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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伴随早期全球化而成长起来的一个国际型城市，澳门与海洋的命运紧密相连。如果没有跨海洋的商业与文化交流，也就没有澳门这座城市的生长。近年来，学术界在澳门学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史领域，而在海洋研究方面则较为薄弱。一些学者对澳门的海港贸易与海上航线展开了有益探讨，但这些研究只是澳门海洋世界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应该更注意那些构成水上世界社会文化的主体内容。如果能够让海洋和以海为生的人群占据澳门研究中更为重要的位置，那么，就应该在现有的澳门研究框架内发展出更为明确的海洋视角，从而弥补学术界过分关注以中西文化接触为侧重点的澳门学的不足。从人类学视角重新思考以水为澳门社会文化生活的中心，对于推进澳门学研究具有跨学科意义；而海洋人类学的兴起，对人们重新认识澳门的海洋世界更具有启发意义。尤其是在澳门学的学科体系建设上，引入海洋人类学的视角，发展澳门的海洋研究，可以表明，研究者已走出学科与区域边界，将澳门学推进到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澳门在海洋上的独特历史传统与东西海上通道区位特点，使得澳门的海洋研究与内地其他区域相比，具有更为突出的必要性和代表性，而海洋人类学视角下的澳门海洋研究，至少在以下三个维度是目前需要重视的：其一是澳门海洋人文知识体系的系统认知；其二是澳门海域管理与生态保护；其三是海洋遗产科学的跨学科探讨。站在海洋的角度来看澳门，不仅可以让人们对澳门因海而兴的区域历史有更为透彻的理解，思考历史上澳门多元族群交往与水上网络的密切关系；同时，也可以对澳门向海而行的新时代发展道路有更为明晰的认识与把握。而这种海洋视角，必将有助于澳门学跨越目前的学科界限，进入学术界的主流。 关键词：澳门学 海洋澳门 海洋人类学 作者简介：张先清，2003年在厦门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人类学与民族学系系主任，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官府、宗族与天主教：17—19世纪福安乡村教会研究》《小历史：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相遇》《跨文化接触：基督教与近代中西对话》《帝国潜流：清前期天主教在华的本土化》（待出版），主编有《史料与视界：中文文献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等。 作为伴随早期全球化而成长起来的一个国际型城市，澳门与海洋的命运紧密相连。澳门处于东西洋海上通道的关键枢纽，在季风亚洲圈中，澳门是一个关键节点。如果没有跨海洋的商业与文化交流，也就没有澳门这座城市。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海洋是澳门不可分离的一个生命符号。然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澳门的海洋研究被遮蔽在全球化与中西关系中，没有得到凸显。尽管学术界在澳门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但既有研究也存在一些学科差异化。例如，在海洋研究方面，偏重探讨澳门海港贸易与海上交通史，而对港口城市或海上航线显然关注不够，尤其忽略了那些构成水上世界社会文化的内容。如果我们认同海洋和以海为生的人群应该在澳门研究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那么，就应该在现有的澳门研究框架中发展出更为明确的海洋视角，从而纠正以往过分关注以中西接触为基础的澳门学问题。本文的用意，在于从人类学视角重新思考以水为澳门文化生活的中心议题，以及在推进澳门学研究方面的跨学科意义。 一 “海洋澳门”与海洋人类学 澳门是一个典型的依海而生的城市，历史上长期作为中外贸易和交通的重要通道和港口，在中外文化交流与互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一直以来，澳门管辖范围只包括澳门半岛、凼仔路环的陆地区域，对周边海域并没有法律意义上的管辖权，这在很大程度上束缚和限制了澳门整体社会发展空间，同时也对澳门海洋文化的延续传承产生较大影响。