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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共与日共于1921年7月、1922年7月相继建党后，究竟有无联系，如何联系，怎样合作，由于史料匮乏，既有研究要么认为两党早期联系有限，要么否认两党之间的早期联系。其实，中共与日共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不仅在建党前后已有人员往来与初步合作，而且共同指导台共的创建与革命斗争，积极营救在中国被捕的日共领导人佐野学，联合开展反帝游行，给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造成一定冲击。基于共同信仰，中共与日共在白色恐怖年代无畏风险、相互支持、联合斗争，对新时代两党关系发展具有特殊意义与现实启迪。 关键词：中共 日共 共产国际 早期关系 中国共产党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组织和最大的执政党，日本共产党是目前发达国家中最大的共产党组织和日本左翼政党的代表，两者分别于1921年7月和1922年7月成立，且从诞生之日起便建立密切关系。随着国际关系格局变化和两党对外政策不同，中共与日共经历了从最初的相互支持、“同志加兄弟”关系，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互为“敌人”、关系破裂，再到1998年以来两党关系恢复正常交往的复杂历程。目前，学界往往回避中共与日共关系的选题，或者侧重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两党关系正常化以来的相关问题研究；至于1945年前特别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的中共与日共关系，要么仅限于承认两党之间的有限联系，要么根本否认两党存在组织层面的交流。那 么，中共与日共早期究竟有无联系？如何联系？怎样合作？笔者在既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利用部分口述资料和回忆录，以及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的档案，试图考察1921年中共成立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这十年间的中共与日共关系史，勾勒两党在共同信仰基础上为着人类的和平与解放、积极投身国际共运洪流的壮举，探讨在当时中日关系的特殊环境下两党合作的重要意义与现代启示。 一、建党前后的接触与联系 在中共、日共相继成立前后，日本与欧洲、俄罗斯是并称向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渠道，甚至一度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的“主渠道”，这已经为学界研究所证明，此处不再赘述。当时，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特别是留日学生，已或多或少接触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将传入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翻译成汉语传播到国内，或将日本社会主义者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而开展的各项活动介绍到国内，从而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7月成立的思想基础之一。例如，中共的主要创建人“南陈北李”，即陈独秀、李大钊在留日期间接触过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而后来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李达、李汉俊不仅留日期间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而且回国后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陈望道留日回国后，返回家乡浙江义乌分水塘村潜心翻译《共产党宣言》，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将中国留日学生、先进知识分子与日本社会主义者联系起来的思想纽带。 中日两国的社会主义者、先进知识分子，在学习、翻译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相互接触、交往与合作。