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维视域下的口述历史 【编者按】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口述历史取得了辉煌成绩，无论理论方法的探讨，还是访谈成果的呈现，抑或学科建设等方面，均已形成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口述历史特色。致力于口述访谈的具体实践，将口述访谈中形成的经验加以提升和归纳，形成本土特色的口述历史理论，再用不断发展的口述理论指导口述访谈实践，在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中有序推进，是中国口述历史发展的成功经验。目前，口述历史已经超出了历史学的范畴，广泛应用到人类学、社会学、新闻学、传播学、档案学等各学科领域。多维度推进的发展态势和多元化的推进形态，是中国口述历史发展的基本特征。在众声喧哗、大众参与的多元化推进态势下，中国口述历史进展到规范化操作的新阶段。有鉴于此，本刊邀请多名长期从事口述历史研究的专家，从多学科多领域的视角，探究口述历史发展的新问题、新认知和新趋向，以期推动中国口述历史的新发展。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由于受到记忆研究、叙事理论、交际研究、女性主义理论、情感研究与空间理论等各种学术思潮与理论转向的冲击与影响，一些更具理论导向的西方口述历史学家呼吁重新思考口述历史的实践与解释方式。在这种背景下，一系列深具理论意识与跨学科特征的新问题与新视角脱颖而出，即：当代西方口述史学开始出现所谓的理论转向，其中主要包括“记忆转向”“叙事转向”“关系转向”“女性主义转向”“情感转向”与“空间转向”。 一、记忆转向 综观当代西方口述史学七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与趋势，口述史学界对于记忆问题的关注焦点与理解视角发生了巨大变化。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依托于记忆与回忆的口述历史不断遭到那些奉行客观主义与实证主义的传统文献历史学家的质疑与批判，其矛头直指记忆的主观性与不可靠性。他们认为受访者在回忆时，无论其记忆如何清晰、鲜明和生动，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比如受访者的记忆力、岁月流逝、价值立场、怀旧情绪、生命经历、感情因素以及健康原因，等等。而这些因素极有可能导致受访者在口述时出现遗忘、错记、说谎乃至虚构等诸多情况。在众多批评者当中，以帕特里克·弗雷尔的观点最为尖锐。在《口述历史：事实与虚构》一文中，他严正指出：“关于口述历史的准确性、直接性与真实性的所有宣称都遭受到最为严重的质疑，我们正在进入想象、选择性记忆、事后虚饰和完全主观的世界。”而为回应这些实证主义历史学家的抨击，早期口述历史实践者予以坚决反驳，并发展了一套评估口述历史记忆真实性与可靠性的实践指南。 不过，也有少数学者例外，他们比较早地改变对于实证主义历史学家批评的态度与回应策略，并提出以一种新的观点与视角来看待口述历史中的记忆问题，即口述史学开始出现所谓的“记忆转向”。从后实证主义立场出发，他们主张“记忆的不可靠性”正是口述历史的优势与资源所在，并非是缺点和问题。而且，他们认为记忆的主观性不仅能够了解历史经历的意义，同时也能够为理解过去与现在、记忆与个人认同及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提供线索和启示。美国口述历史学家迈克尔·弗里斯科在1972年指出：“记忆是口述历史的对象，而不仅仅是方法。随后出现的值得思考的问题则主要聚焦于过程和变化：在经历成为记忆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在经历成为历史的过程中又发生了什么？……而诸如此类的问题却是特别适合或者唯一只能通过口述历史才能洞悉的。” 在一些倡导对口述史学进行深层次理论研究的学者的推动下，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西方口述史学界开始逐步形成共识，即对于历史解释和重建来说，“不可靠的记忆”可能是一种财富，而不是一个问题。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两位意大利口述历史学家路易莎·帕萨里尼和阿利桑乔·波特利的研究。在1979年发表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下的工作意识形态与共识》一文中，帕萨里尼认为除了加强口述资料的事实性应用之外，还需要充分挖掘口述资料的独特性。