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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国鲁迅研究历史批判 ——以《狂人日记》阐释史为中心

http://www.newdu.com 2021-08-12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 赵珍 刘春勇 参加讨论

    关键词:鲁迅研究 《狂人日记》 批评史
    摘要:在中国文学史上,《狂人日记》的存在是独一无二的。纵观百年《狂人日记》阐述史,其中交缠着政治、文化与百年间知识分子的思想精神变迁,是知识分子自我建构的一面镜子。通过史料梳理的方式,回溯20世纪80年代《狂人日记》的阐释史,剖析其中所寄寓的学者们的自我意识及其对现实的指向,尤其关注新启蒙思潮中提出关键性理论的研究者——王富仁、钱理群、汪晖的《狂人日记》研究,还原新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变迁史。
    关键词:鲁迅研究;《狂人日记》;新启蒙;王富仁;钱理群;汪晖
    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中,启蒙是关键词之一,具有现代意义的“启蒙”一词,源自欧洲18世纪的思想解放运动。康德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中指出“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因此,启蒙的定义是摆脱“蒙昧”,即“敢知”。受西方文化思潮启发下萌生出的中国启蒙运动,同样将理性与求真作为价值追求,五四运动掀起的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华大地如火燎原一般,唤醒了沉睡的古中国。五四知识分子认为,“启蒙”即“祛魅”,“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与根深蒂固的自我压抑习性战斗;这种习性乃是由家族权威而非由神权专制所支持”。五四启蒙者以祛除“‘科举心态’‘盲从’以及摒弃习以为常的‘为社会所钳制’的国民性为己任”。欧洲的启蒙运动由于是面对外部的宗教势力,对抗外面的敌人,因此强调从“神本”回归“人本”。古代中国安土重迁,以家族为单位世代繁衍,三纲五常的道德礼教是根本,中国的启蒙者必须从内部打碎自己长期以来奉行的一套社会价值观,再由此出发面对社会,所以启蒙者的觉醒多以出走家庭为肇始,反传统的知识分子自然被视为异类,他们面临的常常是“无物之阵”。《狂人日记》无疑是这一时期作家心境的最好写照。在社会看来,他们是“疯子”,不但街坊邻居,甚至家人都计划着吃他的肉,是接着“疯癫”下去,还是恢复“正常”,向礼教秩序投降,这是狂人面临的挑战,也从另一侧面展现了五四启蒙者们身处的困境。五四的落潮伴随着左翼话语的崛起,思想文化运动转化为政治革命运动,阶级意识取代民族意识,集体取代个人,左翼话语凌驾一切,被压抑的启蒙话语作为潜流存在,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历史裂变期的思想解放运动,让这股暗流汇聚成河再次流淌在这土地上。
    思想解放运动后兴起的文学,有别于左翼话语中的主流文学,又不纯粹追求艺术与审美,而是以文学为端口,宣泄近十年所压抑的情感,感伤的情绪弥漫在文艺创作中,对理想人性的追寻使“自我重构”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主旋律。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从挖掘内部的民族地域文化的寻根文学到追逐西方现代文明的现代派文学,都传递出一个信号——启蒙思想的复兴,学者们试图延续“五四话语”,高举五四传统的精神旗帜,“回到五四”“回到鲁迅那里去”成为知识界最响亮的呼声,自觉将其作为新时期的思想和价值导向,因此学者们掀起的文学运动被视为五四启蒙的回潮,称作“新启蒙运动”。
    20世纪70年代末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口号下,“革命”与“继续革命”的政治目标被解放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建设所取代,思想界发起了思想解放运动,因缘际会,这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运动正迎上了鲁迅诞辰百年,仪式“是受规则支配的象征性活动,它使参加者注意他们认为有特殊意义的思想和感情对象”。对鲁迅的纪念活动,向来蕴含丰富的政治意味,此次的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也不例外。1981年的鲁迅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举办得如国家庆典般浩大,会议安排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由宋庆龄任会议的主任委员,邓颖超、陆定一、胡乔木、周扬、巴金等任副主任委员,与会代表达6000余人,此次会议丰富了左联记忆中的鲁迅形象,拓宽了鲁迅形象的能指意义,重塑了关于民族鲁迅的记忆,在此意义上,鲁迅无异于“卡里斯玛”式的典型。
    这次会议开始注意到鲁迅作为独立个体而存在,并非作为政治的传声筒,或者运动的口号,鲁迅自身便是一个大写的人,徐震的《人的鲁迅》,强调了鲁迅作为平凡人的独立可贵之处。王得后在《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伟大思想家》中挖掘了鲁迅的启蒙意义,建构了启蒙者的鲁迅形象。尤其是会上所提出的创立“鲁迅学”,这“标志着鲁迅研究已经开始摆脱‘左’的政治束缚,日益趋向学理化和学科化,朝着科学的轨道迈进”。学者们力图驱逐加诸在文学之上的政治符号,摆脱单一的政治性阐释,将鲁迅从政治面具的遮盖下剥离出来,由“政治者”转变为“启蒙者”的形象。在官方话语的让渡之下,人文鲁迅话语顺势生长,开启了“官方鲁迅话语”与“人文鲁迅话语”的蜜月期。长期以来作为潜流存在的、带有启蒙精神与批判色彩的“人文鲁迅传统”终于以喷薄之势,出现在地平线上。
