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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王富仁 文史研究  《王富仁学术文集》，李怡、宫立编，北岳文艺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 近日，《王富仁学术文集》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该文集整理收录王富仁先生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等作品，并将第十卷作为全集的《附录与索引卷》，为研究王富仁及其学术文化等提供了直接的文本资料。各卷依次为《论鲁迅》（上下）、《中国现当代作家印象与作品赏析》、《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中下）、《学界诸魂》、《新国学论集》、《先秦思想文化论集》、《中国现代文化论集》、《序跋集》《附录与索引卷》，共9卷12册，总计3557千字。这套文集的出版，系第一次以全集的形式出版王富仁先生的作品，并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文献资料。 刘勇 李春雨：王富仁学术思想评述 王富仁以敏锐的眼光和坚定的勇气，在学术上做出了重要的突破，他所提出的“思想革命的镜子”“回到鲁迅”“新国学”等构想已经成为现代文学研究史上不可绕过的学术高点，并且对于现代文学学科本身的发展也有着突出的贡献。王富仁的研究原本都在按着他的学术设想在继续推进，2017年2月他还在接受访谈，讨论鲁迅研究、“新国学”等话题，但不曾想几个月之后，王富仁先生便因病骤然离世了，这让我们不得不在仓促之间面对王富仁将近四十年的学术遗产，人生的感慨和学术的领悟一齐涌上心头。 一、鲁迅研究的重大突破 学术研究的发展是环环相扣的，任何一个研究成果都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自我创造，而是站在学术链条上步步推进的。王富仁当然也不例外。但是，我们发现，在这样的学术链条中，他始终处于一个关键和特殊的位置上。王富仁提出的“思想革命的镜子”“新国学”等命题，或许不是每个人都赞同，但任何一个研究鲁迅、研究现代文学的人都无法绕过去。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他在博士论文中提出来的“鲁迅小说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这一论断，直到今天看来在中国鲁迅研究史上仍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在《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中，王富仁认真细致地总结梳理了以往鲁迅研究的重要成果。他一方面肯定了以陈涌为代表的“《呐喊》《彷徨》是中国反封建政治革命的镜子”这一论断所特有的时代历史价值和学术本身的价值；另一方面又清醒地看到:“当这个研究系统帮助我们从中国政治革命的角度观察和分析了《呐喊》和《彷徨》的政治意义之后，也逐渐暴露出了它的不足”。而“政治革命镜子”这个研究系统最大的不足，就是它“与鲁迅小说原作存在一个偏离角”[1]，它与鲁迅文学创作的初衷存在较大的距离。因而王富仁大胆地提出应该“以一个新的更完备的研究系统来代替”[2]它，并明确提出了《呐喊》《彷徨》“首先是中国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3]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断。站在今天的角度，从思想革命来理解鲁迅似乎是应有之义，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王富仁的这一论断是需要有过人的眼光和惊人的胆魄的。他第一个跳出了长久以来确立下来的以“政治革命”视角研究鲁迅的框架，第一次从“中国思想革命”的视角全面地论述了鲁迅作品的“反封建”价值和意义，这不仅是一种学术研究的超越，更是一声打破思想禁锢的呐喊！ 从“政治革命镜子”到“思想革命镜子”，王富仁不仅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鲁迅研究视角和系统，更是对后来的学术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应该看到，从“政治革命”视角研究鲁迅的框架不是一两天形成的，也不是毫无道理的，鲁迅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家，他的特殊意义是伴随着中国社会革命发展诞生的，鲁迅研究也必然不会是一种纯粹的学术研究，它一定要和中国革命进程的方方面面牵连在一起。