2015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区域图》明确了澳门陆地与水域界线，首次确认澳门将拥有八十五平方公里的海域管辖权，使澳门得以重新回归到真正意义上的海洋城市。海域管辖权的赋予，无疑为澳门社会经济发展打开了新的空间，为澳门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了新的机遇，但与此同时，它也给澳门的海洋管理、生态保护与治理、渔业生产与发展、文化保育与传承等提出了重要命题和新的挑战。从学术研究层面来看，海域管理与开发利用是一篇大文章，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和长期性，需要进行广泛的跨学科合作。 近年来，海洋在世界的位置越来越重要，海洋研究也成为热门学科。作为一门尊重和倡导文化多样性的学科，人类学对于海洋族群与海洋社会文化的关注和研究由来已久，并最终发展为海洋人类学这一独立分支学科。所谓“海洋人类学”（Maritime Anthropology），就是运用人类学的理论、视角、方法对海洋类型社会的人群行为及文化进行分析和研究的学科，主要探讨包括渔业小区的人口、家庭、风俗、宗教信仰、生计方式、组织规范、文化遗产、海洋移民、海洋生态、渔业资源管理、全球化对于地域渔业小区发展的影响等众多议题。海洋人类学最初更多关注的是小规模渔业，比如雷蒙德·弗思（R. Firth，1901—2002）最早在马来半岛研究马来渔民的社会经济，也标志着海洋人类学学科的形成。早期的海洋人类学研究是以海洋族群及其社会结构为研究对象，丰富的海洋民族志，不仅对理解海洋地带人群的社会结构与文化有着重要帮助，还可以使人们超越土地主义的视野局限。198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带来急剧社会变迁的背景下，海洋人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渔民及其渔业经济的“单纯”关注，也不再束缚于文化生态或社会文化的传统研究范式，而是具有更为广阔的视角，多元化的研究态势和议题日渐显现。例如，对于海洋产权和管辖权、海洋资源与环境保护等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日益成为海洋人类学的重要探讨对象。当前，海洋已成为许多国家的战略重点，围绕海洋权益而诞生的问题已吸引了诸多学科研究者的目光。不仅如此，人类学家还关注渔业小区的社会结构，以及小区在争取资源、权益时的要求和表达，尝试用文化的视角来解释产权问题对渔业小区和渔民们所具有的意义。总之，海洋人类学将告诉人们，海洋资源的属性难以一概而论，应该将其置于具体的社会历史场景和文化脉络下去理解。又如，面对日益严重的海洋污染及其治理问题，海洋人类学也试图作出学科层面的回应。海洋污染已对海洋生态、海岛社会、渔业小区乃至海洋文化遗产都造成了很大影响，却始终未能寻找到一条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与调查研究中文化变量的缺失有很大关系。而海洋人类学研究在应对海洋污染治理的着重点就放在这些方面，包括用文化的视角体认并“翻译”人们在全球化过程中的经历与感受，揭示海洋污染对渔民生计方式和文化传统所造成的影响，挖掘渔民应对海洋污染和灾害的地方性智慧和传统。 对于澳门而言，海洋承载着其历史和文化的记忆，更是其今后发展的重要资源和场域。海洋人类学研究不仅对研究者重新认识依海而生的澳门世界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同时对澳门特区海洋知识体系的建构、海域管辖与海洋生态保育、海洋渔业生产、海洋文化遗产保护等现实问题也具有重要价值。 二 人类学的港湾：澳门海洋研究的维度 澳门在海洋上的独特历史传统与东西海上通道的区位特点，使得澳门的海洋研究与内地其他区域相比，具有显著的必要性与代表性，其所涵盖的研究内容也相当丰富。概而言之，从人类学角度针对澳门的海洋研究，至少需要重视以下三个维度。 其一，澳门海洋知识体系的系统建构与认知。这里所说的海洋知识体系，包括各类海洋信息的总和及其系统化的认知。在海洋数据方面，既包含历代涉海文献记录，也包括海洋小区的各类口述数据。在各方推动下，经过多年的努力，目前澳门的海洋历史文化资料已有相当好的基础，有关澳门的各语种文献及档案相继被翻译、整理出版，可以说，这些多语种的澳门文献档案，为认识大航海时代以来澳门的海洋活动提供了重要的数据基础。由于上述澳门海洋数据分散在历史、宗教与比较文化领域，需要进行系统的汇编整理。此外，一部分学者对澳门地区的宫庙碑刻资料进行了调查搜集，内中也收录了不少关于澳门海洋发展的珍贵民间记载。 尽管从文献档案角度已经储备了较好的澳门海洋文化研究资源，但在海洋民族志层面，目前尚缺少真正深入地依照规范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而开展的相关海洋人类学研究及其资料汇总。