    一、新启蒙思潮下的《狂人日记》研究
    相较于前一阶段,进入新时期的《狂人日记》研究不再局限于凸显文本的政治意义,拓宽了研究视域,从多重视野进行《狂人日记》的文本解读。新时期以来研究者努力摆脱凌驾于鲁迅之上的权威性话语,从政治革命视角移向思想革命视角,“回到鲁迅那里去”是他们的口号。《狂人日记》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也出现了多元化的阐释,象征主义不再是“禁区”,“方法热”的兴起引入了比较研究法,《狂人日记》研究呈现出万花筒状态。关于狂人形象的探讨自文本诞生以来便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这一时期几乎达成共识,即狂人是反抗封建阶级的革命民主知识分子,他的疯癫不过是在旧制度压抑下的结果,狂人对旧制度的睥睨,“显然是‘五四’时期鲁迅思想中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因素的一种折光”。当然也有学者坚持“狂人说”,范伯群就指出狂人是患“迫害症”的“偏执狂”,“作为一个狂人,他是沿着偏执狂的系统性和逻辑性的荒谬妄想向前推理的”。“吃人”不是对礼教的控诉,而是狂人因恐惧而萌生出的幻想。较之于狂人形象的分析,狂人的原型反而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陈鸣树的《鲁迅的思想和艺术》中的“《狂人日记》简论”一章涉及了文本许多问题,首先便提到了狂人形象的原型,“在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革命派总是被封建顽固派目为疯子”。林非在《鲁迅小说论稿》中也提到了“狂人”的原型,是章太炎等革命家,再借着一点医学上的知识。
    关于创作方法的探究是20世纪80年代《狂人日记》研究的热点,研究界由现实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分化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多元化论争的局面。1979年,陈涌在《鲁迅与五四运动的现实主义问题》中首次明确提出《狂人日记》不是现实主义,而是运用了象征手法,冲破了《狂人日记》与象征主义关系的“禁区”。1983年前后文学界“方法热”的兴起,国外理论方法如潮水般涌入,促进了鲁迅研究的多层次、多角度发展,学者们运用比较文学视域、文艺心理批评、形式主义批评等方法再次解读《狂人日记》。1982年,彭定安发表的《鲁迅的〈狂人日记〉与果戈里的同名小说》、周音发表的《鲁迅的〈狂人日记〉与安特莱夫的〈墙〉》等都是从比较文学角度阐释《狂人日记》,1985年管希雄的《弗洛伊德与鲁迅小说中精神病患者形象》则从病理学、心理学角度进入文本。此外,文本的小序与“劝转”“救救孩子”的情节也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林非在《鲁迅小说论稿》中提及,鲁迅是在进化论的思想与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才写出了“劝转”的情节。林非认为“狂人在思想上产生这样的弱点,实在是他的不幸”。这是社会背景造成的鲁迅思想上的局限。可见关于文本的“劝转”情节,新时期初期的研究者们多将其归咎于鲁迅自身思想观的不成熟,即启蒙与人道思想的局限性。鲁迅研究视角的改变,所说明的不仅是文学界思维的变化,更涉及知识分子如何看待20世纪50-70年代这段前现代史,以及如何推进中国的转型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鲁迅研究群体,老中青三代研究者汇聚,形成了新时期鲁迅研究界兴旺的景象。老一代鲁迅研究专家李何林、唐弢、王瑶、陈涌结合时代新要素,更新了自己的理论研究。唐弢在《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中对《狂人日记》的艺术手法进行了阐释,至于研究者们所论述的象征手法的运用,唐弢认为这是属于中国传统的“含蓄”,而且是注入了象征意味的暗示艺术手法。王瑶在《〈狂人日记〉略说》中,跳出狂人形象的论争,发现了这之中的悖论,“我们如果只看到这一形象的狂人的一面,就会降低这篇作品的伟大的思想意义;但如果只看到这一人物的革命的一面,就会把小说看成某种寓言或概念的演绎,降低了它在现实主义艺术上的伟大成就”。王瑶一针见血地指出学者们论争背后隐含的问题,鼓励了新一代研究者打破窠臼,摆脱“左”的既定思维。
    可以说,老一辈鲁迅研究者的学术研究是新时期鲁迅研究的关键基石,中年鲁迅研究群体的崛起,则构成了新时期鲁迅研究的中坚力量。他们对《狂人日记》的研究不单纯注目于作品的社会价值,而是还原本位,从理论高度对文本进行学术剖析。同样针对艺术手法,严家炎在《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提出,学者们之所以纠结于象征主义与现实主义,是因为文本的双关形式,这就是鲁迅的巧妙设置:“作者同时运用了象征主义的方法,赋予已有的现实主义骨架和血肉以新的生命和光彩;在狂人一些关键性的疯话里,精心地安装了双关的含有深意的尖锐地揭露封建制本质的内容(却又并不破坏‘疯话’的特质),使作品原有那些单纯的‘实’处,因变‘虚’而显得富于思想性。”因此,《狂人日记》在读时有两种读法,即可以顺着现实主义,读到疯子的疯话;也可以顺着象征主义,读到反封建战士的呐喊。与研究者们在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间各执一词不同,严文将二者视为整体,且不存在偏倚,两种创作方式的融合才形成了这一篇奇文,这正是鲁迅的高明之处。
