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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内迁长汀的厦门大学

http://www.newdu.com 2021-08-13 北京晚报 陈满意 参加讨论

    关键词:学人读旧 厦门大学
    
    1937年厦大私立改国立,萨本栋校长(前排左三)与私立厦大校长林文庆(前排左四)等在移交仪式上合影
    
    萨本栋
    
    当时长汀县城全景
    抗战期间,为了保住民族文化和教育人才,东北、华北及长江中下游沦陷区的诸多高等院校大规模内迁至西部各地。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迁至昆明组建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同济大学迁到李庄,武汉大学西迁乐山,东北大学迁至四川三台县,而地处东南的福建长汀,也有一所迁移到此的大学,继续着文化的事业。那就是厦门大学。由此,它成为距离抗战前线最近的一所大学。时任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说:“我们必须要有一所中国的大学,屹立在敌人的面前!”
    一、日军炮火轰炸学校被迫搬迁
    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由于企业破产,厦门大学办学经费难以为继,便决定将厦门大学无偿捐献给国家。1937年7月1日,私立厦门大学正式被南京国民政府接管,改名国立厦门大学。
    7月6日,正在清华任教的著名机电专家、物理学家萨本栋被正式任命为厦门大学校长。时年35岁的他,成为全国最年轻的校长。萨本栋离开清华时,身边的很多朋友都不理解。他的好友吴有训就说:“当时我很奇怪,为什么他会去做校长,他对我说,‘我是福建人,陈嘉庚先生为我父亲好友,我去任厦大校长,或可使厦大能更有发展,而且清华学生中人才辈出,我们应当慢慢退出,让他们来补充’。”第二天,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7月26日,萨本栋正式接掌厦门大学。9月3日,厦大生物楼被日军的炮弹摧毁,迁校计划被提上日程。萨本栋认为祖国东南半壁的高等教育仍需维持,便决定将厦大内迁到闽、粤、赣交界的山城长汀。10月间,萨本栋去福州找时任省主席的陈仪商量,陈仪决定省政府拨给厦门大学的迁校经费5000元。
    长汀(古称“汀州”)位于福建西部,武夷山脉南麓,南与广东近邻,西与江西接壤,为闽粤赣三省的古道枢纽和边陲要冲,位于崇山峻岭间,号称福建西大门。汉代置县,唐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建汀州,成为福建五大州之一。自盛唐到清末,长汀均为州、郡、路、府的治所,史称“阛阓繁阜,不减江、浙、中州”。
    《八闽揽胜记》一文介绍长汀时称:“长汀为旧汀州府首邑,府治在焉,城垣修广,甲于闽西,自闽侯省垣外殆无其匹。”何敏先在《闽西的门户——长汀》一文中说:“(长汀)在山谷斗绝之地,西邻赣、吉,南接潮、梅,整个县的面积,东西广一百四十里,南北共袤二百零十里。”水路交通上有鄞江(汀江)干流与支流,纵横贯通于全县各区,流经上杭到达广东汕头入海,陆路则由连汀公路、汀瑞公路,可达连城、永安、龙岩、漳州、瑞金、赣州等地。
    汀州是一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历史上,客家人从中原迁徙到这里,在此扎根,与当地的少数民族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历史文化。在漫长的客家人迁徙的历史长河里,汀州作为第一个府治行政机关而存在,也是客家文化的发源地,所以被海内外客家人称为客家首府。
