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传统节日，包括少数民族节日，对于维护民族团结和促进国家统一有着重要意义。经年累月的发展之中，节日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符号与传播系统，影响着国人的认知。正如李松等人认为，节日就像布尔迪厄所说的“场域”，里面充满着竞争规则，是对一种“共同体”感受的营造，最终，这种感受变成一种“惯习”。在四川大寨苗乡“踩山节”的民族志研究基础上，探讨如何通过少数民族节日仪式传播实现国家认同建构，体现了鲜活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节日传播中的“共同体”建构 美国学者詹姆斯·凯瑞在《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中提出“传播仪式观”。他认为：“传播是共享文化的过程，社会成员通过分享共同的价值或观念聚集在一起，共享某种神圣的宗教仪式，因而传播得以建构并维护一个秩序的、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可见，共同的价值或观念，是促成节日“场域”中仪式共享的重要前提。 大寨苗乡“踩山节”在农历正月十三至十五举办，每年吸引川渝黔区域2万余名苗汉同胞参与。“踩山节”最隆重的“祭花杆”仪式与节日本身，便是通过一系列符号将苗汉同胞维系在一起，传达了“民族一家亲”的国家共同体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正是本文讨论的国家认同。有学者认为，国家认同是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哪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的心灵性活动。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认知感受，但这种感受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后天发展之中建构起来的。因此，吴玉军表示，“国家认同感的建构就是一个创造符号、解释符号、革新符号、运用符号和使符号‘物化’的过程”。这种认同建构有如下具体特征。 首先，突破身份限制，通过互动仪式营造具有共通意义的空间符号。作为苗族特有的节日，其中“祭花杆”仪式参与者一般都限制在苗族同胞内部。但是，根据笔者亲身体验，在仪式最后部分，非苗族同胞也可参与互动，如蒙眼击鼓、打糍粑、跳竹竿舞、换腰带、义卖蝴蝶香囊等。在节日仪式的狂欢中，不同民族同胞共同享有互为联系的意义空间与地理空间，由仪式程序、空间符号等组成的传播体系完成认同建构。 其次，共享历史符号，塑造集体记忆。根据安德森的理论，民族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在祭祀仪式、历史传说等共同作用下，激发起苗族融入汉族、苗汉同胞同源的历史感，形成记忆的连续体。苗族尊奉蚩尤为祖先，“踩山节”为纪念蚩尤而设，形成了苗族同胞的集体记忆基础。在共有的记忆之中，形成区别于“他者”的边界，共享中华文化，不断增进对国家的认同。 仪式互动中的国家认同 在富有仪式感的活动展开中，实现国家认同，有多个路径。 其一，国家“在场”，此为认同的基石。“踩山节”是川渝黔地区苗族的传统节日，也是苗族同胞一年中最为隆重的节日，堪比春节。在长期的传承发展中，逐渐形成由祭祀、歌舞表演、游戏和相亲等组成的特色传统，成为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节日“场域”中，国家的在场给少数民族节日增添了新的变化，形成新的节日传统与符号，如增加踩山庆典、推荐会、歌舞改编等。 20世纪80年代踩山节恢复举办以来，其发展经过了苗族自办向政府主办的变化过程。前者是苗族同胞自发形成的，后者则由政府机构主导传播。但这种国家“在场”，并不是由政府单方面的“植入”，而是在少数民族需要的基础上“共建”的一种结果，以保证实现正面积极的国家认同效果。正如高丙中认为，民间的仪式中会积极主动纳入国家符号，而国家也在有效地征用这些仪式，在国家与社会的仪式互动中，国家符号的传播实际上是一种“治理”的演练过程。节日中的国家在场，对国家认同的建构作用十分明显，对少数民族同胞的国家认同产生了积极正面影响。 其二，舆论领袖，是认同的中介性互动。在国家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互动过程中，还需要必要的舆论领袖，以弥合认同的中介性互动功能。根据笔者考察发现，大寨苗乡的苗族同胞呈现“小聚居、大杂居”的特点，面对乡村社会行政力量薄弱的状况，为确保节日盛会顺利开展，即国家认同的正常实现，少数民族节日中的舆论领袖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彬认为，舆论领袖是指“在传播活动中表现活跃的一小部分人，他们对某方面的事态发展比较关心，比较了解，因此能向身边那些广大的公众群体提供有关信息，并对此做出相应的解释”。在少数民族节日的传播语境中，舆论领袖对应的是少数民族内部有影响力的能人，甚至是与少数民族同胞有特殊情感的汉族人。他们共有的特征是，一方面对少数民族文化有深入了解，另一方面则是熟悉政府机构运行，能和政府“说上话”。在舆论领袖引导的人际传播中，可以实现民族符号与国家符号的交换传递，从对舆论领袖的认同联系到国家认同，为政府决策提供群众基础。 其三，媒体传播，实现认同的扩散与凝聚。身处媒介化的社会，节日的传播与表达离不开媒体的作用，媒介也逐渐成为节日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按有关学者的观点，媒介化仪式包括三种类型，分别是媒介以仪式为报道内容、媒介在报道时的仪式化方式以及媒介本身成为一种仪式或庆典。在“踩山节”中，对应的媒介仪式为第一种，即媒体对节日概况、“祭花杆”仪式流程等进行报道，使得节日的观看人群蔓延至网络空间，形成新的文化景观。 借助媒体的远距离传播，身处不同地域的同胞共享一个事件，形成共有的记忆，共同凝聚民族情感，以获得群体认同。在媒体的广泛传播下，国家在场的符号，诸如政府官员讲话文本、悬挂的标语、民族政策方针等得到进一步升华，结合国家与民族发展的大事件，体现国家力量，激起情感共鸣，实现国家认同。 建构国家认同大有可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多次强调，要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提升国家认同有多种途径，节日庆典仪式正是其中之一。一方面，节日蕴含的文化价值有利于促进文化认同；另一方面，节日庆典仪式中丰富的传播符号与传播系统值得借鉴。 节日作为一种媒介，其中的仪式、庆典、民俗活动等都成为可附加“意义”的传播载体。在国家对节日的“征用”与民间节日对国家的“依附”中，有关学者认为，仪式及其包含的符号至关重要。因为个人成其为个人、社会成其为社会、国家成其为国家，并不是自然天成的，必须通过文化、心理的认同而构成，而这种认同又是通过符号和仪式的运作协同造就的。 在节日之中，仪式的共享维系了共同的信念，以达成一种秩序；在国家、舆论领袖与传媒的介入下，少数民族节日传承了民族的文化基因，又建构了国家认同，从而了实现二者的和谐统一。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