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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以外的故事——纪念《八月的乡村》出版86周年

http://www.newdu.com 2021-07-30 文艺报 萧耘 参加讨论

    关键词:萧红 萧军 《八月的乡村》
    
    引 文
    萧红在她的散文集《商市街》中有一个章节,开篇第一句:“来了一个稀奇的客人。”此人是谁?——傅天飞。他是好友“黑人”介绍来的。黑人是舒群写作时的“笔名”,傅天飞与他曾是当年共读商船学校的同窗,而今是游击队的地下联络员,刚从山上下来……他把在义勇军游击队的所闻所见一股脑地倒给了老同学……希望以他的笔为山上的弟兄们写点儿什么,听到激动处老同学一个劲儿地拍大腿,但也表示这么大的题材自己驾驭不了。
    “我给你介绍个人吧,他准行!”
    “谁?”
    “三郎。”
    “就是刚刚出版了《跋涉》的那个三郎?他住在什么地方?我要见到他……”
    回溯到88年前的一个傍晚,正是该吃晚饭的时候,傅天飞叩响了商市街25号的大门。萧红一边煎着饼,一边跑到屋子里听两个男人说话以至忘了炉子上的饼,糊了半块……
    萧红在文中这样写道:“他们的谈话没有谈完,于是餐具我也不能去洗,就是站在门边不动……这全是些很沉痛的谈话!有时也夹着笑声,那个人是从磐石人民革命军里来的,我只记住他很红的脸。”
    《商市街》记述了“两萧”那一段艰难的苦日子。她给自己的爱人取了一个好记而且上口的名字——郎华。“郎华”一刻没在她的身边,她就寂寞,心里总是慌慌的……而自那天听完“山上”的情况后萧军变得沉默了,常常在屋子里或院子里走来走去不停地踱步,若有所思。总感觉有一种汹涌澎湃的东西在冲腾翻滚……
    不知为什么,几天来家门口时时有鬼祟的陌生人的影子出现,在警局工作的朋友催促萧军赶紧躲一躲,似乎“黑名单”上已经有了他的名字!萧红肚子疼的老毛病又犯了,几天也下不了床……为了筹措准备“外逃”的一切,萧军把她安排到朋友在乡下的家中休养。她只见萧军跑进跑出,说不出怀着怎样的心情在等他回来。被病痛和焦虑煎熬着的萧红这样写道: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还不能从床上坐起来。到了第九天,郎华从外面举着鲜花回来,插在瓶子里,摆在桌上……”
    愁云散去,她不知道就在这几天时间里萧军成竹在胸,一部气势恢弘、紧张惨烈的东北人民奋起抗击日寇的画图业已完成构思。
    为了不引起“狗”们的注意,萧军决定用“田军”署名,告慰那些失去了土地和天空的淳朴农民,书名就定为《八月的乡村》。
    傅天飞的形象必须有,干脆就叫他“小红脸儿”,还有陈柱司令、钱鹰队长、萧明、李三弟、李七嫂、唐老疙瘩、安娜、刘大个子……以至日本兵松原、地主王三东家的“原型”准确定位,人物形象要在具体的事件中展示出来。这是一支并不庞大的“人民革命军”,但举的是红旗、唱的是《国际歌》,要让一种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在每个细节中得以体现……
    鲁迅先生看过之后称“这是一部很好的书”。“……鲜红地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而且有所得的。”给予了充分肯定。还有专家将此书褒扬为——“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文学上的一面旗帜。”
    捕客生涯
    萧军逃离开险象环生的哈尔滨,从大连乘船去往青岛。
    这是一艘名为“大连丸”的日本邮船。此时的萧军已化名“刘毓竹”,自称到青岛投亲靠友。
    就在即将登船时,出现了一伙凶神恶煞般的特务和日本水上缉查队的人,把他们拦了下来:“姓什么?叫什么?什么职业?和这女人什么关系?……”一个歪戴着帽子的家伙一口气不停地查问。萧军对答如流,面不改色。特务也斜了一眼身体孱弱的萧红,朝船的方向努努嘴,示意她可以走了……
    接着又是一通不喘气的追问:“到青岛去干什么?投奔谁?做什么营生的?住哪条街门牌多少?”按事先准备的说辞,萧军不慌不忙一一作答。他把提箱放在地上,摸出那没有任何破绽的“刘毓竹”的证件递了过去。
    “看你的这双眼睛,怎么也不像个良民!”特务们实在不甘心,有几个已经在提箱中乱翻起来……萧军怒了,把原本搭在臂弯里的风衣狠狠地摔在了地上!又索性从兜里掏出个苹果,气不打一处来地啃了一口……
    “呜——呜——”开船的汽笛声响彻了码头。特务们一无所获,眼睁睁地看着眼前这并不高大威猛的汉子,捡起地上的风衣,掸掸浮土,提着箱子朝船舱走去。神清气爽,大步流星……
    “大连丸”开始启动了。“拿点儿茶咱们喝吧,口有点儿渴。”看着脸色煞白惊魂未定的萧红,萧军提出了这请求。
    “茶?什么茶……我早把它带筒都一齐丢了!”萧红望着右手边的船舷,她说,记得临行的晚上,萧军是把那《八月的乡村》的草稿塞在了那个茶叶筒里的!
