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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抱朴  秦涤清在莫斯科郊外（傅秉常摄于1945年8月19日） 一 帮助盛成的“秦氏夫妇” 盛成在一九三六年曾翻译过普希金长诗《无国游民曲》，后被收入韦慤所编《普式庚逝世百年纪念集》（商务印书馆，1937年2月）一书。此诗有多种译本，盛译是出版最早的汉译全本。关于译诗缘起及经过，我曾写有《盛成译普希金〈无国游民曲〉》刊发于今年的《北京晚报》，此处不赘。因盛成所译母本是法文的，为求准确，也为了不失俄罗斯乃至普希金原味，他在翻译中，曾请教过通晓俄文的“秦氏夫妇”。 盛成在纪念老友徐悲鸿《情深谊长——一个老同学、老朋友的回忆》一文中，有《一首译诗凝友谊》章节，其中说：“我在上海一家法国图书馆里找到了这首诗，立即着手翻译。我找到一家白俄人开的公寓住下，每天专心致志翻译普希金的诗作。待全诗译完后，我就拿去请教久居哈尔滨，又留学苏联的秦氏夫妇。秦太太精通俄文，我同他们一起对照原文又逐字逐句推敲，最后他们肯定了我的这篇译稿绝对没有错误，不仅俄文味道浓，而且普希金的味道也很浓，我这才放了心，兴高采烈地立即通知悲鸿译稿已经完成。” 在此文中，盛成并未披露秦氏夫妇大名，结合《旧世新说：盛成回忆录》，可以得知，“秦氏夫妇”应是盛成的朋友秦涤清、孙素琤夫妇。抗战军兴后，盛成作为总干事，曾延揽其夫妇为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负责俄语方面工作。盛成与秦涤清还一起参与过一九三八年新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的翻译工作，盛负责法文，秦负责俄文。在韦慤编《普式庚逝世百年纪念集》中，孙素琤发表了论文《叶夫结尼奥聂金之检讨》、秦涤清则翻译了普希金中篇小说《杜布洛夫斯基》。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合影局部（武汉，1938年3月27日） 二 秦涤清就是“抱朴”  抱朴著《俄国革命论丛》（1925年民钟社版）封面书影 秦涤清声名不彰，在目下国内各种媒体上几乎没有其踪迹，但他另有“抱朴”一名，早年名声却要大得多。他曾是中国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和中共早期党员，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期间，曾与蒋光赤同一宿舍，做过中共“旅莫支部”的党小组长。后转向成为无政府主义者，被“旅莫支部”开除党籍。他在一九二三年归国不久，接连出版了《俄国革命论丛》（1925）、《赤俄游记》（1927）、《俄国革命之败》（1927）三本书，其中，尤以《赤俄游记》声名最喧。 因其早期经历及与后来闻名于世的中共人物的交集，近年来，屡有党史研究者著文提及此人，但终因资料匮乏而不得其人之详。其被收入相关人物辞典中，事迹大多语焉不详，生卒年通常是阙如的，甚至有把他籍贯莫名错改成浙江镇海的。 从莫斯科回国后，他著文甚勤，发表也多，大约因不同的署名引起某种猜测，所以，他在一封给哀鸣的公开信中说：“包朴惠生，是我一人，以后通信，封面仍写秦抱朴，或秦惠生，因无姓动人注意。”而废姓，则是当时无政府主义者的外在标志之一。 抱朴不仅是早期非常活跃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是积极的世界语者。他以此两点，和早年巴金成为朋友。巴金与著名无政府主义者高德曼通信，就是由抱朴介绍的。一九二五年九月，巴金、抱朴等十六人在上海组织成立无政府主义组织“民众社”，出版《民众》半月刊。