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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南方山地的持续开发，源自美洲的玉米和番薯得到广泛栽培，长江中游和珠江中游的丘陵形成多个旱地作物带。由于本地人口繁衍和外来移民流入，新辟耕作带内部的土客矛盾逐步累积，家族械斗频繁出现。在西南山区，清政府接续明代政略，保留了大量土司建制，自川西起，沿滇黔延伸至湘桂。这一地域虽迭经改土归流，但民间集体暴力行为仍广泛存在。在两者的共同影响下，广西和湖南酝酿出太平军和湘军两种暴力组织，并沿着商贸通道向长江下游扩展。北伐军的组建，也与湘桂各暴力集团的跨地域整合直接相关。梳理19世纪中叶以来南方各暴力集团的地方史脉络，能够看到近代中国各区域发展的不同步性，有助于我们在地理时间的尺度上更深入地理解近代中国战争的历史格局。 作者简介：薛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在考察地中海区域的历史时，布罗代尔曾注意到山地人口间歇性流出的现象。他认为，“山地往往人口过剩，或者对它的财富来说，至少是人口过多。在山区，‘人口的最佳密度’很快就达到并且超过。因此，山区必须周期性地向平原倾泻它过多的人口”1。山区人口的流出方式因其自然条件和组织形态有所不同。人口在多数情况下会以劳动力的方式输出，间或以流民形态外溢，偶尔联结成暴力集团向平原倾泻。而人口流出的方向、频次和规模，常取决于山区与平原之间的交通条件和暴力落差。 布罗代尔将历史时间划分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三种尺度，分别对应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史、群体和集团史、个人规模的历史2。在地理时间的尺度上，长江中游和珠江中游的中心平原与周边山地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人口迁入和暴力溢出的双向进程。自明代中叶至清代中叶，长江中游东南部的武夷山区、西部武陵山脉、西北部的秦巴山地和珠江中游的广西盆地先后出现剧烈的秩序动荡，形成了一种与政治周期不尽一致的生态周期。南方滨水平原与丘陵山地的交互治乱，犹如北方农耕地带与草原牧区的盛衰连环。 16世纪初，在开发较早的闽粤赣交界山地出现了大规模匪乱，王阳明平定“山中贼”后奏设福建平和、江西崇义、广东和平三县，推动这一地区由乱返治。至17世纪中期，已度过移民冲击造成的社会失序时期3。18世纪末，随着秦巴山区的过度开发和生态恶化，鄂陕川交界地带陷入动荡4。何炳棣注意到，数百万游民进入汉水流域种植玉米等作物，“土地利用和粮食生产都已达到了极限”,造成一系列社会和治安问题，催生了规模巨大的白莲教起义5。几乎同时，武陵山区垦殖造成的土客矛盾也导致了苗民起义的爆发。19世纪后，类似的现象仍未停止，广西盆地内群体冲突频仍，是太平天国运动的重要背景。 本文希望借用布罗代尔的讨论框架，结合区域性集体暴力生成和溢出的长期生态机制、山地人群的区域组织形式及具体的历史情境，对太平军、湘军和北伐军的组建略作梳理，以期在长时段中更深入地理解近代中国的战争走向。 一、清代中期中国南部的山地生态和区域性集体暴力 (一)旱地作物带的暴力分布 长江中游和珠江中游皆呈中部低四周高的地形结构。在长江中游地区，以洞庭湖、鄱阳湖和武汉周边湖泊为起点，西北至大巴山、武当山、大别山，东南至武夷山，西南至武陵山和雪峰山，三块平原在山水之间延展，呈“品”字状分布，犹如一个多中心的巨型盆地，故施坚雅将其划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大区。而在珠江流域，广西盆地像是长江中游大区的缩小版，右江平原、浔江平原、郁江横县平原零散分布其间6。中心平原与外围山地的作物品类差异颇大。稻谷在滨水地带得到广泛栽培，旱地作物则在周边丘陵占据优势，而外缘山脉多不具备土壤条件，将各个作物带区隔开来。 明代中期以后，伴随番薯、玉米等美洲作物的逐步推广，长江和珠江中游原本产出不多的丘陵变成潜在的良田，且在法权上处于“先到先得”的状态。在滨水植稻的人群不断向周边拓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跨省长途迁徙的移民浪潮。数百年间，大量民众从面水转向面山，将垦殖线不断向高海拔地区推移，直到逼近种植极限。当某一地域被充分开垦后，部分人口再“由土转客”,继续迁徙。 在移民浪潮梯次推动下，中国南方出现了面积庞大的美洲旱地作物带。据曹树基等学者的研究，至嘉庆、道光时期，新辟番薯和玉米产区已呈东西分立格局。就行政区划而言，玉米分布于陕、鄂、川、湘、黔、桂六省，自陕南延伸至桂西。番薯分布则跨越浙、闽、粤三省。两大种植带在湖南、广西有所重合。就地理板块而言，珠江中游的美洲作物带大体沿广西盆地周边展开，长江中游的美洲作物带则主要位于滨水平原外围，在武当山、大别山南侧，武夷山西侧，南岭北侧，雪峰山东侧，幕连九山脉两侧，呈三个半环状分布7。 众多移民在平原和山区之间辗转，伴随着前后重叠的相遇、对峙、合居甚或驱离，也产生了户籍身份、学额分配、宗教信仰等层面的社会冲突。尤其是在垦殖已近极限但移民仍在从不同方向流入的湘桂两省，常出现家族械斗等形式的集体暴力。土著居民和先至客民为应付新移民的冲击，纷纷筑垒自立。在长江中游，远隔千里的西北、东南、西南山区都出现了相似的堡、庄、寨组织，反倒与各自周边的平原村落大相径庭，其暴力程度较濒水低地要高得多8。在行政区划上，表现为各省外侧区域，如闽粤赣交界区、鄂豫皖交界区、湘赣交界区、湘西地区一度出现广泛的土客对峙，其分布与旱地耕作带有相当程度的重合。 移民浪潮渐趋平缓之后，地理意义上的丘陵与平原之间，农业生态意义上的旱地与水田之间，仍存在一定差异。汪士铎曾将中国南部的民众分为山居之民和水滨之民，前者“贫而强，性好乱而暴，易动难静，耐寒苦，乐杀戮”,后者“富而弱，性好文而诈，易骄难俭，好浮华，崇虚诞”9。民众性情当然不会如此绝对，但确实存在某种区别。山民之“贫”多因生态脆弱，其“强”则由于暴力频繁。 大体而言，山地暴力可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是失序性的暴力，多因朝廷无力维持山区治安而生成，并引起政治疏离。如曾国藩在咸丰初年观察到，“二三十年来，应办不办之案，应杀不杀之人，充塞于郡县山谷之间，民见夫命案盗案之首犯皆得逍遥法外，固已藐视王章而弁髦官长矣”10。此时湖南省内劫抢风起，呈“嚣然不靖”的状态，可见失序性暴力已扩散得相当广泛。第二种是内嵌在社会秩序中的隐性暴力。它是中国传统治理机制的一部分，在民间呈常态化存在。因中国传统政教秩序以家庭拟制为基础，故产权首先落实为家庭间的契约，出现纠纷时方决于州县审断。滨水地区因长期开发的关系，产权多有比较明确的界定，虽难免出现争议，但引发暴力的情形并不太多。山地的情形则不同，随着新辟旱地的增多，“所垦即所得”的机制在民间引发了大量武力对峙。为保全产权计，先来者常采取族姓共有的方式来对抗新移民，使得大量的土地、林木产权落实为一种集体公有制。产权纠纷难以在核心家庭层面解决，而是变成宽泛的家族间事务，让山地暴力呈现集体性和长期性的特征。 两种暴力的主体接近裴宜理定义的掠夺性组织和防御性组织。但是后一种暴力的范围要远超团练等准军事建制，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宗族本身即是一种潜在的暴力团体。它在常态下是稳固现有秩序的力量，但在极少数情形下会演变成与现政权竞争的军事集团。在经济性的民间械斗与政治性的军事动员之间并没有线性的因果逻辑，但是近代以来的南方战事隐约可见垦殖扩张、人口膨胀与集体暴力之间的相关性。如王汎森所言，“山中之民”整体渐成一种不稳定的势力，各种移民组织虽然“平时可以填补政府力量不到而形成的秩序空隙，但是它们也隐然与政府形成敌对之势，在特定时候成为动乱的根源”11。 (二)“次边疆”地区的暴力分布 从乾隆、嘉庆两朝的战事来看，清代中期的军事前沿已推进至滇、藏外缘，但在远离国境的川西、湘西等地，朝廷也不得不频繁用兵。这些区域虽位于“境内”,但带有浓厚的“化外”色彩，是一种与边疆和内地都有所差异的“次边疆”地带。