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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方学界对历史想象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启蒙时期，康德的演绎逻辑和维柯的诗性智慧提供了对想象的两种不同理解，并影响了此后的历史想象观念。随着19世纪史学的专业化，大部分职业史家视想象为历史研究中需抑制的因素。随后，柯林武德和海登·怀特分别在认知和话语层面为历史想象进行了辩护。他们认为，历史叙事无法剔除想象，历史想象在其中发挥着连接、综合或预构史料的作用。历史想象对史家探寻历史过程，理解历史意义不可或缺。有关历史想象的探讨启发我们思考一种不只包含了事实，还可能蕴含着伦理和审美维度的历史真实。 关键词：历史想象；历史真实；柯林武德；海登·怀特；历史认知；历史话语；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叙事主义史学理论中的历史真实性问题研究”（20CSS004） 作者简介：金嵌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想象（imagination）”一词源于拉丁语“imāginātiōnem”。其与名词imāgō相关，imā-gō有“模仿、复制、再现”的意思，在修辞学上特指“比较”，在艺术领域意为“描写、表达”。从imāgō可衍生出动词imāginor，意为“构思、设想”。因此，“想象（imagination）”最初有客观事物在头脑中的构想、摹仿、再现和描绘之意。在汉语中，“想象”一词为动宾结构。《说文·心部》：“想，冀思也。”《说文·象部》：“象，长鼻牙，南越大兽，三季一乳，象耳牙四足之形。”《韩非子·解老》：“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可见，在中文里，“想象”也有依据客观事物在头脑中进行构想之意，它与英文imagination的最初含义有暗合之处。在现代哲学解释中，“想象”通常被视为一种思维能力。如《哲学百科全书》将其定义为一种在心灵中构造图像或其它不是直接源自于感官之概念的能力。张世英指出，“想象”基本意指“飞离在场”，即一种“使本身不出场的东西出场”的“能力”或“经验”。通过想象，我们能够回忆过去的事物，或构建出一个被认知了的场景，虽然这个场景可能无法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其对应物。所以，大家通常不会否认，想象是文学和艺术家必备的一种工具。借助想象，他们能够超越现实生活，进行“虚构”的工作。 但想象是否是史家必需的思维工具，却是一个争论中的议题。一方面，历史学的要义在于求真，这要求史家严格依据史料，对过往的经验事实进行仔细地调查研究，以确保其叙述最大限度地与事实相符。从这一层面看，历史学排斥想象。但另一方面，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史家无法再感知和知觉的过去事件，史家永远无法在现实中对之进行经验观察，或用卡西尔（Ernst Cassirer）的话说，无法“在一种纯物理的客观的意义上使它再生”。因此，就使过去不在场的事物再次显现而言，想象对历史学又至关重要。关于想象在史家头脑中发挥的作用问题，张耕华、杜维运、李剑鸣等国内学者都曾作出论述。他们肯定了想象是史家所能使用的一种思维工具，但同时又认为史家在使用这种思维工具时要“适度”“平衡”“辅助”性地运用，以确保历史的真实。这样的说法得到学界的大体认同，但也留有很多可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比如，如果说想象确实是史家的一种思维工具，那它是必需的吗？假设史家已经获得了足够的证据，那么他还需要想象吗？想象的参与是否意味着背离实在？本文试图围绕着这些问题，回顾和考察西方史学思想中不同学者针对历史想象的思考，总结、比较其中的共识和差异，以期引发学界对历史想象问题的重视。 