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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郭沫若 文人交往 成仿吾 赵南公 赵南公主持上海泰东图书局期间，追随新文化热潮，重视先锋文艺，最为人所知的成绩，应是扶持创造社，出版相关文学刊物、图书。在泰东图书局，赵南公支持创办《创造》季刊，专门刊发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的作品。郭沫若在书局出版了以《女神》为首的“创造丛书”。本文详细介绍了赵南公时期的泰东图书局与郭沫若的良好互动，并结合郭沫若的《创造十年》，探讨了部分历史事实。 一 一九三八年是上海在日本刺刀占领下，进入畸形繁荣的“孤岛时期”的第二年。没有任何资料显示，究竟是该年的几月几日，一个五十六岁的中国男人在一座亭子里无声无息地穷病而亡。而在短短十七年前，他还占据上海出版界引人注目的位置，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无数历史人物，都与他有过或深或浅的交道。他就是当时上海泰东图书局的总经理赵南公。 自夏瑞芳、高凤池等人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上海江西路开办商务印书馆后，就意味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序幕拉开了。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上海出版界堪称波澜壮阔，尤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为主要竞争对手，大量出版各种图书；当时报业也极为繁华，据顾执中先生介绍，上海的所有报馆都集中在望平街上，从北到南，数步一家，最北端是《民国日报》，汉口路和山东路拐角有《申报》和《新闻报》，再往南是《时事新报》，在望平街各据一隅、望楹相对的是《时报》和《商报》。报馆集中的好处是方便发行，这也导致新开的报社若不设在望平街上，根本不可能生存。 出版的繁荣和五四运动的冲击，造就雨后春笋般的新文学社团和以稿费养家糊口的文人群体。以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为首的创造社就是在一九二一年成立和壮大的。但鲜为人知的是，若没有赵南公和他主持的泰东图书局，创造社难说能横空出世，更难在当时就成为具有代表性的新文学社团之一。 二 在《创造十年》一书中，郭沫若虽没有将泰东图书局弃之笔端，一笔带过的表现却非常明显。“在一九二一年……泰东图书局在那时打算改组编辑部，要分成法学、文学、哲学的三科。李凤亭任法学主任，李石岑任哲学主任，是已经约定了的。李凤亭便推荐仿吾为文学主任。于是仿吾就决定了回国的计划，并把临到头的毕业试验也抛弃了。”这段话稍不留神，“泰东图书局”五字就易被读者忽略而过。即便深究该言，今天的读者也容易觉得是泰东图书局积极招揽文坛俊逸，而不是崭露头角的郭沫若等人同样需要一个相对固定的出版社出版自己的作品。 在创造社成立的一九二一年，也恰恰是泰东图书局制定方针改组之年。作为辛亥革命期间成立的书局，泰东图书局的最初股东都是政学会成员，第一任总经理是担任过湖南省议会议长的欧阳振声。早在一九〇六年，欧阳振声就加入同盟会，一九一一年随宋教仁回国组建国民党。当宋教仁遇刺后，受到袁世凯秘密通缉的欧阳振声从北京抵达上海，与担任过北洋政府农商总长的谷钟秀创办了泰东图书局，后者任书局总编辑。到一九一四年，欧阳振声和谷钟秀先后离开上海，人在北京的赵南公应谷钟秀之邀，离京赴沪，接任书局经理。 彼时的赵南公三十出头，正值雄心勃勃之年。接手泰东图书局后，倒并没有立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既需要时间摸清出版业的来龙去脉，更需要将获取利润视为书局的首要任务。不过，赵南公并不像当时的投机出版商一样，依靠出版低俗甚至黄色读物来赚取眼球和经济效益。