但是鲁迅毕竟是一个作家，文学创作是鲁迅的思考方式和生存方式，这才应该是我们理解和研究鲁迅的逻辑起点。虽然鲁迅的作品在政治革命方面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意义，但事实上鲁迅创作的根本价值在于他是从思想启蒙的层面来影响中国社会革命进程的。因此，王富仁提出用“思想革命的镜子”来替换“政治革命的镜子”，不是一种随意的标新立异，也不是一种简单的反其道而行之，而是蕴含了王富仁对鲁迅研究的一个基本的逻辑思考：必须首先“回到鲁迅那里去！”否则就会出现对鲁迅的认识的偏离甚至误解和曲解。“回到鲁迅”也就是“回到文学本身”！这一重大命题对之后几十年的鲁迅研究、文学研究都有着重大的影响。王富仁曾在《我走过的路》中表示，自己这一代人既不如上一代有那么深厚的学问根基，又不像下一代那样接受到新时期的思想，但恰恰是这夹在中间的一代，因为找不到“适于自己的文化面纱”，不得不“赤裸裸上阵撕斗”，从而扔掉了“这种主义”、“那种学说”，更加重视“各种主义背后的人”，因此“对于中国人的认识和感受，他们反而不如我们这一代人来得直接和亲切”，“所以，从人的角度讲文化，讲文学，就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趋向。这点‘自我意识’对我后来学术研究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4]事实上，这种“自我意识”的苏醒不仅意味着王富仁个人学术研究的苏醒，也不仅意味着鲁迅研究的重大转折，更是80年代整体学术环境的一种重新的焕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本清源，思想解放，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开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代。而“回到鲁迅”、“回到文学本身”也是文学研究乃至整个学术研究回归正途的一个重要标志。 当学界盛赞王富仁“思想革命镜子”说的价值和意义时，王富仁先生曾经亲口对笔者说过这样的话：“人们都觉得思想革命镜子如何重要，但在思想革命镜子前后其实各有一个更加重要的东西，前者是《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后者是《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笔者认为，这段话对理解王富仁在鲁迅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前者是王富仁研究鲁迅的基础和突破口，后者则凝聚了王富仁在鲁迅研究上取得重要成就以后更加深刻的一些体会和感悟。《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是王富仁在西北大学的硕士论文，也是王富仁研究鲁迅的起点。鲁迅受到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在鲁迅自己的翻译介绍、杂文随感甚至是小说创作中都有很明显的表现，所以在王富仁之前就有不少研究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比如冯雪峰的《鲁迅和俄罗斯文学的关系与鲁迅创作的独立特色》等等，但这些成果大多是点到为止，用冯雪峰的话来说就是“画一个简单的轮廓”[5]，并没有深入探讨。王富仁大学学的是俄语专业，这种特殊的学术背景让他能够更加深入到作品内部发现俄罗斯文学与鲁迅小说之间的联系，系统地展示鲁迅与果戈理、契诃夫、安特莱夫、阿尔志跋绥夫等俄罗斯作家在思想上的契合之处，而不是停留在外部一些艺术风格、表现手法的类比上。虽然王富仁曾表示过，硕士论文选择这样一个角度并没有太多的考虑，只是恰好兴趣（从小熟读《鲁迅全集》）和专业（俄语）的结合之作。但是在这篇硕士论文中，我们其实就能看到王富仁从一开始进入鲁迅研究的时候，就已经从思想上关注到俄罗斯文学对鲁迅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为他后来提出“思想革命的镜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是王富仁鲁迅研究的奠基之作，也是新时期以来鲁迅研究的重大突破，但是再好的研究角度、再重要的突破也不能永恒，鲁迅研究仍然在继续，仍然需要对过去及时的总结和对未来准确的把握，王富仁的《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就是他在鲁迅研究上取得重要成就之后对鲁迅研究的一种回顾和反思。