例如，堺利彦、大杉荣等联合其他社会主义者于1920年12月在东京成立了“日本社会主义同盟”，当时身在北京的李大钊经日本记者兼编辑的丸山幸一郎介绍就名列其中。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负责编辑的《新青年》，曾向堺利彦、山川均约稿，虽然堺利彦因太忙而终未完稿，但山川均后来在1921年5月的《新青年》第9卷第1号发表了《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1920年6月赴日留学的施存统，经李达、李汉俊等人的联系与介绍，结识了堺利彦、山川均、高津正道等人，一方面将他们的论著和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杂志等翻译并介绍到国内，另一方面彼此探讨和交流马克思主义理论，向他们介绍中国革命运动的情况。1920年12月，共产国际暗中组织有中日韩三国代表参加的远东社会主义联合会在上海召开，会议决定： 1．中日韩三国要扩大共产主义宣传，分别筹建共产党组织； 2．在中国组建中央局，联络世界无产阶级； 3．共产国际提供前述各项活动的经费。 受共产国际和苏俄委派，朝鲜共产主义者朴镇淳于1920年年底赴华，联络中日韩等国共产主义者，支持并资助各国的共产主义宣传和建党活动。同年底他到华后，会见了当时在华的大杉荣并探讨日本共产党的创建问题。1921年4月，日本社会主义活动家近藤荣藏，联合堺利彦、山川均等人成立预备性的日本共产党临时执行委员会，选举堺利彦为委员长。同年5月，该委员会派遣近藤荣藏前往上海拜会朴镇淳，并向后者报告日本共产党的组建草案和申请共产国际每月资助2万日元，获得后者原则同意，且首先支付6500日元活动经费。近藤荣藏在华期间除了与共产国际的代表联系外，还接触了个别朝鲜共产主义者，以及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大同党的黄介民、姚作宾等人。这些联络与交往虽保持了日本共产主义者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但困难重重，接续不畅。随着1921年4月中国旅日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开辟了一条中国共产党、日本共产主义者与共产国际的联络通道。 不过，旅日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初发展缓慢，直到中共“一大”召开时仍只有施存统和周佛海二人，以致推选出席“一大”代表时他们二人互推对方为代表，后鉴于周佛海正苦恋上海的杨淑慧，决定由他利用暑假期间作为代表出席“一大”。“一大”结束后，周佛海携杨淑慧回鹿儿岛继续留学，但他在上海的活动已引起日本警察注意，这令周非常恐慌：“我在上海和长江一带活跃的情形，鹿儿岛的中国同学，都不知道，而日本警察却知道了。到了鹿儿岛后，他们暗中对我，非常监视。我的导师门胁先生也警告我，要我注意，否则，有被开除学籍的可能。于是我便老老实实的用功，好在在鹿儿岛也没有活动的余地。”此后，专心读书的周佛海不仅顺利从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毕业，而且考入京都帝国大学。当他与杨淑慧刚刚到达京都车站，就有便衣警察前来询问“是否周某”，“因为我从鹿儿岛动身的时候，那里的警察，早已电京都报告了”。在如此严密监视的环境中，周佛海只组织过一次讲演会，本着马克思主义立场发表一些演讲。随着长子周幼海出生后的生活拮据，以及临近毕业而思谋前途，周佛海更无心思发展党组织及与日本共产主义者的联络。 施存统则不顾日本警察监视，根据陈独秀建议，作为小组负责人和驻日代表“联络日本同志”。他不仅暗中发展了澎湃、林孔昭、杨嗣震等十余名留日学生，秘密召开两三次小组会议，而且协助赴日的张太雷完成共产国际交办的重要任务。当时，共产国际为对抗华盛顿会议，决定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以下简称“远东大会”），但由于日本政府管控严格，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无法赴日，便委托中共负责促成日本组建代表团参会。1921年10月5日至13日，参与筹备远东大会的张太雷秘赴东京。10月6日，施存统领着张太雷拜访堺利彦，商谈组建日本代表团参加远东大会事宜。堺利彦委托近藤荣藏与张太雷、施存统协商日本代表团选派人数、经费和具体计划。谈妥后，张太雷与堺利彦再次会面予以确认。张太雷还给堺利彦“宣传费”1000朝鲜元，近藤荣藏委托施存统将其中500朝鲜元兑换为日元。翌日，施存统兑换后转交堺利彦和近藤荣藏。但是，由于近藤荣藏被捕，东京警视厅在12月20日以参与授予日本社会主义者“赤化宣传运动资金”为由逮捕了施存统，指责他的行为扰乱日本治安，促使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联络，遂于12月27日驱逐出境。