    当时长汀盛产纸和木材,1942年秋末,李约瑟到达长汀,他看到当时厦大教授用长汀出产的纸制作图标和对数坐标,盛赞这种纸“是福建人创造天才的一个例子”,并为这种纸“很少外销到腹地各省”而惋惜。来自新西兰著名社会活动家路易·艾黎留下了“中国有两个最美丽的小城,一个是湖南的凤凰,一个是福建的长汀”的赞誉,让古城长汀走出大山,名扬四海。
    厦大选址长汀与时任教务长兼文学院长的周辨明有很大关系。周辨明(1891-1984)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早年生活在鼓浪屿,191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随后在清华大学任英文教师。1921年受聘到厦大执教,历任文学院院长、教务处处长、新生院院长兼外语系主任。
    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委托周辨明去长汀联系选址。周辨明的父亲周之德早年在长汀一带传教,建立了良好的人脉根基,而教会的一些建筑还保存完好,可以用来做校舍,长汀很快被选定为厦大内迁的校址。
    从厦门到长汀行程800里,有关山阻隔,要渡过鹭江、九龙江及十几条溪流,越过崇山峻岭。1937年12月20日,厦门大学正式停课,经过三天的整装,24日开始向长汀进发。
    首先,厦大的图书、仪器、标本等物资,陆续从鼓浪屿水运到漳州,再搬上岸运到漳州崇正中学校舍暂放,过后再运到漳州旧桥,装上平底船,沿着九龙江西溪运到水潮(今南靖金山),再用卡车运到长汀。其次,师生也是到漳州崇正中学中转,漳州校友承担了师生的食宿接待任务。
    厦大239名学生,83名教职员工肩扛、手提行李和书籍,跨海渡江、跋山涉水走了整整23天才到达长汀。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师生员工全部安全到达,于1938年1月17日在长汀复课。所有图书、仪器设备也赶在1938年厦门沦陷之前移出。当时厦门大学的办学经费只有二十万元,在国立各大学中倒数第二,仅比东北大学稍多一点。
    二、以清华的标准来办厦大
    萨本栋接掌厦门大学前夕,曾告诉美国的友人,“想把这福建的唯一大学奠立个雄厚的基础”,而且制订了详细的计划。萨本栋的妻子黄淑慎曾经说,丈夫是“以他在清华的标准来办厦大和教课的”,他努力把清华的一些好的传统,移植到厦大。萨本栋坚持了清华的一贯做法:聘请学有专长的人任教,长汀时期绝大多数教授来自清华。动员这些大名鼎鼎的教授到长汀去,难度可想而知,萨本栋花费了不少脑筋。他宁可自己住在普通的宿舍里,也要把租来的饭店和新盖的楼房让给教授们住。
    萨本栋身为校长,在那个纷乱的时期,校务已十分繁忙,可是他始终坚持为学生授课,最多的一学期开设了5门课,每周都超过20个课时,是所有教师中课时最多的。石惠霞女士在所著《萨本栋传》中说:“由于师资匮乏,萨本栋被称为‘O型’代课者,缺什么课的教师,他就代上什么课,同时他也是‘万能输血者’,什么行政岗位缺人,他就亲自兼任。”萨本栋曾先后兼任过文学院院长、训导主任等职。厦大教授郑朝宗曾说:“萨先生精力过人,他当校长还兼管各种杂务,新建筑的蓝图是他设计的,兴建时也由他亲自监工。”校园里有很多鲜花,萨本栋给每盆花编上号,早晨在校园里走一圈,哪盆花该浇水了,他都会及时把编号告诉花匠。
    萨本栋的堂弟萨师煊曾说:“他在厦门大学当了7年校长,除初去时带了一个亲戚当秘书外,没有再引用我们家里一个亲人。在招生上,他也是坚持原则,不徇私情。我们家中有几个堂弟、妹多次投考厦门大学,因分数不够,照样未被录取。”据说,当时驻长汀的国民党某军军长亲自登门找他,要求让其儿子免试入学。萨本栋委婉拒绝,表示欢迎他的儿子通过考试录取后进厦门大学学习。国民党海军某部司令也曾写信给他,以其儿子能录取入学为条件,愿将所属造船厂的机械设备送给厦门大学。萨本栋指着这位“慷慨”将军的信对学校其他领导和教师们说,绝不能拿学校的规章制度做交易。