在这部15万字左右的著作里，王富仁对五四以来鲁迅研究的发展历程再次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和深刻的思考，这种概括不仅仅停留在各派别的鲁迅研究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什么会这样研究？鲁迅与现代中国的发展紧紧牵连在一起，鲁迅研究与当代中国同样也牵连在一起！鲁迅研究各个派别与派别的差异究竟是什么？各个派别本身的发展与分化又是什么原因？这些既是王富仁对鲁迅研究的总结，同时也反映了王富仁对当代中国文化生态的审视和理解。甚至可以说，王富仁在这本书中很多观点要比《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要更加深刻。比如王富仁指出：“事实证明，在此后的鲁迅研究史上，鲁迅研究的其他领域都会发生严重的危机，但唯有鲁迅小说的研究领域是不可摧毁的，而只要鲁迅小说的研究生存下来，它就会重新孕育鲁迅研究的整个生机。只要你能感受到鲁迅小说的价值和意义，你就得去理解鲁迅的思想，你就得去理解他表达自己的思想最明确的杂文，只要你理解鲁迅的前期，你就能理解鲁迅的后期，整个鲁迅研究也就重新生长起来。”[6]王富仁治学风格一向稳健，很少说出如此激烈和绝对的话，为什么他要把鲁迅小说提到如此之高、如此之特殊的地位呢？就鲁迅一生的写作量而言，杂文显然比小说要更多，甚至占据鲁迅创作的首位，为什么王富仁不说鲁迅杂文研究领域是不可摧毁的？他又为什么说只有理解了鲁迅的前期，才能理解后期？我们认为这起码说明，王富仁对鲁迅的根本认识定位是，鲁迅是一个小说家，一个文学家，是一个思想型的文学家，一个具有革命精神的文学家，而并非主要是一个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整个创作的根本价值，首先体现在他前期的小说创作上。虽然鲁迅弃医从文的初衷并非是为了成为一个文学家，而是以文学为敲门砖唤醒沉睡的中国和国民，鲁迅创作大量的杂文，针砭时事，充满了战斗性和革命性，对中国革命和社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作用，但我们并不由此就说鲁迅主要是一个革命家。鲁迅的根本价值，应当是他在小说创作中传达出的“国民劣根性”的深刻思考，应该是他为数不多的二十几篇短篇小说所蕴含的深厚的思想根基，是他对人生的探索和对人性的叩问。鲁迅比任何人都深沉地批判着、关注着、思索着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现实和未来。鲁迅所有的深刻思考，所有的革命精神，都是通过小说等文学的形式而不是任何别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正因为此，鲁迅小说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是巨大而独特的。这一点，是王富仁之后展开所有鲁迅研究谱系的基本前提和原点，决定了他研究鲁迅的方式、趋向和根本价值，关涉到王富仁“回到一个什么样的鲁迅”去，也关涉到为什么鲁迅是“思想革命的镜子”，而不是“政治革命的镜子”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一个时期里，不少人都高呼过“回到鲁迅本身”的口号，王富仁先生对鲁迅小说的极其重视，告诉我们，“回到鲁迅本身”究竟应该回到哪里：应该回到鲁迅最有价值的小说创作中去，回到具有深刻思想和革命精神的小说家鲁迅那儿去！只有真正懂得了鲁迅小说的价值和意义，才能鲁迅在中国现代历史乃至当下和将来的价值和意义。 二、文学史建构的独特思考 1996年，王富仁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2期上发表《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一文，针对当时学界存在的“革新”风气，以“保守”的姿态提出固守现代文学的研究范围，强调“五四”作为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起点的重要意义，明确表示不同意将旧体诗词、通俗文学纳入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范围：“在现当代，仍然有很多旧体诗词的创作，作为个人的研究活动，把它作为研究对象本无不可，但我不同意把它们写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同意给它们与现代白话文学同等的文学地位。这里有一种文化压迫的意味，但这种压迫是中国新文学为自己的发展所不能不采取的文化战略。这里的问题不是一个具体作品与另一个具体作品的评价问题，而是一个引导现代中国人在哪个领域发挥自己的创造才能的问题；不是它还存在不存在的问题，而是一个它在现当代中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问题。”