如姚大力所言，湘、桂的苗疆土司，川、滇、黔的夷疆土司，以及羌、壮、侗等土司都“属于‘边防’部署的对象”,“在清人观念中并不把苗疆、夷疆等视同狭义的边疆。可以认为，它们具有‘内部边疆’的性质”12。随着改土归流的持续推进，各土司领属在不断缩小，但直至清中期，苗疆、夷疆的界域仍比较清晰，大体自四川盆地西缘起，沿云贵高原延伸至广西西部和湖南西部，宏观上呈半环形分布。 清政府平定三藩后，持续推进对西南地区的整合。朝廷政教秩序沿长江和珠江支流向上拓展，不断将湘、桂、黔的山地人群纳入治理。在此进程中，云贵高原东北部的乌江、东部的沅水、澧水和东南部的西江发挥了重要作用，水路通达的地区往往教化先至。不过，因清代奉行定额财政方针，即使在流官治下，朝廷也只是调配有限的人力来处理繁重的政务。政府无意建立深入民间的警政系统，而是由州县官被动应对各种争端，除提倡教化外，多采取“民不告官不究”的态度。温春来认为，这种看似对“地方主义”的姑息，反因其灵活性而有利于朝廷制度的推广13。不过，这一机制也使得“次边疆”地区长期处于暴力充斥的状态，民间冲突不断。 西南地区的多数暴力群体不像大小金川一样存在政治性首领，而是嵌入宗族、团练、市镇武装、盗匪、屯兵等组织中。以广西中部为例，自元代初年至清朝中叶，答剌罕军、屯兵、苗军、徭寇等地方军事和暴力组织之间具有相当的延续性，且持续向民间溢出。大量乡村家庭或多或少地卷入集体性暴力活动，甚至有些士人身兼家族首领和武装头目的角色，其暴力程度甚至高于真正的边疆人群14。相似的暴力行为在江浙地区或许是社会失序的表现，但在广西中部往往是社会秩序的一环。不过，这种充斥日常生活的集体暴力并不直接针对朝廷，反而让各社会群体之间矛盾重重，难以实现大规模的军事动员。 次边疆地区的暴力分布与地形结构有一定关联。在云贵高原及其外延地带，各个台地是为数不多能够承载大量人口的高海拔区域，衣食起居自成一体，风俗文化颇为独立。尤其是湘西的腊尔山台地，其位置虽接近洞庭湖区，但因缺少大的水道贯通，与平原的文化隔阂反较滇黔中心区域更为严重。台地自身面临人口增长压力，又有不断涌入的移民参与拓殖，两者矛盾难以疏解。数百年间，土著和客民都在资水和沅水上游对峙，直到1795年爆发大规模苗民起义。曹树基注意到，起义队伍中有相当数量的原住汉人，故这次起义“本质上是土著与移民的矛盾所引起的”15。 鄂西山地与湘西有着相似的人口压力，这导致鄂西的白莲教起义几乎与苗民起义同时爆发。但因地形差异，其战争形态和战后秩序都有所不同。战事初起，白莲教起义军即大范围转战江汉平原、大巴山区和汉水谷地，而苗民起义军则基本被封闭在湘黔台地周边。战争结束后，鄂西人口向川陕等地大量流散，土客矛盾大大减轻，而湘西人口无处转移，族群间冲突和族群内部冲突仍相当剧烈。受限于水路不畅，清政府无力控制台地，但反抗者也难以向川鄂溢出，使得战事趋于地方化和长期化，渐成湖南省内部的常态事务。因中央政府分配的财政资源有限，当地政府转用屯田方式维持练勇，并仿照明代举措重建边墙，使得湖南西部长期处于动员状态。 (三)贸易通道与暴力传导 19世纪中期，中国南方的暴力分布与商业网络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中国南方之所以能够供养庞大的人口，基本生活品的集中生产和长途转运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傅衣凌观察到，江浙和两湖在明代中叶即已出现蚕丝和粮食生产的地域分工16。清代以后，这种分工沿着长江、珠江各个支流继续向山地拓展。吴承明认为，“清代东西贸易有重大突破”,除粮食为大宗外，“川陕的木材、江汉平原的棉花、湘蜀的丝、茶以及南北土产，都汇入长江”17,汉口成为长江中游和下游之间的贸易枢纽。而在珠江流域，“上达滇黔，下通粤港”的梧州承担了类似的中转职能，“往来货物，由此出入，实掌握全省交通之总汇。梧州而上，再分三大干线而入内地”,联结桂林、柳州和南宁18。在张其昀看来，“若与长江相比，梧州犹汉口，南宁犹重庆”19。 李伯重指出，清代的江南地区正处于“不断扩大中的远东国际市场的中心”20。以苏州和汉口为枢纽，长江流域存在两种制造业和农业的内外循环，一是以日本木材为代表的江南与海外的贸易循环，二是江南与长江中、上游的国内贸易循环。同样，以广州和梧州为枢纽，珠江流域也存在内外两种循环，广西和暹罗的大米都汇聚于珠江三角洲，以换取各种手工业制成品。上述贸易皆以水运为主要手段，使得国内商业对河道的依赖达到极高的程度。在李伯重看来，长江水系、大运河和沿海构成了中国长途贸易的主干，“全国市场也就以这三条水路为基础，呈现出一种三叉形的枝状空间结构”。在此结构中，“商业腹地并不一定以同心圆的方式环绕着这个市场的中心。从功能上来说，第一层商业腹地包括直接与这三条水路相邻的地区，第二层腹地包括可以通过其他大小水道进入这三条水路的地区，而第三层腹地则为那些仅只有陆运的地区”21。以江南为中心，距离遥远但水路便利的湘南河谷在第二层腹地内，而近处的浙西部分山地反倒属于第三层腹地。围绕三条水路干线，商业组织的分布也呈枝状结构展开。越靠近武汉、梧州等核心节点，人群分布就越密集，组织程度也越高。 商业腹地的分层和链接，提供了一个反向观察暴力分布和传导机制的视角。围绕长江和珠江水系存在两种不同的暴力形态。首先是第一层腹地中的潜伏的隐性暴力，其载体既包括秘密会党和水匪，也包括公开帮会及社团，在特定状态下，船户和水手也会变成潜在的兵员。其次是第二、三层腹地中的显性暴力，多因掠夺性开发而生成。为满足江南等核心区的需求，大量客商和移民在长江、珠江各支流的河谷、坡地展开了对自然资源的巨量开采。如因江南地区缺少煤铁矿产和木材，燃料和建筑材料匮乏，明代以后，长江下游的巨木逐渐消耗殆尽，故而造船业、建筑业均极度依赖湘、黔等省的木料，皇木采办和商业砍伐的规模都相当庞大。这种对林木的攫取常常是掠夺性和破坏性的，在当地造成客商与土著间的尖锐冲突，就像是贸易网络在向长江下游输入商品的同时，也在向各中游支流输入暴力22。19世纪以后，随着水路日益通畅，那些在偏远山地采掘、垦殖过程中出现的暴力，可能反向输出至第二层腹地，并倾泻到全国市场的中心。而这种暴力的传导速度和规模与运输的便利性呈正相关，如对江南而言，来自湘南的威胁或不亚于浙西。 金田起义爆发前，中国南方正处于有史以来人口密度最高的时期，故太平天国与人口压力的关系一直为学界所关注。罗尔纲曾得出结论：“太平天国革命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人口压迫。”23何炳棣则认为，尽管导致太平天国出现的因素很多，“但毫无疑问，人口压力是最基本的原因之一”24。两位学者的分析都有大量史料支持，但从地理视角来看，有几点悖论还需要有所解释。第一，孕育太平天国的广西是人口相对稀疏的省份，其密度远低于长江下游地区。如姜涛所论，“从人口压力或人口过剩的角度考察，广西并不比其他各省更为严重”25。第二，广西是粮食输出而非输入地区，米价长期维持低位，且变化不大26。第三，广西是人均税赋较低的地区。胡恒注意到，在清代政区“冲、繁、疲、难”四字分等中，因“赋多逋欠曰疲”,故“疲”字可部分作为标示钱粮征收难度的指标。在全国范围内，广西、贵州、山西、四川等省很少有含“疲”字的政区，也显示广西的钱粮完纳并不太难27。 所以，从地理的视角来看，太平天国战争是在人口密度相对较低、自耕农较多、税赋较轻的区域出现，蔓延到人口密度更高、佃农比例更高、税赋更重的区域，这是一种并未得到充分解释的奇特现象。如果稍稍转换视角，不仅将太平天国视为一个反抗压迫的农民组织，也将其视为竞争性的军政集团，则能够看到太平天国的另一重面相——它是在美洲作物种植带、次边疆区域和水运枢纽的叠加范围内成形，沿贸易通道反向传导至核心经济区的。如能进一步考察广西盆地的特殊情境，或可以更深入地认识太平军的起源。 二、广西盆地与太平军的动员 咸丰元年(1851)二月初，杜受田就广西情形上奏咸丰帝，称当地“贼匪多至数十股”,屡屡攻掠州县，“藤县城守自缢，知县被伤。柳州逼近府城都咸堡地方，贼至与官接战，杀死武员八人、兵丁数百。太平知府王彦和被贼逼死。龙州同知王淑元父子殉城”。新任提督向荣四处转战，各地武装已“迭就歼擒，贼势稍平”28。不过，屡战屡胜的向荣却无力消灭“金田股匪”,即使取得牛排岭等战胜利，也未能让其溃散，反衬出后者超乎寻常的战斗力29。如赛尚阿总结，“粤西股匪虽多，本以金田会匪最为顽狡”,“与他游匪迥不相同，死党累千盈万，固结甚坚”30。对比上述两种观察，似可以进一步探讨太平军的特殊性。第一，与其他反抗朝廷的武装力量相较，太平军超强的战斗力和组织力是如何形成的?