他们之间的友谊至少保持到了抗战中，两人的政治倾向均有所改变，巴金仍坚持做作家，并坚守在出版岗位上，抱朴此时以“秦涤清”一名行世，进入国民政府机关工作。 因为“秦涤清”或“抱朴”声名与当代隔世已久，故而今人偶一提及，也往往会有讹误。如陈思和《巴金访谈录》一文，以问答方式行文，其中以巴金自述中有一节是：“第二年（1939）我和她（萧珊）经过金华温州回到上海，我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她复习功课，不久就南下，与朋友抱朴的妹妹秦涤清一块到香港，转道越南进入云南，到昆明上大学。”此处，误把“抱朴”和“秦涤清”错成了两人。作者此文收入了不同的自著，可见不是手民之误。 关于抱朴在莫斯科的事迹，除了在其《赤俄游记》中有自述外，外人的回忆也有，如郑超麟说：“但真正的反对派是蒋光赤和抱朴。这是另一类型的学生残留下来的两个人物。这两个人情调和其他的人如此不配称，是一眼看得出来的。别的人都是住在脱维斯卡耶街第十五号，惟有这两个人住在广场旁边那个女修道院里。他们聪明，活泼，与那些湖南人不同，与那些浙江人也不同。蒋光赤是安徽六安人，抱朴是江苏无锡人。蒋光赤是唯一的诗人，抱朴是唯一的世界语者，二人俄语都说得好，俄文都学得好，能直接与俄国人交涉，无需要罗觉为代表。每逢开会，他们都有意避不到会。大家见面时谈几句笑话，此外就不谈了。几个月之后抱朴就回国，到了海参崴写信来反对他们，连带着也反对共产主义。但他未写信来时，‘旅莫支部’已决议开除他的党籍了，罪名之一就是他暗中鼓动两个红胡子反对负责人。” 郑超麟说，因为与抱朴的友谊，还连带影响了他自己从团员转为党员的时间。从《郑超麟回忆录》中，不仅可以得知秦抱朴再次返回苏联的时间与具体职业，并且略有戏剧化地提及了与秦抱朴的最后一次间接交集，更重要的，是郑超麟将“抱朴”与“秦涤清”很明确地联系在了一起，并点明了秦涤清当时的工作单位： “一九二五年，抱朴再到俄国，在中国驻海参崴的领事馆里供职。以后我就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九日，我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放出来，经过大门口收发处时，人家给我一封信，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里面一个名秦涤青的人写给我的，说他正在设法营救我出狱。我从未听到这个名字，幸而后面有个附语，说他就是抱朴。这信，我撕碎在中央军人监狱门口了。”郑超麟是著名的“托派”人物，当时，中共主流与托派和无政府主义三者，立场迥异，彼此是泾渭分明的。 在《鲁迅日记》中，秦氏也留下了一道浅痕。第一次是在北京，一九二五年七月六日记：“……下午静农、素园、赤坪、霁野来。抱朴来。……”可见，秦抱朴是独自去的。第二次是五年后在上海，一九三零年二月十八日记：“……下午高峻峰来，中华艺术大学学生来邀讲演。秦涤清来，不见。” 三 年龄、籍贯之谜 秦涤清在抗战期间，曾在张冲领导的外国顾问处工作。他与张冲，是哈尔滨法政大学的同学。据徐文烈在《我与张冲一面缘》中称：“抗战开始，前来我国担任军事顾问的外籍人员几乎都是苏联顾问，因此顾问事务处雇用的译员大多是留俄学生，且东北籍的居多(因东北人在哈尔滨学俄文的很多)。外交秘书秦涤清是中共领导干部秦邦宪的弟弟，专员瞿云白是瞿秋白的弟弟，他们都是张冲在莫斯科的同学。” 徐文说“瞿云白是瞿秋白弟弟”固无问题，但说“秦涤清是秦邦宪弟弟”一说则大有疑惑。原因是，虽然秦涤清生平雾里看花，在不多的已出版几种资料提及该人时，其生卒年往往以“不详”不了了之。但通过所能找到的史料，还是可以大致推算出其年龄的，至少比秦邦宪要年长。