[7] 对现代文学研究范围的讨论始终没有停息过。有学者提出，应该将旧体诗词和传统戏曲、台湾文学和流散文学写入现代文学史；有学者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应该祛除少数民族现代文学的“无名”状态；还有学者强调，打通现代（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研究，对清末、民国的文学史进行一体性研究等等等等。其实，旧体诗词、通俗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等是否应该写入现代文学史，在本质上是同一个问题，学者们提倡将不同文学类型的研究纳入现代文学研究框架，是致力于拓宽现代文学研究外延的表现。那么王富仁为什么反对旧体诗词入和通俗文学等进入现代文学史呢？王富仁强调“五四”作为现代文学起点的重大意义的这一立场似乎与50年代现代文学创立之初的研究者们更为接近，但王富仁又说，80年代以后，我们的研究规模和研究成果已经远超现代文学学科创立的时代。为什么在研究现状发生重大变化之后，他的文学观念没有相应革新，反而掷地有声地宣告了自己的“保守”立场，王富仁所固守的到底是什么？王富仁指出，很多研究者追求“新”，但他们只是学习一些“新观点”、“新结论”，并不学习这些观点、结论背后的独立思考和感受。这样的“新”是有时间性的，没过一段时间，“新”的自然变成“旧”的，转而又要去寻找新的“新”。王富仁深知，一味的革新并不能促进学科的长足发展，所以他选择了固守，为学科之“固”而“守”，守的是现代文学的独立个性和深刻内涵，守的是学科在当下的立足与发展。 立足“五四”，守住学科的独立个性。80年代中期，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这在当时是一个富有创见的重大命题，它打通了中国近、现、当代的文学史，还原了文学的本来面目，对文学史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但王富仁却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把新文化和新文学起点前移就大大降低了‘五四’文化革命和‘五四’文学革命的独立意义和独立价值，因而也模糊了新文化和旧文化、新文学与旧文学的本质差别。”[8]王富仁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并不是所有中国文化思想的儿子，而只是‘五四’新文化的儿子。”[9]“五四”是中国文学嬗变的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上，中国文学发生了根本性的历史变化，语言的变革、思想的革新，带来的是与整个古代完全不同的风气，开始出现了现代的性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使文学摆脱了政治话语的束缚，加强了文学研究的整体性和独立性，但它在消解“五四”政治意义的同时，也消解了“五四”重大的社会历史意义和它的实践意义，从长远来看是不利于整个学科发展的。所以，王富仁对“五四”的固守源于他对学科主体性的固守。“五四”赋予现代文学以独立的个性和品格，从而使整个学科得以保持无可替代的主体地位。 现代文学的学科个性具体表现为每个研究者的主体性。王富仁认为“文学作品的价值不是靠理性判断出来的，而是靠心灵欣赏出来的，理性上、理论上的变化是很快的，而欣赏趣味的变化是很慢的，是在一生一世的慢火焙烤中养成的”[10]。有的学者认为，这似乎过于强调研究者个人情感体验的重要性了，研究者的主体性要受到研究客体、价值标准及理论方法等的限制，应该在文学研究中实现个体性和群体性、理性判断和情感体验的统一。其实王富仁的学术研究因其逻辑缜密、思想深刻，向来是极富理性的。他用这种比较有倾向性的表达，其实是有所强调的。在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等思潮流派在飞速地变化，我们时常受到某种流行思想的影响改变对作品的评价。王富仁强调，研究者不要急于给作品扣上一顶某某主义的帽子，也不要因为一种主义的流行强行解读一部作品，而是以情感体验和主观感受对作品进行初步的判断和选择，在理论的纷繁变换中始终保持自己的主体性，对作家如是，对研究者如是，对整个学科亦如是。 坚守“现代”，守住学科的深刻内涵。如果仅把“现代文学”的“现代”看作一个时间概念，那旧体诗词、通俗文学当然是发生于这一时间范围内的，也理应写入现代文学史。但是王富仁对“现代”有着更为深刻的解读：首先，现代是与传统相对立的一个概念，它“是在社会历史时间的维度上建立起来的，是与古典性、经典性、传统性等代表的在中国古代社会已经产生并被社会普遍认可的事物的性质相对举的。”