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从工匠群体到工匠个体:人的维度的视域拓展 需要承认,作为传统工艺的核心载体,工匠群体的共性特征是显而易见的。柳宗悦在《日本手工艺》中便如此评价工匠:“即使他们是渺小的个人,但传统则是伟大的力量,他们的工作是由传统驱使着的”。在柳宗悦看来,集体性的文化传统是主导工匠的关键力量,工匠也因此表现出强烈的群体同一性。在当代复兴进程中,工匠个体日益凸显出强大的选择力和能动性。面对这种趋势,我们迫切需要将研究视域从工匠群体向工匠个体延伸,在对工匠的个体生命历程和造物活动的分析中,深化阐释当代工匠的主体性及其在中国传统工艺复兴中的作用。 1.个体工匠能动性的增长 实际上,既有研究已经对作为个体的工匠进行了长期的关注,凸显出工匠个体在传统工艺发展中的重要性。在中国传统工艺的发展史中,作为个体的工匠是不可忽视的行动主体。天津木雕的发展便与一些工匠的个人努力紧密相关,朱星联和王树元便是其中的代表。当时,朱星联将中国花鸟画的构图技法融入到天津木雕的创作之中,带来了天津木雕构图传统的重要变革。王树元作为当代天津木雕工匠的代表性人物,同样以个人的创新带来了天津木雕的新发展。他苦心钻研多年,打破了传统木雕的边框限制,根据国画的章法创新构图,进一步突出了木雕造型的立体感,创新了“一体多层镂空木雕”。需要指出的是,传统工艺的集体传统仍然是相对稳定的,工匠个人的自主创新行为还是相对较少的。 正如乌尔里希·贝克所言,在曾经高度稳定的社会结构中,特定角色所赋予的“标准化人生”,如今变成了“选择性人生”“自反性人生”或“自主人生”。相较于过去,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近年来,工匠个体正迸发出更强大的选择力和创造力。以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县扁担山地区的两位布依族蜡染工匠WDF和WDB为例阐释如下。 WDF是扁担山地区凹子寨的布依族妇女,自幼跟随长辈学习布依族蜡染技艺。1990年,她通过北京老板的招工测试,到北京的蜡染厂做画蜡工人,是布依族蜡染工匠中较早接触蜡染旅游工艺品的人。1995年,她返乡嫁到凹子寨,重拾布依族蜡染技艺,经营布依族传统蜡染。2014年,上海一家蜡染服饰公司主动联系她,希望与她建立合作关系。早期做工的经历提醒她,这是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她便果断确立了合作关系,开办了蜡染作坊,用于设计并生产布依族蜡染风格的时装。进入时尚这一全新领域后,WDF经常向时尚设计师学习时装设计理念。经过与设计师的合作,WDF根据流行服饰的消费需求、审美观念和设计理念,提取布依族蜡染传统的狗牙纹、水涡纹、方块纹,设计了一批受到时尚界欢迎的布依族风格的蜡染时装。 WDB家住石头寨,自幼跟随家中长辈学习并掌握了布依族蜡染的制作技艺。2010年,WDB结束了在昆明回收废品的工作,返回石头寨,在附近景区做烧烤生意。考虑到布依族在婚礼、葬礼等仪式中要使用蜡染,对蜡染有很大的需求。因此,她在旅游淡季便以生产并销售布依族传统蜡染为生计。与村寨大部分做蜡染的妇女不同,她并未选择制作工艺相对粗糙、价格相对低廉但省时省工的蜡染百褶裙。由于对自己的蜡染技艺水平很有信心,她选择做工更加精细、售价更为高昂的蜡染袖子。WDB在蜡染袖子的制作过程中非常仔细,力求精确。她的产品也因此受到周边布依族民众的好评,销路很好。 可以看出,二人都在自主选择嵌入社会生活的位置与方式,个体差异正是在这种自主选择的基础上产生的。换而言之,在积极地实现个人价值与生活诉求的同时,她们也在扮演着特定的社会角色,参与着传统工艺的秩序运转。可以说,在当代生活中,工匠个体与传统工艺整体发展之间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表现出一种以个体工匠的自主行动为重要构成的传统工艺发展秩序。在此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在工匠群体研究的基础上,向个体的工匠研究延伸。 2.走向个体的工匠研究 正如齐格蒙特·鲍曼所言,社会型塑了其成员的个体性,个体则通过交往编织成的相互依存之网,采取合理、可行的策略,用他们的生活行动造就了社会。个体工匠的研究并不否定或忽视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关注的是作为个体的工匠如何在流动、多元、异质的现代生活中通过选择、规划并践行自己的造物生涯,对传统工艺的发展施加影响。在这一研究取向下,传统工艺是工匠为了情感和生活诉求而开展的工艺传习与制造活动,是他们个人日常生活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匠个体的手艺生涯将是研究的问题主线,以之为线索,研究将兼顾社会规范与个人行动、集体工艺传统和个体造物策略,从工匠个人的生活经历、情感与生活诉求、造物活动等方面入手,理解传统工艺对于工匠个体的生活意义,洞察工匠个体在当代传统工艺发展中的角色及其影响。这将对工匠群体的研究形成有效的对话与补充,对当代中国传统工艺复兴进程中工匠的主体性及其作用做出进一步解释。 五、结语 当前,中国正处在传统工艺复兴的关键时期。传统工艺在多元语境共生且富有流动性的当代生活中如何发展,是这一时期的中心议题。那么这一问题由谁来解答呢?政府的政策实践与学术界的理论建构固然重要,但作为日常生活实践者的民众更为关键。正如高丙中所言,民俗模式存储在文化传统里,只有主体把它们纳入自己的活动里,它们才能被赋予生机,进入生活过程。因此,手工艺品的制作者和使用者的民众才是解答这一问题的真正主角,他们的主体实践是弥合传统工艺与现代生活的裂缝、实现中国传统工艺复兴的关键动力。历代民众在享用和传承文化的时候,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进行创新和扬弃。 表面而言,面对当代中国传统工艺的复兴,传统工艺研究的问题在于难以充分解释工艺文化的急剧变迁、工匠的异质化发展和工艺的多元化发展等新趋势。但究其实质,传统工艺研究的问题在于,亟待更深入地洞察民众在多元而富有流动性的现代生活中的主体性。传统工艺研究在文化、语境、人等维度的视域拓展,正是以民众的主体实践为突破点。工艺文化的实践取向凸显了民众作为工艺文化创造者的主体地位,通过对其实践过程的分析来解释传统工艺的动态发展。工艺语境的多元联动取向则以民众跨语境的文化实践为重点,兼顾语境的边界与关联,解释当代传统工艺在多元语境间“和而不同”的发展状态。工匠的个体研究取向则聚焦于民众中的特殊群体——工匠,在承认工匠群体共性特征的基础上,关注工匠个体的手艺生涯和造物活动,剖析工匠个体的实践逻辑,从而深化解释当代工匠作为制作者的主体性。总之,作为三个视域拓展的理念内核,回归民众的主体实践,从中寻求传统工艺与现代生活的对接理路,对于理解和推动当代中国传统工艺的复兴,将是大有裨益的。 (本文刊载于《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