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五日出版的《中苏文化杂志》（第一卷第二期）上，刊登了中苏友好协会会员名单，其中“秦涤青、孙素贞”两个名字赫然在列，且紧挨着。两人的会员信息罗列了姓名、籍贯、年龄与单位：“秦涤青，苏，三七，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编纂”、“孙素贞，吉，二六（女），”因为会员登记年份是确定在一九三六年的，故此，可推测秦涤清与孙素琤的生年，当在一九零零年和一九零一年左右。 在另一份“抗战时期重庆中苏友谊会所印发之会员登记名册”中，秦邦宪正好与秦涤清名字相邻。秦邦宪记录是：“秦邦宪，男，三六，江苏，中大。”秦涤清记录是：“秦涤清，男，四二，江苏，东大。”已知秦邦宪的生年为一九零七年，加上“三十六”，即便将年龄记录的虚、实数计算在内，可以推理这份“会员登记名册”的造册时间应在一九四三年左右。同理，也可以推演秦涤清为一九零一年左右生人。因此，秦涤清不可能是秦邦宪的弟弟，但他俩均是无锡人氏，是否有宗亲关系，俟考。据说有无锡党史研究人员在本地《秦氏族谱》中寻找，不知何故，没有找到秦涤清信息。 一九三七年六月出版的一期《边事研究》杂志上，曾刊登过一则《作者简介》，或出自秦涤清本人之手，作者轨迹是相对清晰的： “秦涤清别名抱朴，自苏联革命以后，于一九二一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后归国。著有《俄国之革命》及《赤俄游记》等书。旋赴哈尔滨，入俄国法政大学（原文如此，照录——作者按）经济系读书，毕业得经济硕士学位。历任长春大东日报编辑，驻海参崴外交代表处秘书，中东铁路管理局主任翻译，哈尔滨法政大学教授。曾赴东北各边区考察，居留东北垂十二年。现任南京某机关研究员。” 以后，秦涤清在《中苏文化》上发表文章甚多，有时在某期中，他既写又译，至少用我们目前已知的“秦涤清”与“抱朴”两个名字作为发表时的署名。 路哲在《中国无政府主义史稿》一书中，对抱朴有介绍，并提及生年： “抱朴，原名秦惠生，抱朴为其笔名。1901年生。1920年入杨明斋主办的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俄文。1921年7月抵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学习，当时刘少奇、任弼时、彭述之等也在该校学习。抱朴在东方大学期间，结识了克鲁泡特金夫人，并经由她介绍多次与高德曼会晤。高德曼对抱朴思想影响较大。1922年，抱朴又介绍黄凌霜和克鲁泡特金夫人会晤，黄则介绍抱朴与正在法国的陈延年通信。陈延年曾把抱朴的信在《工余》发表。” 路哲在此书中明确将秦涤清（抱朴）生年定在了1901年，但因未标注出处，所以还是有些许瑕疵的。 四 抗战后的下落 一九四四年二月六日《中央日报》有《外（交）部派遣干员出国，首批二十八人先后成行》新闻一则，内云：“我外交部为加强国外使领馆机构起见，于日前遴选在该部工作二年以上之专员、科长及科员派往国外各领馆服务。新任驻加拿大大使馆一等秘书田保生，已于四日携眷乘中航机离渝，前往加京。并闻我新任……驻苏联大使馆二等秘书秦涤清……等二十七人出国护照及行装均已准备妥当，将于下月初旬分赴各该所属使领馆所在地。” 此则消息，说明秦涤清在一九四四年初被国民政府外交部任命为驻苏联大使馆二等秘书，并将于三月上旬赴苏就任。著名抗战女记者张郁廉在其回忆录《白云飞渡》中提及，抗战期间，她曾在国际宣传处俄文组工作，时有一位“秦太太”为其同事，“她先生是秦涤清，在外交部工作。秦太太人俄文好，不会中文。”张郁廉说“秦太太”不会中文，稍有疑问，因为“秦太太”孙素琤曾发表过不止一篇的署名文章，如论文《叶夫结尼奥聂金之检讨》等。