施存统虽留日时间不长，但他在日本共产主义者与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的联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远东大会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召开，来自中、日、韩等国的131名正式代表参会和17名代表列席会议。由于施存统和张太雷的努力，日本代表团派出片山潜、堺利彦、德田球一、高濑清、野坂参三等16名代表，内含13名正式代表和3名列席代表参会。会上，日本代表团汇报了日本的政治经济问题，介绍了日本共产党的组织和政策情况。共产国际希望日本共产主义者联合起来，团结广大群众，“建立更大众性的共产党组织，并建立共产国际和日本共产主义运动的直接联系”。会议期间，中共代表张国焘与日本代表片山潜、德田球一进行了“一定接触”，反映了中共对日本共产主义运动的关心和关注。会后，日本代表团按照共产国际的建党指示，领取了活动资金，以无产阶级相关团体和先进分子为基础，开始创建日本共产党。1922年7月，日本共产党“一大”在东京召开，选举堺利彦为日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标志着日共正式成立。施存统回国半年后，日共便告成立，并于同年12月成为共产国际日本支部，片山潜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 中共与日共同属共产国际的国别支部，因而以共产国际为纽带的联系应该是存在的，但如何联系的细节由于史料缺乏尚不太清楚。1923年6月，日本政府对日共大搜捕，逮捕了堺利彦、德田球一、市川正一、野坂参三等日共重要领导人和100多名党员。由留日学生澎湃、权国熙和堺利彦等中日韩共产主义者、先进知识分子，在1920年发起成立的“可思母俱乐部”也在此前后消散，特别是在随之而来的白色恐怖中，日共于1924年3月自动“解散”，直到1926年12月才恢复重建。中共此时处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其在日本的党团组织人数少、规模小，主要是协助国民党驻日总支部的改组及活动，未能掌握革命领导权，以致在国民党驻日总支部的7名执行委员中，竟无一名中共党团组织成员，这种情况即使在国内也未曾出现。根据分工，国民党驻日总支部及其各支部主要负责联络留日学生和华商；而中共东京党团组织主要负责联系华工和下层华侨。在日本的中共党团成员们联合国民党左派，既与国民党右派破坏团结的行为做斗争，又大力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暴行，支持国内人民反日斗争。 由于“日共”重要领导人被捕及其随之而来的“解散”，不仅中共东京支部难以与“日共”联系，而且中共本身也缺少“日共”这个联系对象，只有借助驻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与日共个别党员保持联系。1925年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时，共产国际执委、日共领袖片山潜前往上海、北京等地进行为期大约一个月的考察，他高度评价中国的革命运动，支持中共的革命活动与国共合作。共产国际从1920年的“二大”到1922年的“四大”，将世界革命的目光，从欧洲国家扩展到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制定了东西方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相互支持的反帝统一战线战略。1922年7月，日共成立时就讨论通过由布哈林起草的《日本共产党纲领草案》，规定从朝鲜、中国大陆和台湾、库页岛撤退日军是日共的一项斗争任务。1926年12月，日共重建后更是将促进日本殖民地的独立作为一项重要任务。1927年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届扩大总会通过布哈林起草的《关于日本问题的纲领》，要求日共与日本殖民地的解放运动保持密切联系，给予后者在“思想上、组织上”的支持。于是，日共帮助已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创立共产党时，与中共开始更加密切的合作。 二、围绕台共的联络与合作 台湾共产党的早期成员和革命先进分子，大多在祖国大陆接受革命启蒙教育和开始革命实践，只是根据共产国际“一国一党”原则转归日共负责。其实，早在1922年10月国共两党合办上海大学时，中共就积极吸收台湾优秀青年到上海大学学习，培养和发展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到1927年5月上海大学被国民政府查封，已发展许乃昌、翁泽生、叶绿云、谢雪红、林木顺、林仲梓、陈其昌等人。1924年10月，中共选送台籍青年党员许乃昌，到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1925年10月，中共又选派谢雪红、林木顺留学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共原本准备以他们为基础，将来在台湾建立党组织。