泰东图书局规模不大，生存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大牌出版社和不少不择手段抢夺市场的中小型出版社的夹缝中，不独辟蹊径，就很难维持。今天从泰东图书局出版的图书来看，既有科学书籍，也有哲学书籍，还有教材、医学、字画图书，还有比重不轻的旧剧本、旧小说如《西厢记》《水浒传》《三国志》《三国演义》《王阳明全集》《儒林外史》《老残游记》等，甚至《古诗源》《石达开诗钞》一类的旧体诗集也在出版之列。从中能看出赵南公品位不低，兴趣也广，只是出版方向有点紊乱，难以形成稳固的市场和读者群。 随着五四运动到来，新文化运动异军突起，赵南公敏锐地意识到，一股方兴未艾的读者热潮将以奔涌之势而来。谁能把握住这股潮流，谁就能开辟新的市场。为抢得先机，赵南公在一九二〇年连续创办《新的小说》和《新人》杂志。可惜的是，两本杂志给赵南公和图书局带来的都是销路不畅的失望。不过，失望归失望，赵南公的总结是自己用人不当。所以很自然的问题是，要想抓住即将到来的时代潮流，自己该用什么人？ 在时代的变化前夜，当然不止赵南公对明日有所预判，当时声名赫赫的商务印书馆也在进行内部改组。不甘落后的赵南公紧随其后，着手对图书局重新规划。当时他的得力干将曹靖华动身去了苏联，留下的还有张静庐、王靖、王新命等人。一九二一年一月三日，下决心突围的赵南公将图书局编辑所从南成都路（今成都南路）迁至马霍路（今黄陂北路），九日晚上，已接受安庆法政学校聘请的李凤亭前来拜访。赵南公和王靖接待，三人通宵达旦地围炉长谈。赵南公迫切希望李凤亭能进入泰东图书局相助。后者的心动证据是，在二月十一日晚间，他又登门与赵南公进行了一次深入夜谈，对该年的出版方针提出了诸多设想。令赵南公意外的是，当时李凤亭已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因为安庆法政学校已派人前来上海，催其到校。李凤亭虽说自己只去两三个月，并承诺在这段时间内仍将致力于翻译。他对赵南公的安慰是，自己人在不在上海，区别不大。 赵南公现在面对的难题不仅是无法留下李凤亭，图书局内的王新命也早决定于当月去日本留学。苦无编辑良才的赵南公无奈之下，又与李凤亭约定十三日再进行一次磋商。李凤亭忽然想起了在日本留学的同乡成仿吾，便向赵南公大力推荐，并亲自给后者去信。当时没有人能料到，这封信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 三 一九二一年的成仿吾还谈不上有所成就，他那时仅仅创作过一篇名为《一个流浪人的新年》的小说。赵南公同意成仿吾入社，不仅是因李凤亭的力荐，还听说成精通英、法、德、日等多国文字。距二月十三日的磋商会整整一个月后，赵南公于三月十三日收到已赴日本的王新命来信，告知“成仿吾辞湘省技师，来就泰东编辑”一事。 王新命的白纸黑字，令人惊讶地发现郭沫若似乎不想让赵南公和泰东图书局分享创造社的历史地位。在一九三二年出版的《创造十年》一书中，读者好歹还能看到成仿吾回国缘由和李凤亭有关，到一九四六年撰写《历史人物》的文字时，郭沫若笔下的理由已意味深长到连“泰东图书局”和“赵南公”的名字也不肯见于笔端了，“成仿吾在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研究了三年，该毕业了，他懒得参加毕业考试，在四月一号要提前回国。我自己也因为听觉的缺陷，搞医学搞得不耐烦，也决心和仿吾同路”。 事实上，当时连赵南公也不知道的事是，接到李凤亭信后，成仿吾将泰东图书局拟聘请自己的消息立刻兴奋地告诉了正在福冈九州帝国大学读医科的郭沫若，后者才迅速做出和成仿吾一同回国的决定。郭沫若的决定与“听觉的缺陷，搞医学搞得不耐烦”关系不大，更多来自他的文学抱负。尽管他彼时年龄未到而立，却以个性张扬的诗歌和《浮士德》部分译文的发表为自己赢得了最初的声名。与声名相伴的自然是雄心。当他在一九一八年与张资平在日本相遇后，二人都不屑一顾地认为“中国真没有一部可读的杂志”，就连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在他们眼里也“差强人意”。