数百年间，澳门从小渔村成长为国际性港湾城市，但其海洋传统却仍然潜藏在社会结构深层，类似船户与渔民这样的海洋族群，曾经是形塑澳门社会景观的一个重要元素；尽管伴随着现代化的脚步，上述澳门海洋族群逐渐退出了当地的主体舞台，但今人从文献传统中还是可以捕捉到他们的踪迹。保存在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中的清代澳门档案就涵盖有许多这类澳门海洋族群的活动信息。例如，一份乾隆四十一年（1776）香山县正堂杨椿晓谕“澳门夷目”的文书就记载了当地澳门葡人曾经向官府禀称“营地街摆卖鲜鱼之人欺压垄断”一事，由此也透露出了当时在澳门营地街有不少售卖海货鲜鱼的渔民，这也揭示了传统时代澳门渔民的某种社会生活状况。同样，在上述清代澳门档案中，也保留有不少澳门船户驾操舢板行走运货的记载。例如，一份嘉庆二年（1797）的文书就提到一位名叫胡阿富的船户私自驾船前往鸡颈洋面与美国商船交易运货的情况。此外，这些清代澳门档案中也记载了许多海船在澳门由船匠们进行修补的状况。从上述文献数据记载可知，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直至晚近时期，这里曾经生活着一群拥有当时亚洲高超的海洋知识的水上人群体。而这类海洋人群的历史，无疑是澳门海洋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可惜的是，目前学术界对这些身处社会底层的澳门海洋族群的社会生活，尚缺少深度的研究 可以说，澳门丰富的海洋社会人文还没有被放置于一个整体脉络下加以深度考察，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关于妈祖等宗教信仰和宏观的海洋文化探讨等方面，对澳门海洋社会及人群的物质、技术、建筑、艺术等海洋知识的调查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也没有系统地针对澳门历史上形成的海洋文献记录和实物开展搜集整理。如果这些基础研究工作未能得到有效开展，也就无法建构系统的澳门海洋知识体系。因此，从推进澳门海洋研究出发，有必要结合文献搜集与田野调查，针对澳门的各类海洋资源开展系统的挖掘与整理，从而达到对澳门海洋社会文化较为细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与此同时，也可及时抢救和保存一批珍贵的海洋文化资源。毫无疑问，海洋知识是人类与海洋长久互动和实践的结果，系统建构与探知海洋知识体系，是人类良性开发和利用海洋的前提，也是处理人类与海洋之间关系不可或缺的基石。 其二，澳门海域的管理与生态保护。由于历史原因，澳门的海域范围一直不明朗，以至于澳门一度被视为是一座“脱海”的港口城市，但自2015年起，中央政府明确划定了八十五平方公里的海域归属澳门特区政府管辖，从而使澳门的水陆边界正式得到确认。澳门真正成为一座回归到海洋的港市。八十五平方公里海域的划定，为澳门带来了重要的海洋发展空间，同时也给澳门的海洋管理与生态保护等提出了重要课题。 在海洋发展领域，海洋管理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不仅需要政治、法律、经济与管理等多学科的知识，而且因为其特殊的人类海上活动行为特点，更急需人类学学科的参与。目前，国外海洋人类学家已经在海洋管理层面取得了富有成效的成果。例如，一些人类学家通过比较研究的方式，希望开辟出一条渔业管理以及解决国际海事权利纠纷的新路径。在解决复杂的海洋产权、所有权与海域控制方面，海洋人类学家也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显而易见，海洋不同于陆地的生态环境和流动性特点，决定了海洋所有权与产权问题的复杂性，而海洋人类学强调将这种复杂性置于当地的社会历史脉络去理解，并给予海洋社会更多主体性的关怀，这对于正处在起步阶段的澳门海洋利用与管理，不无借鉴价值。 澳门海域不仅仅是一个水上航道，同时也是一处活跃的海洋生境。因此，与其他海岸带地区一样，澳门也面临着同样的海洋环境问题，尤其是重要的海洋生态保护问题。而海洋人类学同样可以为澳门的海洋生态保护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与应用实践指导。 当前，海洋生态保护已成为全球化时代海洋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话题。国际学术界在海洋生态保护过程中越来越强调一种整体性视角，将作为环境保护主体的“人”放在首要位置，尤其是重视发挥海洋小区本土知识或地方性知识的作用，从而达到可持续的生态保育效果，而这又与海洋人类学在海洋生态保护问题上的认知是一致的。