一 想象在西方思想传统中的位置 按照“想象”一词的词源，其有以客观事物为原本进行复制、描绘的意思。据此，柏拉图哲学将想象置于认识过程四阶段（想象→信念→理智→理性）的最低位置。在柏拉图看来，人类认识的最高任务在于追溯感性中直接在场的东西的原本，即永恒在场的“理念”；而想象只是对“理念”的摹仿，它需要借助回忆，其所得产物归根结底是一种虚幻，并非纯粹在场。这里，柏拉图考察的多为绘画和诗歌中的想象，他轻视这类工作在认知中的作用。虽然柏拉图没有说明历史研究中是否有想象成分，但他也不看重历史，因为历史研究变动不居的事物，它所产生的不过是一种“意见”，而非纯粹意义上的“真知”。在柏拉图之后，亚里士多德将想象性的诗歌与历史区分开来，认为前者旨在提供审美体验和普遍的道德教益，后者旨在提供行为指导和进行探究活动。亚里士多德把历史置于比诗歌更低的位置，因为历史描述的仅仅是一些“流水账”，而诗歌多少揭示了人类本性及人类行动中的普遍意义。即便如此，想象性的诗歌仍然比追求永恒和理性的哲学的地位低。因此，在希腊哲学中，怀疑、抑制想象的观念始终占据主流。这种情况到启蒙时代方有所改变，伴随着思想家对想象的深入思考。 启蒙时代对想象有两种不同的理解，分别以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和意大利思想家维柯（Giambattista Vico）为代表。康德把想象视为人类知识得以形成的先决条件之一。他区分出两种想象：一为“再生性的想象力”，指一种回忆或联想，它“只是服从经验性的规律即联想律的”，因此没有脱离柏拉图的窠臼，“对于解释先天知识的可能性毫无贡献”；“创造性的想象力”（produktiveEinbildungskraft）则不同，它是一种“先验的想象力”，是前者产生的基础。康德将人类认识分为感性直观和知性概念两个层次。通过感性直观，我们接受物自体刺激而所产生的表象。借由感性直观中的时间和空间，我们将杂乱无章的表象在感性中综合起来。在感性直观之上，四组十二对的先验范畴又构成一张认知之网，把分散且无联系的感性认识综合起来。先验想象力就起到了沟通直观和范畴、感性与知性这两种本质上异质的认识能力的作用。因而，想象力同时具备感性直观和知性概念的特征。一方面，它能够把杂多的表象带到综合中，另一方面，它又能通过时间规定与知性范畴契合，从而把同一性带到综合中。 具体来说，先验想象力发挥着两种作用：其一，它能够把在时间中先后呈现的各种感觉因素结合为单一整体的感觉对象。例如，能够把一条线的第一段、第二段等等与最后一段综合为一条整体的线；能够把第一天中午到另一天中午的这段时间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缘于先验想象力的这种作用，已不在场的先行表象（直线的前一部分、时间的先前部分）得以在思维中再生出来，并且与继起的表象综合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其二，想象力可以通过“图式”（Schematismus）把知性概念和感性直观结合为经验知识。例如，当我看到面前的一本书时，通过图式，即先验想象力的综合作用（或者说，形象综合），我得以把感觉中直观到的东西和“书”这个概念综合为一个单一的经验——看到一本书的经验，这是一个将知性概念加以直观化、感性化和图形化的过程。根据这些作用，想象力就在康德论证的演绎逻辑中占据了关键位置，它是人类一种理性的先验能力，在知性建构人类科学知识大厦的过程中，扮演着积极的推动者和创造者的角色。同时，在演绎逻辑中，知性概念和经验材料又规定着想象力：前者赋予想象力以必然性，把它综合在一个系统中，不致让其成为一种天马行空的、盲目的东西；后者又赋予想象力以实在性的基础，不致让其成为一种虚幻的空想。 维柯则在不同层面理解想象。康德的观念部分来自于笛卡尔，笛卡尔又追随柏拉图，认为只有先天的观念是确定的，因此，所有基于感性经验的知识都无法提供绝对的确定性，历史学即属此列。维柯则是彻底的反笛卡尔者。他认为，由于人创造了历史或人类世界，因此人能够认识历史或人类世界；类似的，由于自然界由上帝创造，因此只有上帝能够认识自然界，人无从认识。