第二，这种强悍的战斗力为何未被清政府察觉? 首先要注意的是，清代的广西盆地是一个大量接收移民的地区。移民来源复杂，其入桂的途径主要有两条，“自中原及湘赣来者，系溯湘江以入桂林，由桂林再下抚河或至中部各县。自广东移来者，则溯西江而上，沿各支流以散布于各县”31。土著和移民之间、不同流向的移民之间在拓荒垦殖过程中常处于对峙状态，流血冲突层出不穷。像移民追逐耕地一样，身负种种美好愿景的领袖人物也在追逐人群，日益拥挤的人口犹如待开垦的荒野，同样处于“先到先得”的状态。一旦美好的愿景符号与人群结合，即可生成一定规模的暴力团体。 刘志伟观察到，中国乡村从明代中后期起逐渐走向自治，与朝廷的关系开始出现结构性转型。明代“动乱是以逃户的方式来表现，它针对的是政府对个人、对编户齐民的控制体制”,但“清代嘉道以后叛乱，则是一种政治上的敌对势力，背后还有宗教等因素”32。反抗者虽然都在借用宗教意象动员，但所用的符号和标识因地理位置而有所差异。鄂西因深处内陆，乡民们倾向于采用本土的边缘思想资源自我组织，最终在白莲教下聚合。广西与珠江三角洲联络便利，易受外来宗教思想的影响，上帝教因此得以广泛传布。 太平军的动员与广西当地的暴力环境存在相反相成的一面。首先，上帝教利用当地的信仰冲突以抟聚人众，但又着力弥平土客、商农、族群、地域矛盾以维系团体。如洪秀全曾率众长途跋涉赴象州拆毁甘王庙，但又宣扬“真主为王事事公，客家本地总相同”33,对土客双方都尽量做到不偏不倚。传教士韩山文观察到，自“真理由紫荆山传出”后，“有势力者如韦正及其多数族人，举人如胡某带其徒一体加入”34。和韦昌辉一样，石达开“亦是富厚之家，后因认实天父天兄，不惜家产，恭膺帝命”35。在既有研究中，关于韦、石的民族属性和阶级成分皆有争议，恰从反面说明上帝教能够有效跨越各类身份界限。 其次，上帝教动员的人群有一定的战斗经验，但内嵌在民间秩序中隐而不显。洪仁玕曾提到，会众多次在广西乡村争斗中取胜，“凡有攻仗，皆有天助神奇。贵县白沙兄弟被山尾村抢去耕牛，十余兄弟追杀至该村大胜”,金田起义“固由历年神迹所致，乃众心坚如金石”36。可知太平军将士的作战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乡间械斗磨炼出来的。官方默认械斗乃是民间常态，并不将其视为政治层面的威胁。但林凤祥等一线战将已层累构建出战无不胜的“神迹”叙事，将械斗中的宗教信念转化为战场上的气血之勇。 太平军的潜在兵员极为分散，团营通告发出后方突然集中。因上帝教对信徒的筛选依赖口耳相传，受众多为接受客家话的人群，故其基地集中于广西盆地中部和东南部37。其中陆川和博白距离桂平达300余里，信众需要跨越半个广西方能参加金田起义。领命团营的队伍吸收了很多乡土中人，又将其从家乡彻底剥离。其过程如李秀成所述，“临行营之时，凡是拜过上帝之人房屋俱要放火烧之。寒家无食之故而从他也。乡下之人，不知远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家后又有追兵，而何不畏”38。这些世居之民弃绝乡土的行动，使得太平军内有大量妇孺，影响其临阵的战力，但也让信众保持极强的向心性，对长途流动作战的忍耐力更是其他武装力量无法比拟的。 上述几个特点相反相成，可以部分解释太平军的强悍与隐蔽——上帝教的成员在每个地区都是极少数群体，却骤然聚合为两广范围内的劲旅。不过，太平天国的动员既依赖上帝教的纽带，也受制于此。夏春涛注意到，“作为一名落榜童生和洪氏宗族晚辈，洪秀全在生于斯、长于斯的官禄很难树立起教主的形象。直到远赴广西后，他才得以消除在家乡的种种拘谨和顾忌”,为此洪秀全“或密藏深山，或隐匿乡里，行踪诡秘飘忽，从而冲淡了其世俗形象乃至自身的某些缺陷”39。反之，广西当地的信徒也需要一个具有神秘感的教主来满足其精神需求。不过，若要从拜会过渡到建政，有大量的世俗事务需要处理，作为外乡人的洪秀全力有不逮，所以他必须借助本土的杨秀清等人统合乡民，并与之达成一种结构性的教、政分工。如王庆成所论，“杨秀清的政治地位在百僚之上，宗教地位是天父代言人，又有圣神风、赎病主、禾乃师种种称号，是太平天国赖以立国的政治—宗教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40。而据清方观察，“自粤西至江宁，秀清皆与洪秀全同行。洪秀全每至一处，必深藏不出。秀清则盛陈仪卫，巡行闾市”41,正体现了两人位势的鲜明反差。这一来自广西盆地的政治遗产固然是维系团体的必需，但也隐伏了教、政冲突的隐患。 金田团营后，冯云山等人将来自各地的信众进行编组，分成军、师、旅、卒、两、伍六级。根据王庆成考证，太平军并没有将兵员依县域编成军或师，而是将其混编。照《太平军目》所举图例，“这一军都属黄旗，但军帅以下的五名师帅分属五县，这是明确的；师帅以下的旅帅、卒长的旗帜虽未遍举，但与上级所属的县份并不相同，至少并不是清一色，这也是明确的。中下级单位可能系由一县的人组成，但就全军而言，实行的却是各县混合编制”42。这种既照顾地域又回避地域的办法，使得博白植稻的农民、紫荆山的烧炭工、龙山的矿工、大黄江口的水手能够相互配合，既保持了基层单位的战斗力，又维系了整体统一，即使局部崩散也不会造成全军解体。不仅如此，这一军制也使太平军能够稳定扩张，甚至一次性吸收超过自身人数的外部力量。如汪士铎所言，太平军中“浔州老贼不过数百，广西贼合男妇不过二千余，湖南贼约六七万，湖北贼约十万，而池州、安庆、江西、宁国诸贼合一二十万”43。太平军在迅速膨胀的同时仍能维持稳定，正体现了其初始军制的优越性。 与18世纪末的白莲教和苗民起义军相比，太平军初始规模并不算大，且距离长江干流更远。它之所以能席卷江南，一个重要的缘由在于其罕见的亲水性。作为西江航运的重要中转站，浔州有一批依靠航运生活的人群。太平军吸纳了罗大纲等人领导的暴力组织，自成军起即擅长利用水路。与鄂西和湘西相比，湘桂走廊的水运网络更发达，与长江干流的连通也更顺畅，以致太平军一度试图全师顺湘江而下。在进攻长沙受挫后，熟悉水系的太平军绕过八旗和绿营的防线，转而在益阳和岳州大量收编船户，进占武昌。 罗泽南曾言，武昌乃“江汉之所由合者也，荆岳诸州倚之为锁钥”,堪称“天下枢纽”44。太平军从道州辗转至此，相当于从贸易网络的末端进入中心节点。太平军将全国范围内的大型贸易组织转为作战单位，并在随后沿江东下的过程中一路收编皖、赣各港商业人群，借助干流发达的船运系统提速行军，将西南“次边疆”山区聚合的军队成建制投放到下游的滨水平原。太平军越靠近江南遇到的抵抗越少，这不仅是由于清军腐化，也由于长江下游来不及动员，难以抵挡巨大人流的冲击。太平军的梯次动员是依托商业组织进行的，它在湘南大量吸收山区矿工，在湘北则编组运粮船户，对两湖地区的非农业群体进行筛选整合45。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上，对经济组织的改造与跨区域投放多次出现，但从长江中游补充人力并部署到下游相对容易，从下游动员并向上投放则颇为困难，这显示两个地域之间存在某种暴力落差。如在石达开进军西南的过程中，越靠近湘南遇到的阻力越大，直至自疲于山谷。反之，1861年太平军西征时，李秀成在湘鄂赣交界的鄂城至通城一线轻易即收编30余万人回师东下。罗尔纲认为：“这一支巨大的力量，就是后来进军浙江和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新生力量。”46 不过，太平军在长江中游反复进行的“裹挟性动员”造成士兵素质明显下降，军纪日趋败坏。如江宁人李圭描述亲历情形，称太平军内有些人“穷凶极恶，无所不至”,但“行此类事者，大抵以湘、鄂、皖、赣等籍人，先充官军，或流氓地痞，裹附于贼，或战败而降贼军，积赀得为老兄弟者居多。其真正粤贼，则反觉慈祥恺悌，转不若是其残忍也”47。随着广西信众日渐凋零，新补充的士兵素质不高，在江浙等地颇受抵制。刘晨观察到，在太平天国统治范围内，民变的规模和烈度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均超越了清朝统治时48。至1861年以后，太平军规模膨胀，面对湘军常是以多对少，但战斗结果则胜少负多。 三、次边疆区位与湘军的兴起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本属偏师的湘军纵横黔、桂、川、赣、皖、浙各省，直至攻下“天京”。湘军崛起的原因同样是一个后世探讨很多的问题，但从地理的层面似仍有可探究的空间。