所谓“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也可称之为本土知识、地方经验，是指特定区域内的民众主体在特定社会背景中产生的一套具有文化特性的、适合于本地生存与发展的地域性知识，它蕴涵着当地独特的运作逻辑与文化规范。在人类学家格尔茨（C. Geertz，1926—2006）看来，地方性知识是当地社会文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们理解社会存在合理性的关键之处。在海洋社会中，地方性知识通常指的是与渔民生产生活及社会文化息息相关的本土知识体系。它常常被视为是与“西方的知识”（western knowledge）或者“现代的知识”（modernknowledge）相对应的部分。这种本土知识体系，是海洋人群经由长时期的海洋认知的经验总结，主要包括认知、宗教禁忌、习俗、制度等类别，既是理解海洋社会的一种知识体系，也是支撑海洋生态平衡的重要知识资源。在海洋社会的地方性知识体系中，有关海洋生态的认知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基于本土经验的地方生态知识，又可称为“传统生态知识”（traditionalecological knowledge）。这种尊重地方性知识的海洋生态保护视角，对于当前的澳门海洋生态保护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首先，必须认识到，澳门海域是一个与当地社会生活紧密联系的整体，历史以来澳门人在与海洋长期调适互动的过程中，已相应地构造出了有关海洋的地方性知识，在澳门的海洋生态保护过程中，必须深度挖掘这些地方性知识，并将其放置在人海关系的首要位置来加以考虑。其次，必须重视建立相应的地方性知识的口头教育系统，培植澳门地区的大众海洋知识。海洋人类学家研究发现，在处理海洋生态保护时，一些海洋国家与地区十分注重推广地方渔业知识，包括对公众进行宣传教育，以及把当地渔民的知识纳入其中加以学习，从而收到良好的生态保护效果。从某种程度上说，目前海洋知识并未成为澳门公众的常识，因此，有必要借鉴相关海洋国家和地区的做法，鼓励相应的协会或社团来开展有关澳门海洋地方性知识的教育，并借此营造尊重环境、保护海洋生态的大众环境伦理体系。 由于海洋管理与生态保护是一项包含多方面问题的“社会—生态系统”（socialecological systems），在开展澳门海洋管理与生态保护过程中，从尊重海洋主体性角度出发，引入海洋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无疑可以帮助澳门特区的海洋管理与生态保护走向一个良性发展的轨道。 其三，海洋遗产科学的跨学科探索。澳门位于海岸带地区，其自然与人文遗产具有典型的海洋性特征。海岸带是一个复杂开放的系统，以高度的生物多样性、发达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多样性及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为标志，构成一种独特的空间形态。而海岸带也是海洋文化遗产分布最为密集的地方，这些海洋文化遗产是海岸带居民长期以来在接触海洋、利用海洋的实践过程中创造的宝贵财富，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艺术和社会价值。然而，由于海岸带所处的独特生态区位以及面临气候、环境问题日趋恶化的趋向，海岸带文化遗产也呈现出相对脆弱，容易受到生态环境变化影响的特点。 文化遗产既是澳门的记忆载体，也是澳门城市肌理的核心内容，在澳门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因此，对于澳门的文化遗产保护问题而言，海洋遗产科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点发展方向。这种海洋遗产科学，不仅包括对一般性遗产内容的认知，更重要的是对海洋遗产保护的实践性应用与保护技术的探索与提升。澳门的海洋文化遗产兼具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历史上澳门人在长期与海洋互动过程中，创造出了丰富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海洋物质文化遗产既包括港口、船坞、灯塔、路桥、堤塘、堡寨、渔村、宫庙、教堂等众多涉海建筑遗迹，也包括从事渔业生产与海上运输的船舶、渔具等各类海洋生产生活用具以及沉船、货物等水下遗物，这些林林总总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上澳门人从事海洋活动的生动见证。