在她看来，口述历史原始资料不仅包含事实性陈述，而且很大程度上还是文化的表达与再现，因此除字面叙述之外，还包含记忆、意识形态与潜意识欲望等维度。同年，波特利发表《什么令口述历史与众不同》一文，明确挑战众多批评者对于记忆可靠性问题的质疑，进而提出口述性、叙事形式、主体性和记忆的“与众不同的可信性”等口述历史特质，以及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的关系应当被视为口述历史的优势，而不是缺点。基于此，波特利指出：“口述证词的重要性可能不在于它紧贴事实，而在于与事实的背离，正如所呈现的想象、象征与欲望。因此，并不存在‘错误的’口述资料……口述历史的多样性由这样一个事实构成，即‘错误的’叙述在心理上仍然是‘真实的’，而这种真实可能与事实上可靠的叙述同等重要。” 此后，以罗纳德·格里（Ronald J. Grele）、帕萨里尼、弗里斯科与波特利为代表的口述历史学家在具体的个案中继续深化对于记忆问题的研究，并强调口述历史有助于理解特定环境中的个体记忆、主体性、社会认同，以及它们与更为广泛的社会背景和公共记忆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她们看来，记忆有助于我们理解过去经历与现实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且它“远远不仅仅是一种消极的容器或储存系统，也不仅仅是一个有关过去的图像库，而是一种积极的塑造力量；即它是动态的——它试图象征性遗忘的同它所记住的是同样重要的”。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口述历史学家都意识到口述历史不仅要尽量客观地描述过去发生的真实经历，更要发挥记忆的主观性特质，即从历史当事人或者目击者的口述访谈中更为深刻地认识与理解过去。 当然，经由口述历史访谈过程的记忆呈现终归需要通过口述、文字抄本、录音或录影等媒介形式加以表达，而对口述历史访谈过程的叙事关注则促使西方口述史学发生同“记忆转向”紧密联系的“叙事转向”。 二、叙事转向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史学“叙事转向”及相关理论的影响下，西方口述史学界也日益意识到应该利用相关理论与方法来研究口述历史本身所具有的两种基本特质：“口述性”与“叙事性”。简单而言，口述史学的“叙事转向”促使研究者超越对于口述内容的片面关注，继而关注口述历史访谈中访谈者与受访者的叙事（提问）形式、叙事（提问）策略和叙事（提问）风格如何影响口述历史内容的呈现与诠释，进而深入理解叙事背后所体现的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等因素。 在美国，该领域的开拓者是格里，他于1975年提出应该将口述历史访谈作为一种“会话叙事”（conversational narrative）来理解。他指出，对口述历史访谈结构的分析有助于理解历史文本的语言、社会与意识形态结构，而这些结构的分析则有赖于从“会话叙事”的视角来理解口述历史访谈。在他看来，“考虑到历史学家/访谈者的积极参与……同时考虑到所有言语交际所强加的逻辑形式，访谈只能被描述为一种会话叙事：因为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的关系，我们称其为会话……我们创建的结果是一种会话叙事，而它也只能通过理解包含在这种结构中的各种关系来理解。” 显然，对口述历史访谈深层次关系与结构的分析，有助于理解与解释作为访谈结果的历史叙事的生产过程及其意义建构。在格里的“会话叙事”概念及交际研究理论的影响下，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E.卡尔佩珀·克拉克、迈克尔·海德与伊娃·麦克马汉等人不断提出和强调应该从交际研究理论出发来理解口述历史。他们主张将口述历史的会话叙事看成一种“诠释行为”，而诠释学才是连接交际研究理论家与历史学家的重要纽带。在他们看来，口述历史访谈的意义呈现及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的共时关系如何影响未来的理解，都将取决于双方如何能够实现“诠释性会话”（hermeneutical conversation）。在其团队合作研究的基础上，伊娃·麦克马汉进一步将哲学诠释学应用于口述历史访谈分析，并且提出将访谈作为一种“言语行为”来理解，进而探讨这些“言语行为”所具有的特定规则与准则，以及背后所潜藏的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因素。