    当时学校规定,教职员不能搞裙带关系,不能安插自己的亲属到学校里工作,当时女生很需要体育指导员,萨本栋的夫人黄淑慎就去当义务指导,她本是体育健将、标枪名手,也做过体育教师,但为了避嫌她没有领取薪俸及任何津贴。尽管如此,她上体育课依然非常认真,且十分关心女生的健康和生活,几年如一日。
    1942年10月,施蛰存的好友、曾任教于清华大学,与朱自清合称“清华双清”的浦江清由沪赴滇,西行昆明到西南联大任教,途经长汀。施蛰存带着浦江清参观了厦大图书馆,浦江清看到此时的厦大图书馆藏书甚多,“西文书,凡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医学、生物皆富,物理、化学、数学书亦可,而关于中国文学之书籍亦多,出意料之外。据云语言、文学为林语堂,生物为林惠祥所购,故有底子。人类学书亦富。中文则丛书甚多,地方志亦不少,顾颉刚所购,金文亦不少。又有德文书不少,自歌德以下至托麦斯·曼均有全集。尼采、叔本华全集英、德文皆有。亚里士多德有最新之英译本。”
    
    萨本栋在炸毁的校舍前
    
    1940年11月,陈嘉庚(右)与萨本栋(左)合影于长汀
    三、大师云集:施蛰存、林庚都曾在此任教
    萨本栋竭力招聘优秀师资,充实教师队伍,1941年厦大51名教授中,有47名来自清华大学。那是个大师云集长汀的时代,不少专家学者、博学鸿儒都曾执教厦大讲坛,经济学家王亚南、黄开禄,物理化学家傅鹰、蔡镏生、谢玉铭,作家和翻译家施蛰存,诗人和文学史家林庚,数学家方德植,还有知名教授黄中、朱家炘、张稼益、叶蕴理、李笠、余謇、吴士栋、李培囿、张文昌……名师云集,星光熠熠。名师大家深入教学一线,为学生授课。
    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施蛰存应萨本栋之邀任厦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薪水二百八十元。1941年7月,施蛰存到了长汀。刚到长汀的第三天就到南寨去散步,从此喜欢上了南寨。南寨是长汀郊外的一个大树林,自从厦门大学迁到长汀之后,那里成了一个公园。施蛰存在《栗和柿》一文中写道:“我到这个小县城里的第三天,就成为日常到那里去散步的许多人中间之一了。也许,现在我已成为去的最勤的一个了。”
    1943年,施蛰存从长汀饭店临时住所搬迁到北山山麓新建成的宿舍,北山原名龙山,因位于长汀的北部而被称为北山。山上花草繁茂,风景宜人,山高三百余米,山顶有高僧住持北极阁。登高远眺,则汀江如带,东西塔山如砺,使人不禁精神振奋。北山有百余株枫树,无数的杜鹃。春天满山花朵,笑脸迎人;秋来枫叶如火,灿烂夺目。不少教授都是在北山山麓的宿舍里完成了著作。
    施蛰存的宿舍含有三间,书房开窗即见使人心旷神怡的北山。因每天面对北山备课或治学,心中颇为恬适。因此施蛰存将书房命名为“北山楼”。其后,施蛰存虽然移居多处,又返回上海,但书房名是一以贯之,从中年一直使用到晚年,长达60多年。即使是“文革”时期,也仅仅把“楼”改为“板屋”,仍冠以“北山”,“北山”也是他最常用的笔名或者书名,如《北山四窗》《北山散文集》《北山楼诗》等,以怀念在长汀时,居住在北山脚下,与北山美景晨夕相伴,难以忘怀的生活。
    上课之余,施蛰存曾搜集碑拓,遇到喜爱的就以自己微薄的薪水节衣缩食而购得。此外还留意乡邦文物,他对长汀客家人在宋明时期留存下来的民居、土楼、围屋甚至青砖青瓦、镂空雕刻都非常感兴趣。施蛰存还经常与同事、学生一起到附近的山川、寺庙等景点踏青、旅游。学生欧阳怀岳曾跟着他和李笠、龚达清等先生一起十一人浩浩荡荡到通清岩、石燕岩等地游玩,登顶后,施蛰存还特意绕高岩一周,而李笠、龚达清两位教授则在山顶伸展拳脚,龚达清还自云力能生风。