然而，共产国际此时也在关注台湾的革命问题，并根据1924年共产国际“五大”决议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国一党”原则，准备由日共中央负责筹建和领导台湾共产党，特意将中共选派的台籍党员从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调到日本班学习，而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共服从安排。1927年5月，林木顺、谢雪红在共产国际介绍下与日共领导人渡边政之辅建立直接联系。10月，片山潜向他们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在日共指导和帮助下创立台湾共产党，作为日共的“台湾民族支部”，通过日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但他们可以要求日共和中共介绍各自的台籍党员作为其建党骨干。 关于筹建台共，日共与中共的合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中共和日共的文件为基础，拟定台共的政治纲领和组织纲领。1927年11月、12月，林木顺、谢雪红相继被日共中央召回东京筹建台共。林、谢两人在渡边政之辅等人的指导下，参照中共与日共文件，起草台共的政治纲领、组织纲领和工人、农民、妇女、青年运动提纲等文件，并经日共中央修改审定。可以说，台共筹建之初已有中共、日共的双重因素与影响。二是日共中央请求中共中央援助台共建党。日共中央鉴于台籍中共党员是台共建党的骨干力量，以及其自身忙于国内普选斗争的现实，在1928年1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请求中共援助和指导台共建党事宜。2月，在中共与日共领导下，中共台籍党员、日共台籍党员和来自莫斯科的台湾党员在上海成立台共筹备委员会，讨论和修改台共筹建的文件，然后报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审查。日共中央曾选派锅山贞亲赴上海指导，后因准备普选斗争而调回锅山，并将该工作委托中共中央负责。3月15日，日本政府对日共实施大逮捕，一夜之间逮捕包括野坂参三、志贺义雄等日共领导、党员和支持者1600多人，史称“三一五事件”，导致日共与台共的联络暂时中断。三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决定以中共代表彭荣和朝共代表吕运亨暂代日共指导台共建党。4月13日，彭荣提议召开了台共建党预备会，通过了台共的政治纲领、组织纲领及其他工作计划与方针。 1928年4月15—16日，台共成立大会在上海法租界的金神甫照相馆召开，中共中央受日共中央委托直接领导了台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当时，中共代表彭荣、朝共代表吕运亨和台共党员谢雪红、林木顺、潘钦信、张茂良、翁泽生、陈来旺、林日高等人参加大会。彭荣在会上介绍了中国革命的历程和经验，为台共成立后的革命活动提供参考。台共中央书记林木顺事后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指出由于日共中央代表紧急回国和请求中共中央、共产国际的代表负责领导台共成立大会，故台共“一大”是在共产国际代表间接领导和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召开的。4月18日，台共召开第一届中央委员会会议，确定组织人选与分工，建立党中央的组织架构。台共中央决定由候补中央委员翁泽生驻上海，担任与中共之间的联络员；候补中央委员谢雪红驻东京，担任与日共之间的联络员；候补中央委员陈来旺担任台共东京特别支部负责人。这反映了台共与中共、日共之间的密切关系，即在接受日共领导的同时，也恳请中共对其进行指导和援助。实际上，随着中国、日本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的变化，中共与日共对台共的指导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日共在台共成立后对其曾有短期指导。1928月4月25日，驻上海日本领事馆的警察与国民政府的警察会同抓捕“上海台湾学生读书会”成员时，逮捕了谢雪红、张茂良等人，林木顺侥幸从屋顶逃脱，但台共建党文件等被日本警察搜走。日本警察掌握了台共建党情报，但台共关键人物林木顺、翁泽生未被捕，而其他被捕者皆否认与台共有关。于是，因证据不足，谢雪红被释，但她被押回台湾后无法赴日联络。8月，为躲避警察抓捕的林木顺潜入东京，与先期返日筹建台共东京特别支部的陈来旺联络，后吸收林兑、林添进入党，于9月23日成立台共东京特别支部，在台湾留日学生中发展党员，建立与日共及台共组织之间的联系。