    “唉,可惜了我的一筒好茶……”萧军拍拍衣服口袋,“在这儿哪!”他狡黠地笑着说。其实就在特务们翻捡的提箱的“夹层”,也还藏有他所搜集到的不少日寇罪行的图片。
    在青岛,他们很快地安定下来。白天萧军去《晨报》编辑稿件;晚上“青灯对影”各写各的——萧红夜以继日,一心一意把那篇《王阿嫂的死》延续成《生死场》。萧军完成《八月的乡村》,“勉以一笔写丹心”。萧军的写作“卡壳”了!他不知道该如何处置那淳朴、善良、情窦初开却又散漫而违反了部队纪律的青年农民唐老疙瘩,他犯了难……
    萧军不满意自己,以至于想把写成的部分烧掉——“别,别!我替你抄出来。”每当这时候,已经完成了《生死场》创作的萧红一定支持他,陪伴他到海边走一走,吹吹渤海的风……而后来请鲁迅先生批评的用“美浓纸”抄录的《八月的乡村》的手稿,正是萧红的“劳动”。
    萧军不知道自己所写的这样的题材,能不能对社会有推动作用,他陷入迷茫中——这可是国民政府所谓“言抗日者杀无赦”的时候!
    青岛“荒岛书店”是萧军经常光顾的地方,中共地下党员孙乐文佯装这里的“老板”。偶然一次为解写作题材的苦闷,老孙支了一个“招儿”——找鲁迅。他是中国文化的主将!
    萧军鼓起勇气,寄出了一封向鲁迅先生“提问”的信——连同他和萧红离开哈尔滨时的“双人照”、一本《跋涉》和萧红誊写清楚的《生死场》手稿。
    焦急的等待之后,收到的是先生“即复”的手札!这信竟使萧军和朋友们几次是“噙着眼泪”在读。先生答应他们的稿子“可以看一看”,并明确指出“……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就是写咖啡跳舞场吧,少爷们和革命者的作品,也绝不会一样。”
    一个深秋的夜晚,海浪拍打着礁石溅起了高高的浪花,海风飙急地狂啸……孙乐文把萧军约到了栈桥尽东头一个昏暗的角落,掏出了40元钱,对萧军叮嘱着:“党内出了叛徒!青岛市委毁了,很多同志被抓。这钱你收着,我也得立即转移了,书店千万别再去。赶快撤……”萧军意识到情势的紧迫,他当下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必须给鲁迅先生写信别再寄信到青岛来。
    往哪儿去?满洲是回不去了,青岛又出了这样的突发状况——只有先去上海,哪怕只见鲁迅先生一面,此生无憾!
    在上海的日子
    租下一个亭子间,买个小泥炉,再有米面油盐炊具之类以后,身上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了。人地两生,只有见到鲁迅先生向老人家求援。
    细心的鲁迅事先已经派青年作家叶紫对这两个初闯上海滩的年轻人做了一番了解,知道这俩人没有任何背景或党派勾连以后约见了他们。
    从内山书店出来,疾步去了一个俄国人开的咖啡馆,刚刚坐实,满口咿哩哇啦的小海婴牵着妈妈的手也跑来了——这是一个纯家庭式的会见。鲁迅先生首先推过来一个信封,指指说:“这是你们的需要……”萧军知道那正是他给先生写信问他“暂借”的20元钱。鼻子酸了一下,一股暖流涌了上来……临出门鲁迅先生又掏出一把零钱,说是给回去坐车用的。萧军把萧红替他用“美浓纸”抄好的《八月的乡村》的稿子交到许广平先生手里,说请鲁迅先生批评。
    “我可以看一看的,但恐怕没工夫和本领来批评。”早在给萧军的第一封信中鲁迅先生已经答应了他的请求了,转过年来的春天,为萧军作《八月的乡村》的“序言”出现在鲁迅的案上,墨香犹在。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鲁迅先生竟给这两个年轻人写了50多封信,随时指导和告诫:
    “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壑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
    “上海的文学家们,也很有些可怕的,他们会因一点小利,要别人的性命。但自然是无聊的,并不可怕的居多。但却讨厌得很!恰和虱子跳蚤一样,常常会暗中咬你几个疙瘩,虽然不算大事,你总得搔一下了,这种人还是不和他们认识得好。”
    “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壑中的快意的笑脸。因此倘受了伤,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我以为这境遇,是可怕的。”