与前述关于太平天国的讨论一样，或可简化成两个问题来分析，一是在清朝阵营中湘军超越其他各军的优长之处何在?二是湘军相对于太平军的优势在哪里?以当下后见之明来看，两者都与湖南西部地区的“次边疆”属性有直接关联。 既有关于湘军的研究多着眼于它与绿营的前后对比，凸显其时序上的差异，但这种对比也遮蔽了湘军在地理区位中的特殊性。胡林翼曾总结称，湘勇之所以屡立战功，并非“材技果胜于他军”,而是“南省人多刻苦，登山涉水是所惯习，又稔知粤匪伎俩，素无畏心”49。这一特点早在1852年太平军初入湖南时即有体现。在全州蓑衣渡战斗中，江忠源统率新宁楚勇成功拦截太平军，战事规模虽小，但显示了湘西地方军的战斗力极为强悍。 江忠源的楚勇并不是改革绿营旧制的结果，而是湘西传统军制的延伸，在某种程度上乃是傅鼐屯田练勇的产物。曾国藩在向咸丰帝自陈其练兵意图时曾说“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照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此前的研究多关注湘军与戚继光的关联，近来谢晓辉关于镇筸兵勇的研究则还原了“傅鼐成法”的面貌，显示湘军承续的湖南区域脉络。因腊尔山台地与周边的隔阂，湘西一直是明清两朝廷武备集中之地。将佐在长年累月的对峙中多显疲态，视军务为谋生之具，甚至“只愿贼在，岂肯灭贼”50。但在持续数百年的暴力环境下，当地民风颇为彪悍，傅鼐以农为兵，建立并长期维持一支性质模糊的职业军队，并创制了一套相应的屯田和保甲体系，以粮代饷。这支地方军隶属辰沅永靖道，但多次离乡作战，甚至远征贵州，在嘉庆以来财政和军事资源双双吃紧的情境之下，借助有限的财政资源维持地方守备。 在魏源看来，傅鼐以“区区守土臣，未领县官斗粮尺兵。所事大吏，不掣其肘即已幸，徒自奋于龃龉拮据中”51。1805年，湖南巡抚阿林保明确指出，练勇屯军和苗兵都只能由傅鼐本人来统辖调度，这一点与后来的湘勇颇为相似。即使傅鼐被任命为湖南按察使后，还需要定期巡视湘西52。然而，傅鼐是顺天宛平人，祖籍浙江山阴，他与练勇的纽带并非乡谊。湖南民风本就“朴实强固，尚为出力”,傅鼐于龃龉拮据中维持的军制，使湘西形成了绿营、练勇、屯军、苗兵长期并立的格局，更使湖南西部成为长江中下游几乎唯一保持动员的地区。就全国范围而言，这一地区的组织化、武装化程度也是罕见的。在太平军迅速占据江南，各省被迫重新动员的情况下，湖南有着巨大的“先发优势”。如胡林翼所言，“除却湖南已开勇丁风气，此外无处选将，无处募勇，特必不能处处问湖南要饷耳”53。 湘西练勇在清代军制中固然不多见，但并非没有先例。此类带有地方化色彩的军队建制在历史上已多次出现，如于成龙在17世纪70年代在湖北组织的地方军。罗威廉指出，“至少在华中地区的某些部分，国家认可的地方军事化以及相应的国家与精英权力的重新界定，仍比孔飞力所想象的早很多。事实上，它几乎完全反映不出这种‘转变’,更恰当地说，只是于成龙这样的帝国官员对既有的、事实上的权力格局的法理性认可”54。与于成龙类似，傅鼐看似“逾越”的作为在初始阶段并未得到朝廷认可，但至少得到了长期默许，后来更是得到最高层的鼓励，嘉庆帝甚至称其为“封疆保障”。 从嘉庆朝到咸丰朝，湖南一直在拮据中勉力维系其地方军。如毛鸿宾所总结，“湖南民气刚强，筹兵较易，筹饷则万分艰难”55。曾国藩曾上奏咸丰帝，称“团练之难，不难于操习武艺，而难于捐集费资”,主张“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择其健壮而朴实者招募来省”56。罗泽南、王鑫带到长沙的“乡民”是湘军的种子部队，除带队的几位士子外亦无甚儒学基础，其特殊性更多体现在“曾经训练”,稍加整编即可成军。 太平军过境后，湖南境内各府县纷纷将原有“官勇”加以整合。1853年曾国藩到长沙之前，各地已成军者即有楚勇、南勇、浏勇、宝勇、湘勇等，陆续成军者还有道州勇、辰勇、郴勇、永勇等。汉军正白旗人魁联任宝庆知府时，即募勇对抗石达开的远征军。胡林翼称其“捐解私囊，养士募勇，已历十年”57,“石达开以数十万贼围郡城八十余日。城坚，人无乏食，贼卒不得逞”58。后世被视为湘军统帅的曾国藩，更像是湖南各军中的方面大员59。 散落各地的“官勇”之所以能屡立战功，骆秉章和左宗棠的决策不可或缺。《湖南通志》称，湖南界连江、鄂、两粤、黔、蜀六省，咸丰五年(1855)时“仅蜀省一面二百余里之地尚安静，余则烽烟四逼，剿不胜剿”。面对困局，“骆秉章应变审机，不动声色，湘阴举人左宗棠佐之调度，悉合机宜”,“其间裹粮出师，越境援剿，东南各行省自是倚湖南为重矣”60。可知骆、左两人的组合充分发挥了湖南的战争潜力。 骆秉章与洪秀全同为广东花县人，都需要以异乡人的身份动员本地力量。像洪秀全必须借重杨秀清，骆秉章也需要左宗棠为其“军师”。就像天王深藏不出和东王盛陈仪卫一样，粤士不动声色与湘绅调度全局乃是相异政治体系下的相似分工，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动员地方力量而进行的结构性搭配。如潘祖荫所论，“其时带兵各官，如李续宜、萧启江等，皆系宗棠同省之人，孰长于攻、孰长于守，孰可以将多将少，宗棠烛照数计，而诸将亦稔宗棠之贤，乐与共事”61。这是一种绕过回避制度的人事默契。郭嵩焘曾说：“骆文忠与罗文僖同处，即一切委之罗文僖；与曾文正同处，即一切委之曾文正，其心诚无所计校，才虽薄而固君子人也。”62但骆秉章督川后的锋芒毕露与抚湘时的休休有容大相径庭，显示“无所计较”既是秉性也是策略63。左宗棠后来自承，“以桑梓故，勉佐帷筹，九载于兹，形影相共，惟我知公，亦惟公知我”64,正能体现骆秉章对他的充分授权。在长江流域的战场上，与洪秀全、杨秀清在内，韦昌辉、石达开在外的结构相比，骆秉章、左宗棠在内，刘长佑、田兴恕等人在外的结构形成更晚，但稳定性更高。在骆、左二人调配下，各支湘军开始交替“南防粤寇，北御鄂氛，西堵黔边，东防江右。以一省而防五省之寇，且援剿两省之寇”65,逐渐成为太平军的劲敌。 骆、左二人的守、攻决策可从地理视角来理解。即以镇筸兵西向对黔，新宁勇南向对桂，湘乡勇与水师配合向东。因雷再浩和李沅发都是起自新宁，故接续江忠源的刘长佑对湘桂走廊极为熟悉。他对曾国藩戒心深重，但遵行骆、左调度，顺利南进两广。而田兴恕统带的镇筸勇兵多湘西屯田系统下的练勇、屯丁甚至是苗兵出身，本就长期在湘西和黔东作战，故轻易西进贵州。总之，骆、左的调配充分发挥了湘军的战斗力，产生了一厅一道即可平定一省的战略性效果。 与其他湘勇将领相比，曾国藩身份尴尬，一度在家赋闲多年，但他始终对湘军水师保持影响，这是他能够再获启用的重要因素。郭嵩焘曾言，设立水师的提议本起自江忠源，“曾文正公因创定水军营制，开立十营，意在助江忠烈公平贼而已”66。彼时曾国藩在长沙遭排挤，被迫辗转至衡州练兵，反得以在极短时间内建立水师，具备了其他各支湘军都不具备的复合战力。胡林翼称，统领水师的杨载福、彭玉麟“经曾国藩拔识于风尘之中，自湘潭出师以至今日，久已分为两部，即不能统为一军。在该员本无不和，而两营弁勇，即有才力不相上下之势。是该镇道势，又不能互为统辖”67,只有创建者曾国藩才能协调。加上胡本人回避另立湖北水师的计划，客观上形成了长江水面作战力量只能由曾国藩调度的局面。水陆配合本是太平军相对于八旗和绿营的优势，此时转成为曾国藩在战略层面无法被替代的潜因。随着湘军水师在湖口战胜太平军水营，战事即沿鄂、赣、皖各港逐步迫近南京。 从地理视角来看，太平军和湘军都是边疆拓展和移民垦殖两种外向进程的反拨。不论反叛者抑或镇压者都处于日常暴力比较频繁的环境，故能在各自阵营中脱颖而出，使得这场席卷珠江和长江流域的战争就像是西南山区的“内战”。太平军和曾国藩的湘勇一旦走出湘南，即在相似的山地战术素养、水面作战潜力和团体认同感推动下先后席卷江南。 何炳棣说“太平天国起义堪称为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内战，如就双方的残酷性和破坏性而言，历史上是少有其匹的”68。这样的破坏性，需要在当时全国贸易结构中加以解释。这是一场在发达的商业网络中进行的战争。太平军在珠江支流酝酿成型，辗转后进入长江干流，将沿途的商业组织转化成战斗单位。为镇压太平军，湘军对武汉至南京一线港口逐个争夺，破坏了长江干流最重要的商业节点，也造成了巨大的人口损失。 太平天国出现前，湖南尤其是湘西的特异之处在于其暴力性与组织性，这一地域在历史上从未以儒学著称，甚至带有蛮荒色彩。