张郁廉在“抗战”期间曾两度住在秦家。可见双方关系相当不错。回忆录中自述，一九四四年三月她与孙桂籍结婚时，新郎是去秦家迎娶新娘的。此时，“秦太太”因为要与丈夫秦涤清一起赴苏，已离职在家，因为他们无孩子，他们还领养了一个小女孩。 结合《中央日报》关于秦涤清赴苏行程的消息，可以佐证张郁廉的记忆无错。甚至可以推出张郁廉结婚的时间，当在三月上旬，最迟不会超过中旬。 一九四四年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为傅秉常，其任职时间自一九四三年一月至一九四九年四月。在职期间，一是留下了一部宏观政局与微观生活兼具的日记。现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傅秉常日记（1943—1945）》；二是因为其本人一直雅好摄影，不经意间为历史留下了一大批时代写真。其中不乏珍贵镜头，如当时在苏联使馆工作的红色特工胡济邦留影尤夥，还有注明为“秦涤清”的两张照片。这也是我目前所见仅存的两张秦氏照片。 所以，我们如果要追踪秦涤清在一九四四年以后的线索，《傅秉常日记》是很好（甚至可能是唯一的）通道。 秦涤清往抵莫斯科的路径，应与傅秉常就任大使时一致，即从重庆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由此出境苏联，经阿拉木图等城市转抵莫斯科。秦涤清携眷抵莫具体时间不详，但应在五六月间。在《傅秉常日记》中秦涤清名字第一次出现，已是一九四四年七月八日，这一天上午十一时，傅秉常由“秦秘书涤清”陪同去苏联牙医处拔牙。 傅秉常日记所记甚细，大到外交公务往来，小至日常生活。在生活中，如逛旧书店或看戏剧等，经常陪同者，所记最多者，是使馆随员钱承庸和胡济邦，后者记录尤多。而秦涤清在到任后，至少在目前这本截止于一九四五年年底的日记中，与傅秉常的交集多在工作中，在日常私生活中所留痕迹则很少，但粗略计数，日记中提及秦涤清处不下十次，但奇怪的是，在这本已出版日记的《人名索引》部分，竟然遗漏了“秦涤清”条，而另一个谓“秦穆”者，只出现了一次，但被收入了《人名索引》。 《日记》中关于秦氏夫妇文字较多的一则，记于当年十一月六日，因涉及秦、孙两人事迹，故录于此： “绍周告余，谓本晚秦涤清夫妇口角，涤清出外，其夫人用刀欲断其手脉血管而图自杀，幸其所割不深，未至血管。彼用人惊惶走告绍周夫妇往救，现无大碍。据言秦夫人皮（脾）气极坏，对其丈夫终日咒骂，甚或扑作教刑，涤清则消极抵抗，更触其怒，夫妇之道已万分痛苦，大约涤清为一书呆子，而其夫人在家娇养，习惯于上海、北平之摩登小姐生活，嫁涤清自觉非偶，即以俄文而论，亦看丈夫不起。微闻其前在莫斯科亦另有所恋，是以觉其丈夫对于渠之如此重大牺牲，应如何迁就图报。殊不知夫妻之相处，苟不互相尊重，须一方面永远迁就，历久自不能忍受。涤清之消极抵抗，用心已良苦。余请绍周夫妇常为劝导，且常请其过谈，俾精神上另有所寄托，不致办公以后，便夫妻同在小房相对，自易发生口角。绍周夫妇为人甚好，苟常与往还劝解，补助不少也。”“绍周”者，为刘绍周，时为使馆参赞。查看刘绍周与秦涤清生活轨迹，两人或相识于哈尔滨中东铁路局工作时期。 虽然从日记中看，傅秉常与秦涤清交往不算密切，但傅对秦的工作应该还是满意的。他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向外交部部长王世杰致电“密保”使馆六人升职，其中秦涤清为一等秘书，另有与其在日常生活中交往密切的胡济邦为三等秘书、钱承庸为随员。次年三月，傅秉常有回国重庆之行，三月二十三日记：“返重庆。岱础告余，馆员升级事，部已决定办余所请办理。” 傅秉常目前已出版的日记至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版为一年一册，1943—1946四年共四册。