为了弥补缺憾，以郭沫若自己的话说，“我们在那时有了一个计划，打算邀集一些爱好文学的朋友来出一种同人杂志。当时被算在同人里面的便有东京帝大的郁达夫，东京高师的田汉，熊本五高的张资平，京都三高的郑伯奇等。这就是后来的创造社的胎动时期”。 众人设计的蓝图虽然美好，但没有资本力量支持，蓝图就只能是画饼。郭沫若后来也承认，不论他们多么迫切地想编本文艺刊物，但无人能找到愿助一臂之力的出版社，当时在少年中国学会的左舜生也帮他们多方打听，结果是“中华书局不肯印，亚东也不肯印，大约商务也怕是不肯印的”。所以，对当时的郭沫若等人而言，想要出本杂志，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恰恰在这时，李凤亭的来信寄达。接到成仿吾消息函后的郭沫若即刻意识到，他与众人的梦想有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实现之机，而且，他们也不会遇到比这更好的机会了。泰东图书局虽不是顶尖级的出版社，但它附设的读书合作部能保证出版物的基本销量，其发行网络遍布华北，更具吸引力的是，泰东图书局还有自己自设的印刷厂，这点能保证书刊的及时出版。所以郭沫若当机立断，于四月一日赶到门司，与成仿吾会合，同舟回国。三天后，二人抵达上海，走进了泰东图书局的大门。 四 成仿吾的到来是计划之中，声名鹊起的郭沫若不请自到，令赵南公大喜过望，即于当日在同兴楼宴请郭沫若二人。需要说明的是，从赵南公一九二一年的日记来看，早在二月十三日的磋商会议中，赵南公已明确将聘请成仿吾为“科学”主任，并非郭沫若“全凭自己脑子中所残留的记忆”而以为的“文学主任”。而且，磋商会同样明确的还有，“编辑所组织暂定四五人，首重文学、哲学及经济，渐推及法政及各种科学。文学、哲学由王靖担任”。何来郭沫若日后为成仿吾鸣不平的“骗局”一说？ 郭沫若与成仿吾的到来，赵南公有情理之中的兴奋，但经济的捉襟见肘又使他不得不与王靖商量“减政办法”，其结果在赵南公四月十四日的日记中清楚有载：“为店、编辑所事致凤亭一函，详陈予之办法：甲、减政。（一）编辑部，减至二百元，编辑薪金照旧，实际少用，以二分之一为度，余存于下月一号起，按一分行息。（二）出版部，凡书造成一切用费，每月以千五百元为限。（三）发行部，一切照编辑部减至二百四十元。乙、进行。（一）教本，以中学、高小及女子为主，纯用白话。（二）普通白话书，如儿童讲话及年长失学者自修之书，以输入新知识为主，由浅入深，引人兴味。（三）杂志，《新的小说》《家庭研究》积极进行，《民铎》可有可无，《新人》一卷出齐后稍停，《评论之评论》《国民》主张解约。（四）丛书，《新人丛书》无善稿宁暂停；《新知丛书》已出几种，余以该社自组出版社，自难望其继续；《黎明丛书》已成交而合同未立；《学术研究会丛书》本由该会自印，无关系。仿吾回湘，意欲复来，予以经济艰窘，不好强留，乃函告凤亭，请其来沪商量，不知可能来及否。” 从这里可知，成仿吾来上海未足十日，就离沪返湘。赵南公因经济原因未做挽留。尤其是，郭沫若的声望远超成仿吾，赵南公自然希望郭沫若留下。对郭沫若来说，选择回国的目的，也就是要通过泰东图书局实现自己的抱负。不料，一拍即合的二人在第一次的编辑讨论中就出现分歧。在赵南公看来，书局要获取利润，可从修正出版教科书入手。毕竟，商务印书馆的命脉就是经营新式教科书，九年前创立的中华书局也是凭借《中华新教科书》而一飞冲天，成为商务印书馆的头号劲敌。郭沫若并不反对出版教科书，但修正教科书的前提是必须先搜罗各种资料，然后才能着手，这样一来，没半年时间不可能完成准备，并觉得“必由初等入手，方能得法”。已熟于商业运作的赵南公觉得成本太大。两人商量来商量去，终于没有商量出结果。 一般来说，文人理想与商人利益总是有所冲突，所以，郭沫若和赵南公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有所分歧是很自然的事，但赵南公始终记得自己为图书局定下“首重文学”的出版宗旨。这时，由王靖主持的《新的小说》经营已逾一年，销路始终不好。郭沫若不无书生意气的建议是将杂志改名为《新晓》，赵南公在五月与郭沫若的商议结果并非后者在《创造十年》中所说的“有意思要我来主编”。