11月，日共中央获悉“上海台湾学生读书会”事件后，在台党员蔡孝乾、潘钦信、洪朝宗、谢玉叶因担忧被捕而未经批准擅自逃回大陆的情况，批评台共涣散无力，指示台共开除前述四人的党籍和调整台共中央的人事与分工。1929年2月，日共又指示台共团结台湾岛内分散的左派力量，成立台湾总工会，推动工人运动发展。不过，这种有效指导为时不久。4月16日，日本政府又对日共实施大逮捕，拘捕了市川正一、锅山贞亲等日共领导人及党员和支持者1000多人，史称“四一六事件”。日本警察搜捕日共党员时，发现陈来旺、林兑、林添进的党员身份而将他们逮捕，台共东京特别支部也被破坏。此后，台共与日共的联系几乎完全中断。 中共在台共成立后配合日共对台共的指导，继续为台共输送后备干部、指导其宣传与革命斗争，并在日共与台共关系中断后再次担负指导台共的重任。1930年4月，台共中央派遣林日高赴上海联络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此后台共党员陈德兴、翁泽生、潘钦信等陆续向中共中央报告台湾革命情势，请求中共中央领导他们。中共中央也派员传达中共对台湾革命的意见。1930年10月，瞿秋白经共产国际远东局同意，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会见翁泽生、潘钦信、陈德兴，一是建议他们召开日共台湾民族支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解决面临的各种问题；二是台共通过中共建立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三是台共的报告需经中共送交共产国际审查与批准；四是台共每月向中共汇报一次工作。根据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指令，潘钦信于1931年3月返回台湾，在5月初成立台共二大筹委会，并于5月31日至6月2日召开台共“二大”。会上，以王万得为首的改革同盟获得台共领导权，决定将台共改为共产国际的直属支部，名义上接受共产国际远东局的领导，而此时的中共负责人瞿秋白兼任东方局负责人，故实际上接受中共中央领导。 1931年6月，谢雪红派刘缵周前往日本寻找日共中央，后者于26日到日本，并通过白川某、中村某联系上日共中央，报告了改革同盟的行动，提出了几点请求，即请日共中央调查共产国际远东局是否知悉改革同盟的行动，以及日共向台共派遣代表，明示台共与日共关系等。7月，日共中央对这些问题作了部分回应，表示对改革同盟未经请示而擅自结盟批评，至于该同盟的行动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需向共产国际远东局照会后方可回答。在此前后，日本警察在台湾岛内对台共党员实施大逮捕，台共组织几乎全遭破坏。刘缵周获悉后即向日共中央委员山本悬藏报告，后者指示暂时搁置台共组织的分裂问题，要求他回台重建台共。刘缵周于8月返台时，谢雪红等人已经被捕，他本人也在11月被捕，后牺牲于狱中。至1931年年底，台共大部分领导人及与台共相关人员3000多名被捕，台共基本覆灭。台共个别党员分别逃向中国大陆和日本，其中“在大陆活动的台共主要领导人有林木顺、翁泽生、蔡孝乾等，他们一般又加入了中共”。 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共与日共在领导与援助台共的筹备、成立、革命斗争中配合得比较默契，但也将共产国际的“三个时期”理论和“左”的路线政策传入台共，加之日本警察的强力镇压和台共自身的不成熟，导致台共成立不足四年便被摧毁。根据“一国一党”原则，台湾由于为日霸占，作为日共一个支部的台共，虽在成立初期接受过日共相对短暂的有效领导，但在1929年四一六事件后与日共中断了联系，只能寻求中共中央的帮助，出现了与中共虽没有组织关系，但在思想上、政治上获得中共中央较多帮助和指导的特殊现象。曾任台共第二届中央委员、宣传部部长的苏新，在回顾台共与中共、日共、共产国际的关系时，形象地称台共是“三不像”，即台共在组织上属于日共，但日共并未实行长期有效的领导，不像其支部；若言台共在“二大”后属于共产国际的一个独立支部，但又通过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远东局的领导，也不像其支部；若言台共接受中共较多的帮助和指导，是中共的一部分，但两者之间又没有组织关系，也不像。即使如此复杂的关系，也未从根本上影响中共与日共的合作，两者在同期开展的联合反帝斗争就是证明。 三、中共与日共的联合反帝斗争 随着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和中共八七会议的召开，中共总结“右倾”错误和教训，与恢复重建的日共进行联络，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开展联合反帝斗争。1928年3月，日共领导人之一佐野学在东京银座与中共东京支部的李某会见，虽然两者所谈内容不详，但就在同月于东京青山会馆举办的孙文逝世三周年纪念追悼会上，有疑似中共党员散发共产主义宣传单，后又有人在东京市外目黑町的电线杆上张贴类似传单。