大陆版为1943—1945三年一册），之后的日记亦有，尚待整理出版，相信其中会有更多秦涤清的线索，尤其是在一九四九年中国新旧政权交替之际。此年春，傅秉常将自己的日记、照片和个人物品，先行交由已在巴黎郊区定居的陈定保管。同年夏，他与家人会合，定居在巴黎郊区。直到一九五七年重返台湾政坛。一九六五年在台去世。 当国民政府这棵“大树”倒下，其驻苏大使馆的各色人等，此时自然是作“猢狲散”。其中，胡济邦回到新中国后，进入始创的外交部工作。一九九五年在上海去世。刘绍周在旧政权驻新疆外交特派员任上，参与了陶峙岳起义，后也在新中国外交部工作，一九七零年在北京去世。钱承庸下落不明。至于秦涤清，此时也必须选择一家的去向。 近年来，多有历史研究者在言及秦抱朴其人时，称其抗战后下落不明云云。张郁廉在回忆录《白云飞渡》中说，秦涤清在驻苏大使馆卸职时，正值国共内战，秦氏夫妇就此去了美国。张还说，不久，秦太太去世，他们领养的女孩长大嫁人，秦涤清回到了故乡生活。 秦氏一家没有去台湾是肯定的，不然已在台的张郁廉会有更确切的说法。关于秦涤清回到老家生活一节，则存疑。秦涤清老家为无锡人，在近年搜寻“秦抱朴”下落的人中，就有来自无锡的党史机构人员，如确有其事，“秦抱朴”或秦涤清想隐身估计也难。 我搜寻到秦涤清最后的下落是，在一九六五年香港出版的《现代杂志》（第一卷第十一期）上有署名“秦涤清”的一篇文章。该杂志由苏明璇创办，在当年二月十六日出版了创刊号。说明秦涤清其人，在一九六五年尚存世。 在一九三零及一九四零年代，他发表了大量介绍苏联政治、经济、文化的文章，仅以其在一九三七年发表文章为例：如《苏联普选前党部及政府的动向》（《边事研究》第五卷第六期）、《苏联行政制度检讨》（《边事研究》第六卷第二期）、《苏联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发展》（《中苏文化杂志》第二卷第五期）、《苏联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成功与困难》（《中苏文化杂志》第二卷第六期）、《苏联法律中离婚后的儿童抚养问题》（《中苏文化杂志》第二卷第七期）等等。 但这篇在一九六五年香港《现代杂志》上的署名文章，其实并非是秦涤清留在文字上的最终下落。他的晚年信息，竟然隐藏在路哲一九九零年五月出版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史稿》一书中。此书对“抱朴”有简短介绍： 1925年春，抱朴介绍巴金同高德曼建立了通信联系。1925年底，抱朴离开北京赴哈尔滨进入苏联法政大学求学。毕业后从政，他说:“忆我青年时原同情安那其主义，但‘九·一八’事变后，我在抗日战争中逐渐放弃安那其主义。”1940年后在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馆工作。1950年初作为政治避难者逃往美国，此后取得美国公民资格。1984年由美国回上海定居。 该书作者路哲在引用秦涤清一句原话时，有简单脚注：“《回忆早年留俄及与高德曼相识的经过》，1988年4月。”可惜这个脚注信息是不完整的。但大致可推理，或出自秦涤清本人在一九八八年四月写的一篇未刊稿。如此，则书中对抱朴生年及经历的叙述等，都可能是采自此文。最后的“1984年由美国回上海定居”，也与张郁廉在台湾听说的“回故乡生活”大致统一了起来。 按路哲说法，秦涤清生于一九零一年，一九八四年回国，定居上海。至少在一九八八年四月他尚能著文，说明身体良好，也算是得享高寿了。只是不知道他归国后有没有与在大陆的当年老友有所来往，如巴金（二零零五年去世）、如盛成（一九九六年去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