这样，历史这种在柏拉图和笛卡尔那里无法获得确定性的“意见”便被抬升到知识的地位。 想象在维柯所谓历史知识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维柯将人类历史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自身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独特方法和眼光，且皆合理。其中，在原始阶段，人们（如荷马）借由活跃的想象，“制造出某些范例或理想的画像”，形成“想象的类型”（imaginative genera），从而“把同类中一切和这些范例相似的个别具体人物都归纳到这种范例上去”，形成对事物的认识。同时，由于个体和范例间的相似性，借由想象所得到的“想象的类型”必须被创造得恰如其分。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这些想象类型也可以被视作真实的。由于想象是人类思维模式的最初阶段，伴随着人类阶段的成长，在想象之中便诞生了理性。“人类思想的次序是先观察事物的类似来表达自己，后来才用这些类似来进行证明，而证明又首先援引事例，只要有一个类似点就行，最后才用归纳，归纳要有更多的类似点……（苏格拉底）才用归纳来引进辩证法。”这样，依照原本进行的想象的比喻就成为理性的辩证法的“前身”。通过这种方式，维柯就把被柏拉图、笛卡尔贬低的想象提升到与逻辑同等的位置上。如果说逻辑作为理解的一种方式，它是抽象的，是对概念的推演，那么想象作为理解的另一种方式，它就是具体的，是对意象的运用。 康德和维柯对想象的理解在之后对学者们认识历史想象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说，历史想象便是这两种想象杂糅的产物。在有关历史想象的早期论述中，接受了康德和赫德尔（Johann Gottfried Herder，他在德国发现了维柯学说的价值）观念的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认为，历史认识不仅要观察到孤立的、零碎的外部事实，更要凭借感觉、猜测去把握事件之间的内在因果联系和在事件背后起作用的创造性认识——理念（eine Idee），由此形成的历史认识方可称为真实的。要把握内在因果联系和理念，就必须运用想象。在这里，想象不是纯粹的幻想，而是直觉能力（intuitive faculty）或关联能力（connective ability）。通过它，史家可以填充和联结他所直接观察到的杂乱无章的片段，找到个体事件之间的必然性，从而达成历史真实。同时，历史真实本身是多样的，富于个性的，不存在所谓的单一模式。这便与康德式想象所达成的普遍知识区分开来，更加强调历史想象的特殊性。此外，洪堡也承认史家所用的想象与诗性想象的共同之处，但他仍然区分了二者，认为不同于诗人，史家必须要将想象置于对实在的经验和观察之上。洪堡的这种历史想象观念不是孤立的，到20世纪初期，我们仍然能够找到这种观点的相似物。 二 对历史认知中想象的论证 洪堡生活的年代恰是西方历史学经历专业化变革的时期。随着历史学成为大学中一门固定的专业科目，它逐渐完成从修辞学中脱离出来的过程，确立起自己规范的方法论及教学法，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与此同时，文学（literature）和语文学（philology）逐渐取代古典时期的演说和修辞学，成为有关写作和语言的一般学科。历史学同文学、语言学在学科设置上有了清晰的界限。这条界限在思维中的反映，即要求史家告别用想象来构想真实事件这种前现代的行为，以便能够把史学同神话传说（这被认为是文学的研究领域）区分开来。因而，一些促成和接受专业化的史家有意识地试图抑制想象。兰克（Leopold von Ranker）曾清晰地表达过这种看法。在其成名作《拉丁与条顿民族史》的导言中，兰克写道：“书的写作形式取决于其目的和主题。