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媒介产品到媒介化的艺术讲述 自格林兄弟时代起，大众媒介和使用大众媒介的编创者就已经体现出对民间叙事传统进行塑造的巨大能力。而就当今的影视媒介而言，这种融合多种艺术手段的现代技术以及这种对文化意识极具影响力的产业，更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和力度影响着神话传统的当代衍生和状态。杨利慧以对当代神话学的考察和建构为立足点所提出的“神话主义”的概念不仅有效地概括了神话传统在当今影视媒介中变化多样的表现形式和生生不息的活力，而且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框架，把这一理论框架纳入神话学的研究视野。 从当前对影视媒介中的神话主义的研究看，主要的趋向包括文本类型学的考察，即比较并划分影视文本对神话传统或者素材再建构的不同方式。比如张世萍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以神话为题材的影视作品进行了历史性的梳理，归纳了“展现”和“重构”两种主要方式，并探讨了“重构”方式在当下增多的原因。同时，学者们也充分注意到神话影视作品是一种文化再生产的产物，并从这个角度分析了神话主义产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因素。比如在对大型国产动画片《哪吒传奇》的分析中，杨利慧把该片置于当下中国社会的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思潮的语境中。近几年以《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姜子牙》等为代表的“新东方神话”动画电影的成功，促使学者们在全球化、市场化以及消费主义语境中对神话资源的传承与再造进行深度的探讨。与此同时，在对神话影视作品更系统的分析中，陈汝静比较全面地探讨了促成神话主义现象的民族主义、地方化、艺术化与商业化等动机，以及这些动机对神话叙述（人物形象和情节等）的影响。为了分析观众对影视神话主义的接纳态度以及评判标准，陈汝静也作了观众研究，探讨他们对神话本身作出的界定和理解。 这些研究成果对我们理解影视媒介中神话主义的历史发展、典型的文本呈现类型以及神话主义产生的语境和复杂动因起了很大的作用。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如果包括神话在内的民间叙事传统是在每次的讲述中得到生命力的再续，那么当神话传统通过影视媒介化的讲述得到传播、嬗变和衍生，其具体的实践过程和机制是什么样的？同时，当已有的研究更多关注叙事文本的静态比较时，这种讲述也就容易被简化为一种再造“产品”而忽视使其得以实现的不可或缺的媒介本身的主体性。如美国学者兰斯·斯特拉特（Lance Strate）在《论作为媒介之叙事：故事讲述研究的媒介生态学方法》一文中指出的，和我们栖息的自然环境一样，媒介并非仅仅是一种工具载体或者背景，还“成为我们实际体验的环境”，“影响着维系我们自身文化的方式”。比如古希腊罗马时期口耳相传的媒介环境造就特有的程式化并具有民族集体理念的神话史诗英雄形象和叙事，而历史上每种媒介与技术的变化——从口头到书写到戏剧和视听媒介，都直接塑造着我们的叙事（故事讲述）方式。那么当神话在当今时代的银幕/荧屏上再续时，影视媒介如何参与并以自身的特性直接形塑这种生产讲述过程是值得被探讨的问题。 因此，本文在已有的研究趋向之外，以动画短片《女娲补天》（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85）为个案，用民俗学和媒介研究的视角重新聚焦于媒介化讲述的本身，把这些电影看成神话传统通过媒介化而形成的一种动态开放、带有自主性的艺术讲述，并对这种媒介化讲述的实践和实现过程进行一种本体研究。本文所思考的是影视媒介在当今如何发挥民俗学意义上“讲述人”的功能，并以讲述过程为中心从相互联结渗透的两个方面分析其实践和实现的内在机制：第一，影视媒介化讲述的叙事生产过程，即影视的讲述如何与神话传统网络中的各种脉络互动而完成自身的叙事生产，并通过构建新的结点和脉络而形塑着神话传统的动态呈现；第二，媒介本身是讲述得以呈现和完成的核心要素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媒介技术本身的内在偏向（inherent bias，或者“特质”）以及具体运用又是如何在叙事和艺术层面上构建这个讲述过程，从而影响着当代语境中观者的体验和神话意义的再建构。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不仅引导我们以一种本体视角观察神话传统在当代嬗变衍生的具体过程，而且有助于回答神话传统为何以及如何在媒介化的时代依然生机盎然的重要问题。 《女娲补天》是钱运达和凌纾编剧、钱运达导演、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美影厂”）出品的一部动画短片（1986年获得法国圣罗马国际儿童电影节特别奖），它是动画史上第一次用电影媒介讲述上古神话的尝试，提供了一种与其他媒介迥然不同的讲述和体验方式，对研究神话传统的影视媒介化的演变历程有着独特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这部电影几乎没有语言叙述，而是用影像和音效完成神话讲述，显示了创作者对媒介本体娴熟且具有创新性的驾驭能力，也对影视媒介本体对神话传统讲述的形塑力和自主性进行了极致的展现。对此动画电影个案的选取也决定了下文的理论思考虽然对应于影视媒介中的神话主义现象，但具体讨论则集中于（动画）电影媒介化的讲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