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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孙郁 穆旦 普希金 有一年去南开大学开会，在校园里意外见到了穆旦的雕像，一时激动不已。穆旦像在一座会议楼的背后，周围空间并不大，好像在躲避众人，独自在那里思考着什么。我觉得这也很像他生前的样子，幽微里含着深广之思。于是便想，这才是南开活的灵魂，许多曾显赫的存在一个个消失了，他却是一个永被后人想念的人。  南开大学的穆旦雕像 穆旦的名字深埋在我的内心久矣，不妨说，他是我的少年时代文学的引领者。“文革”初期，因为偷偷拜读他的译文，我喜欢上了文学。在没有读到他的译作之前，我对于艺术的领悟是简单的。回想起来，我们的小镇读书人不多，如果不是因为有两所学校，真的就荒蛮得很了。到了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便全面停课了，此后就是漫长的革命年代，读书已经成为难能可贵的事情。“文革”中，家里的书被抄走，几乎读不到什么文学的书。母亲是中学的教员，她工作的县二中北院就在清代横山书院的旧址，古老的院落与旧式学堂都保持得很好，房屋布局古雅，回廊亦残存着一丝文气。书院正堂的东侧是学校图书馆，里面有各类的图书。奇怪的是，红卫兵“造反”，竟未烧掉那些书籍，我在这个废弃的图书馆里与几本书相遇了。除了鲁迅、艾青、汪静之的作品外，吸引我的是穆旦所译的普希金《波尔塔瓦》《青铜骑士》《高加索的俘虏》《巴奇萨拉的喷泉》《普希金抒情诗集》，这些诗作都给我电光般的冲击，诗里的世界完全是陌生而新奇的，仿佛异国里的传奇，弥漫着迷人的气息。 鲁迅的作品笼罩着黑暗，不太好懂，我还没有到理解他的年龄。艾青的作品是慢慢才觉出好来的，对于他，有一个渐渐熟悉的过程。但普希金的诗集不是这样，虽是俄国人的语态，却不存在什么隔膜感。普希金的作品没有中国文学那种沉下去的感觉，他的表达高贵而朴素，从自我生命的体味里，飞出灵思，往往直抒胸臆，世俗纷扰之苦淡去，神明之光降临。许多词语有很强烈的磁性，不相关的灵思连在一起，完全不同于古中国旧诗的境界。圣彼得堡、基辅、高加索、西伯利亚这些对我而言陌生的地方，在其笔下像一幅幅油画，含着冲荡的气旋，卷动着不安的心绪。无累的思想荡来荡去，背后有着不可名状的神异之境。这些与我周围的生活多么的不同，原来世间还有这样的存在，青年人还可以如此生活！他的文本引起我的惊奇的，多是那时不能言说的话题，比如爱情、自由、神意等词语， 完全把我吓着了。关于女性礼赞的作品，还有致十二月党人的文字，有着暗夜里的热流的涌动，奔放的情感冲出重重罗网，阅之也随之飞舞起来。 最初浏览中的快慰，让我对异邦的诗文有了强烈的好奇心。知道普希金的不凡在于，能够于压抑的时代学会如何自如地表达。而且精神如此灿烂明快，飘动的灵思于乌云之上，毫无阴郁的影子。那大胆的独白，直面存在的目光，将晦气与阴暗甩在后面，心中的太阳照着一切，飞翔于南北东西。凡是世间不幸、无辜、受难者，悉受抚慰，仿佛是久违的朋友，和你轻轻地攀谈。可以说，他创造了一个迷宫，精神形态获得了诸种可能性。在巨大的精神之潮里，我们这些落魄的读者有了洗礼的爽意。那时候正是“文革”最残酷的时期，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我，因之有了精神的避难所。每日读诗得到的激励，有时甚至将一切不快都忘记了。 普希金的作品有着不凡之气，《皇村回忆》里华美之境缭绕着玫瑰色的憧憬。