因此，历史著作的写作，不可能像文学作品那样文辞华美、想象丰富，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严谨的事实陈述——即使这些事实或许是偶然的和枯燥无味的——无疑是历史编纂学的最高法则。”这里，兰克实际上将想象设想为在修辞上起作用的事物，它会“拖累”历史事实，因此要在“著作里避免一切创造和想象”，史家只需如实直书。 即使是文风华丽的浪漫派史家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他一方面重视人的情感，认为“一个完美的历史学家必须具有足够的想象力，才能使他的叙述既生动又感人”；另一方面又补充说：“（史家）必须绝对地掌握自己的想象，将它限制在他所发现的材料上，避免添枝加叶，损害其真实性。他必须既能深入而巧妙的推论，又具有充分的自制力，以免将事实纳入假说的框架……历史学始于小说而终于散文。”在麦考莱看来，历史学的肇始得益于其与虚构作品间的暧昧关系，但历史学的发展使其脱离虚构作品，成为描述过去的真实文本。麦考莱实际上同兰克一样，认为想象在“文体”（style）层面发挥着作用，它与历史认识无关，属于次要的语言装饰，仅使得历史呈现更为生动。客观主义者兰克较麦考莱极端之处在于，他认为即使是这些文体中的修辞因素也要一并去除。 兰克和麦考莱的观点代表了实践史家所推崇、遵循的一种规范：史学的求真意味着史家要凭借科学方法，尽量捕捉一切琐碎的事物，发现过去“尚未讲述的故事”，谨防想象在修辞上添枝加叶，从而使历史记述能够与过去实在相符合。这一规范暗示着史家头脑中潜存的一种观念，即认为历史实在就像自然规律一样存在于外部世界中，等待着被发现，而事实之间的联系已然存在。实际上，史学家的思维工作并非如此简单，即使假定起着文体式功能的想象能够被排除出去（事实上这不可能），发挥着康德式认知作用的想象也无法被排除。20世纪初，曾任美国历史学会和美国政治科学学会主席的史学家艾伯特·哈特（AlbertBushnell Hart）在一篇专门论述历史想象的文章中写道，想象是一种“心灵的高级能力”，一种“高尚……的能力”，一种“心灵的神秘力量”，想象在历史研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就像是把事实的枯骨装配起来使它们复活。哈特的这种观点与洪堡的有些类似，但他浪漫化的论述并没有受到美国学界的重视。在哈特作出上述论述的十多年后，英国思想家柯林武德更为系统、也更为有力地论述了历史想象在认知过程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 柯林武德认为，史学家的工作遵循这样一个程序：他需要依据某一标准对史料及其中的论断进行批判、选择，获得诸多点状的事实，然后在事实间进行推论，获得众多线索，最终得到一幅自我融贯的整体图画。在这一程序中，想象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历史推论的过程需要想象的参与。史学家需要利用想象，在固定的事实、即单一论断之间插入史料所不曾提及的东西。例如，史学家从证据中得知，凯撒第一天在罗马，第二天在高卢，那么，他就要借由想象把凯撒从罗马到高卢的行程连接为一个连续的整体。在此，历史想象相当于一种理性推论，它发挥着综合式的建构功能，将点状的事实串连成线，构成一个整体。其二，对史料及其中论断进行批判、选择的过程也需要想象的参与。对史家来说，事实的点并非固定，需要通过理性批判获得，他要对原始材料反复加以检验、驳斥，以确保所构成的整体图画融贯而没有冲突。而史家借以批判的标准，正是由历史想象构成的整体图画提供的，这幅整体图画对事实发挥着引导功能。柯林武德指出，这个整体的网“乃是比我们迄今所认识到的要坚固得多、有力得多的某种东西。远不是它的有效性要靠给定事实来支持，它实际上是充当了我们用以决定所声称的事实是否真实的试金石”。由此，在柯林武德这里，历史想象不再是麦考莱式的装饰性的想象，而是一种认知的想象，他称之为“先验的想象力”（a priopri imagination）。 那么，柯林武德先验的历史想象力与康德先验的想象力有何联系呢？