湘军的战功让大量湘人进入全国性政治舞台，且因骑射军制无法恢复而享有长期的上升空间。由欠饷带来的学额，更为三湘子弟开通了进入政、教版图的阶梯。个体上升路径的改变也重塑了地域的意识形态倾向，原本与儒学最为隔膜的“苗乱渊薮”反而变为儒家文化中兴之地，至新文化运动之后仍是读经卫道的重镇69。与之相对应，因孕育太平天国而备受防范的广西子弟继承了反清的余绪，从辛亥革命至护国战争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到1926年后更成为国民党军的核心群体。 四、梧州集团与北伐军的组建 在1926年北伐战争中，兵力处于劣势的国民革命军一举战胜北洋军阀，颇出时人意料之外。在罗志田看来，此时国民党与新桂系分别统一两广，加上湖南的唐生智，“南方形成比原来集中得多的三个新兴政治军事集团，与北方的四分五裂适成对照，北分南合的趋势已经出现”,故此时北伐“不再是地方对抗中央，反成为有道伐无道。攻守之势既异，北伐胜利的基础已经奠定”70。“南北新旧”的框架对于理解北伐成功很关键，此外还可从人事整合与地域联结的角度对北伐军的组建再作考察，进一步探讨此次北伐何以成功。 护国战争后，全国军事地理版图中形成南北对峙格局，滇、桂、粤各军与北洋军队尤其是直系在岳阳至衡阳一线反复拉锯。直军主力长期据守长江沿岸主要城市，南方多次北伐皆难以逾越。1917年，西南诸省尚能在护法旗帜下维系统一的外表，北伐军兴，各省即纷纷派军出征，失利则多赴广东“就食”,逐渐造成广东内部土客之间以及驻粤军队与本省民众之间的严重矛盾。尤其是在桂军占据广州期间，民众对客军的愤恨达到顶点。在此背景下，1920年8月驻闽粤军自漳州回师广州，第一次粤桂战争爆发。 粤军宣言“人必先爱其乡而后能爱国，粤军今日系为乡为国而战”,且特意标明“凡一切党派，及其他问题，均非所知”,并将孙中山与伍廷芳并列，置于唐绍仪之下，统纳入“吾粤”谱系内，体现了其与护法话语的疏离。粤军能以偏师驱逐桂系，固有桂系莫荣新等部腐化的因素，“粤人治粤”提供的正当性不可或缺71。陈炯明部属颇受广东民间欢迎，孙科甚至宣称“璀灿之山河不至沦胥以亡者，追原功首，实皆陈公竞存讨逆救粤之赐”72。 1921年第二次粤桂战争爆发后，粤军沿珠江上溯反攻广西。因桂军刘震寰部倒戈，顺利攻下广西门户梧州。在陆荣廷通电下野后，桂军各部纷纷另立自治军旗号，只有马晓军部等少数桂军接受粤军收编。然而，粤军虽提前宣言要扶植“桂人治桂”,但士兵对广西报复心理很强，“纪律极坏，烧杀极惨，致使人民愤恨”。此时粤桂两军已主客异位，粤军驻桂犹如此前桂军据粤，“因纪律太差，遭桂人的全体反对，和民九桂军入粤，遭粤人全体反对，如出一辙”73。而孙中山随后的北伐计划，乃是进一步利用流散外省的滇、赣、黔等军进攻湖南，即先占领客地，再借用客军攻击客省。如孙中山向张作霖所示方略，“文定策先以兵出湖南，与敌战于长岳，胜则可进据武汉，退亦可与相持于衡阳，依山据险，以战以守，胜负之数，必不遽决。当此之际，公以大兵，直指京畿，囊括直豫”74。即使其设想一切顺利，也不过是与张作霖划江而治的局面，多支客军势必常驻湖南。虽然孙中山反复声明只是“借道”,仍遭湖南全省反对，不得不用“赣军回赣”的名义假道江西。此间孙中山既利用地方意识，又拒斥地方意识，即一面鼓吹赣军应该入赣，为北伐确立正当性，一面声明滇军不应回滇，避免北伐无兵可用。 因此，1921年北伐之所以军力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粤军无法统合广西，反要防范桂军。这意味着北伐军甫一出省，即会面临后方不靖的困境。至次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形势明朗后，北伐即不得不终止。1922年6月叶举围攻广州总统府，孙、陈关系破裂。1922年底，孙中山将“旧桂系待歼之余孽”75沈鸿英部引入广东，与桂军刘震寰、滇军杨希闵合兵攻击陈炯明。1923年1月，因沈部发动“江防事变”,又转借滇、桂等军将其再度赶回广西。 在此期间，广西人李济深被孙中山委任为粤军第一师师长，并以西江善后督办的名义管辖重镇梧州。在粤桂交讧的语境下，这种人事安排或有孙中山制衡粤军的考量。或因其地位尴尬，李对扶植乡土势力颇为用心。在他的支持下，黄绍竑和李宗仁率领的两批下级军官团体开始在粤桂交界处壮大。黄绍竑1920年随桂军攻入广东，1921年转而接受粤军收编，被广西各自治军视为叛逆。他在从桂西百色逃往桂东梧州途中，一度投向李宗仁，转入自治军系统，后又带走李的部属转投沈鸿英，在沈军内部吞并黄炳勋旅后再次投向粤军，在粤军内又将一同接受改编的冯葆初旅缴械。在一年多时间里，黄绍竑的政治立场反复转换，但他自与李济深接触后，始终与其维持良好关系，视其为恩人和朋友。 李济深因为桂人的身份，在粤军中实无甚根基，故极力扶植黄绍竑，甚至不惜违抗孙中山本人的命令。如陈天泰军奉孙中山命令率军返桂，但中途被黄绍竑缴械，孙中山对此无可奈何，只能通电称：“该部移驻都城系政府命令，即有不是，亦应呈候本大元帅核示办理，何得同类相残。”76但李济深不能违逆部下意愿过度介入广西事务。李宗仁军力大于黄绍竑，但李宗仁曾为林虎部下，且曾接受陈炯明收编，难以取得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的信赖。孙中山对蹂躏广东但参与讨陈的沈鸿英极其容忍，对李宗仁则戒心颇重。故李宗仁必须借助李济深来抵挡刘震寰、刘玉山等孙中山认可的返乡桂军。黄绍竑占据梧州重地，且与李济深的关系莫逆，但此时广西省内接近粤军者即为众矢之的，“统名曰‘反骨仔’,得之即行杀戮”,他和白崇禧皆是幸免于难77。其部从百色退往梧州时曾大肆劫掠隆安县城，在广西声望不佳，实无独立治桂的资格。黄本人干脆“以‘讨贼’自命，和全体桂军为敌”78。三人之间各有所短，但相互信任，使得定桂军、讨贼军和粤军第一师之间也保持默契，甚至能在相反的旗号下配合作战，“无形中成为以梧州为中心，彼此背靠背而不可分之团结”79。 黄、李两军分别占据的梧州和玉林在广西相对富庶，税源比较充足，梧州的地位尤其关键。1897年6月，梧州依据《中英缅甸条约》开埠。自此以后，梧州不仅是两广贸易的中转站，也成为广西与香港交通的枢纽80,使其具有少见的战争潜力。黄绍竑回忆，梧州“有载重数百吨的中外轮船直通香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把过时或多余的弹药销毁，有些商人就把步枪子弹的弹头、弹筒、火药拆开，运到香港当废铜出卖”81。黄绍竑遂大量采购，设厂翻制，使黄、李两军“弹药的储备，比任何一支敌人都来得充足”82。 梧州在军事上乃两省前沿，是名副其实的四战之地，难以成为稳固的后方，民初以来从未有军政集团能据此统一两广。梧州的潜力是在特殊的人事结构下发挥出来的。在人事层面偶然联结形成的梧州集团，并不能改变两广民间对彼方军队的恶感，但使得两年前尚在“互相吞噬”的粤桂两军内部，出现了互不统属，但能联合作战的三支军队。两广此前虽有过军政统一的局面，但不论是桂军驻粤还是粤军驻桂，都带有征服与被征服的意味。梧州集团的形成改变了这一格局，定桂军、讨贼军与沈鸿英作战，陈济棠曾多次奉命相助，但从不占据广西土地。而李济深出兵南粤讨伐邓本殷，定桂军派俞作柏等部助战后也并不觊觎广东，三方互相配合又互不逾越，从两广边缘开启统一的进程。随着三军渐次壮大，开始出现两省一致对外的可能性。 1926年的两广统一正是建立在三支军队的默契之上，这种脆弱的联合随时都可能被打破。黄绍竑曾说，广西无法仿阎锡山“闭关自守，不问外事”,因为广西养不起定桂军和讨贼军数万之众，悲观地预测少则三年即会爆发内战。在他看来，“唯一的办法是向外找出路”,“一则减轻广西人民的负担，把军费用于建设；二则大家有了远大目标，奋斗前进，然后才可能避免发生内讧”83。广东既然无法成为出兵的对象，援湘北伐即提上日程。 在两广军队暂时联结的同时，湖南军界则内争加剧。在赵恒惕、唐生智内斗之余，湘南还有唐生智、谭延闿和程潜的对峙。唐生智军规模远超曾参与1924年北伐的湘军谭延闿部，其立场本偏向于北方，至1925年仍在与老同盟会员程潜对抗，与国民党敌对。然而，在吴佩孚压力下，唐转而加入国民党阵营。他并不服从国民政府的人事安排，所谓“统一”流于表面，但此举在南北双方不断分裂的大趋势下，让湘、桂、粤三省已成建制的军队联结在一起。虽然各军两年后即告反目，但是在1926年夏天的时间窗口，形成了三省对长江流域的军力优势。 战事初期，粤军、桂军、党军皆承认唐生智为前敌总指挥，借“援湘”旗号师出有名。