他对于都市与乡村的感悟，纯然之思缕缕，以自己的爱，拥抱着世间的存在。但又爱憎分明，不是苟且无聊的墨客，能在苦思里跳出舞蹈，枯树逢春不再是梦想。他的叙事诗有许多传奇之色，像《波尔塔瓦》里玛利亚与马赛蒲的爱情，完全不可思议，凄美里的烟火，乃战乱的不幸，作者却在历史的恶里写出人性的深河，静静流动之中，泛出波澜。《青铜骑士》放眼世界的情怀，幽深的辞章有火一样的光穿透岁月之门，敞开的世界是无边之远，憧憬里有绿色的蔓延。许多年后，我到了圣彼得堡，驻足涅瓦河岸的时候，才领略了诗人的背景的神奇，一座伟大的城市与一个伟大的诗人是如此相契合，普希金就该诞生于此地。 七十年代初沉迷于这些美妙的诗句的时候，我并未注意到译者在其间起到的作用，那时候穆旦正在受难之中，先前写作与翻译都不能延续，一切都受到了遏制。当自己知道翻译家如何转换辞章，且创造出新的文体的时候，我对他充满了敬意。穆旦的文字是我最初的文学启蒙，与其说感谢普希金，不如说要致敬穆旦，是他将域外文学以精致的汉语转化过来。他也许不知道，自己翻译的诗文，在那个时候正在抚慰着一个孩子寂寞的心。诗句的起落是带有旋律的，绝无“文革”时期流行的调子。世间的思想还可以如此表达，在我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不知道这样美好的词语何以诞生于穆旦之手，从阅读他的译作开始，便影响了自己后来书写的路径。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四处寻觅普希金的作品。有一次在一个同学家遇见一册《欧根·奥涅金》，真的爱不释手。这是他父亲的藏书，我很想借来，但未得应允。记得其父是县城的司法部门的干部，一向不苟言笑。“文革”那么多的书都禁了，他还保留着此作，在我们小镇里是不可思议的事。我多次恳求他，同学的父亲好像觉得奇怪，也有点绝情，严厉地说，不能借给你，不要再来了。 我第一次因为求书而不得，生出失落之感。少年间的遗憾中的纠结，就属于这次了。同学的父亲不知道我是如何喜欢普希金，以为是猎奇于域外的诗歌，在那样的时期，阅读它是不合时宜的。其实对于天底下的艺术品，十几岁的孩子是完全可以慢慢进入，甚至得其妙义的。不是每个成年人都能够意识到此点。当我后来也到了这位同学父亲当时的年龄的时候，凡找我借书的青年，能满足的，都尽量地做到，因为少年时候的那次挫折，使我终于觉得，饥渴的幼苗，是可怜的，当及时送去雨露才是。在没有书可读的年月，我们错失的精神实在是太多了。 偶然的机会，也会遇到普希金迷，那时对于我，乃意外的快乐。记得有一年春节去大连姥姥那里过年，表姐的同学小梁来家里做客。知道我读过普希金作品，便在我们面前大声朗读着《致大海》。他穿着夹克，头发留得很长，气质也有一点俄国人的样子。梁兄大病初愈，情绪有点低沉，他把自己写的诗朗读给我听，完全是穆旦的诗风，缠绵、幽婉，苦苦的诉说中有热风的吹送。我很惊异于他的坦率和大胆，而且，词语又那么优雅。我知道，在没有诗歌的年代，许多青年的爱欲是在另一个天地间涌动的。而那时候暗地里喜欢俄罗斯文学的人，获得了表达的外援。只不过他们在地下，属于以另类方式自言自语的人们。  普希金 不知道怎么，我也开始悄悄地写着穆旦翻译体的诗句。只是不能公开，在小本子里涂涂抹抹。青春期的感觉，借着翻译体流淌着。因为害怕被人发觉，题目都很隐晦，云里雾里，绕着谜语般的句子，自己感到了开心与自由。但不久还是被同学看到了，老师敏锐地发觉我的苗头，找我谈话： 你读过什么人的诗？ 普希金、莱蒙托夫、拜伦…… 他们都是资产阶级的诗人，要注意了，这诗的倾向是不健康的。 …… 我知道老师也有保护我的意思，他害怕我被人视为异端者流。这个时候才知道，自己最喜欢的文字，原来是有毒的。此后，不再敢与任何人谈论外国的诗人。“文革”后期，口号诗流行，还出现了小靳庄诗歌运动，学校也跟着活动起来，搞起诗歌比赛活动。老师找到我，要写一写大众化的革命的诗歌，改改写作的风格。我找来报纸看了看，满纸豪情壮语，古诗中没有这类型的，觉得口号诗是最好作的，遂写了多首民谣体的。这些作品不需要用心血，按照流行的概念演绎即可。一般要大致押韵，铿锵有力最好，鼓动力被提倡的时期，口号诗是备受欢迎的。而我的文字，第一次上了黑板报，同学们投来了赞赏的目光。我也由此因为文字之事，获得了一丝自尊。 但这种无意中得到的虚荣，使我很快滑入到狭窄的路上，觉得以此可以得到世间的认可。所以，那时候的我在内心深处喜欢的是鲁迅、穆旦、艾青的文字，但场面上却迎合报刊的调子，词语是夸张和虚胀的。日记本里的表述是一种文本，投稿发表的文字是另外一种风格。不过因为受到翻译文学影响，语句多少有点西化痕迹，与当时的文体还是有些差距。我到乡下插队的时候，开始在县文化馆小报发表作品，有人就说带着洋腔，是不足取的。我尽力克制自己的翻译腔，还是不能除去痕迹。不久深深感受到，用流行的语言写作，是一切写作者唯一的选择，这让我不得不放弃内心曾有的觉态，向报刊体靠近。七十年代小说家唯有浩然走红，诗歌则有李学鳌、张永枚等作品流行。我写诗，不能用穆旦、艾青的风格，也不喜欢李学鳌等人，只好模仿郭小川作品。那时候还看到了贺敬之的诗集，觉得在气魄上，是可以借鉴的。于是文风不免多了郭小川、贺敬之的影子。慢慢地，和周围的语境妥协了。我没有意识到，这一去就再难回来，为了发表作品而牺牲自己先前的喜好，甚至压抑本有的热情，这样与艺术之神就已经很远了。 我在刊物上最初发表的诗歌都是应景的速写，图解政治，远离内心，甚至多跪拜之姿。我知道这是一种表演，其间也是本能起了作用。这说明思想已经被时代同化了。所思所写，非自我精神的自然倾诉，而是别人观念简单的复制。当时编辑也随意改动我的词语，加上空洞的口号，面目就不太像自己了。可是我欣然接受了这些，甚至觉得是一种荣光。这些作品也像敲门砖，给我的工作带来了一丝影响。比如可以脱产搞一点文字工作，或外出学习。这些对于当时的知青来说，都是不易得到的机会。 当我窃喜于自己的小聪明的时候，时代已经在慢慢变化。七十年代末，高考恢复，艾青、穆旦才重新被提及，而且大学课堂上能够讨论拜伦与普希金了。不久朦胧诗开始出现，渐渐读到了北岛、舒婷的诗歌。我突然发现，他们是沿着民国诗歌的传统开始自己的诗歌之旅的，几乎没有“文革”词语的影子。这些新涌现的诗句是从心里流出的，穿过岁月的黑洞，以高傲的目光，点燃了灰暗之地的野火。那些被遗忘的情感方式和爱意的方式，刺激着我们的内心，由此也感受到先前没有遇见的图景。这个时候才意识到，他们拥有的感觉，自己是有过的，但早已埋没到了内心深处。一个作家应该恪守的是自己的感觉，忠实于内心的一切。但我很早就被同化于时代主流的风潮里，那些追踪时髦的诗文已显出了苍白之色。 一切都在悄悄地变化，八十年代的中国，思想有了拓展的空间，出现了诸多活跃的诗人。不久就读到了一些域外诗论，许多陌生的理论令我颇为兴奋。于是开始思考诗学的某些问题，慢慢地意识到了穆旦那代人对于朦胧诗作者的深远的影响。穆旦译介域外的诗歌，是有一个梦想的，那就是改造汉语的书写手段，探索精神的可能性。联想起穆旦自己诗歌的写作，腾跃翻滚之中，绝不迎合模式化的表达，一直走在无路之途上。就探索的勇气而言，他与鲁迅有着某些接近的地方。 重返穆旦，给我带来一次精神再认的机会。