柯林武德认为，首先，这种先验的历史想象力同样是人天生所具有的一种能力，是人类心灵普遍和必然的方面，是“任何史学家在拥有这些证据时都会想象的，在任何情况任何氛围中思考相同的证据时都会想象的”。其次，如同康德的想象力能够让我们“看见”超出实际感官感知的客体，如月亮的背面、未破壳鸡蛋的里面；先验的历史想象力能够综合连接起众多事件，将之构成为一幅整体的、融贯的历史图画。但历史想象又稍不同于认知想象，它“以想象过去为其特殊的任务”。历史想象归根结底是对特殊事物、对个体的认知，其最终实现的不是康德知觉想象所得到的普遍的、科学的类（types）。此外，历史想象针对的是史家无法经验的、一去不复返的事物，“那不是一种可能的知觉的对象（因为它现在并不存在）”。 然而，如果是对特殊事物、对个体的认知，这种想象力就与文学艺术家的想象力有些相似，因为文学艺术家正是要凭借想象力描述出不同个体及其个性，进而构造出一幅融贯的整体图画。柯林武德考虑到了这一点，但他仍然尽力区分出两者。他认为，不同于小说家，史学家的图画必须力求真实。首先，史学家的图画需要能够在空间和时间中定位。其次，这幅图画需要与它自己相一致；因为只有一个历史世界，而且其中每一个事件都必定和其他每一个事件处于某种关系之中。再次，这幅图画还必须与证据处于特殊的关系之中；这一点是最重要的，证据可以是史家认为一切有价值的事物，但史家的陈述必须要有证据加以证明。由此，通过与知觉想象和文学想象相区分，历史想象的特征便显现出来。 柯林武德对历史想象作为史家先天能力的论述破除了大部分实践史家认为史料是判定历史真实性标准的经验主义观点。现在，一切历史事实都将由史家的主体观念所确定，而非由外部世界所给定。换句话说，只有在观念中，历史事实才能被认识。但存在于观念中的历史事实仍然是客观的，因为恰恰只有存在于观念中，它才能被理解。“对历史学家来说，他所正在研究其历史的那些活动并不是要加以观看的景象，而是要通过他自己的心灵去生活的那些经验；它们是客观的，或者说是为他所认识的，仅仅因为它们也是主观的，或者说也是他自己的活动。”通过这一证明，柯林武德确定了先天的历史想象是史家在观念中客观地把握事实的必要装备。鉴于柯林武德是从理解史料、认知史料的研究过程来探究历史想象的，因此，借鉴当代学者杜森（Jan Van der Dussen）的说法，我们可以把柯林武德的这种证明视作为历史知识建构的“底层基础”。历史想象是“底层基础”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假如没有了历史想象，史家得到的将是一堆没有经过批判的史料堆积物。 由于柯林武德有关历史想象的论述直到1946年才由其学生诺克斯爵士（Sir Malcolm Knox）编辑出版，因此，其观点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才产生影响。虽然影响稍有滞后，但不阻碍其效力。在这一具有说服力的观点公开之后，大部分史家渐趋承认历史想象在史家思维中发挥着不可简化的作用。即便像20世纪五六十年代闻名的实证史家埃尔顿（G.R.Elton），也支持“真理的发现……要求富于想象力的重建和阐释”。他承认，史家在认识历史时不可否认地会经历选择证据的过程，在资料不完备的状况下，也须借由想象来创造出证据由之而来的环境和相互依存关系，想象使知识富有意义。这与兰克的观点十分不同，但它暗示埃尔顿仍坚持某种经验主义观点，即认为想象创造的是某种语境，历史知识则始终直接来源于证据，想象创造的事物不同于知识。埃尔顿没有接受柯林武德“先验的历史想象”的概念（想想康德的先验想象力，即使在确定性科学知识的生产中也发挥着沟通直观和范畴的作用）。事实上，埃尔顿在文章中将语境和历史知识区分开来的做法很难说得通，因为语境和历史知识往往无法区分。在很多情况下，尤其是在文学史家那里，历史研究即意味着语境研究，历史知识就是有关语境的知识，这两者融合在整个历史再现的画面中。当然，埃尔顿不会想到，在他出版《历史学的实践》六年之后，美国学者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将再次更新历史想象观念。 