部分驻粤湘军则转战江西，避免湘省内争。桂军选择了与太平军接近的入湘路线，刚入永州即着意捐米捐薪赈济灾民，并慰劳湘军伤兵，以示两省之友好84。包括曾长期驻湘的吴佩孚在内，多数人都未能意识到国民政府虽与滇黔分裂，其麾下军力反倒超越历次北伐。 作为北伐主力的第四、七两军在战场上多次冲突，如在进攻武昌时，因第七军作战消极，第四军登城部队蒙受巨大损失，陈可钰与李宗仁争持不下。在江西战场，因李宗仁强令张发奎渡江作战，后者一气之下脱离部队。但大体而言，两军能够互相配合，尤其是在面对孙传芳主力时连续作战，自箬溪至王家铺诸役皆未崩解，最终惨胜。 王家铺战斗结束后，前线军人已经兵疲力竭，但能得到后方源源不断的兵员补充，从而迅速恢复战力。李宗仁称，新兵虽“均系未经训练的徒手兵，无战场经验”,但“所幸广西历年征战，乡民多习于战斗，平时参加民团剿匪，故对持枪作战并不太陌生，以之参杂于老兵之间也可以作战”85。“后方第七军”通过兵站运出的大量新兵体现了北伐军的一个重要优势。自湘军水师遮蔽长江后，太平军已很难从西南地区获得兵员，而第七军却能不断得到补充，避免北伐功亏一篑。 像太平军和湘军一样，北伐军也在湖南大量募兵。据张轸回忆，第六军进攻南昌失利后，转而“在湖南招募新兵陆续补充缺额，边整顿，边训练，又逐渐恢复了原来的战斗力”86。而张发奎则称，第四军“在湖南征兵尤多，并将俘虏兵安插到各部队。大量非粤籍士兵的加入，并没有影响第四军的战斗力。仅有的差别是，我在广东讲粤语，到了湖南则改说国语”87。像咸丰、同治年间一样，北伐各军不断在长江中游吸纳人力，并将其成建制投放到长江下游。 北伐军主力自湘南出发，经武汉推进至九江、南京，其进军路线并非由南而北，而是自西南至东北，与太平军和湘军接近。中国历史上的北伐胜少负多，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北伐多从长江中下游进军暴力程度更高的华北，而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是从长期暴力充斥的两广地区向比较安靖的江浙地区进军，相对容易得多。而在攻占武汉、南京，控制整个长江流域后，物力、财力都占优的国民革命军，在二次北伐时伤亡巨大，但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都难以控制京汉、津浦两条铁路沿线之外的北方地区。 桂军立场的转移既是相隔五年的两次北伐一败一成的重要潜因，也是让广西子弟成为全国性政治舞台主角的重要因素。革命意识原非北伐成功的主要因素，却成为北伐的重要精神遗产。胜利带来的成就感反向塑造了广西军人的认同感，此后十余年间，新桂系虽与蒋介石持续对抗，但始终留在国民党人事体系内，并利用革命话语着力整合桂军与桂省。在黄旭初等人领导下，新桂系花费巨大精力构建了深入村一级的行政和民团体系，在人事上注意兼用土客，将两者都纳入党化和国家化的话语中，使得持续数百年的土客矛盾也得到缓和。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广西迅速完成全面动员，源源不断地向苏沪输出。据李宗仁回忆，此时广西“已有4届有训练的士兵退伍在乡，各级干部也储备齐全”,“一经号召，各县农民蜂拥前往县政府报到入伍，终因报到人数太多，政府还须以抽签方式决定取舍。不满一月，便编成4个军，共40个团，嗣后改编为3个集团军，开中国近代史上军事动员前所未有的先例”88。这也展现了近代时空的多重错位——两代人之前，广西乡民正借助上帝教的符号席卷青浦，占领苏南这一儒家文化的核心地带；后辈子弟此时则高举三民主义旗帜，在国民政府的统领下保卫上海。 章太炎提到：“管子有言：‘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绳；万家之都，不可平以准。’盖据有广土者，不得无是见也。”89此语乃是就政制改革立论，但对于后世理解近代中国的变局也有启发。广土和众民带来的差异性是巨大的，在全国性的政治事件尤其是战争之间固有其历时性的联系，但具体到每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动员，都有特定的共时性因素，往往要在具体的空间中才能理解。地理板块之间的暴力循环伴随着地区内部的宗教信仰更迭、政治立场变动与个体身份转型，重建地理条件、群体结构与人事组合之间的关联，或能加深对全国性政治变革的理解。正如陈寅恪所言：“以观空者而观时，天下人事之变，遂无一不为当然而非偶然。既为当然，则因有可以前知之理也。”90 罗志田指出，“因幅员广阔所造成的区域性发展不同步”本是近代中国的一大特色，这使得“任何对近代中国的框架性系统诠释都有相当大的局限性”91。这也提示我们，或可将“区域性不同步”本身视为一种基础变量，将人事之变在区域网络中还原后，再重新纳入框架性的诠释系统，或能为既有的近代史叙述提供些许补充。 注释： 1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9页。 2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1卷,第8-10页。 3参见黄志繁:《“贼”“民”之间:12—18世纪赣南地域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172、238页。吴启琳也注意到,明代弘治年间设置的南赣巡抚于康熙初年撤销,赣南地区曾是军事建制的“堡”也渐成行政区划。参见吴启琳:《明清赣南“乡里”区划空间差异与形成缘由——以赣州府“乡”、“堡”并存格局为中心》,《学术研究》2015年第11期。 4参见邹逸麟:《明清流民与川陕鄂豫交界地区的环境问题》,《复旦学报》1998年第4期;钞晓鸿:《清代汉水上游的水资源环境与社会变迁》,《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 5何炳棣:《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516-519页。 6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60页。 7本段内容主要依据曹树基:《清代玉米、番薯分布的地理特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研究》第2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96-297页。另外参考龚胜生:《清代两湖农业地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7-145页;李昕升、王思明:《清代番薯在江西的引种和推广》,《中国农史》2016年第2期;周宏伟:《清代两广农业地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63-176、242-252页;李昕升、王思明:《清代玉米、番薯在广西传播问题再探——兼与郑维宽、罗树杰教授商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8年第4期。 8赣南和鄂西北两地的寨、堡形态,可参见饶伟新:《生态、族群与阶级——赣南土地革命的历史背景分析》,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张建民:《环境、社会动荡与山区寨堡——明清川陕楚交边山区寨堡研究之一》,《江汉论坛》2008年第12期。 9汪士铎:《汪悔翁乙丙日记》,明斋丛刻本,1936年,第1卷第1页。 10曾国藩:《与徐嘉瑞》(咸丰三年二月),《曾国藩全集》第22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124页。 11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第86页。 12姚大力:《中国边疆的基本特性》,《学术月刊》2019年第2期。另可参见席会东:《明清地图中的“苗疆”与“生苗”》,《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0年第1期。 13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320页。 