也知道朦胧诗的作者们有许多是衔接了艾青、穆旦以来的传统的。艾青的诗有印象派绘画的光泽，但无处不带有现实的观照。穆旦的诗作，没有艾青的透明与辽远，但鲁迅式的内心拷问时时可见。他的文字沉浸在自己黑暗的记忆里，却又不顾影自怜，又常常瞭望窗外的风景。但那些风景不是世外桃源，而是充满了旷野里的远路、风中的枯树、异乡客、苍老贫瘠的人们。他以哀叹的眼光搜索晨曦之迹，且留住那一丝微弱的光。这属于现代诗的感觉，能够感到，他后来倾向艾略特、奥登的作品，把他们的佳作译介过来，乃内心相通的缘故。这才是现代诗人自觉的选择。而不幸，我在青少年时代，与这些精灵只是擦肩而过，却没有留住那些火种。自然，社会教育抵制了内心自由的展示 ，我们学会了对于内心的放弃，以外在的尺度选择表达的方式。这不仅逊色于民国诗人，与六朝以来文人的审美意识比，都是大大的退化。 当八十年代的启蒙风潮卷来时，我才真正感受到了自己应当去面对什么，舍弃什么。我到沈阳读书后，有一段时间不敢写作，大量的阅读与补课，心灵被不断冲击着。在浏览与思考里，我才知道世间的精神遗产如此众多，我们这代人了解的是这样稀少，仿佛蚂蚁在深壑里走动，不知天大，难晓地阔，是可怜的一族。穆旦是在平淡中发现幽谷的人，他不惧苦难的自信，与拜伦、普希金十分接近，其本人的写作，未尝没有他们的影子。从域外诗人的经验里，他发现审美是超越道德之上的精神凝视，诗人面对世界，完全可以不顾及道学家的语录，率然地释放自己的灵思，才可打开精神之门，飞翔于自由的空间。在译介了《欧根·奥涅金》后，他深情地叹道： 普希金没有以道学家的态度来描述奥涅金，也没有以政治或社会课题来要求他。在第一章里，奥涅金的生命只是青春的生命，他还没有进入道义生命的阶段和主体故事之中。普希金在这里只单纯地、突出地唱出了青春的赞歌，而这赞歌，不管它具有怎样时代的特征（及其局限），直到今天还能深深打动我们的心，激起我们的欢乐感觉。我相信，它将如马克思所赞美的古代希腊艺术，会在未来的时代永远“施展出一种永恒的魅力”来的。 我觉得朦胧诗的作者们，大多体味了类似的感受。这一点在徐敬亚《崛起的诗群》里得到了很好的表述。直到多年后，在厦门的鼓浪屿造访舒婷的时候，曾和她坦言道，因为看到了她与北岛的诗，才知道作家该走的路在哪里，此后很少动笔写诗，也因为自己有过痛苦的经历吧。又过了几十年，在“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颁奖会上，遇见徐敬亚先生，聊天的时候，提及往事，深谢他当年的文字给我的暗示，他那篇诗化的理论宣言，我至今还能大段背诵。对我来说，他是最初觉醒和走出八股语言的批评家之一。 因了这个经验，寻找失落的存在，在我是一个命定的选择。当我做了大学的老师，和学生谈及写作的时候，总会以自己年轻时的失败为例。回溯那段灰色的历史，文章之道，乃心性之路的痕迹，精神之海是宽而广的，人有时远没有召唤出那些沉寂的存在。艺术在于从存在中去激活生命之流，并以纯然之力抵抗庸碌的存在。诗人是不谙世俗的独行者，他们厌恶流俗的恶声，拒绝外在的虚荣，精神的海永远涌动着，并升腾出暖世的灵光。自从屈原以来，无不如此，杜甫、苏轼、龚自珍的创作，也说明了此点。只是我对此领略得太晚，留下长长的足迹于歧路上，这是青年时代的不幸。我曾经希望年轻的一代不再重复自己的过去，倘错失了择路的机会，就难以返回原路了。在失真的幻觉里滑动的时候，那身体的行姿是变形的。这是我们这代人给后人留下的一笔负面资产，可惜，我们一直没有很好地清理它，每每思之，真的是可叹也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