1929年1月，中共与日共在上海发表《中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对中日两国劳苦大众的联合宣言》，使两党联合反帝斗争明朗化。该宣言以中共中央、日共中央名义，谴责“日本帝国主义是国际帝国主义的东亚主力军，是国际帝国主义反苏的最有力强盗，是侵略中国、镇压中国革命最凶恶的敌人，是压迫日本劳农群众最反动的统治者，是东亚一切白色恐怖的发动机……是中日劳苦大众的直接敌人”。因此，“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任务之一，同时是日本革命的任务”，呼吁“中日两国劳苦大众依靠武装暴动，建立革命政权，推翻中日两国反动统治，实现两国劳苦大众的彻底解放”，号召“一切劳苦大众，反抗帝国主义的阴谋！拥护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这份宣言显受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影响，但也反映了中共与日共联合反帝的事实。 其实，中共与日共不仅联合发表宣言，而且存在密切的人员往来和反帝合作。例如，以江村的名义，从中国向日本邮寄中共的各种报刊杂志；有两三名日共党员在上海常常列席中共的会议；大山郁夫的原劳动农民党从1928年就与中共进行联络，在1929年4月派山口金次郎、中庭七郎前往上海活动，经东京中华青年会会员李达方联络，受到共产国际秘书李茂根的接待与帮助；中共党员某某从共产国际获得“巨额”资金，被派往大阪、东京，支持和资助在日本的日共与中共的活动。日本政府根据各种情报，判定在中共江苏省委指导下的中共东京支部，其背后有日共的支持，认为中共与日共频频联络，遥相呼应，相互提携，开展“远东赤化活动”。佐野学在上海被捕后向日本总领事馆“交代”：虽然他认为中国革命成功不仅有助于加速日本革命，而且有助于摧毁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与世界革命有重大关系，主张日共与中共应联合行动；但是，他强调由于日共弱小，与中共完全没有组织联络，只是曾发表过两三次共同宣言，共产国际也没有一份规定中共与日共关系的文件。对此，驻上海日本总领事馆也不完全相信，认为当时审讯佐野学仅仅两个小时，后者回答虽然痛快，但“毕竟时日较短，关于各种事情的实情不可能全部吐露”。 事实上，中共积极营救佐野学和向日共通报佐野学被捕情况，本身就是中共与日共密切联系和联合反对国民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一项特殊斗争。1929年6月，国民政府警察经过秘密侦查，逮捕了与朝鲜人王某同行的佐野学。中共获悉佐野学被捕后，一方面动用各种关系，关注佐野学在狱内的情况，同时鼓动乃至威胁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阻止其向日本引渡佐野学，甚至策划伺机劫狱；另一方面秘密派遣梅电龙前往日本，向日共通报佐野学被捕的情况，同时带去支持日共活动资金2000元。获悉前述情报的驻上海日本总领事馆希望尽快从中方引渡佐野学，但国民政府外交部、上海市公安局均向驻上海日本总领事重光葵提出引渡条件，即今后若有中共党员潜藏日本或租界，或者被日本警察逮捕，应依照此例办理，根据中方要求随时引渡。此事后经重光葵报请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获得原则同意。为防止中共在引渡时营救，根据中日协议结果，在8月21日从监狱押解佐野学前往日本总领事馆途中由中方押送，上海市公安局第二科科长黄光斗担任押送指挥官，并在沿途配备多名警察，当晚被押送至日本总领事馆，随即被收押总领事馆监狱。23日凌晨，日本总领事馆悄悄派遣4名警察押送佐野学搭乘长崎丸驶向日本，但日人报纸《上海每日新闻》当日即报道了该消息，引发日本总领事馆和外务省“震怒”，随之该报编辑长及相关记者遭到“解职”或“罚俸”处罚，反映了日本政府对中共与日共获悉后可能联合营救佐野学的“担忧”。 中共东京支部作为中共与日共联络的一条秘密渠道，在两党联合反帝斗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29年7月，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中共东京支部在东京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会上不仅强调保持与中共的密切联络，向中共汇报这次大会的情况，而且明确规定其与日共的联络，先由中共照会日共，然后根据中共指令进行联络；至于与日本左翼团体的联络，则由各位党员自由进行。同月25日，中共东京支部影响下的留日学生组织，如中华留日社会科学研究会、艺术联盟、时代工程社、人社等团体的代表，在中共东京支部党员房斌的家中召开会议，一致同意成立中华留日反帝同盟。27日，该同盟在留日学生刘思波家中召开代表大会，决定由支部党员廖体仁、李亚农负责与日本反帝同盟联络。8月10日，廖体仁陪同赴日的梅电龙试图联络日共党员田中清玄时被跟踪的日本警察逮捕。