从赵南公日记看，《新的小说》由王靖继续主持，赵南公的决定是另起炉灶，再办一本新刊。在赵南公的市场设计中，新杂志将办成季刊，并将杂志命名为《创造》，专门刊发郭沫若等人的作品。对郭沫若来说，这是他文学事业平台得以搭建的绝对支持，也是“创造社”一名的直接来由。他在日本与郁达夫、张资平、成仿吾、田汉、郑伯奇等人酝酿的同人杂志终于有了问世的可能。 五 到五月下旬，回国未足两月的郭沫若决定再东渡日本。因郁达夫、张资平、田汉等人都尚在东瀛，郭沫若为“趁暑假约定译几种好书”，需向朋友们当面约稿。更重要的是，郭沫若与众人重逢之后，随即在郁达夫寓所正式成立了创造社。从这些事件的先后发生时间来看，不难得出赵南公对创造社的成立是起决定性作用的结论。退一步说，即使没有赵南公和泰东图书局，不无激情的郭沫若等人依然会成立创造社，但至少会有所推迟，至于推迟到何时，谁也无法预料，历史也或将出现另外一番面貌。现在有了赵南公和泰东图书局的无私支持，郭沫若才于一九二一年八月在泰东图书局出版了划时代的新诗集《女神》，郁达夫也于该年十一月出版了轰动一时的小说集《沉沦》。后者在小说集出版前的九月中旬从日本回到上海后，赵南公随即与郭沫若、郁达夫、郑伯奇商议图书局的今后工作。结果是由郁达夫担任《创造》杂志编辑，以《女神》为首的“创造丛书”仍由郭沫若编辑主持。这就等于赵南公将泰东图书局的出版重心全部倾斜到了创造社同仁身上。 难以理解的是，在一九四六年三月六日，郭沫若动手写了一篇《论郁达夫》的六千字纪念长文，里面有两段文字涉及创造社初期。第一段文字是，“在创造社的初期达夫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第二段文字是，“一九二一年的夏天，我们在上海同住。有一天晚上我们同到四马路的泰东书局去，顺便问了一下在五月一号出版的《创造》季刊创刊号的销路怎样。书局经理很冷淡地答应我们：‘二千本书只销掉一千五。’我们那时共同生出了无限的伤感，立即由书局退出，在四马路上接连饮了三家酒店……” 这些文字对赵南公和泰东图书局只字未提，给读者——尤其给后人的感觉是，名震当时的创造社纯粹是郭沫若等同仁靠自己想方设法乃至节衣缩食才催熟问世的文学团体。当郭沫若在文中只肯定“创造社的初期达夫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时，不过因为后者作为创造社一员，出版的小说集取得成功而已。郭沫若强调作品固然没错，但一手出版这些作品的赵南公难道不同样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吗？更诧异的是，当他们“同到四马路的泰东书局去，顺便问了一下在五月一号出版的《创造》季刊创刊号的销路怎样。书局经理很冷淡地答应我们：‘二千本书只销掉一千五。’我们那时共同生出了无限的伤感”时，给人的感觉更是泰东图书局和他们仅仅只是出版者和作者的关系。郭沫若的这些表述，不仅将赵南公和泰东图书局对创造社的支持和帮助一笔抹杀，还有意无意地否定了自己当时在泰东图书局的编辑身份。 郭沫若撰写该文时，赵南公去世已经八年，不可能反驳。很难判断，是不是创造社有了基础之后，一九二二年加入创造社的周全平在北四川路创办了创造社的出版部所致。周全平的经营手段比赵南公更为长袖善舞，这点直接导致创造社最终脱离赵南公和泰东图书局。但他们合作时期印行的书刊仍由泰东图书局继续印行，赵南公对这些部分不再给作者支付版税的行为，引发了郭沫若等人对赵南公的不满。因为创造社的书刊始终是泰东图书局销量最好的书刊。 与郭沫若对历史采取抹杀相对的是，赵南公从未打算出版的日记，倒始终依循现实的本来面目，尤其在一九二一年八月十一日的记载中，清楚写有“……毛泽东（长沙文化书社）来，小谈即去。据云来已月余……病多日矣。湘情如靖，将扩充文化书社于各县。湘人真勇于运动”之句。时年二十八岁的毛泽东前往上海，是为了参加中共一大。可惜，当时郭沫若未在局内，他还要等上多年，才在广州与毛泽东有了初次相见。 2021年5月2日至5日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