后来，麦克马汉继续发展上述概念与理论，并提出一种“会话分析框架”，该概念主要用来理解与分析意义在口述历史访谈中被协调的具体方式。 在意大利，对促进口述史学“记忆转向”起到重要作用的帕萨里尼和波特利同样是“叙事转向”的重要推动者。在其名著《大众记忆中的法西斯主义：都灵工人阶级的文化经历》中，帕萨里尼强调要从口述历史与生活故事叙事的沉默、遗忘与矛盾中理解其背后的社会心理与文化意义，而不是片面地将其解读为受访者的不善言辞。同样，基于口述历史的“口述性”与“叙事性”特质，波特利也强调应该利用叙事理论来分析口述历史访谈，并将故事讲述视为一种文化实践。他指出：“大部分口述叙事者、民间故事讲述者和工人阶级史学家都有一种在叙事形式中埋伏他们的观念的习惯，因此，他们的话语充斥着不可言说、象征意义、暗示与模糊不清等可能性。”而在1997年出版的《瓦莱·朱利亚冲突：口述历史与对话艺术》一书中，波特利更加关注口述历史访谈的对话性质、叙事形式与主体性等问题。 在英国，对于口述史学的“叙述转向”产生重要影响的有伊丽莎白·托金、玛丽·张伯伦、保罗·汤普森和林恩·阿布拉姆斯四位学者。在1992年出版的《叙述我们的过去：口述历史的社会建构》一书中，托金分析了口述历史访谈中的叙事结构、叙事时间，以及叙事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问题，强调口述叙事既是社会建构也是个体表演。由张伯伦与汤普森主编并于1998年出版的《叙事与类型》一书探讨了口述历史、生活故事、自传与家庭寓言中所呈现的叙事形式、叙事结构及影响叙事结果的语言、社会与意识形态因素。作为当代西方口述史学理论较新的代表性作品，阿布拉姆斯于2010年出版的《口述史学理论》一书设有专章“叙事”，讨论口述历史的叙事问题，其中包括基本的叙事概念、叙事结构分析，以及影响叙事的社会性别、族裔与创伤等因素。 三、关系转向 伴随着“叙事转向”所引发的对于口述历史生产过程中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互动关系的重视与反思，当代西方口述史学的发展也逐渐呈现出明显的“关系转向”，即口述历史访谈双方各自的主体性意识，以及相互关系如何影响口述历史的生产过程与解释结果。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抛弃纯粹的实证主义与完全的客观主义之后，西方口述史学界基本上认可和赞同口述历史是访谈双方互动对话、意义诠释乃至相互妥协的竞争性合作结果。为了理解与分析该结果的产生过程及影响因素，弗里斯科发明和阐述了“共享的权威”（shared authority）的概念，这一概念广受学界认可与引用。按他的设想，最佳的口述历史访谈是一种动态的和对话的关系，它鼓励访谈双方在相互平等且又认同差异的基础之上进行更为积极的会话叙事与意义诠释，即充分呈现与展示各自所拥有的叙述和解释权威。当然，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实践过程中不仅很难维持一种“共享的权威”，而且弗里斯科也没有具体阐明如何在访谈过程中真正实现共享。 不过，这个概念却成为众多口述历史学家的重要分析手段，其意义也逐渐演变为更具过程导向的“共享权威”（sharing authority），即通过考察与分析那些影响口述历史访谈过程与造成历史解释差异的特定因素，进而争取各自在口述历史生产过程中的话语权与解释权。这个概念主要被用来发现、分析及合理化口述历史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两个问题：受访者的表演性与访谈双方的“解释冲突”。受访者的表演性一方面反映在叙事风格与特征上，更为重要的是体现在受访者叙事内容的高度预演性，而所有这些有意或无意的表演都是其生活经历与身份认同的重要表征。所谓的“解释冲突”是指受访者与访谈者在解释口述内容时发生的分歧，在实际过程中，因为受访者处于相对劣势的位置，作为访谈者的研究者通常更加容易控制与决定最终的解释权。正如凯瑟琳·博兰德在其经典论文《“那不是我说的”：口述叙事研究中的解释冲突》中所指出的，如果她没有将其著作送给她的祖母或询问她的看法的话，她可能已经忽视了自己对于文本的过分介入问题。而其感叹是源于她对其祖母口述历史的当代女性主义解读并没有得到她祖母的认可，因为她祖母告诉她，这已经不再是自己的故事，而已经完全变成她的故事。 概括而言，以“共享的权威”或“共享权威”等概念为代表的对于口述历史关系的探讨不仅有助于发现与挖掘访谈者与受访者的创新性角色与主体性意识，而且有助于反思那些影响访谈关系与造成解释冲突的更为深层次的自我、社会、政治与文化等多元因素。 