    青年一代的鲁迅研究群体预示着鲁迅研究的新方向——思想文化研究,青年群体的鲁迅研究真正颠覆了政治形态的鲁迅,从文化意义上对鲁迅做了独到的阐释。相较于老一辈研究者对鲁迅思想中人道主义的忽略,青年一代的启蒙派将鲁迅的“立人”思想放在首位,从社会政治层面转向了思想文化层面,借助了丰富的外来理论资源,重新诠释鲁迅。“启蒙派通过区分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把鲁迅研究从重点突出鲁迅对各个政治派别的态度转向重视鲁迅对中国文化及其精神效果的解剖。”对鲁迅研究上的政治价值的祛魅,表现出青年知识分子摆脱权威压制,重建自我的渴望。鲁迅的形象在思想文化视域下被建构得愈丰富,启蒙知识分子所构建的“实践性主体”就愈鲜明。具体而言,可分为王富仁代表的文化启蒙派、钱理群代表的精神启蒙派与汪晖代表的思想启蒙派。王富仁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与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承续了五四知识分子启蒙的热血,唤醒长久被压抑的个体,强调阐释主体的自主性,以启蒙思想重塑了鲁迅的“金身”,分别建构出“文化巨人”和“精神伟人”的鲁迅形象。王富仁的研究开启了新时期启蒙派对鲁迅的话语建构,颠覆了以阶级分析为纲,政治意义阐述为主体的研究系统,解构了鲁迅研究的“政治革命”母题,铺设了另一条“思想革命”的研究之路。钱理群的研究注重对鲁迅的“精神性主体”的解读,以此反观以自身为代表的20世纪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不过即使跨进新时期,在“左”的思维中成长的青年学者,依旧很难跳脱政治性语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与鲁迅思想三者的相互关联构成他们主要的学术背景,王富仁与钱理群这一时期的鲁迅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还印刻着“左”的教条主义,汪晖的《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跨越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吸取了外国文学理论,融会贯通于鲁迅研究中,摸索出鲁迅研究中的思想启蒙研究一脉,由个体生命体验探索鲁迅的精神结构,他阐释的“历史中间物”概念触及了民族现代意识觉醒中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标志着鲁迅形象由“文化巨人”向“思想巨人”的转变。
    二、“回到鲁迅那里去”——王富仁的鲁迅观
    政治上的思想解放运动带来了文化界的重整,几乎断裂的人文鲁迅传统开始艰难的重构工作,对凌驾于鲁迅研究之上的以“阶级论”为中心的官方话语的祛魅过程,是启蒙派呼唤五四精神回归,重返“人的文学”的必经路径,其中,鲁迅形象的重构就是关键一环。启蒙派企图摆脱新民主主义革命观对鲁迅研究长期的统摄作用,从思想文化分析的视角出发,构建出了典型的启蒙者的鲁迅形象。王富仁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一书,将通行了半个世纪的研究法则——“革命”巧妙置换为“思想革命”,率先开启了新时期启蒙派的鲁迅研究,将“思想革命”置于“政治革命”之前,强调《呐喊》与《彷徨》的思想价值,“它们首先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一系列问题是在这个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中被折射出来的” 。王富仁摒除了长期盘踞于鲁迅作品之上的政治革命纲领,强调还原鲁迅本身的精神结构,从鲁迅思想出发进入文本,以《呐喊》《彷徨》创作社会背景为依据,由此勾勒出《呐喊》《彷徨》的思想图式,正式拉开了新时期启蒙派的鲁迅研究。
    王富仁1983年在《中国现代文学丛刊》中发表了《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论〈呐喊〉〈彷徨〉的思想意义》,阐述了作品诞生的背景——五四时期,内忧外患的社会是鲁迅思想形成的重要背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让鲁迅彻底觉醒,只有从思想上根除封建糟粕,即改造中国人民的国民性才能改变旧中国的落后局面。王富仁认为,鲁迅的伟大之处在于,不是被动地承受时代对知识分子的要求,而是将外部历史内化,融入自己对时代的理解,由此形成了独特的鲁迅思想,这一思想的根本基点就是启蒙。他重申了鲁迅思想的独立性,凸显了鲁迅自身的主体性,描摹了一个启蒙的、敏锐的、思想自由的鲁迅形象。
    鲁迅思想中启蒙的闪光并不是王富仁最早发现的,早在1925年张定璜的《鲁迅先生》就注意到了:“读了他们,我们再读《狂人日记》时,我们就譬如从薄暗的古庙的灯明底下骤然走到夏日的炎光里来,我们由中世纪跨进了现代。”王富仁塑造的“启蒙者”鲁迅之所以长期以来被视为鲁迅研究长河中独一无二的鲁迅形象,是因为这个鲁迅形象是以“政治者”鲁迅为对立而存在的,由后者象征的革命、阶级斗争、文化新军的旗手的社会政治层面的意义为参照系,赋予了“启蒙”更复杂的现实文化意义,即与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改革开放政治政策契合的文化启蒙者。可以说,“王富仁的‘鲁迅’,是从中国政治革命与思想革命的分野上来界定的思想启蒙者的鲁迅”。体现在《狂人日记》的文本分析中,王富仁略过历年来学者们对狂人是真狂还是战士的讨论,从社会思想层面切入狂人形象,将《狂人日记》视作当时中国出现的现代民主观念意识与自古承袭的封建传统观念意识这两种迥异的观念意识发生对话的象征性表现,狂人是现代观念的载体,“在具有现代观念意识的人们的眼里,周围世界的状貌及其具体事物的状貌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色彩和格调”,所以才会出现狂人发疯的一系列行为。王富仁的这一发现,从文学层面的研究跨越到社会意识层面,指出《狂人日记》的本质是反封建思想、反封建伦理道德。从《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的主题分析,“反封建”是研究主题,“回到鲁迅”是研究方法,但这个“反封建”与五四学者们发起的文学革命不同,它是基于1970年代末的语境,针对极端十年对人性的压抑所提出的,同样“回到鲁迅那里去”也并不是“单纯的学术客观性的回归,而是具有功能性的知识实践”。