李亚农则与日本反帝同盟干部井汲越次取得联络并保持联系。从8月20日至23日，他根据中共东京支部书记古杰指示，数次面见日本反帝同盟支部书记三浦重道、井汲越次和日本劳动组合常任干事佐山等，讨论1929年7月中东路事件爆发后的反帝行动，商定中华留日反帝同盟与日本反帝同盟于9月1日在东京联合举行示威游行。 8月29日，三浦重道面见李亚农，提出因日方准备不足而要求将示威游行延至9月4日，获得中共东京支部的同意。9月2日，李亚农、余炳文与三浦重道等人再次见面，日方通知他们三点：一是将示威游行地点由中华民国驻日公使馆改为商业街银座；二是游行总指挥由留日学生改为日本劳动组合干部担任；三是游行时间仍是9月4日晚8点，但示威游行10分钟即告结束。中共东京支部再次同意，但9月3日晚担任游行敢死队队长的张璋被捕而致计划暴露。9月4日，李亚农获悉后即向三浦重道通报，而后者未能通知到其他人，只得按照原计划示威游行，结果部分日本、朝鲜反帝人士和留日学生在游行进入警戒线后，被埋伏的日本警察、便衣特务逮捕90多人，内含中国留日学生14名，史称“银座事件”。日本警察在该事件中发现了中共东京支部的线索，遂于10月3日对中国留日学生实施针对性逮捕，导致中共东京支部遭受重大损失。该事件发生后，留日学生代表请中国驻日公使馆与日本警方交涉，要求释放被捕的留日学生，部分留日学生亲属也利用各种关系“营救”这些留日学生。中共中央、团中央、中共江苏省委等，更是通过发表宣言，组织集会，包括向驻上海日本总领事馆游行示威等，掀起一场新的反对国民党统治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面对中共东京支部遭受重挫和日共党员大批被捕的严峻形势，中共与日共的联络非常困难，但仍未能阻止两党的联系与合作。1929年11月，大山郁夫派人前往上海联络中共，双方策划在东京、上海、大阪、神户建立四个秘密联络站，开展联合反帝斗争。12月4日，针对日本政府逮捕、驱逐和向国民政府引渡中共东京支部党员，日本劳农党总部发布檄文，指责日本政府此举是将中国革命志士引渡给蒋介石枪杀，呼吁日本工人、农民联合起来，坚决反对驱逐中共党员，打倒滨口幸雄内阁，攻击日本司法大臣、内务大臣、驻华公使，不断扩大反对驱逐运动，推动在华居留民奋起抗争，挽救中国革命志士，以实际行动支持和声援中共与中国革命。中共与日共以社会科学研究和左翼文艺活动的名义，至晚从1930年7月开始通过上海的江南书局与东京的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保持通信，互相传递信息和交流进步书刊。正是这些悄然而又密切的联系，使得中共与日共在1931年9月20日即九一八事变爆发两天后就迅速发表联合宣言，谴责日本帝国主义暴行，号召中日两国民众联合起来，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此后，中共与日共相互支持、密切合作，融入新一轮的反帝斗争和抗日战争之中，为中日两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继续团结奋斗。 结 语 中共与日共的早期关系由于史料缺乏而难以厘清，以致既有研究侧重考察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者对中共的思想与组织影响，而甚少关注中共对日共成立及其与共产国际联系的纽带作用。其实，中共与日共早期关系史的一个特点，是日共的思想滋养与中共的行动“反哺”。日共不少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被留日的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译成中文，传至国内，影响甚巨；而中共先于日共建党后对日本社会主义者组团参加远东大会、成立日共，给予大力支持，以行动助持日共。二是中共与日共既受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支持与资助，也受其“三个时期”理论和右倾、左倾路线的影响。从中共、日共的建党到革命经费，共产国际均给予相应支持，特别是资助日共的经费不少是经过中共转交的。但是，共产国际的左倾路线对台共的革命斗争，以及中共与日共的联合反帝斗争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有不少值得汲取的历史教训。三是中共与日共早期均遭受本国白色恐怖，但基于共同信仰而无惧艰险、相互支持、联合斗争，对国民党统治和日本帝国主义造成了极大冲击，对中国革命胜利和战后日本民主作出重要贡献。现今早已无安全之虞的中共与日共，在新时代反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维护东亚地区和平与稳定，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诸方面，具有更加广阔的合作空间和无限美好的奋斗前景。 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