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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章学诚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苏轼《题西林壁》 近代有一小部分代表性的人物，乃经后人考掘方才出土，章学诚（1738—1801）便是其中最醒目的一位。参与发掘者胡适便直言不碍：章氏首起的褒扬者乃是东瀛汉学家内藤虎次郎，之后“国人始知章先生”。 原来胡适缘见内藤氏1920年始作的《章实斋先生年谱》，1922年方继起扩充而补订。从此，唤醒学界对章氏的历史记忆，章氏方才成为瞩目的人物。按章氏横空出世，志大才高，生前却逢时不遇，相当地隐微，恰如古语所云：“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试举一例，以概其余：他的姓氏，致为时人张冠李戴，将“章”错作“张”，如是可见一斑。于百年之后，方经中外学界重新发现，再次粉墨登场，重回历史的舞台，大放光彩。 始自余师在1976年刊行《论戴震与章学诚》，援用了伯林（Isaiah Berlin）的“刺猬”和“狐狸”的譬喻，以彰显章学诚和戴震二者学问的特征之后，中国思想史的园地便骤然成为动物园了，一大群“刺猬”和“狐狸”在各种学术议题到处流窜奔跑了。可见该书影响既广且深。由于该书基本上业已烘托出章氏“未遇”的情境，拙文只需择要点出，而将小文的重心移至爬梳民国初年章氏之所“遇”了。 清代考据学的领军人物戴震，素以考核精谨，博洽多闻，为时人推崇备至。惟他生平自许甚高的义理之作——《论性》《原善》，竟连素来赏识他的师友，朱筠、钱大昕等考证大家都奉劝他“空说义理，可以无作”，遑论其他。尤其章氏理学气味甚为浓郁的《原道》《原学》《朱陆》诸文，更不堪闻问了。 而章氏身处考证学风高涨的场域，对于自己的学问未能受到时人的认可，却颇有自知之明，他不讳言道： 仆之所学，自一二知己外，一时通人，未有齿仆于人数者，仆未尝不低徊自喜，深信物贵之知希也。（《答邵二云书》）他甚至不轻易把自己的文字示知于外人。一方面，他渴望文史校雠的文字可获得该时学界重镇——钱大昕的青睐；另方面，却央求钱氏说道： （己行文）辨论之间，颇乖时人好恶，故不欲多为人知。所上敝帚，乞勿为外人道也。（见《章氏遗书》）这种欲迎还拒的矛盾情结跃然纸上。另方面，他又伟岸自喜，不屑与世儒合流，反而亟于独树一帜。 20世纪初年，起自梁启超受西洋史学的影响，倡导“新史学”，对传统中国史学施予一连串猛烈的抨击，时风易势，固有史学的堡垒遂亦不保。此不啻对重新评估章氏史学提供了极佳有利的条件。故章氏终得假道“通史”、“史料”诸概念，见重于时流，盖缘之有故。 要之，自从胡适将章氏《文史通义》的核心概念——“六经皆史”说中的“史”诠释为“史料”，这几乎变成章氏名言的正解，而附和者亦不乏其人。梁启超、金毓黻等诸人均是其同调。如此一来，章氏学术便和新近输入的西洋史学接上轨了。从此，新史学中“史料”的核心观念便取代了固有史学里经书和正史的神圣性和规范地位。但此不啻将“六经皆史”化约为近代史学描述性的客观材料了。 其次，章学诚贬抑“断代史”（若班固《后汉书》），而推崇“通史”（若司马迁的《史记》、郑樵的《通志》）；不意在新时代和西洋史学的“通史”接笋了。民国初年的史学名家何柄松致称誉“章氏所主张的通史和我们现在所说的通史完全一样。”而且比起司马迁、郑樵尚青出于蓝。要之，章氏的“通史”只不过旨在打破传统“断代史”的藩篱；与近代史学的“通史”不免尚有落差！虽说这只是貌似神异，并无妨其取得暴名了！ 析言之，民国初年，经过胡适、梁启超等人对其史学概念“创造性的转化”，章学诚遂得适时搭上西方史学的顺风车，一路直抵扬名立万的终点站。换言之，在新史学不同观点的重新聚焦，章学诚因缘际会成为近代史学的先行者了。毋怪日人内藤氏会说到：中国即使是崇拜章氏的学者，也很难发现其理论的真意。直到最近中国才有一些“治西方学问的人，开始认识章学诚史学的真价值。”（《中国史学史》） 民国初年由于受日本学界的影响，吹起一股揄扬章氏史学之风。承其余绪迄今未衰，迄20世纪下半叶犹有西方汉学家若法国的戴密微和美国的倪文孙推崇章氏史学不遗余力，咸认为章氏乃是时代的先驱，中国传统史学的转折点。他们倾向以欧洲“历史主义”的观点去阐发章氏的“六经皆史”之说，甚至取约略同时代意大利的维柯做对比。但这绝非漫无节制的，例如，早先留美归国的何炳松鼓吹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盟不遗余力，告诫我们，莫把章氏的史学鼓吹的过份，使得章氏和我们都流入腐化一条路，而且误导大家忽视了西洋史学近来对史学上诸多重要贡献。他相信“历史能否进步、能否有用，完全看历史能否用他种科学联合，不去仇视他们。”职是之故，他主张“我们此后还是多做一点介绍西洋史学的工作罢！”这类观点不只为具有留洋背景的学者所接受，且连从未踏出国门的吕思勉亦表同感。吕氏比较章学诚与现今史家的异同时，他如是评道： 他的意见，和现代的史学家，只差得一步。倘使再进一步，就和现在的史学家相同了。但这一步，在章学诚是无法再进的。这是为什么呢？那是由于现代的史学家，有别种科学做他的助力，而章学诚时代则无有。（《历史研究法》） 吕氏所谓的“别种学科”，无非意指西方优势的“社会科学”。当时新史学的特色正是如此。职是之故，章氏史学固然得重现风华，但不能保证永远随着新史学的发展水涨船高。 总之，章氏因讲求胸臆为断的“史意”，其别出心裁并不见容于讲究实事求是的考据时代，但又因推重“通史”、阐发“六经皆史”说，却不意貌似世纪之际的西洋学风，而受到揄扬。嘲讽的是，在清代传统学术的语境，章氏的学问备受打压，而却在民国新史学的语境，掌声响起，这是章氏所始料未及的。其遇与不遇，盖时代学风有以致之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