除此之外，包括造船技艺、渔具、渔法以及饮食、节日信仰等各种海洋生产、生活习俗与口述文化，也是澳门遗产体系中值得珍视的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 澳门的海洋文化遗产保护，尤其要重视其海洋生态属性及其对文化遗产的影响。当前，由于海平面上升、全球气候变暖等因素，对沿海生态环境产生了大范围的长期影响，包括海水酸化、海洋灾害频发，这些都是直接影响澳门海洋文化遗产保护不可忽视的生态问题。因此，如何结合海洋科技与生态知识，发展针对本土的海洋文化遗产保护技术，进而提炼经验，为与澳门有着同样遗产生成背景的季风海域沿线地区海洋文化遗产地提供重要的遗产保护咨询与技术指导，也无疑是人类学视角下澳门海洋研究值得重视的问题。 此外，在海洋遗产科学领域，遗产管理也是澳门海洋发展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方向。当前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海洋遗产管理实践方面主要采取“由上至下”和“由下至上”两类保护模式。前一类模式主要有两种：（1）海岸带综合管理模式。例如，葡萄牙政府于2004年制订出台了海岸带管理计划，提出了八项目标，将海洋和陆地的“资源、自然和景观遗产保护”作为其中一项，将海洋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其中。（2）划定海洋保护区与遗产保护区。例如，2000年，美国将“海洋保护区”定义为“由联邦、州、地区、部落或地方法规所保护的海洋环境的任一区域”，从而为部分或全部自然与文化资源提供最后保护。各地设立的海洋保护区普遍将海洋文化遗产保护列为重要内容，甚至一些海洋保护区主要的保护内容就是海洋文化遗产，如著名的桑德湾国家海洋保护区就是在2000年为保护当地丰富的航海文化遗产资源而特别建立的。与此同时，在遗产管理模式中，“由下至上”的小区保护模式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海洋人类学家研究发现，在海洋遗产管理过程中，充分发挥小区的主体性，调动当地整个文化与自然资源的活态性，更有利于维护并促进海洋遗产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 作为海岸带文化遗产集中的区域，澳门在进行遗产保护时，只有将其置于一个社会生态系统整体中考察，才能更好地起到保护效果。除了借鉴国际上已有的开展海岸带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效与做法外，注意培育结合地方知识体系的澳门海岸带文化遗产保护经验，并在遗产科学方面积极探索相关遗产保护技术，从而在国际海洋遗产科学层面做出积极贡献，是澳门遗产科学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之一。 三 超越边界：澳门海洋研究的跨学科体系意义 正是得益于澳门自16世纪以来大量类型丰富、涉及面广泛、极具研究价值的文献遗存，“澳门学”才在世界贸易体系、海外交通史、中西文明的交融、宗教文化等议题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并贡献了许多极具价值的学术成果。而“澳门学”自建立以来，也一直试图突破地区学的限制。尽管学者们倾向于认可“澳门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以期在学理上有所推进，但因其主要研究范式较难摆脱对历史文献的深度依赖，因此学科与区域的边界意识依旧突出。而引入海洋人类学的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说，或许有助于推进目前的澳门研究及重新思考澳门学的边界。首先，人类学一以贯之的整体观，有助于将澳门社会生活的不同面向纳入到系统分析框架下，并将不同学科的知识置于同一语境内进行探讨和实践；其次，海洋视角的介入，不仅使澳门可以面对超越土地束缚更为广阔的海洋世界，而且也可以在人类学海洋研究的学术脉络中展开丰富的比较研究并寻求新的突破。 如果要打破澳门学研究的既往框架，一个重要前提就是，需要建立跨学科体系以突破纯粹的文献、历史、知识层面的局限，从而扩大学科范畴。就海洋研究层面而言，对于当前面临的海洋生态、海洋产业变革、海洋小区的社会转型、遗产保护与管理等问题，海洋人类学已经采取容纳多学科理论智识与实践方式的态度，整体地参与观察海洋社会，密切关注上述诸议题的发展动态。澳门的海洋研究在“澳门学”基础上，也势必要将海洋人类学这一跨学科视野与态度纳入其中，才能超越学科边界和区域边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突破。