14参见任建敏:《从答剌罕军到苗军:元末吴天保之乱的史实考辨》,《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2期;唐晓涛:《明代中期广西“狼兵”、“狼人”的历史考察》,《民族研究》2012年第3期;任建敏:《咸同年间广西浔州的“堂匪”、团练与地方权力结构的变动》,《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1期。 15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6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4、150页。 16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59页。 17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44-145页。 18千家驹等:《广西省经济概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6页。 19张其昀:《本国地理》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年,第238页。 20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342页。 21李伯重:《十九世纪初期中国全国市场:规模与空间结构》,《浙江学刊》2010年第4期。 22如清水江木材贸易中出现的“争江”现象,参见张应强:《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76-84页。关于过度采伐对生态的破坏,参见蓝勇:《近500年来长江上游亚热带山地中低山植被的演替》,《地理研究》2010年第7期。 23罗尔纲:《太平天国革命前的人口压迫问题附〈太平天国革命的背景(未刊原稿本)〉》,《罗尔纲全集》第6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74页。 24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321页。 25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5卷下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18-719页;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1、385、386页。 26参见陈春声:《清代中叶岭南区域市场的整合——米价动态的数理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 27胡恒:《清代政区分等与官僚资源调配的量化分析》,《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3期。 28杜受田:《两广各地举事情形折》(咸丰元年二月初八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第84-85页。 29崔岷:《广西“匪患”与金田起事——基于清方军事部署的考察》,《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30《赛尚阿等奏覆遵查广西未有李丹朱九涛等人并报洪秀全等及剿办东西两省各股情形折》(咸丰元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2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407-408页。 31张先辰:《广西经济地理》,桂林:文化供应社,1941年,第16页。 32刘志伟:《贡赋体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413-418页。这一视角对理解广西浔州在明清两代暴力形态的差异颇为关键。参见麦思杰:《赋役关系与明代大藤峡瑶乱》,《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唐晓涛:《神明的正统性与社、庙组织的地域性——拜上帝会毁庙事件的社会史考察》,《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3期。 33《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太平天国印书》下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15页。 34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第38-39页。夏春涛考证学界常用的“拜上帝教”应为“上帝教”,本文从其说。参见夏春涛:《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0-34页。 35《天情道理书》,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1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71-372页。 36王庆成辑校:《洪仁玕亲书自述、诗句》,《近代史资料文库》第5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24页。 37关于拜上帝会主要基地的分布,参见钟文典:《拜上帝会斗争基地的创建》,广东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广西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论文集》,广州、南宁:广东人民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23-440页。 38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上海:开明书店,1951年,第61页。 39夏春涛:《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第48页。 40王庆成:《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海外新文献刊布和文献史事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56页。关于杨秀清在《圣经》中的角色,参见周伟驰:《洪秀全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圣经解读》,《学术月刊》2016年第3期。 41张德坚:《贼情汇纂》,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3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6页。 42王庆成:《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31-232页。 43汪士铎:《汪悔翁乙丙日记》,第3卷第9页。 44罗泽南:《与曾节帅论东南战守形势书》,《罗泽南集》,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111页;罗泽南:《与曾节帅论分援江西机宜书》,《罗泽南集》,第114页。 45参见杨国安:《明清两湖地区乡村社会史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11-132页。 46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0页。 