    一日,施蛰存在授课后闲步市集,遇有虎肉出售,便购得一脔,煮熟后盛了一碗送给李笠品尝,并附《汀州市上得虎肉自烹之以一脔饷李雁晴媵以小诗》:“乙威遽失葭中势,九沸翻成席上珍。遣与一脔堪左胾,槐斋食谱门尖新。”
    过一日,李笠回赠一诗以谢,《蛰存词长馈虎肉诗以谢之》:
    “腥风昨夜袭行厨,别馆惊逢席上腴。理疾但教尝一脔,(余患胃疾,屡思食虎肉,未果。)假威谁复问群孤。斑摧匕箸欢扪腹,色变笑谈怕捋须。多谢愚山相馈赠,助吾诗思益吾迂。”
    中学毕业的经史专家李笠在1941年秋再度回到位于长汀的厦门大学执教,并任中国文学系主任。学生欧阳怀岳在1942年第1期《赣友》发表的《关于厦大文学院》一文中写到李笠时说:“李先生曾历任中州、武汉、中山等大学文学系教授、主任,及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主任等职,著有《史记订补》等书,并任本校教授。最近始由中山大学来汀,现所开课为文字学、尚书训诂学。当李先生尚仆仆旅途中时也,吾人几昕夕延应以守之。”
    沈建中为施蛰存编辑《北山谈艺录续编》的时候,施先生特地拿出李笠《蛰存词长馈虎肉诗以谢之》一诗手稿,交代要收在书中。他在《忆雁公赠诗》中说:“雁公为一代学问家,老人辞世已多年,如今却鲜为青年学人所提及,故检出雁公昔年赠余墨迹,重温旧谊,并供刊布,聊表怀念之忱。”
    现代诗人、古代文学学者、文学史家林庚当时也在厦大任教,一位1946年级的厦大电机系学生这样写道:“在长汀学习过的校友,大多都会记得林庚教授。高大的身躯,白皙的面孔,稍胖一些,常穿着长衫,一副斯文的神情,但也常活跃在篮球场上,打前锋的,常常表演出沿底线过人突破,完全变了另一个人似的。”
    林庚在厦大主要讲授“中国文学史”、“历代诗选”和“新诗习作”等课程。曾帮助爱好新诗的同学们组织了一个“少年诗社”。该社印有精美的诗笺,诗笺簿的扉页上醒目地印着林先生题写的“白骑少年近日归”七个刚劲有力的字。“白骑”是林庚少年时常用的笔名。在厦大的这段时间里,由于林庚先生把主要精力用在教学与科研上,写诗“成了业余的生活”,但他也未曾中断自己的诗歌创作,他说他开《新诗习作》课程,“也是为了争取更多的写诗条件”。这阶段写的诗歌,除了发表在《文艺先锋》和《巨图》两个副刊之外,据林庚先生在《〈林庚诗选〉后记》中说,有一些诗稿交给了当时的厦大学生后来的“九叶”诗人杜运燮从长汀带到昆明。
    在这期间,林庚最重要的成果自然是那部充满创造性和个人特色的《中国文学史》。这部文学史是他给学生上课的教材,1941年曾由厦大出版组以油印本装订成书。
    
    1944年,施蛰存与长子在长汀
    四、终于办成“加尔各答以东第一大学”
    当时的长汀并不是一方净土,时常遭到敌机的轰炸。据《申报》报道,到1940年9月,厦大建成防空洞十三所,可容纳1300人左右,除供全校学生和教职员工使用外,还可容纳部分附近的居民。1942级的校友李俊贤曾撰文说:“警报响了,同学们都钻进防空洞里去,但我们总看见他在洞外巡逻,如果有人以为飞机还未来便爬上半山游玩,他是立刻就骂起来的。同学们读书成绩不好,他是绝不骂的,但这时候无论对谁一点也不留情。”其实,这种骂,何尝不是萨本栋对学生关爱的一种体现。为了躲避日军的轰炸,有一段时间,厦大把上午上课时间改为六点到十点,下午上课时间改为四点到七点。
    当警报响起时 ,大 家都往防空洞跑。施蛰存说:“为了躲避敌机轰炸 ,全 校师生一起在山脚下打 洞 ,挖空洞。校舍在山下 ,每 逢空袭警报一 响 ,中文系师生群趋山上苍玉洞,踞岩穴间,议论上下古今,我有时带着书看。”