三 为比喻性历史语言辩护 1973年，海登·怀特发表了他的成名作《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正如这部著作的副标题“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所指明的那样，怀特将他在著作中分析的四位史学家和四位历史哲学家的作品全部视为本质上由想象建构起来的历史话语。怀特将史家所运用的想象称为“以诗性言语、文学写作和神话思维中特有的意象与比喻式的关联模式为特征的思维类型”。在这部书中，怀特通过对历史话语的语法、句法和语义进行分析，突出了历史语言在历史知识形成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之所以进行这样的分析，是因为怀特认为，历史语言不像数学、物理学、化学中被规定了的语言那样，可以按照字面意思得到理解。理解历史语言的途径，归根结底需要“比喻式的关联模式”。这种“比喻式的关联模式”，进一步说，就是怀特在历史话语的深层结构上所区分出的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四种转义，一些本质上“诗性”的表达方式。透过这些诗性的表达方式，读者可以意识到作者在话语中表达的意义。同时，作者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也要经由这些诗性模式理解过去实在，进而连接起诸多史料。因此，可以说，这些“诗性”模式连接着实在世界和史家对过去实在的认识。它引导着作者将众多“混乱”“无秩序”的事件连接起来，赋之以不同的情节，如浪漫剧、悲剧、喜剧、讽刺剧等，并对证据作出不同的论证，如机械论的、有机论的、语境论的、具体论的等，进而构造出一整个能够被理解的历史世界。这一整体的历史世界，虽然能够在时空中得以定位，但却无法在符合论的意义上将之与过去实在一一对照起来。在这种意义上，怀特说这些历史作品是想象的。这些经由想象获得的文字性的历史表述，很难在符合的层面上得到真假判断（但就单个的陈述而言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因为它已经借由比喻性的文字表述在事实之中增添了意义，而这种意义对理解历史至关重要。因此，依照怀特的观点，一旦我们承认历史有其意义，那么就意味着以比喻性文字为容器的历史想象正发挥着作用。 在本文第二部分中，我提及杜森将柯林武德对认知中历史想象的分析看作是在构筑历史知识的“底层基础”。在论及怀特的理论时，杜森进一步将怀特对历史话语的分析看作是在构筑历史知识的“上层建筑”。借由这种比喻说法，杜森区分了柯林武德和怀特所说的历史想象的不同之处。相较于怀特，柯林武德更多地关注到证据、理解证据的方法等构筑史学大厦地基层面的工作。怀特本人也曾将史家的工作分为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按照这种说法，我们或许可以把“底层基础”理解为历史研究，把“上层建筑”理解为历史书写。但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往往难以区分。因为怀特说明了对语言的理解将贯穿历史作品生产的整个过程。 具体来说，首先，怀特有关转义的分类方式来自于维柯。就像维柯将想象视为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方式那样，怀特也将不同的诗性转义视为史家本身所具备的、区别于演绎逻辑的认知方式。这些深入到历史意识层面的转义模式，使得经验世界在得到分析和阐释之前就被事先建构起来。无须否认，转义理解凭借的材料是文献记录，但对史家而言，文献记录本身不会呈现为一种清晰无误的结构图像。要让这些陌生的史料变为熟悉的内容，使神秘的过去变得可理解，就需要借助转义事先在史家的头脑中进行一个解码和再编码的过程，将文献中那组前认知、未加批判的事件预构为一个可能的知识对象。经过这个事先将众多事件构造起来的过程，历史叙事和历史解释才得以形成，过去实在才能够被转化为话语中的“事实”和“描述”。因此，就像安克斯密特（F.R.Ankersmit）所说，转义预构是历史知识得以可能的先验条件。