    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理论是王富仁的《狂人日记》研究中的闪光之处,“鲁迅否定脱离开个性主义的人道主义,同时也否定脱离开人道主义的个性主义” 。狂人身上的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思想被郑重地提出。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长期以来被视作与社会主义相逆反的资产阶级思想,鲁迅前期思想中的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与尼采的个性主义,多被视为消极思想,学者们大多将其归因于鲁迅这一时期并未受到先进的马列主义思想感召,而呈现出的思想的局限性。改革开放后,随着外国思潮的大量涌入,关于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问题引发了学界大范围的探讨,人性与阶级性、文学与人学、人道主义与异化等问题被屡屡提及。自1983年开始学界深入开展了对于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研究,重新探讨了个性主义在现今时代的意义。
    王富仁关于《狂人日记》的阐释,围绕对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的思考,延续了五四启蒙精神的血脉,令五四时期宣扬的个性解放、自由独立的人文传统精神复归,也让知识分子于现代中国的建设性意义被重新重视。在《狂人日记》中“狂人”最终“病愈”,走马上任封建集团官员,在以往研究中大多解读为知识分子的软弱,需要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和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精神支柱。王富仁认同狂人的选择是知识分子对现实的妥协,是封建社会残酷现实的缩影,但狂人的失败并不意味着他思想的溃败,魏连殳、吕纬甫这些知识分子的“逆转”,并不代表五四时期觉醒知识分子群体建构现代文明国家梦想的无意义,“首先觉醒的知识分子不断在精神产品中获取新的观念意识而后在现实的实际斗争中一批批被冷却,以其冷却后的积淀物转化为中国社会思想中的新质因素”。《狂人日记》中狂人的发疯和病愈都是历史长河中知识分子为国家、民族上下求索的真实写照,进入五四历史才能体会这些觉醒的知识分子无法摆脱悲剧结局的痛苦,以及为了国家大义凛然的悲凉心境,经历了极端十年的知识分子何尝不是这样的心境呢?“中国的历史注定要用中国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的悲剧筑起一道现代化的堤坝, 把传统的愚昧和专制挡在‘过去’的历史上。”因此,“回到鲁迅”不仅限于对鲁迅的解读,还涵盖了新时期知识分子自我探索的过程,阐释主体与被阐述文本如树木与树荫的关系,被重构的鲁迅形象包含了新时期以王富仁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自我重构的意图,可以说,通过建构启蒙鲁迅形象,重新将启蒙知识分子推向“文化巨人”的神坛,确证了新时期启蒙派知识分子的价值。
    然而王富仁的研究也从另一个方面佐证了,“回到鲁迅”是围绕一个提前预设的宏大主题进行铺陈,强调了鲁迅身上启蒙的一面,却有意忽视了鲁迅形象的其他面。汪晖肯定了王富仁研究对以政治意识形态衡量学术价值的针砭意义,但也论述到“回到鲁迅那里去”这个口号所包含的确定性,存在理论先行带来的弊端,“王富仁的体系中有一种对‘必然’‘规律’和‘本质’的偏好,这种思维方法把存在范畴和意识范畴的大量‘现象’作为‘偶然的’‘非本质的’东西搁置一旁”。与左翼以政治意识图解鲁迅思想对应,王富仁用思想文化意识图解鲁迅,遮蔽了鲁迅的本体,构筑了一套以启蒙为中心的模式化话语,这也是另一种形式上的教条主义。
    20世纪90年代以降,启蒙话语在市场经济冲击下,从主流话语转向多元文化思潮中的一脉,进入了学者们所说的“后启蒙”时代。这一概念既包含了对经典启蒙叙述的再反思,又试图借助启蒙的力量抵抗文学物化成商品、人文精神没落的状态。“文化启蒙派”的代表王富仁这时期发表了大量的鲁迅研究文章,依旧坚持从思想文化视角对鲁迅精神内核进行挖掘,力图通过鲁迅成为超越自身的具有实践性力量的阐释主体。他出版了《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等专著,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中提到了新时期的启蒙派研究,剖析了启蒙派研究中旧的权威话语的影响,反思自身启蒙思想的封闭性。由此出发,对《狂人日记》的研究呈现出“后启蒙”的思维。1992年发表的《〈狂人日记〉细读》一文,以细读的方式再次进入《狂人日记》的文本世界,从“‘狂人’意象”“《狂人日记》的艺术结构与意义结构”“《狂人日记》白话文本细读”“陌生化效果与高寒风格”四个方面深入探究作品的意义结构与思想内涵。
    长期以来,“狂人”被看作脱离鲁迅思想的独立的文学人物,王富仁也曾在《〈狂人日记〉细读》提出“狂人”其实是鲁迅主观意识的创造品,是精神叛逆者内在分裂出的另一个自我。在王富仁看来,这样的“狂人”算不上是文学形象,只是一个主观创造的意象。在狂人身上,蕴含了启蒙者反抗封建旧制度,却悲哀地发现自身也无法摆脱传统思想影响,最后只有绝望地向社会妥协。在此前提下,对于《狂人日记》存在的价值不过是反封建的斗争檄文的说法,王富仁是不赞同的。它是一篇小说,是鲁迅复杂内心的具象化,象征了20世纪启蒙知识分子的孤立处境与悲剧命运。《〈狂人日记〉细读》中对小说的艺术结构也进行了阐释,王富仁指出小说的艺术结构是由外在的艺术结构与内在的意义结构两条线索串联,外在的文本结构是疯子发疯到失望、病愈,内在的精神线索是觉醒者开始觉醒到失望,最终被异化。不同的是,前者的失望源于劝说的失败,后者的失望源于启蒙的失败,“病愈”就是觉醒者“被异化”的表象,双关的结构产生了陌生化的艺术效果,精神病患者的发疯过程充满夸张性、喜剧性,内在的精神叛逆者的思索过程却带有严肃性与理性内涵,喜剧与悲剧如此奇妙地融合于双轨制的小说文本中,使文本具有丰富的可阐述性。
