》，他就把抗战中牺牲的司令员王先臣的遗像挂在墙上，在烈士的目光里进行创作。他认为“那么多战士死在疆场，活下来的人有责任、有义务，来传扬他们的英勇精神”。这是徐光耀坚定地信念。 战火洗礼赋予了徐光耀水晶般的党性品格。他赤诚、坦荡、耿直，事无不可对人言的个性会让不熟悉的人尴尬、难堪、不解，但熟知的人却能从他身上感受到质朴、真挚与纯粹！ 旅途中，徐光耀特别说到画家黄胄。 他说，在一次次做检查期间，美术组的黄胄几乎是强拉硬拽的带他到琉璃厂去看画。那时琉璃厂还有很多公私合营的画店，一面转，黄胄一面给他指点、解说，还撺掇他：“买一张，买一张，画是陶冶性情的。”徐光耀深知黄胄的良苦用心，就买了一张齐白石的“群虾”。回到家，看着水藻中那一群生动鲜活的小生命，徐光耀的心神竟然暂时飞离了狂风暴雨……由此入门，赏画竟成为徐光耀的业余爱好。正是这一爱好，使他深深体会到绘画艺术对人精神世界的陶冶和滋养。 离休后，每逢周六日，徐光耀必去古玩市场转转。这自然源于黄胄当年的“启蒙”。与这一兴趣相关的一件事，颇能见出徐光耀的性格。一次，他去古玩市场，遇到一位同事从市场出来。他随口问人家买了点什么？ “买了块玉。”人家从兜里掏出来给他看。 徐光耀问：“你怎么知道这是玉？” 人家就给他讲解，玉呢，在砖上划一下，玉无损，砖有痕。反之则是假的。 正好旁边有块废砖，徐光耀拿过砖来说：“你试试。” 一试，砖无恙，玉却被磨掉一角。同事不好意思的起身而去。 徐光耀没想让同事难堪，就是想弄清真假。 1959年10月，徐光耀离开农场，工作关系落到保定市文联。有一天徐光耀在单位碰到《河北文学》到保定组稿的编辑张庆田。张庆田一见他就说：“老徐，给我们写个稿吧。” 徐光耀忐忑地问：“我？行吗？” 张庆田说：“我问你，就是行。” 于是张庆田带走了小说《小兵张嘎》，并发表在当年《河北文学》六、七期合刊上。第二年，小说单行本出版发行；《北京晚报》进行了连载。1963年，电影《小兵张嘎》在全国上映，一时间好评如潮。 至此，两个“嘎子”都获得公开身份。 小说发表后，徐光耀利用去天津的机会，到《河北文学》编辑部领取稿费。领出稿费，看看还有时间，不由自主就转到天津工艺美术商店。一进门，迎面挂着一幅张大千临摹唐伯虎的牡丹图，标价400元。而《小兵张嘎》的稿费恰好正是400元。买还是不买？画他是真喜欢，可一想到家里好多张嘴在等着吃饭，又令他犹豫不决。徐光耀在那幅画前踅来踅去，最后一咬牙走出了商店大门。在湖南途中，徐光耀说到此事仍然满脸遗憾。 在湖南我没有组到稿件，徐光耀的发言稿被主办方要去，他没留底稿。但这之后，徐光耀和申跃中在《长城》发表作品大都由我编发。徐光耀的作品，主要是他古稀之年后创作的系列短篇《我的喜剧系列》和《昨夜西风凋碧树》与《滚在刺刀尖上的日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昨夜》和《日子》是徐光耀最重要的两篇作品，直接导致了《小兵张嘎》的产生。也正是这两篇纪实性作品，让我们深刻理解了一个老作家、老战士、老党员的理想信念和初心与忠诚。面向历史，它们和《平原烈火》《小兵张嘎》一并展示出作家的伟岸、丰厚与久远。 在旅途中，徐光耀偶然说起自己业余练习书法，我请他为我写一句鼓励的话。他说等我练好了给你写吧。我并没见过他的字，冒昧索求是因为心中对他多了一份敬意。这事随着出差结束也就放到脑后，没成想他却记在心里。1995年中秋过后，他把一副书法作品拿给我：“入木鑿石，锲而不舍。”上款题“延青同志留念并祈正之”。我一直珍藏至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