四、女性主义转向 1976年，美国妇女史学家琼·凯利-加多发表《性别的社会关系》一文，认为传统的妇女史研究只是单纯地将妇女填补到历史中去，没有将妇女置于更为广泛的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脉络中进行研究，更没有将女性与男性的认识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她指出：“性别关系是社会性的，而不是自然的。”真正推动西方妇女史研究“社会性别转向”的是美国妇女史学家琼·斯科特，她在1986年发表的《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学分析范畴》一文中完整地阐释了社会性别的概念、发展过程与理论特征。她指出：“社会性别也被用来表示两性的社会关系。它的使用明确拒绝了生物学解释……相反，社会性别成为表示‘文化建构’的一种方式——关于女性和男性适当角色的观念完全是由社会创造的。”更为重要的是，斯科特还强调：“社会性别是基于两性差异的社会关系的一种构成要素，也是表征权力关系的一种主要方式。” 与此同时，西方妇女史学界也开始反思妇女史研究存在的主要弊端，即：将女性看成是一个整体，忽视了女性之间的差异，以及女性遭受压迫和剥削等不平等关系的不同方式与原因。斯科特就明确提出应该将“差异”作为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史学的分析范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并不存在单一性的“女性”概念或范畴，同时强调文化的多元性（种族、族裔、阶级、性取向、宗教信仰等）及女性内部的差异性，并质疑与批判所谓的“姐妹情谊”不过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跨文化父权制。 正是在上述以“社会性别”与“差异”为核心概念的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下，当代西方口述史学呈现出明显的“女性主义转向”，即这些理论如何影响口述历史生产过程与解释所涉及的各种问题与关系？从20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初期开始，在各种跨学科思潮与理论的影响下，西方女性口述历史进入一个全面的理论反思时代，即女性口述历史实践与研究如何真正体现其女性主义特征、视角与目标。凯瑟瑞·安德森与苏珊·阿米蒂奇等学者在1987年指出，为了更好地让女性讲述其真实的生活经历与感受，口述历史学家应该发展一种跨学科的女性主义方法论。1990年，苏珊·盖格提出了衡量女性口述历史是否具有女性主义目标的四个标准：1.社会性别是否一个核心分析概念；2.女性研究所关注的问题域是否体现和创造了历史和具体情况下的经济、社会、文化、民族和种族（族裔）现实；3.通过确立或促成一个新的知识库（knowledge base）来理解女性生活和更为广泛的社会世界的性别化因素，从而纠正了关于“什么是‘正常的’”男性中心主义观念和假设；4.它们接受女性对于她们的认同、经历与社会世界的自我解释，因为这些解释包含和反映了重要的真实，而不是出于概括目的将它们归类和贬低为仅仅是主观的。在女性主义口述历史研究领域，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肖娜·格拉克与达芬尼·帕泰主编的《女性的话语：口述历史的女性主义实践》。该书试图解构或抛弃早期女性口述历史的核心宣称——女性口述历史是由女性所做的有关于女性的口述历史，其目的也是为了女性。基于此，两位主编认为，女性或女性主义口述历史这一概念应该更为准确地理解为口述历史的女性主义实践，即强调不管是从访谈者、访谈对象或访谈主题来说，女性并不是女性口述历史的唯一焦点。 简言之，口述历史的女性主义实践要求实践者或研究者能够从社会性别视角与差异理论出发，思考口述历史生产过程及其解释所涉及的各种问题与关系。概括而言，其研究与反思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1.口述历史访谈的客观性：经历抑或论述；2.口述历史访谈过程的复杂性与多元性；3.如何倾听：记忆、语言、叙述与表演；4.谁的声音与历史：共享权威；5.赋权与倡导：口述历史的民主化和解放性力量何以可能？当然，这些问题也是口述历史学界所共同面临的，不过口述历史的女性主义实践为深化这些问题的研究做出了独特贡献。 五、情感转向 近二三十年来，以历史上个人和集体的情感或情绪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情感史在西方史学界蓬勃发展。