在这一点上，海洋人类学的应用人类学属性有助于推进澳门学的跨学科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学更注重应用与实践的意义，趋向于采用跨学科的方式研究当代社会问题，促进学科自身价值与意义的丰富。当人类学逐渐加强与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合作并吸收其优势后，它不仅在理论与方法层面上得到了完善，也使自身成为了综合性学科。应用人类学的重要意义还在于，以扎实而丰富的田野材料将研究成果回馈给政策制定者，从而在社会中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正因为如此，作为应用型的海洋人类学，在助力海洋开发、海洋资源保护、人海关系等问题的良性发展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通过引入海洋人类学的视角，无疑可以将澳门的海洋研究纳入到广阔的研究视野中，无论对于澳门这座海洋城市本身还是澳门的海洋学科领域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 不仅如此，海洋人类学的澳门研究，也可以使“澳门学”走出其区域边界，超越澳门港市的界线，直面海洋世界的流动性。从地缘网络与区位来看，澳门的海洋研究是一种湾区研究。在由香港、澳门与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东莞、肇庆、江门、惠州等九市组成的城市群中，湾区作为各城市之间的连接纽带至关重要。基于湾区的城市群发展模式一旦提出，以往被固定于澳门与各城市间的边界就已打破。在澳门所处的大湾区城市群背后，是整个华南地区丰厚的学术土壤，历史上华南区域海陆互动而产生的一系列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学术概念，也相应地成为澳门海洋研究可以凭借并响应反思的学术传统。此外，澳门还具有超越湾区、借助传统全球化的网络进入到更为广袤的大洋空间的优势。除了传统上与欧洲之间的紧密联系外，澳门在大洋洲、印度洋地区也有着深厚的关系网络。现有的“澳门学”通过材料、档案建立起了与马尼拉、雅加达等东南亚区域之间的文化网络，但澳门也面对着人类学学科史上最为重要的学术区域之一——大洋洲。这里诞生了众多民族志与人类学经典理论，亦是海洋人类学的理论基础来源之一。关于海洋族群、海岛社会结构、海洋社会地方知识、现代化进程的开展与海洋社区转型、海洋经济等议题，在这一区域的民族志作品中都得到了全面且充分的展现。人类学横跨波利尼西亚、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岛屿地带的研究，也印证了大洋洲历史上与东南亚、中国东南沿海区域族群的互动关系。而大洋洲区域的学者在人类学传统的海洋研究之上建立了更为完善的海洋研究学科体系，对于澳门的海洋研究而言，如何与大洋洲区域进行比较研究以及学科建设借鉴将变得十分重要。同时，澳门与印度洋亦有很强的区域关联性。葡萄牙殖民时期澳门与印度果阿形成了频繁而密切的往来关系，由此也勾连起了澳门与印度洋的区域联系。巧合的是，早期人类学的海洋研究亦在安达曼海区域催生了类似《安达曼岛人》这类经典的岛屿民族志作品。因此，通过海洋人类学的视角，澳门可以将大洋洲、印度洋两大海洋区域联系起来，不仅可以超越以往对外关系的局限，更有助于在深厚的海洋人类学理论积淀中找到未来的学术增长点。 可以说，澳门身处两个大洋之间的关键位置，使得研究者不能忽略澳门研究中海洋视角的重要性。而这种海洋研究，除了早期中西关系与海外交通层面的探讨之外，应该要重新回到亚洲研究的区域本位中，尤其是重视将澳门研究与亚洲的海洋世界特别是东南亚与南部印度地区联系起来。澳门学研究应该更为积极主动地与上述基于海洋视角的亚洲海域研究互动，借鉴目前大洋洲与印度洋海洋研究中发达的学科体系，从而扩大“澳门学”的国际视野与影响力。 综上所述，当研究者真正将澳门置于一个以海洋为主导的世界时，就更能理解这座城市与海洋的血脉联系。浩瀚的海水顺着季风从欧洲南端和东南亚的海岸奔涌而来，穿越伶仃洋流淌过澳门，也将澳门与世界海洋网络联系在一起。今天，这座城市的海洋发展正迈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可以说，站在海洋的角度来看澳门，不仅可以让人们对澳门因海而兴的区域历史有着更为透彻的理解，进一步认识历史上澳门多元族群交往与水上网络的密切关系，同时也对澳门向海而行的新时代发展道路有着更为明晰的认知与把握。而这种海洋视角，无疑十分有助于澳门学能跨越目前学科与地区的界限，进入学术的主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