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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50年来，尤其20世纪90年代以来，考古发现不断涌现，出土文献数量爆发式增长，内容丰富，成果丰富，使综合性的通贯研究日渐困难。其中新发现的简帛数量更是巨大，堪称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一大亮点，已成为推动早期文明探索广泛而深入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新发现带来新材料，新材料具有新问题，由此带来出土文献研究力量格局上显著的变化。20世纪后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甲骨、金文、简帛三个专业方向并峙，时至今日甲金联称才能与简帛分庭抗礼，无论是从事研究的人员还是相关成果都是如此。在出土文献类学术会议的分组讨论上表现最为典型，一方面是简帛研究组总是热闹，另一方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甲骨金文组讨论常常冷清。这类现象的出现，并非学者“势利”或“喜新厌旧”，而是由学科特性决定的。史学的进步必然受史料的制约，当前出土文献研究的盛况就是由于层出不穷的新材料引发，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的提法虽易招致误解，但从研究基础的角度看不无道理，简帛研究的热潮可谓恰如其分的注脚。 笔者主要从事战国简，西周金文的研究，曾思考如何在这新的历史机遇和条件下，发挥史料充盈的优势，拓宽研究的思路和视野，避免以往古史研究中材料使用方面的局限。现略述如下，向大家请教。 第一，新发现的战国简内容极为丰富，性质以古书为主，经史子是主要部分。20世纪90年代之前发现数量较大的战国简，如曾侯乙简、包山楚简、九店楚简等，主要内容是遣册、日书、律令等文书类材料。性质属于古书的，如长台关简、慈利简，数量都很少，零散而难成篇。1993年郭店简出土，随后上博简、清华简、安大简等依次面世，数量惊人，内容基本都是古书，不仅包括《周易》《尚书》《诗经》《礼记》《老子》等传世经典古籍，而且多数是久已失传的佚书散篇。以《汉书?艺文志》的归类而言，六艺、诸子两类最丰富。六艺类，“易”有上博简《周易》、清华简《筮法》《别卦》，“书”有清华简《尚书》《逸周书》中的十余篇，“诗”有上博简《孔子诗论》、清华简《诗》类文献数篇、安大简《诗经》，“礼”有上博简《内礼》，“乐”有郭店简《性自命出》，“春秋”有清华简《系年》《楚居》《子犯子余》《晋文公入于晋》《越公其事》等十余篇、上博简《容成氏》及类似《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的简文约20篇、安大简《楚史》，等等。《汉书?艺文志》七略中其余各类，诸子的新材料最多，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安大简等皆较多篇，其中儒家最多，道家其次。数术数量也不少，北大秦简有《算书》《质日》《日书》《占书》，另有清华简《算表》《四时》《司岁》《行称》，周家台秦简《历谱》《日书》，等等。诗赋类、兵书类、方技类数量较少。诗赋类，上博简有《交交鸣乌》《多薪》逸诗残简及《兰赋》《鹏赋》两赋。兵书类，仅有上博简《曹沫之陈》。方技类，周家台秦简和北大秦简有些医方，清华简《医方》仅数枚简，房中术则有上博简《彭祖》。 以上发现荦荦大观，打破了以往的旧观，使学者得以看到秦火以前古书的原貌，对于当代古文字、古文献的研究者而言无疑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同时内容的更新带来研究范式的转变，对于古籍真伪、成书年代、流传过程、学派特征等问题呈现出更丰富复杂的历史样貌。 当前新出土文献的整理与保护成为最紧要的工作，这也决定了在相当长时间内成果会以古文字古文献内容为主体，以此为基础的文史哲等学科方向的研究将随后再陆续展开。在宏观研究延滞的这段时间内，学界可能对不同学科特点的成果比例产生忧虑，如担心出土文献细化微观的具体考释过多，而专题系统的综合论述偏少。其实客观的学术条件决定研究风气，从学术史上看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新潮流下微观考证充分积累到一定程度，学术环境与条件改进，学者研究的主流特点将自然转变，宏观而全面的探索也将逐渐回到重心的位置。这种内在的学术风气嬗变脉络同样适用于出土文献领域，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融合、理解、借鉴与包容会突显重要的意义。 第二，战国简与金文互证的文书价值。战国简包括古书，金文是一类文书。古书的成书时间，与文书的成文时间，全然不同。古书因流传而撰写，不限于一时一地，可以长期广泛流传，文书则有很强的时效性，受时间、地域限制。迄今发现的简帛，抄写年代上限是战国，成文时间则因性质不同而各有差别。文书类材料的上限不能突破战国，而古书则不同，有部分材料可上溯到西周，如清华简中的书类、诗类文献等，这些材料大多是佚篇。有的简文成文时间虽是战国，但引用了西周文献，如郭店简《成之闻之》引用《尚书》六条，其中《诰命》一条为逸书，可溯源到西周。