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代冯梦龙《叙山歌》有言：“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山歌作为民间文学的一个重要类别，以其“不与诗文争名”的特质，往往保存了民众真实的心声。从冯梦龙的《山歌》《挂枝儿》到顾颉刚等学者的吴歌搜集与整理，“藉以存真”始终是文人群体对山歌寄托的理想所在。而陈泳超教授在新著《白茆山歌的现代传承史：以“革命”为标杆》中，将山歌研究置于现代的“革命”语境下，对“存真”提出了极具创新性的理解与观照。 全书着重呈现1949年至今白茆山歌在“革命”和“不革命”两个世界中的不同面貌，以及山歌背后的演述主体——白茆民众在大环境裹挟之下，围绕山歌的创作、传播和表演而展开的命运纠葛。基于详实的田野调查，陈泳超的研究以“诗”（山歌）为表，以“史”为里，通过对白茆山歌传承的书写，呈现并审视了特定时空之下当地民众的生活史与民间文学的生命史。 白茆地处江苏东南部，古属吴地，当代白茆山歌继承了古老“吴歌”的嫡传血脉。吴歌搜集整理的发轫之作，可以追溯到明代冯梦龙的《挂枝儿》《山歌》两部歌集。冯梦龙曾在《叙山歌》中这样阐述他以“真情”为本的民歌观念：“苟其不屑假，而吾藉以存真，不亦可乎。”“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至20世纪初，顾颉刚等人在编订《吴歌甲集》《吴歌小史》时，以“真正民歌”（胡适《吴歌甲集·序》）、“真的活人的话语”（俞平伯《吴歌甲集·序》）、“真实表现民间的心情”（周作人《吴歌戊集·序》）等，作为搜集整理工作的主导理念，此类理念既承接了冯梦龙的观点，亦与歌谣运动及“五四”时期学界对“国民心声”“平民文学”的倡导相互呼应。 在书中，陈泳超接续了冯梦龙、顾颉刚等先贤的吴歌搜集与研究传统，在行文中秉承“真情民歌观”，这可以看作是全书宏大而理性的社会历史研究之下一条贯穿始终的暗线。在作者笔下，传统的山歌世界是真挚、朴素且自发自为的：这个世界里的农民在辛苦劳作之余，也会对劳动中的喊山歌“充满激动与向往”；以山歌为媒，民众演绎着离奇曲折的爱情故事；在夏秋的农闲季节，歌手们在白茆塘边隔河对唱，大展本领……这样一个颇具理想色彩的“真情世界”，为“新民歌运动”以来的种种迷思与纠葛做了铺垫和参照。 在书写“新民歌运动”时，作者又将山歌世界分为“革命的”和“不革命的”两部分。其时的历史环境下，在“革命的”“歌乡诗海”中，传统山歌已经很难获得合法性，取而代之的是亢奋浮夸与“数字狂想”；而在“不革命的”山歌世界中，白茆人民依然私下传唱着旧时的歌谣，甚至故意用“说错话”（传唱讽刺山歌）来“说实话”，体现出他们对“浮夸风”等不良风气有着朴素而清醒的认知。这又可以看作是特殊年代“真情民歌”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了。 山歌的编创、演唱主体，是一个个具体的民众。对山歌乃至一切民间文学的研究，总要归结为对“人”本身的关怀。为了达成这一目标，陈泳超将大量心血倾注于对当地民众的田野访谈。通过“反复的、多人次多层面的”工作，陈泳超不但获得了丰富的山歌资料，更对歌者的种种生活遭际有了深入细致的了解。在写作过程中，他将民众的“生活史”与民歌的“生命史”紧密结合、共同书写，编织出既有扎实材料又带着人群血脉温度的一份民间文学当代史。 作为生长于江南的学者，陈泳超本就对白茆文化颇为熟稔，因此，他既能站在当地人的角度切身体会他们的思想感情，也能够将当地的“文化符码”转换为令广大读者共情的普遍性知识。 在绪论中，作者曾明确提出倾向于“新文化史学派”的研究理念。新文化史学派的一个重要主张是关注底层的声音，以及民众与精英阶层的互动。在书中，陈泳超高度关注同一个山歌世界里不同身份人群的行为和互动关系。书中出现的人物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爱唱山歌的普通民众，或有“干部”身份但并不掌握太大权力者；第二类是历次民歌运动中走在时代浪潮前沿的乡干部或风云人物；第三类则是外来者。以山歌为媒介，三个群体在创作、传播、表演乃至日常的政治、经济生活等方面都发生了频繁交流和密切互动。 在传统和“革命”山歌之外，陈泳超将现代化乃至“非遗”语境下的新山歌也纳入了研究范畴。本书的研究表明，特殊时期对传统山歌的限制并未彻底削弱其生命力；然而，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舞台技术的进步，当地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反而对“苦凄凄”的传统山歌失去了兴趣，转而追求热闹、新鲜的视听刺激。至当下的非遗时代，山歌的功能更是变成了“表演”乃至争取荣誉和利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20世纪50年代起，白茆山歌就再也没有真正回到那个自发自为的世界，这对山歌的研究和保护问题提出了新的挑战。 还值得注意的是，此书将史学方法汇入民间文学的研究中。本书的材料来源以口述史料为主，兼采民歌集、论文、调查报告、报纸、节目单、老照片乃至识字课本等，为读者呈现了“新民歌运动”更加贴近民众生活的一段“区域史”。在考证史料时，陈泳超亦采取了十分严谨的态度，比如，通过方言和普通话押韵的不同，他敏锐地判断出某首作品曾被刻意修改；就1970年代山歌会的时间问题，他将不同说法反复比对，力求推理出较为准确的结论……这些细节都极大地增强了这部书作为史著的信实性。 本书力证了一个经典的论断：民间文学往往能够作为正史的补充，甚至比“正史”具有更高的真实性。这也正如孔子所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陈泳超曾就本书的内容表示：“我只是给群众做一个‘历史记录员’。”而在笔者眼中，作者始终用心聆听和思索民众的言说，与他们共悲伤、同欢乐——正如书中所言“扪触那些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群喜怒哀乐的体温和脉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