[11]古代诗词是中华文化的一笔宝贵的财富，它的宝贵之处恰恰在于已经成为历史，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现代新诗则是以反叛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的，它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与古代诗歌有着明显的区分。当然，传统与现代的“対举”不是互相排斥的对立，王富仁曾说，传统就是当你身处其中的时候，你感觉不到它的力量，而一旦你离开，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它的存在。王富仁不否认传统与现代的传承关系，也不否定旧体诗词与新诗之间的历史联系，甚至可以说这种历史与传承是摆脱不掉的。但这不代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更不代表现代作家继续写旧体诗词，我们就要将旧体诗词纳入现代文学史，这与学科之名相关。 其次，“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有两个主要的性质和特征：“其一是批判性或曰革命性，其二是创造性或曰先进性”[12]。现代新文学在对旧文学的批判和革命中实现着自身的创造和先进，白话文运动已经明确地区分开新文学和旧文学，那么现代文学史就应该是有关新文学的历史，就应该是有关白话文学的历史。“现代文学”之“现代”，不仅是社会历史意义上的时间概念，它还是一种区别于古代的现代的性质和特征，它更是一种冲破束缚、解放自我的力量和能力。正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上，王富仁固守着“现代”的内涵与性质，固守着“现代文学”之名。 着眼“当下”，守住学科的现实关怀。作为一个现代文学领域的研究者，我们每个人都极为重视文学史的写作和研究。王富仁却提醒我们修正编写文学史的态度，他认为一直以来，我们不是不重视文学史，而是太过于重视文学史。研究现代文学的人这么多，如果每个人都写一本现代文学史，那文学史的数量就太多了，反而应该更重视史论和批评。“大家各自在自己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发挥作用，并且互相影响，我们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事业才会持续地发展下去。”[13] 王富仁强调文学史应该具有当下性：“我们的文学史写作不是为了展示我们的学问的，而是向当代的读者介绍历史上的文学作品的。文学史不是写的内容越多越好，不是把我们读过的文学作品都写到文学史上去。我们是研究现代文学的，自然应当尽量多地阅读现代文学作品，但并不是所有的现代文学作品都有让当代读者阅读的价值。我们的文学历史越来越长，我们当代人背不动这么沉重的历史的包袱，这个历史的包袱是由我们这些专治文学史的人来背的。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背着是为了别人不背。我们写到文学史上的应是为当代文学作品所无法代替的，当代读者仍有必要阅读的。”[14]有的学者质疑，文学史的“当下性”增强，那相应的“历史感”就会减弱，反而有失文学史的本质。但是说到底，文学史是文学发展的历史，它所讲述的历经岁月洗礼依然沉淀下来的作品，所以天然地具有一种纯粹的历史感。增强文学史的“当下性”并不意味着随便调整文学史的评判标准，而是要求我们更加严谨地思考、品评文学作品，给予作家作品更为公正的演说，思考更加严格地挑选作品。文学史写作是一项无法真正完结的活动，八十年代中期，王晓明、陈思和提出了“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其实“重写”文学史是学科发展的应有之义，是文学史研究不断延续和深化的常态。“持重”和“反思”应该构成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双重底色，重写文学史应坚持在“反思”中“重写”，在“重写”中坚持“持重”的学术品格。 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强调旧体诗词、通俗文学入史的重要，一来是为了扩大研究范围，为现代文学争取一席之地，二来也存在为自己专攻的研究领域争取“合法化”的意图。但是一味地拓宽研究领域，把所有类型的文学都纳入到现代文学的框架中，只是在膨胀这个边框，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伤害到这个框架得以立足的基点和核心。王富仁在谈论现代文学研究框架的时候，采取的是一种固守的态度，这个“固”不是“顽固”的“固”，而是“牢固”的“固”，通过“固守”现代文学的本质，打牢现代文学学科建立和发展的根基。 