    “海乙那”的意象分析是《〈狂人日记〉细读》的一大亮点。“海乙那”是除了“狂人”外文中另一大意象,它与狼、狗是同类,都以腐肉为生,腐肉对应的是被吃者的死亡,它们等待被吃者死亡后才靠近。反馈到封建社会中,“海乙那”就象征着封建旧秩序,它统领着文中与狂人对立的吃人者的精神意志,拥有“狮子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如果有违逆传统的“狂人”,周围的朋友邻居亲人都会围起来,把他困在封建旧传统中慢慢绞杀。不过这些“海乙那”们既想吃人又害怕被别人吃了,不似生存于海乙那中间的觉醒者“狂人”这般充满正气与勇敢。于是王富仁发出感慨“可怜的海乙那,可怜的海乙那!”王富仁对“海乙那”的解读,填补了以往《狂人日记》研究史的一个空白点,从意象的角度对《狂人日记》的反封建主题进行阐释,完善了“狂人”觉醒者的形象。可以发现,20世纪90年代王富仁的鲁迅研究回到了文本中,虽然依旧照耀着启蒙的光,但更贴近文本,不是将思想高悬于艺术分析上,将宏大的启蒙视野中孕育的“文化巨人”形象内在转换为更具大众知识分子气质的“文化守夜人”的鲁迅形象,这意味着以王富仁为代表的“文化启蒙派”开始审视知识分子内部,并从鲁迅身上获得新的完善自身的文化力量。
    三、钱理群的《狂人日记》解读及自我精神探索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文化启蒙派”王富仁的鲁迅研究依然刻着前一时期政治意识形态的印记,即鲁迅存在价值的首要性是民族楷模。无论是“文化巨人”“反封建斗士”还是“无产阶级革命者”“党外的布尔什维克”,都是从外部客观世界对鲁迅进行价值判定。那么作为“精神启蒙派”代表的钱理群的研究则开辟了新时期鲁迅研究的新视野——“向内转”,他沿着回归本体的路径探索鲁迅幽玄的内心世界,从“结果”转向“过程”,“注重过程,就是注重思想的辩证法,心灵的辩证法”。在历史的大背景下,循着鲁迅心灵自然的行程,深入鲁迅的精神世界,探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文明史,由此建构出独特的“精神伟人”的鲁迅形象。
    回顾20世纪80年代钱理群的鲁迅研究,《心灵的探寻》以《野草》为对象,探索鲁迅的“心灵辩证法”为目标,“回到鲁迅那里去”为研究方法,系统性阐述了鲁迅之为鲁迅的独特性,从集体话语转向个人体悟的鲁迅,书写“我之鲁迅观”,注重研究者的主体性,在此基础上,钱理群与鲁迅精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契合。“作为思想探索起端的《心灵的探寻》”呈现出新时期文化的鲜明色彩:解放思想,反思历史,其中关于《狂人日记》的解读带有深刻的内省意识。作为反封建的斗争檄文,《狂人日记》剥开了儒家的道德伪装,直抵封建宗法社会“吃人礼教”的核心,鼓舞着无数青年拿起投枪对抗这个吃人的社会。然而在一片战叫声中,钱理群却听到了异样的声音,即鲁迅内心的自我怀疑:“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就像是宣扬为正义而战的勇士在屠龙的一刻,惊恐地发现恶龙正是自己。鲁迅猛然发觉,他也曾领会过“吃人”的快感,不过未发现自己身上的恶,他所厌恶的“吃人者”就是自己。钱理群在鲁迅身上发现了深刻的怀疑精神,不但是对外界的怀疑,还是对自我的怀疑。
    “怀疑主义否定精神”就是钱理群建构的狂人形象的关键特点,对后来的《狂人日记》阐释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这与左翼话语系统中的狂人战士的形象相去甚远,后者目光坚定,决无软弱犹疑的一面;钱理群构建的狂人则是不断否定,否定几千年既定的社会准则,否定封建的纲常伦理,否定从传统中走来,无法剥离旧元素,无法完全融入现代文明的自我。“否定传统,首先要否定自我。开始是自我从历史的链条中游离出来,现在又回到了历史发展的链条中去。自我身上的崇高感丧失了,英雄主义光圈开始失色。”怀疑精神驱使鲁迅对世界保持着怀疑态度,他渴望黄金世界的到来,但对黄金世界的美好又持怀疑态度;他抨击封建旧文化,但在自己身上又发现了旧文化的可怕影子。同样,钱理群也在自身发现了旧文化深刻的奴性,以及无法摆脱这种驯化印痕的宿命。
    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知识分子自觉地与“五四”进行历史性同构,坚信苦难是一条通向光明未来的朝圣之路,但很快,知识界的精神向度就从浪漫的理想主义、高歌着“相信未来”的阶段进入了迷茫怀疑的时期。高扬的理想回归到残酷的现实,学者们开始反思启蒙,反思“五四”,启蒙建造的英雄神话开始褪色,《心灵的探寻》出版之际正值文学界低潮期。1986年之后,“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许多文学研究的期刊都停刊了,鲁迅研究也深受影响,文学界从新时期初期的鼎盛状态进入了低潮期。还沉浸在乌托邦理想世界的知识分子,面临着曾奉为精神指导的文学的挫败,不得不回归现实,经受苦难的痛苦回忆历历在目,自身的价值却不再被社会认可,信仰启蒙的知识分子们开始对理想世界产生了怀疑。《心灵的探寻》所建构的否定犹疑的鲁迅形象,正映射了这一时期启蒙知识分子犹疑彷徨的心境。