这种转义预构当然会贯穿在整个研究过程当中。 其次，在历史话语层面，史家的研究对象实际上就是历史话语的主题。每一个历史话语，都或多或少地会对其主题进行叙事化，将其中的众多事件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并赋予这些事件以一个可辨认的情节。例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写道：“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在雾月十八日事变再版的那些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样的漫画！”马克思自觉地意识到，当把他所要写的这段历史看作一个“笑剧”（farce）的时候，我们就理解了这段历史的意义。在怀特看来，历史实在本身并不会呈现出“笑剧”的样子，“笑剧”这一情节模式是马克思在事件发生之后，对这一事件进行回溯而赋予事件的。也正是“笑剧”这种情节模式，使路易·波拿巴上任这一事件具有了某种批判效果。就“笑剧”作为一个史家赋予诸多事件用以编织起叙事整体的情节结构来说，它的确是对路易·波拿巴上任这一事件的一种“虚构”。这种“虚构”不意味着这一记述不具有真实性；相反，恰恰因为指出了事件的“笑剧”特征，马克思笔下的这段历史才区别于蒲鲁东的历史，才反映了这一历史事件的某种恰当性质，进而被人所理解。 因此，在怀特的理解中，“虚构”并不等于“虚假”。怀特指出，虚构（fiction）的词源是“fiction”，指被制造出来的东西。事件的意义正是这样一种被话语制造出来的东西，它是对无法被感知的过去实在的构想而非指涉。这样，如果我们同意，理解历史不仅要知晓史实，而且要把握事件的意义，虚构便成为理解实在的一种方式，而不是理解实在的障碍。“真相并非等同于事实，而是等同于事实和概念模式的结合，在其中，真相适当地位于话语中。”此时，历史的这种“真实性”在某种程度上是普遍的，它类似于“诗之真”，其检验标准在于“适当性”或“可信性”，这其中包含着审美和伦理判断。这也说明了缘何像《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样敏锐而准确地把握了历史意义的作品，即便假设它其中的个别史实有所出入，但依然不会影响到它的“真实性”。 那么，怀特将想象从语言向认识论的引申，在多大程度上挑战了柯林武德的论断呢？他们二者都持反对经验主义的态度，认为先验的历史想象必然将参与史家理解证据和构造叙事的思维过程，发挥出整合杂乱现象、最终组织出一幅内在融贯的历史图画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历史认识不再被动地接受材料的规定，而受到史家自身观念的支配。同时，想象参与其中获得的历史知识虽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获得的那类科学知识，但它仍然是真实的。柯林武德认为它是特殊的、具体的；怀特认为它同诗一样，能够揭示事件的某种普遍性质和意义。 然而，在对待文史关系的问题上，怀特要比柯林武德激进得多。这不是说怀特否认历史学要“力求真实”。对于前文中柯林武德所列举的那三条文史间的区分，怀特也许是会部分同意的。首先，他不否认历史实在的存在；其次，他不会认为一个历史记述的前后部分可以相互矛盾；最后，他也会同意历史研究需要依靠于证据，因为史家在研究过程中首先面对的便是“未被加工的历史文献”。不同之处在于，怀特发现了史家用于指涉历史实在的文本形式并非透明，它也有“内容”。在一段文字中，怀特表达了对柯林武德构成性历史想象观点的部分同意，同时也进行了批判： 柯林武德没有看到，任何一组随便记录的特定历史事件都不会本身构成一个故事；它们最多向历史学家提供一些故事要素。