王富仁的现代文学史观不仅体现在他对于文学史核心框架的把握，还体现于他有一种宏观掌控的能力和气魄。王富仁曾在《中国现代文化指掌图》中提出要“弄一个像地图一样的东西”[15]，这个“指掌图”，意味的就是在复杂中找到头绪，在头绪中还原细节，意味着要跳出问题看问题，既要看到“指”的线索，又要看到“掌”的丰富。更重要的是，这指掌之间的脉络是相通的，是关联的，是一种“活的”体系。特别是对于现代文学史上的各类社团流派，王富仁曾经做过一个相当生动的比喻，他在《河流·湖泊·海湾——革命文学、京派文学、海派文学略说》一文中，用“河流”、“湖泊”、“海湾”三种形态，高度概括了革命文学、京派文学、海派文学三个流派的特征和生存状况。江河湖海，都是水，但又在形态、环境等方面呈现出极大的差异性。作家都是鱼，但在这三种不同形态的生态环境下，自然而然地呈现出了不同的创作倾向和特点。王富仁的这一阐述体现了两个层面的考量：一是通过“鱼”与“水”的关系，来看待作家与文学团体、流派的关系。鱼离不开水，但时刻受着水流势的影响，作家因为集结在一起发出更大的能量，但又因为这种“群体”性反过来受到牵制。二是通过“江河湖海”不同的形态来探测出革命文学、京派、海派三个流派在整个“水系”中呈现出的差别、联系和互动。 王富仁先生不仅具有史家的眼光，在对待他的研究对象时，他还体现出了高度的敏锐。王富仁特别善于将一个作家最有价值的特点抓住，又特别善于将这个作家与“伟大”的差距一针见血地披露出来。比如说他对沈从文的评价：“不容否认，沈从文是一个有才能的作家，甚至可以认为，就其自身生活经历的丰富，就其接触下层群众生活的广度，就其艺术尝试的多样性，就其创作产量的丰盛，他是较之鲁迅更有条件成为伟大作家的一人。但是，沈从文虽然对中国现代文学做出了他的不容置疑的贡献，在某种程度上也有民主主义的思想倾向，但他却远未达到堪称伟大作家的一列。”至于原因，王富仁指出:“因为他缺少一个为现代伟大作家所不能不具有的更深刻的思想，他远未脱出市俗现实生活和封建意识形态的无形束缚。”[16]而对于郭沫若，王富仁认为“他的最好的诗都是由诗人的主体与大自然或世界的外部、整体状态二者直接构成的诗。而一当有具体的、有生命的人的直接介入，诗的整体美便常常被破坏，至少再也构不成那种热情澎湃、充满自由精神的诗的艺术境界了。”[17]对于冰心，王富仁曾把她列入“对中国新诗创作贡献最大的几个人”之一，甚至把她排到了“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冯至”之前，仅仅位列胡适之后。王富仁将冰心排到这样高的地位，不仅仅是从诗歌自身发展的时间逻辑来考虑的，更重要的是他关注到了冰心不同于郭沫若、徐志摩等人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她写诗的目的“不在作诗”，而是为自己那点“零碎的思想”找到了最诗意的表达，这种诗意不产自于泰戈尔小诗的诗歌形式，也不产自于中国现代白话的基础，而是从“冰心自身的心灵感受中产生出来的”。这恰恰是体现了诗歌自身发展最重要的逻辑。所以王富仁认为冰心的诗歌是“中国现代新诗发展史上第一种具有独立审美功能的诗歌形式。”[18]更重要的是，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大多推崇冰心小诗的哲理化思想，但王富仁却认为“哲理性”不但不是冰心小诗的主要价值，反而是“最大的累赘”，甚至是导致后来冰心创作越来越走向衰落的重要的原因，因为它远离了童心所带来的鲜活的世界感受和人生感受。可以说，王富仁对这些经典作家的评论是充满了真知灼见的。 三、“新国学”理论的深远影响 近些年来，由于国学在社会上的不断高涨，五四新文学确实遭到了相当程度上的冷遇。它不像传统文学各种“诗词大会”、“成语大赛”那样受到追捧，也不像当代文学时不时在国际上获奖的那般热闹，甚至它都不像它本身在上世纪80年代受到“新儒学”猛烈批判时那样获得足够的关注。我们不得不承认，现代文学正在处于一个边缘化的境地。然而，对于现代文学本身而言，这或许正是一个新的发展机遇。一方面，新文学边缘化的过程恰恰是经典化的过程。冷一冷，静一静，沉一沉，文学才能回归文学本身，才能显现自身的价值。纵观世界，不管是艺术还是文学，成为经典的道路是孤独而漫长的，在这一过程中，一个冷静的沉淀过程是至关重要的；另一方面，新文学的所谓边缘化，绝不意味着它的弱化或消亡，相反正是在这种边缘化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体会到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新文化是难以替代的，难以复制的，甚至是难以超越的。 一个国家的国学一定是包含了一个国家从过去到现在全部的智慧结晶。这实际上是一个最简单不过的道理，但事实上存在着这样一种认识，就是将国学的概念不断狭义化，把它限定为古典文学、古代文化甚至某一个学科身上。