清华简有十余篇书类文献，凡此种种，保留了西周流传下来的历史记载，可与同时代的金文印证，加强其文献史料价值。 西周金文的纪年方式、语法、习语、格式，等等，为判别战国简中的西周文献提供了依据。二者互证，也能推导出辨析西周文献的考定标准，为古书源流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文书类或包含文书内容的战国简，与金文研究正相契合。前者如法律简和诉讼类金文互证；后者如《摄命》记周天子对“摄”的册命，与西周册命金文，内容近似，尤其简末“唯九月既望壬申，王在镐京，各于大室，即位，咸。士疌右伯摄，立在中廷，北乡，王乎作册任册命伯摄”，与册命金文的格式、用辞一致。整理《摄命》时，整理者尤其注重考察简文与金文的体例、格式、文辞等关系。这些都体现出早期制度研究中金文和相关战国简作为特殊文书的独有研究价值。金文是早期制度实施过程中正式材料的文本显现，可与之互证的战国简相比古籍而言，文字原始而少加工痕迹，叙述丰富且多细节信息，更接近实际礼仪场景运作的古貌。从文书的视角进行深入研究，尤其是早期制度史与相关问题，今后需要大力探索。 第三，讲求专项问题的整体规划，研究层次的逐步开展，各个学科方向渐次推进。今天的战国简研究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如何在更高的层面进行有目标的前瞻展望，对于整体研究水平的提高很有意义。当前许多学者在带领、指导学生做博士、硕士论文时，首先围绕某个学科方向预设了多个专题，作为学生撰写博士、硕士论文选题，陆续实施，就体现出鲜明的整体意识，如张懋镕教授指导学生撰写青铜器专业各个方面的博士、硕士论文，陆续出版，取得了令学界瞩目的系列成果。相对于某一个题目的探讨而言，这些聚合研究引发的连锁效应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而且相应的模式是可以复制的。学术规划是顶层设计，可以从最大的范围涵盖一个学科方向的各个支流，既有呼应又不失独立，合则成一有机整体，分而为具体专题，战国简的研究目前仍缺乏这样的综合规划。 战国简研究的面向是发散性的，拓展空间是立体多维的，引发的课题是全方位的，与周汉古籍的对证互补若合符节，如水乳交融。因此，研究的广度涉及传世古书的方方面面，这是其他类别的史料无法企及的研究视野与取向。具体而言，以下几方面的主题值得特别关注。 1 诸侯国的研究。近几十年来，两周考古不断有新的成果面世，诸侯国大中型墓地的发现最突出，如燕国、晋国、霸国、倗国、黎国、应国、齐国、曾国、鄂国、秦国、芮国、韩国、楚国、钟离国，等等，同时墓中也出土有大量金文。与之相对应的是，战国简涉及丰富的两周史料，国别遍及秦、黎、卫、晋、楚、吴、越，等等，最多的是楚国，多数可与新出金文中的诸侯国史料相印证，为学者探讨两周诸国的史事与制度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珍贵史料。依据新出的各国金文，结合相关战国简文，可重新研究诸侯国的分封、地理与发展，及其相互关系等问题。如，清华简《夜》所载“武王八年，征伐”，即《尚书》“西伯戡黎”，2006年山西黎城发掘西周黎国墓地，出土金文有“楷侯”，发掘者已指出“楷”即“黎”，旧著录的献簋等金文有“楷”氏，李学勤系联这些材料，揭示了黎国的分封与发展脉络（《从清华简谈到周代黎国》，《出土文献》第1辑，中西书局，2010年）。在金文、简文的双向视角下，随着材料利用的增多与研究的深入，两周诸侯国的图景将会更加清晰。 2 重要人物与世族的研究。世族政治是西周政治的一大特点，人物系联则是研究西周金文最基本而且重要的方法，以人物为线索，可将零碎散乱的金文材料连成脉络，在世族等较大环境中考察西周世族及其政治动态发展变迁过程。新见简文的人物，多有可与金文印证补充的。如清华简《祭公》，记祭公谋父临终告诫毕桓、井利、毛班三公的话，并见于郭店简、上博简《祭公之顾命》，祭公谋父与毕桓、井利、毛班三公，还都见于西周金文。从新见清华简切入，结合金文材料，笔者重新梳理相关人物及毕、井、毛三大世族，探研这些世族的发展变迁过程（《清华简祭公与西周祭氏》，《江汉考古》2012年第1期；《清华简毕公高、毕桓与西周毕氏》，《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6期；《清华简井利与西周井氏之井公、井侯、井伯》，《出土文献》第2辑，中西书局，2011年；《清华简〈毛班〉与西周毛氏》,杜勇主编《叩问三代文明：中国出土文献与上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这类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如何将人物、世族与政治变迁相结合，仍值得继续拓展深耕。 总而言之，战国简乃至出土文献研究的前景非常喜人，但需要学界作好长期研究与积累的思想准备，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每一批简都是内涵丰富的珍贵史料，需要几代甚至更多的学者投身其中，学术史上耳熟能详的汲冢竹书，到今天还仍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并没有过时。对于新出的战国简材料，晦涩难通之处比比皆是，更需要我们继续努力，持续深入地推进相关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