    《心灵的探寻》重点阐述了《狂人日记》中“救救孩子”这一情节,狂人呼喊着“救救孩子”,让他们去未来的黄金世界,却没有说“救救自己”,宁愿将自己作牺牲品献祭给旧历史,“‘自己’的责任仅仅在于‘陪着做一世的牺牲,完结四千年的旧账’,为历史、传统、后代而牺牲”。由此,牺牲精神,或者说“历史中间物”意识构成了“狂人”身上最强烈的气质。“中间物”一词是鲁迅在《写在〈坟〉后面》提出的,“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中间物”意味着一切都是流动的,不具有与世长存的永恒价值,且随时会被后来的新事物取代,湮没在历史尘埃中。鲁迅深谙身为“历史中间物”的命运,“无论是在20世纪古老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过渡历史纵坐标上,还是在由国别文化的封闭体系向世界文化开放体系过渡的历史横坐标上,鲁迅都处于‘历史中间物’的位置”。这是20世纪觉醒的先驱者的共同命运,也深刻影响了钱理群对生命的理解。他与鲁迅一样,处在两个时代交替期,也经历过人生的沉默期,体验过被社会放逐的滋味,怀疑自我存在的价值,否定现实既定的秩序,热切地憧憬着未来的“黄金世界”,可是多疑与不安感,对自身的耻感又将他们排除在未来世界之外,于是他们既回不到旧秩序中,又无法进入新世界,只能徘徊在无尽的暗夜中。钱理群也如鲁迅一般,并未沉湎于怀疑与否定的循环中。否定自我,在他看来也是另一种自我觉醒,他践行着鲁迅式的“于无所希望中得救”的精神,击碎了知识分子打造的英雄神话的偶像幻梦。借助这种精神,钱理群又从心底萌生出对现实与未来的新希望的期待,从理想王国回到现实生活,以“精神界战士”作为自身准则,投入到对社会文明的建设中去。
    “历史中间物”的意识就是内省精神,这是以往的《狂人日记》研究不曾深入探究的关键点。钱理群的《狂人日记》解读,篇幅虽然短,却抓住了“狂人”的怀疑精神与内省精神,直抵狂人思想的根本,还原了20世纪知识分子的心灵史,重构了“个人”“民族”与“人类”三位一体的鲁迅,在鲁迅研究领域中又树立一个典型的“精神伟人”式的鲁迅形象。容易忽略的是“精神伟人”与“文化巨人”,同样映射了研究者自身的英雄主义的自我幻象,是知识分子通过伤痛的集体记忆共同构建的英雄神话。启蒙知识者共同建构了一个关于鲁迅的“巨型话语”,苦难的历史不过是通往荣光未来的勋章,对光明未来的无限期待让他们忽视了从历史的伤痕中反思经验,忘却了反思自身思想的痼疾,当一切牺牲不过是牺牲,不会有任何历史价值,启蒙所构想的单纯美好的未来世界的蓝图也变成虚无缥缈的幻境。新世纪时,钱理群也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剖白:“这正是历经苦难的这一代人的精神特征:他们可以面对痛苦、矛盾、人生、人性的破碎与缺陷,但他们却不愿意承认这种破碎、不完美性,是存在本身具有的特性,他们宁愿把这一切‘不完美性’看作是偶然的,暂时的,而寄希望于‘未来’的某一时刻,在那里将达到缺陷的‘整合’(弥合),矛盾的消解,而进入‘至善至美’的和谐的‘绝对’存在。”
    1994年,钱理群、薛毅发表了《〈狂人日记〉细读》一文,与王富仁一样,从文本细读的角度重读《狂人日记》。许多学者注意到了文言文的“小序”与白话文正文的割裂,从形式的特别分析作品的艺术结构,钱理群却关注到文本中叙述者的不同:“余”与“我”。小序通过“余”这个叙述者讲述了作品的前因后果,小序是一种外部窥视的视角,从常人的世界对“狂人”进行否定性评判,显示出“狂人”与外界世界的绝对隔膜,隐含了“狂人”的最终宿命。钱理群认为这正是鲁迅安排的巧妙之处,“外在的文/白对立内化为小说文本之中小序与日记的对立关系,并经由叙述者‘余’/‘我’转化为常人世界/狂人世界的对立关系”。小序中常人否定着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则否定了常人,鲁迅站在更高一层的角度上注视着他们的世界,流露出虚无感与自嘲。钱理群指出,狂人之所以成为狂人,是由常人判定的,先有迫害力量,才有迫害狂,狂人的出现是常人世界崩坏的表现,所以《狂人日记》中小序与文本的分裂指向的其实是常人世界的分裂。对立是全文的核心,从小序到文本内部,甚至人物,场景无处不在。“小说由此成为一个分裂的文本,一个紧张的、充满着反向力量撕扯的文本。”《〈狂人日记〉细读》中还发现了黑夜与白天的对立,借助暗夜、月光,狂人发现了与白天迥然相异的世界,重新理解了常人看似稳定和谐却残酷阴暗的世界,醒悟到自身的可怕命运。在钱理群看来,“海乙那”是原始社会中野蛮人的动物本性,象征强者剥削弱小者的欲望。可悲的是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依然延续着这样的欲望,而且形成了吃人的“集体无意识”,这种欲望正是狂人所控诉的常人世界,是他“疯话”的核心。然而更可悲的是狂人发现自身与常人存在同一性,他同样被这种“集体无意识”控制,这似乎是无法逃脱的宿命,于是狂人发出了常人世界毁灭的预言。狂人的病愈让被狂人搅乱的常人世界回到原来的轨道,但却蕴含着更深的恐怖,“在感知者发现者复归于常人世界之后,就丧失了这种感知和发现能力”。没有觉醒者,没有呐喊者,一切恢复死寂的常态,这是民族的毁灭之路。钱理群延续了精神分析的角度,阐述狂人的内心世界,发现觉醒者的悲剧命运,把握到了《狂人日记》的精神内涵:先觉者的悲哀与封建旧社会可怖的“集体无意识”。
    世纪之交,钱理群的《狂人日记》阐述又出新论,围绕“吃人”意象发表了《说“食人”》一文,对中国历史上“吃人”的事实进行梳理,发现中华民族至今都未走出“食人”的时代。“求生性吃人”和“习得性吃人”在中国历史中屡见不鲜,背叛、效忠、复仇、战争、革命,轻易的一个理由便能要人性命,“一部‘五四’以后的中国思想文化史也就是中国知识分子互相残杀的历史”。及至今日,中国知识分子中杀戮的因子依旧存在,但是“文人的可恶之处还在于,作为历史的叙述者与研究者,他们常常有意无意地洗涤、抹煞历史的血腥气”。由一部《狂人日记》,钱理群揭开了用光明掩盖的历史阴暗面,以鲁迅的反抗绝望的精神毫不留情地剖开知识分子最黑暗的部分,将自我放在道德的审讯台上,真诚地面对自我心灵的炼狱。这份赤诚包含着大悲悯、大苦痛,但也蕴含着大欢喜,钱理群像狂人一般呐喊着、呼唤着人性的复归,这是他对身为知识分子一员的自我劣根性的剖析,也是对长久以来中国启蒙历史的思索。在《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一书中,钱理群将鲁迅放置于20世纪广阔的历史背景中,从跨文化的视域考察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精神与鲁迅精神世界的对照性关系,发掘出鲁迅隐藏的另一个“自我”。