如此一来，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和文化就被挤压，被边缘，被排斥在这个“国学”范围之外。在这个背景下，王富仁提出的“新国学”构想，就显得尤为重要。 从2005年1月起，《社会科学战线》连续三期刊载了王富仁长达14.5万字的论文《“新国学”论纲》。在这篇厚重而系统的文章里王富仁明确提出：“‘新国学’不是一种学术研究的方法论，不是一个学术研究的指导方向，也不是一个新的学术流派和学术团体的旗帜和口号，而只是有关中国学术的观念。它是在我们固有的‘国学’这个学术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使它适应已经变化了的中国学术现状而对之做出的新的定义。”[19]按照王富仁的说法，现有“国学”定义存在着明显的局限，认为五四以后生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化，特别是由陈独秀、李大钊开其端的“中国现代革命文化”，以鲁迅为主要代表的“中国现代社会文化”，由从事外国文化的翻译、介绍和研究的学者与教授创造出来的“中国现代学院文化”都没有被包含进来。而这些文化，在经历了将近一百年的沉淀之后，理应成为“国学”的一部分。这是“新国学”最基本也最核心的观点。 “新国学”的提出引发了不少争议，有的学者提出，“新国学”的建构何其庞大，何其复杂。一个漫无边际的学科，是无法建构的。[20]作为一个成熟的学者，王富仁不可能不知道这个简单的道理。在笔者看来，王富仁并非是想要真的去构建起一个完整的“新国学”，而是要树立一种学术理念，建立一种“活”的体系。“新国学”并非是与“国学”对立的概念，因为“国学”就是“国学”，“国学”不分新旧，它是一个整体，但它是一个动态的整体，循环的整体，王富仁提出的“新国学”，就是提醒我们注意“国学”这个体系本身的动态性和循环性。 当然，现代文学研究者的这个身份，让一些人认为王富仁对新国学的建构，是在弘扬“国学”的大环境下为现代文学谋一条出路。同意者赞叹王富仁的煞费苦心，不同意者则认为，五四新文学的根本价值仍在于其“现代”意义，如果将五四纳入国学的考虑范畴会消解五四的现代意义[21]。不可否认，王富仁对新国学的建构，一定蕴含着他对新文学名归何处的深层思考，但如果说王富仁构建“新国学”的体系仅仅只是为了让新文学“名正言顺”，那也未必太兴师动众了。王富仁提倡的“新国学”，不是为了抹灭新文学的现代性，而是搭建一种传统与现代共存的学术空间。这既是一种对现代文学的坚守，也是一种超越。新文学以来的“现代”只有在古典文学的“传统”对照之下，才得以成立。没有西学，何谓国学？没有传统，何来现代？“不是规定性的，而是构成性的”[22]，这正是“新国学”和传统“国学”的内在的质的区别所在。只有“构成性”的环境中，我们才能更加清楚地看到以新文学为核心的现代文学将被置于何种位置？现代文学与中国文学、现代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曾经有研究者在挖掘出晚清“被压抑的现代性”后，认定“晚清时期的重要，”“先于甚或超过‘五四’的开创性，”[23]甚至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说法。大陆在长期的研究和教学中确实存在对晚清文学不够重视的情况，作为古代文学的尾声，现代文学的先声，晚清文学在文学史中似乎很少得到过“正声”的待遇，这毋庸置疑是不合适的。但晚清是晚清，五四是五四，它们各自有各自的价值，二者之间的关系不能用“没有……何来……”的逻辑来解释。如果过于强调传统文化的“旧”，那么传统文化也会变得孤立和狭隘起来，失去了传承和发展的活力。相反，如果过于强调五四的“新”，那么五四这一起点同样也显得孤立化，失去了历史发展的土壤和根系，因此，传统和现代是一对相互构成的关系，传统文化、传统文学和新文化、新文学也是一对相互构成的关系。这种构成性，就是王富仁想要强调的“新国学”之“新”。 距离王富仁“新国学”的提出已经过去十几年了，围绕“新国学”的讨论仍在继续，与“新国学”相关的杂志、研究机构也仍然在继续致力丰富和实践这个理论。但一个显在的事实是，今天大部分致力于“新国学”理论建构和实践的仍然是现代文学研究者，传统国学的研究者似乎并不热情，更不用提被王富仁纳入“新国学”范围的数学、自然科学这些学科了，它们是否认同自己是“新国学”？这些问题目前来看仍然是不够明朗的，许多难点还有待深化。但一个观点的提出、一个理论构架的建构，是需要时间去沉淀的，需要实践去检验的，不是能马上就能实施的，也不是在一个人乃至一代人手上就能完成的。我们对“新国学”的理解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对它的实践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传统的建构是一种动态发展的形态，“国学”扎根于几千年的传统，但几千年的传统也是一年一年、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累积起来的，五四既是中国现代性的重要开端，又是一种新的历史传统的定格，如果五四新文学新文化在今天不能被容纳，那么传统的构建、国学的发展也就成了一句空话。