2010年，英国历史学家扬·普兰佩尔在与三位西方情感史研究先驱的访谈中更是提出史学研究正在发生一场“情感转向”。 伴随着上述西方口述史学的“记忆转向”“叙事转向”及更为广泛的史学领域的“情感转向”，西方口述史学界也开始注重对口述历史访谈中明显具有主观性特征的喜怒哀乐等情感或情绪信息的挖掘与记录，并发挥口述历史的特质与功能以加强对情感问题的研究，即所谓的“情感转向”。 实践与研究显示，口述历史学家经常面对这样的受访者，他们在回忆与叙述过去的经历时会出现快乐、悲伤、高兴、生气、镇定、恐惧、友好、仇恨、痛苦、激奋与失望等兼具生理与心理反应的情感或情绪。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解读这些复杂多样的情感并理解它们的意义，以及口述历史从中发挥什么作用，这些问题便是当代西方口述史学“情感转向”的主要研究议题。在《盟军轰炸下的法国儿童（1940—1945年）：口述历史》一书中，林德赛·多德就精辟地分析了口述历史与情感之间的关系。她指出：“口述历史是获取主观的过去经验的一种手段……口述历史揭示了人们归因于自己过去行为的动机和结果，以及他们对自己认为当时知道或正在做的事情的评价。此外，它是在历史书写中‘重新引入情感性’——人们的感受、信仰、希望和恐惧——的绝佳工具……当然，人文科学的情感转向已经将情感作为理解社会、文化和政治变化的一个重要范畴……情感嵌于自传记忆之中，并在访谈期间和之后得以表达和体验。通过重视、分析和理解它们与自我和社会的关系，通过将恐惧、仇恨或爱视为人类活动的驱动力，情感已经成为一个强大而不可或缺的分析范畴。”以澳大利亚世代口述历史项目中的一个访谈为例，凯蒂·霍尔姆斯考察了口述历史学家应该如何处理访谈过程中受访者的痛苦情感的表达。她认为，为了理解口述历史访谈中的情感表达，不仅需要关注生活史访谈中的回忆过程，还必须通过事件发生的时间和讲述的时间之间，以及访谈本身存在的主体间性之间的一系列纠缠关系来看待这个过程，即发生在受访者与访谈者之间的移情与反移情。约翰·加布里埃尔和珍妮·哈丁则以英国“伊斯灵顿失落的行业”（the Lost Trades of Islington）社区口述历史项目为例，通过对这个项目所记录的口述历史叙事的分析，认为社区居民的工作是“一种深刻的情感体验”的方式，无论这些情感体验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抑或介于两者之间。她们进一步指出，口述历史访谈充满情感和感受，它们能够展示地方依恋的复杂性，以及记忆、怀旧、地点、思想、意义与情感之间的复杂性与动态关系。 需要强调的是，当代西方口述史学的“情感转向”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其过分倚赖口述历史转录（抄本）这一传统实践的批判与反思。口述历史转录的弊端相当明显，它会造成许多内在意义的扁平化，尤其容易导致大量内嵌于口述历史音视频中的情感信息的剥离、丢失与变异。正因如此，西方口述史学界一直在积极寻找和探索如何利用最新技术实现对蕴含丰富情感信息的音视频资料的充分呈现与利用，进而为更加深入地研究口述历史中的情感维度提供条件与可能。 六、空间转向 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经历了一场意义深刻与影响深远的范式革新，空间问题重新进入众多学科的研究视野，即所谓的“空间转向”。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戴维·哈维（David Harvey）与爱德华·苏贾（Edward W. Soja）等学者的推动下，空间问题重获重视并在概念诠释以及理论与方法论建构上不断取得突破。在此背景下，来自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与叙事学等领域的学者日益将空间视为重要的研究范畴与维度，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断言：“空间是一种社会建构，它与对人类主体不同历史的理解和文化现象的生产密切相关。” 在“空间转向”大潮流的影响下，西方口述史学界也日益关注和重视涉及诸如社区、乡村（村落）、城市（城镇）、街道、公园、学校、农场、劳工营、集中营与建筑等特定空间主题的口述历史计划，并深入探讨口述历史中的空间关系及关系背后的身份认同。概括而言，当代西方口述史学的“空间转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利用口述历史来促进对某一地点或场所等特定空间的解释与理解；2.借助以地图为基础的地理信息系统并辅助最新的数字技术实现口述历史资源的空间化呈现与传播。