这些事件是通过一些方式被编造成故事的……比如，没有哪一个历史事件本来就是悲剧；人们是根据某个特殊视角，或者根据一组结构性事件（所论事件是其中的一个享有特殊地位的成分）的语境，把这个事件看成悲剧的……至于这些历史事件最终会在悲剧、喜剧、罗曼司和反讽——借用弗莱的范畴——等故事类型中的哪一种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这就要看历史学家是根据各种情节结构或神话中的哪一种的要求来塑造它们了。 怀特在这段文字中表明，首先，事件本身不呈现为一个故事，故事的形式是由史家通过一些文学手段添加在事件之上的；其次，对于同一些事件，可能会有不同的故事讲述方式，因此会呈现出不同的意义；最后，史家选择哪一种故事讲述方式，并非基于史料，而只能基于伦理和审美偏好。这种观点就与柯林武德十分不同，在后者看来，历史故事和故事呈现的意义是史家在阅读史料过程中通过同情式重演自然而然把握的。怀特的观点是否走得太远了，这仍是一个留待探讨的问题。相较柯林武德，怀特更强调历史想象在探寻多元的历史意义上所能发挥的作用，在怀特看来，人类当下的行动需要由这些历史意义来提供灵感和前进的方向。这种吁求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西方社会意义缺失状况的一种回应。另一方面，怀特的确没有将如历史话语与历史证据间关系这样更加“地基式”的论题置入思考中，他的理论没有办法判断某一历史再现在认知层面缘何是错误的。他虽然触及了“底层基础”，但规避了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多少使得“上层建筑”不太牢固。这也使得在海登·怀特之后，不少史学理论家重新回到对历史论证和历史逻辑的探讨上。 四 结语 由上，我们梳理了历史想象观念在西方史学思想中的发展历程。启蒙时代，思想家们确证想象在演绎逻辑和诗性逻辑中的位置。20世纪初年，柯林武德思考和论证想象如何在判断、连接和综合史料的过程中发挥出无可替代的作用。20世纪末期，海登·怀特阐明在话语层面，历史想象所能赋予过去实在的普遍意义。如果说康德启发下的柯林武德更强调历史想象在历史认知中表现出的科学性，那么，受维柯影响的海登·怀特则突出了艺术性的历史想象在把握过去实在对当下生活之可能意义上的作用。对历史想象的思考透露出，或许，历史想象能够为我们调和历史学的科学维度与艺术维度提供一个很好的视野或落脚点。因为，一方面，针对证据的推论活动需要想象的参与，史家通过推论最终构成的整体之网将成为检验其它事实是否可靠的试金石。另一方面，想象性的比喻语言不仅构成了史家的文体风格，而且将为他观察历史领域、理解事物之间的关联方式提供一个视角和概念系统，由之再现出一幅具有意义的历史图景。 毋庸置疑，不同思想者的论证皆表明，历史想象在强调真实性和客观性的历史思维活动中不可或缺。如果史学家试图获得一段融贯的、真实的历史叙事，那么，历史想象必然参与其中。随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所谓后现代主义历史观——海登·怀特本人即是这一思潮的重要推手——对历史中主观要素的揭示，认为历史记述能够与历史实在完全或部分符合的这种天真的、“摄影术式”的历史真实观念已不再具有说服力。现在，很少有哪位具有反思性的史学家能够自信地宣称自己的研究是一面彻底客观的“实在之镜”，全然反映了过去发生之事。当然，在逐条描述的编年史层面，我们能够做到将历史事件在过去的时间、空间中定位。但一旦跨越到历史进程的连贯叙事层面，我们便无法排斥主体观念的参与。从这一层面上说，历史知识终将是人类思想的产物。而对历史想象的思考表明，史家的主体观念与历史之真并不相互排斥。甚至，史家的主体观念构成了历史“真”之判断的准绳，这里的“真”，不仅意在史实的真确性，而且关涉历史整体的融贯性和历史之义的适切性。 然而，也必须意识到，仅仅有想象的参与并不一定能够获得历史真实。换言之，历史想象绝非任意、无所指涉和天马行空的，它有其限度。这种限度，一方面体现在它需要数据和史料的支撑，需要“事核”，它终归不同于文学想象。另一方面，它更需要经过史家自身的理性批判，需要在善与美的维度上考察其“创造物”是否适切于人性的普遍原则。在这点上，这种限度是内在的，与证据的多少无关。 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