    ……
    鲁迅先生借故在“梁园豫菜馆”宴请只是为让这一对年轻人结识些“可以随便读得来”的文友。后来,他们搬到离鲁迅先生近些的地方可以随时讨教,便也就成了“大陆新村九号”的常客,也常常吃在那里,萧红也不时地显露一下手艺。逐渐熟悉起来的小海婴视他们为最好的朋友,听到爸爸要给“两萧”写信了,他便一头钻进来还不住地喊着:“信笺我来选!要我来……”所以现存的《鲁迅书信》手稿,属给萧军萧红的漂亮。
    鲁迅先生去世后,在日本养病的萧红,心里很沉痛。她给萧军写信发来了“海外的悲悼”,她遗憾地表示她的哭声不能和大家的哭声混在一道……
    萧军为鲁迅先生守灵三个日夜,扶柩入葬。在墓地他代表先生曾大力支持过的刊物做了慷慨的讲演。他说鲁迅是被敌人迫害死的,但这并不能证明就是敌人胜利了。“鲁迅先生的死是一把刀,一把饥饿的刀,深深插入我们的胸槽:我们要用自己和敌人的血将它喂饱,我们要复仇和前进……”
    在场数以万计的民众齐声呼喊“复仇!”“前进!”声震九霄云天外。
    第二年的初春,萧红从日本返回,帮助萧军将《鲁迅先生纪念集》做最后的梳理完成。
    谁在唱《奴隶之爱》
    在《八月的乡村》有一个情节,是讲高丽姑娘安娜爱上了萧明这个有点文质彬彬的中国小伙。两个人形影不离的行为,引得队员们有意见,也影响到整个部队的情绪,大家议论纷纷……陈桓司令员分别做两个年轻人的思想工作。萧明是分队长,他明白“暂时分开”的含义,这就是命令。安娜不干,作为高丽部队高级将领女儿的她,怎么也想不明白我们怎么都是“饥寒交迫的奴隶”,难道奴隶就不能有爱?可是司令员的话也句句在理啊!她流着眼泪“枪毙”了自己的爱情,她在自己的小屋里如泣如诉地唱道:
    “我要恋爱,我也要祖国的自由!毁灭了吧,还是起来?……奴隶没有恋爱,奴隶也没有自由……”
    1938年初,萧军从山西只身过黄河到延安逗留数日。毛主席听说了,就抽工夫亲自来探望这位“鲁迅的大弟子”,真的是“礼贤下士”,二人交谈甚欢。萧军很感动,毛主席也很喜欢这个极坦白豪爽的人。
    返回西安后,在一个欢迎“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大会上,一位年轻的歌者的高亢、飘逸的歌喉,演唱着一首动情的歌:“我要恋爱,我也要祖国的自由!毁灭了吧,还是起来……毁灭了吧,还是起来?奴隶没有恋爱!奴隶也没有自由!”
    萧军走上前,与这位年轻的歌者交流起来:“您这歌儿是从哪儿来的?谁教你的?你叫什么名字?”年轻人告诉萧军他叫王洛宾,是“西战团”成员,这歌儿是他大学毕业后的处女作。
    “歌词是哪儿来?”
    “好像是一本书里的……”
    “什么书?”
    “哎哟,一时还真给忘了……对,记起来了——《八月的乡村》,没错儿!”
    “这《八月的乡村》作者是谁呀?”
    “哎哟,这您可难为我喽!听说叫什么军。”
    “田军。田军就是萧军,我叫萧军。你这歌儿写得有特色,我很喜欢。”
    “哎呦喂!”王洛宾惊喜地把萧军拥在怀中。
    原来从师范学院毕业后王洛宾被分配在北平的一所中学做音乐教师。每逢暑期学生放假了他就一个人到距离学校不远的西直门外高粱河游泳……大约是“七七事变”前后,有大批的东北流亡学生拥来。“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歌声不绝于耳,他们也常到高粱河游“野泳”,发泄胸中的愤懑。
    王洛宾总见他们在读一本叫《八月的乡村》的书,读到动情处竟能抱头痛哭,泪流不止。
    当这些同学知道了这独往独来的北平人竟是“学音乐的”,便邀请他把那一段“奴隶之爱”给谱个曲,并教会他们演唱。一来二去,每逢“游泳的时候就一齐唱起来,几乎成了这‘野泳队’的队歌……”
    从这“奴隶之爱”起,萧军与王洛宾的友谊延续不断。不管谁处在什么坎坷的境况,彼此的心里都装着对方。1947年重版《八月的乡村》时,萧军将“奴隶之爱”的词曲附于书后,为保护曲作者不受反动派的迫害,他以“L-P”这两个英文字母,做了“骆宾”的缩写化名。
    有些事说来蹊跷——董必武亲口告诉萧军:《八月的乡村》是他们在长征路上拆开了页,分看读完了的,是谁把这国民党反动派“严禁”的书刊带给红军的?众说纷纭,到底怎么回事?这个谜只有请学者去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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