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营造的“黄金世界”是20世纪前期知识分子共同的思想背景,鲁迅却有哈姆雷特的怀疑精神,怀疑“黄金世界”存在新的黑暗,鲁迅的思想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自身存在哈姆雷特式的怀疑精神,明知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是幻想的美梦,但他依旧为此努力,与生命搏斗。在此基础上,钱理群触及了鲁迅形象的本原,80年代重构的“精神伟人”鲁迅升华为了“思想者”鲁迅,还原了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裂变史,也建构出了自我的信仰,也就是鲁迅在沉默期形成的人生哲学——反抗绝望,这与思想启蒙派中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汪晖的鲁迅研究理念相通。
    四、汪晖的阐释与“中间物”概念的解读
    从八十年代的启蒙时代进入九十年代后启蒙时代,“人文鲁迅传统”度过了与“官方话语”的蜜月期,面临商品市场经济的挑战,大众话语系统冲击着鲁迅研究,对启蒙与精神层面的需求已经无法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从‘国家意识’到‘民族意识’再到‘人的意识’,是现代性追求的具体表达。”“现代性作为核心叙事话语,同时便意味着它具有了普遍的意义。一方面,它成了凝聚民族向心力的共同关怀,可以以此来呼唤民众,可以建立起健康自信的主体意识;另一方面,对知识分子来说,可以找到一个生存的支点,一个可以依托的精神资源。”进入“后启蒙”时代,现代性带来的弊端也开始浮现,由此失去了初现时的魔力,现代性已经成为反思的对象,带领民众追逐现代性的知识分子无可避免地从启蒙者的神坛落下。汪晖的《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后面简称《反抗绝望》)正是这一时期迷惘,却又对文学保持坚定信仰的启蒙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该书写于1986至1987年,是汪晖的博士论文,他自己评价这部作品是他学术生涯的起点,集中体现了汪晖的鲁迅观与人生哲学的探索,具有形而上的意味。
    汪晖是鲁迅研究中思想启蒙派的代表,王富仁在《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中将其定义为“人生哲学派”,他们从中外思想史的背景出发,“在西方的理性传统和非理性传统间论述鲁迅精神结构中的矛盾因素” 。在“人生哲学派”看来,作为个体的鲁迅的精神特征与中国现代文化整体的精神文明存在深刻的共通性,鲁迅之于中国现代思想史的意义就在于他独特的主体性力量——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怀着悲悯透彻的大无畏精神,即“反抗绝望”,探讨鲁迅的认识哲学,进而发现其与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的关联,与尼采、克尔凯郭尔、安德莱夫与斯蒂那的关联。《反抗绝望》一书的核心理念就是鲁迅作品的“历史中间物”的意识与“‘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中间物”这一概念并不是汪晖首次发现,但他丰富了这一概念。在汪晖看来,“历史中间物”表示的不单纯是鲁迅在新旧时代过渡横坐标与中外文化冲击纵坐标上的历史地位,而是作为历史过渡期的知识分子鲁迅了解自身存在的矛盾性、悖论性和过渡性,以此把握世界的方式。“‘历史中间物’意识含蕴着一种无可奈何的‘绝望’和悲剧意识,另一方面,恰恰是对‘绝望’的洞悉,使鲁迅获得了‘反抗绝望’的勇气和人生哲学。”鲁迅以“中间物”形容自己,体现了一种自我内省,蕴含着复杂的情绪体验,对历史无限发展的客观事实的认同与新旧时代交织中的知识分子终其一生与自我搏斗的无力感。
    《反抗绝望》一书从“历史中间物”的角度对《狂人日记》进行阐释,指出狂人是鲁迅作品中“历史中间物”的典型形象,这类人物具有三个精神特征:首先是“强烈的悲剧感相伴随的自我反观和自我否定”。狂人在觉醒后试图挣脱封建道德礼教时,却痛苦地发现自己也是有着四千年吃人履历的“吃人者”的一员,他不过是站在传统中的反传统,于是狂人由个体的自觉转换成了罪的自觉,产生出无法摆脱的宿命感与悲剧情绪,狂人身上背负着20世纪由近代进入现代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特有的“负罪感”。汪晖认为,《狂人日记》中的“吃人”意象不是真正吃人的肉体,而是让人失去独立意识,被“集体无意识”所驯化,所以作品的意义不仅在于暴露了封建旧礼教吃人的黑暗性,更在于发现了“人”的觉醒,以及从独立的“人”的思想出发举起的思想革命旗帜。“历史中间物”的第二个精神特征是“对‘死’(代表着过去、绝望和衰亡的世界)和‘生’(代表着未来、希望和觉醒的世界)的人生命题的关注”。汪晖指出,当狂人从“被吃者”的视角出发观察生者的领域,就从“死”的世界中迸发出“生”的渴望,但当他从“生”的期盼出发,又在光明中发现了黑暗的阴影,嗅到了自己身上曾吃过人的血腥气。“罪”与“绝望”形成了鲁迅世界的精神体系:一方面,由觉醒产生的希望发现自身的“罪”,让狂人跌入绝望的境地,所有的希望倏忽间幻灭了,一切都是虚妄;另一方面,这种赎罪感又成为了狂人“反抗绝望”的内在动力,于是狂人才会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一切都是从“死的恐怖基点展开”,由死地迸发出的生的斗争让狂人具有了“反抗绝望”的精神。第三个精神特征是进化的历史观,否定一切,狂人是悲观的乐观主义者,交织着对自我的否定与对未来世界的渴盼,但是对绝望的否定并不表示对希望的肯定,与其说是希望,毋宁说是绝望形成了《狂人日记》创作的动力,鲁迅只相信“路的哲学”,“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光明与黑暗、生与死、希望与绝望这类悖论式的命题正是这样构成了《狂人日记》的主题。