    厦大迁到长汀后选址专署旧址,除厦门大学外,当时福建省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也迁入,当时长汀还有省立长汀中学、长汀县立中学以及侨民师范、省立高级工业学校等,其他机关、部队、银行、商店都先后涌入长汀,一时长汀城关人口剧增到10万人左右。“和福建各县比较起来,长汀可以骄傲地说是一座文化城”(录黄希尧《抗战后方的长汀》语),气象为之一新。
    厦大师生初到长汀时,“初来时街市萧条,尽是一片荒凉景色,令人有避地桃源之感。可是厦大来后的两年多,面目就大非旧观了”(引自浩雄《国立厦门大学在长汀》)。当时的长汀成了战区的大后方,又因处于闽赣交通要道,所以到的人多,经过的人也多。当时的长汀有大学、中学六所,十五所普小,此外还有六十个战时民众夜校,书局七家,民治日报、中南日报报馆两家。由于学校和沿海一带疏散的工人迁入,长汀城“更见百倍繁荣”。当时的媒体称:“可是长汀城像井水一样的静穆,人口多,但没有一点战时的观感,除非‘放警报’以外,城里是难得有紧张的空气,欢乐的事情也只有迎神和赛会时才撩起一股兴儿”。这些都使长汀一改教育落后的面貌,一时间读书上学蔚成风气,偏僻的山村也出了不少大学生,影响至为深远。
    当时的长汀还吸引了诸多的国际人士的关注,英国驻华大使馆文化联络员蒲乐道、秘书盖治及英国皇家空军上校奥克斯福特等都先后到厦大参观。
    厦大在长汀几年中教学质量很快提高,声誉日渐上升。在1940年和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举行的全国大专以上学生的学业竞赛中,厦门大学参赛学生连续两届蝉联全国第一,国民政府教育部全国通令嘉奖。当时的厦大被称为屹立在粤汉线以东,浙赣线以南唯一的一所最高学府。厦门大学在长汀坚持办学八年,是厦门大学教育事业发展壮大的八年:在校学生至1945年增加至1044人,院系由原来的3院9系发展到4院15系。
    美国地理学家葛德石1944年访问长汀厦大后,对厦大的办学极为赞扬,认为“厦大为加尔各答以东第一大学”。厦门大学在国内和国际上获得了自己应有的地位和声誉,实现了“南方之强”的理想。
    陈嘉庚对迁到长汀的厦门大学也是念念不忘。1940年11月9日,陈嘉庚带领南侨慰劳团回国慰问时,曾专门去长汀视察,对厦大师生的生活给予了肯定。他在《南侨回忆录》中说:“厦门大学自七七启衅后,已知厦门危险,准备他迁,及‘八一三’上海开战后,即将重要图书仪器,及理化各物装妥箱内,移存鼓浪屿。及全校移往长汀,则陆续运往,尚有一部分未运去,比之他省诸大学迁移,书物有丧失殆尽者则为幸多矣,虽各器物未能完备,且战后又艰于添置,然比其他诸大学可无逊色,校舍系将旧有寺庙,草率添建权用,尚幸略可维持,近处空地颇广,拟再扩充学生,及增加他科。其时,学生六百余名,来学期拟添办电工科,至各种毕业生,多有出路,未毕业之前,多省已来聘定。”毕业生在未毕业之前,已被多省聘定,这是对厦门大学办学成功的肯定和莫大的支持。
    萨本栋在1942年就曾提出过辞职,想专心著述,但由于厦大师生和各界的极力挽留,萨本栋最终没有离开。直到1944年萨本栋才真正离开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与闽西的一座小城长汀在抗战烽火中炼就了一段不朽情缘。厦门大学在长汀的8年间培养出了国家科学院和国家工程院院士15人、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1人、大学校长6人,海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教授、企业家数百人。山城长汀成了很多学子念念不忘的第二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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