47李圭:《思痛记》,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4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80页。 48刘晨:《19世纪中叶乡村民变的动员——以江南太平天国民变为中心》,《中国农史》2020年第5期。 49胡林翼:《水师击毁贼船直抵田镇并咸宁剿贼大胜疏》(咸丰六年十月初八日),《胡林翼集》第1册,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153页。 50谢晓辉:《只愿贼在,岂肯灭贼?——明代湘西苗疆开发与边墙修筑之再认识》,《明代研究》第18期,2012年6月;伍新福:《清代湘黔边“苗防”考略》,《贵州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 51魏源:《湖南按察使赠巡抚傅鼐传》,《魏源全集》第17册,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787页。 52谢晓辉:《傅鼐练兵成法与镇筸兵勇的兴起:清代地方军事制度变革之肇始》,《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1期。 53胡林翼:《致李续宜》(咸丰十年),《胡林翼集》第2册,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494页。 54罗威廉:《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190页。 55毛鸿宾:《湖南厘金仍照旧章办理折》(同治二年三月初一日),《毛尚书(鸿宾)奏稿》第2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894页。 56曾国藩:《敬陈团练查匪大概规模折》(咸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曾国藩全集》第1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69页。 57胡林翼:《敬陈湖北兵政吏治疏》(咸丰六年十二月初三日),《胡林翼集》第1册,第185页。 58曾国荃等纂:《湖南通志》,杨奕青、唐增烈编:《湖南地方志中的太平军史料》,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48页。 59贾熟村:《试谈骆秉章与湘军》,《岭南文史》1993年第1期。 60曾国荃等纂:《湖南通志》,杨奕青、唐增烈编:《湖南地方志中的太平军史料》,第39页。 61潘祖荫:《潘文勤公(伯寅)奏疏》,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25页。 62郭嵩焘:《湘军志评议》,梁小进主编:《郭嵩焘全集》第5册,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506-507页。 63郑峰:《骆秉章与西南政局(1861—1867)》,《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3期。 64左宗棠:《答毛寄云中丞》,《左宗棠全集·书信一》,长沙:岳麓书社,2014年,第386页。 65左宗棠:《出师他省伤亡恤赏请归用兵各省支领折》(咸丰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左宗棠全集·奏稿九》,长沙:岳麓书社,2014年,第409页。 66郭嵩焘:《湘军志评议》,梁小进主编:《郭嵩焘全集》第5册,第508页。 67胡林翼:《起复水师统将以一事权并密陈进剿机宜疏》(咸丰七年九月二十六日),《胡林翼集》第1册,第307页。 68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第279页。 69罗玉明:《湖湘文化与湖南的尊孔读经(1927—1937)》,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6-124页。 70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92页。 71《粤军全体将士宣言》,李培生:《桂系据粤之由来及其经过》,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4页。 72孙科:《序》,李培生:《桂系据粤之由来及其经过》,第11页。 73黄绍竑:《五十回忆》,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第50页。 74孙中山:《复张作霖函》(1922年9月22日),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59页。 75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粤军史实纪要》,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52页。 76孙中山:《制止联军内讧致李济深等电》,汤锐祥编注:《护法时期孙中山轶文集》,北京:海洋出版社,2011年,第212页。 77黄绍竑:《五十回忆》,第82页。 78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46页。 79黄绍竑:《五十回忆》,第64页。 80方书生:《近代岭南商埠格局的变迁(1843—1939)》,《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2期。 81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广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新桂系纪实》上集,南宁:源流印刷厂,1990年,第57页。 82黄绍竑:《五十回忆》,第110页。 83冯璜:《新桂系的崛起史料补遗》,广西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新桂系纪实续编(一)》,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6页。 84陈雄等:《桂军提前入湘参加北伐》,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18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31页。 85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册,第300页。 86张轸:《北伐军第六军忆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河南文史资料》第24辑,郑州: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1987年,第10页。 87张发奎:《张发奎口述自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第72页。 88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05页。 89章太炎:《代议然否论》,《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10页。 90陈寅恪:《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寒柳堂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64页。 91罗志田:《近代中国思想与社会发展的时空不同步现象》,《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