王富仁先声夺人，率先提出“新国学”的深刻含义正在于此，但斯人已去，如今的我们是否有足够的信心和底气，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新文化真正构建和发展“新国学”，这是历史赋予后辈学者的重要使命。而对“新国学”及其相关问题的继续深入的探讨，或许是对王富仁先生最好的纪念和最真切的敬意。下一步中国学术走向何方？值得我们思考，而王富仁的去世可以算是一个学术发展的节点。 注释： [1]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2]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5页。 [3]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7页。 [4]王富仁：《我走过的路》，《王富仁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5]冯雪峰：《鲁迅和俄罗斯文学的关系与鲁迅创作的独立特色》，《论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118页。 [6]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7]王富仁：《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2期。 [8]王富仁：《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2期。 [9]王富仁：《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2期。 [10]王富仁：《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2期。 [11]王富仁：《“现代性”辨正》，《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12]王富仁：《“现代性”辨正》，《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13]王富仁：《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问题的几点思考》，《文学评论》，2000年第5期。 [14]王富仁：《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问题的几点思考》，《文学评论》，2000年第5期。 [15]王富仁：《中国现代文化指掌图》，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2页。 [16]王富仁：《在广泛的世界性联系中开辟民族文学发展的新道路》，《先驱者的形象——论鲁迅及其他中国现代作家》，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38页。 [17]王富仁：《审美追求的瞀乱与失措——二论郭沫若的诗歌创作》，《北京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 [18]王富仁：《中国现代新诗的“芽儿”——冰心诗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 [19]王富仁：《“新国学”论纲（上）》，《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期。 [20]参见江凌：《试论国学和“新国学”》，《山东农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21]陈国恩：《国学热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福建论坛》，2008年第2期。 [22]王富仁：《新国学论纲》（下），《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3期。 [23]王德威：《想像中国的方法》，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页。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1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