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这种研究路径主要考察口述历史如何被用来记录人们在特定空间中的生活经历与历史记忆，以及他们对于该空间的社会、文化与情感联系，进而探究人们记忆中的空间关系及其所呈现的空间感（场所感或地方感）、认同感与归属感。克莉斯汀·兰多夫探讨了口述历史在保存布罗肯·希尔（Broken Hill）的历史与记忆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对该城市的社会文化史及自然环境与人造环境等信息的挖掘与记录，作者强调了城市口述历史的重要性，以及它在保持社区的地方感和认同感方面所可能发挥的作用。阿勒西娅·布兰琪·杜·布莱则以澳大利亚珀斯市卡拉曼达（Kalamunda）的社区成员口述历史计划为例，考察口述历史如何被用来从文化和情感地理学的角度来表达和解释一个地方。作者指出，口述历史记录了有助于人们形成地方感的记忆及揭示地方意义和重要性的信息，而这些记忆与信息可以用来解释地方的历史。克里斯汀·罗宾斯和马克·罗宾斯将历史研究中的“空间转向”应用于口述历史研究，并采用纵向的、基于景观的分析来考察与得克萨斯州南部罗布斯敦移民农场劳工营（Robstown Migrant Farm Labor Camp）有联系的人们的生活经历和记忆。劳工营居民的口述历史显示，他们会利用这些空间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因此，这些口述历史说明了劳工营是如何被体验、想象和重新想象的，它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协商的社会和文化场所，而且是作为一个与其他物质和象征空间有着强烈相互关系的场所。基于上述分析，她们指出，口述历史有助于捕捉人们记忆中的空间关系与解析意图和经验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而帮助我们构建更加复杂甚至不和谐的历史景观。在《城市记忆与规划：口述历史的应用》一文中，图林·尤鲁则试图利用口述历史方法来研究个人与空间在其文化和历史演进中的相互关系。作者指出，口述历史为聆听空间的声音提供了机会，同时也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去发现它独特而不同的特征，给使用者以归属感和地方依恋感。 口述历史资源的空间化呈现与传播则主要借助以地图为基础的地理信息系统并以最新的数字技术为辅助，进而催生了诸如口述历史应用程序、口述历史数字地图或数字人文地图等新兴传播媒介与平台。在这方面具有开创意义的是克利夫兰州立大学公共历史与数字人文科学中心开发的免费移动应用程序“Cleveland Historical”。该程序通过分层的、以地图定位为基础的多媒体信息展示，让用户能够探索与浏览塑造该城市历史的人们、地方与重要历史瞬间的故事，从而使克利夫兰州的历史触手可及。简单而言，用户可以在手机等移动设备上下载该程序，通过点击地图上相应的地点即可以呈现与该地方相关的各种历史信息。正如该程序主要设计者马克·特博所说，基于口述历史与数字人文学科理论与实践的交叉应用，该程序提出了一种强调动态的、分层的和背景化的讲故事活动的管理模式，其中尤其强调口述历史的音视频元素对于数字历史解释计划的重要性。除“Cleveland Historical”之外，较具代表性的口述历史应用程序或数字地图还包括“New Orleans Historical”“City of Memory”“Story Mapper”与“［murmur］”,等等。 综观上述当代西方口述史学发展的六大理论转向，至少可以获得三点启示。首先，我们应该超越将口述史学视为历史学分支学科的习惯性学科定位，以更为开放与包容的态度来理解口述史学本身所具有的多元属性、多元特征与多元功能。基于此，笔者更倾向于从更为广泛的意义来定位口述史学，即：它是一种以人类历史活动的主体——“活生生的人”——为核心对象的研究方法与学科领域。其次，我们应该充分发挥理论转向所带来的方法论意义，进而努力改善和提升口述历史的实践方式与水平。上述六大理论转向可以说是对影响口述历史生产过程与解释结果的记忆、叙事、关系、性别、情感与空间等多元维度的深层解析，它们可以让实践者在口述历史选题与访谈，以及口述历史资料的整理、编辑、保存与传播上做出更为充分而有效的方法论调整。最后，我们应该警惕口述史学研究中的“理论过度”（surfeit of theory）问题。弗里斯科就认为，有关主体性（主观性）和叙事的理论争论有时候已经代替“真实文化与生活”的联系，并且警示用理论侵吞经历的危险，主张应该利用理论来理解经历与促进变革。 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