    汪晖从精神体验角度对狂人形象进行了透彻的解读,观照到鲁迅精神世界的矛盾,极力摒弃以往政治的、革命的鲁迅形象,甚至区别于前一阶段启蒙派们的主张。1988年汪晖发表的《历史的“中间物”与鲁迅小说的精神特征》以王富仁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为靶向,直指“镜子”模式依然处于政治意识形态的阴影之下,忽视了鲁迅丰富的精神世界。对同属于精神文化领域探索鲁迅心灵世界的“精神启蒙派”,汪晖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建构的“精神伟人”形象存在“内在的神圣性”与“自我崇高感”。“精神启蒙派”的鲁迅研究面向的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史,是知识分子内部的反刍。汪晖对《狂人日记》的解读首先吸收了前人的经验,延续启蒙派理念,拒绝各种附加于研究之上的政治意识形态或现实理论框架,通过考察鲁迅的精神主体去研究小说,挖掘出属于鲁迅这一代知识分子深刻的“历史中间物”意识,同时意识到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在此基础上,汪晖重构了一个具有“反抗绝望”精神的“思想者”鲁迅形象,透视了历史进程中作为“历史中间物”的知识分子希望与绝望纠缠的痛苦心境,宣告了英雄式启蒙话语的终结。《反抗绝望》作为鲁迅研究史上的重要著作,标志着鲁迅研究从集体鲁迅走向了个体鲁迅,显示出属于青年一代启蒙派的鲁迅研究的开拓性与思辨性。
    汪晖的《狂人日记》阐释中最突出的价值在于思考狂人与现代性,从狂人形象走向了对中国整体思想的探索。他解读的“历史中间物”概念,核心思想在“罪”的意识,即人无法摆脱的“罪感”,以及随之而来的赎罪意识,具有宗教意义的“自我救赎”,以及深层次的反现代的现代性,这都体现了鲁迅具备现代意义上的人的自觉。汪晖对鲁迅的定位是“一个反启蒙主义的启蒙者、一个反世界主义的国际主义者、一个反民族主义却捍卫民族文化的人物,一个‘反现代的现代人物’” 。狂人身上体现出的二元对立矛盾显示出了鲁迅对启蒙的怀疑态度,也隐含了阐述者汪晖对80年代启蒙与现代性的怀疑,“五四”的启蒙借鉴了西方的文化启蒙运动,80年代启蒙的蓝图从文化思想到社会制度也参照了西方世界。可以说,“五四”面临的民族化与现代化的问题,萦绕在整个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以启蒙为武器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渴慕着西方先进的文明,另一方面又由于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无法割裂与传统文化的血缘纽带,对西方文化代表的现代化产生深刻的质疑,所以才会在历史与价值间徘徊,显示出二律背反式的心态。“汪晖的‘鲁迅问题’与‘中国问题’之间始终存在深刻的互文关系,或者毋宁说‘鲁迅问题’为‘中国问题’提供了一个思想坐标系。”《反抗绝望》中汪晖所塑造的重构鲁迅,是启蒙转向现代的过渡期,知识分子从个体生命立场上建构自我意识的一种形式,复杂的充满悖论的“历史中间物”隐喻了青年一代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是以汪晖为代表的“思想启蒙派”对现代性思考的参照物。进一步来说,思想启蒙派是新时期启蒙派鲁迅研究的集大成者,却也意味着启蒙派的分流,90年代汪晖转向思想史的研究也能体现这一趋势。
    结 语
    在《狂人日记》百年阐述史中,长期以来以左翼话语与启蒙话语为主,以毛泽东、瞿秋白奠定的左翼鲁迅叙述传统,经由冯雪峰、胡风、周扬等学者补充论述形成了《狂人日记》的正统经典阐释——政治革命研究体系,围绕文本的反帝反封建阶级论价值展开论述。由李长之开创的人生-艺术派则从艺术价值方面研究《狂人日记》,将作品拉回到艺术领域中。50年代孙伏园的解读注意到了《狂人日记》中的“人性”,为学者们探究鲁迅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一条可行之路。80年代,在再启蒙思潮下人文鲁迅传统复苏,出现了“重回鲁迅”的文学潮流,《狂人日记》的阐述也回到了文学的本身。王富仁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与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颠覆了长期以来左翼话语建构的《狂人日记》的政治性主题,将文本纳入了文化启蒙的视域中解读,对小说的结构形式、思想内涵都进行了再解读,塑造了精神文化巨人式的鲁迅形象。思想启蒙派的代表汪晖所著的《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将文本放置于现代性框架中解读“历史中间物”的概念,发现了鲁迅思想中反现代的现代性的悖论,揭示了这一代知识分子深层的精神困境,汪晖的研究也标志着启蒙的分流,从集体走向个人研究。启蒙派的研究在探讨文本时伴随着深刻的内省意识,在剖析鲁迅的精神结构时从鲁迅身上获得了建构自身的文化力量。
    如福柯所说,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纵观百年《狂人日记》阐述史,其中交缠着政治、文化与百年间知识分子的思想精神变迁,是知识分子的自我建构的一面镜子,文本在阐释与再阐释中建构了属于时代的话语结构,融汇了学者们的人生体验,在此意义上,《狂人日记》阐释史可以说是一部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寓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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