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立论基础是将杞梁妻故事视作孟姜女故事的源头，并以此为前提分析孟姜女故事的演变过程。一些研究者强调顾颉刚所使用的“历史演进法”的科学性及其对中国民间文学研究抑或说故事学研究的范式开拓意义,一些研究者质疑将杞梁妻故事视作孟姜女故事的源头的合理性。但相关讨论都主要聚焦于顾颉刚研究方法的开拓性、合理性以及论证的充分性等问题，反而忽视了其研究的思想内核：顾颉刚为何会不假思索地将杞梁妻视作孟姜女故事的源头?又为何将杞梁妻转变为孟姜女的原因归之于难以用充分证据来证实的“民众的感情与想象”?本文以为，孟姜女故事研究以女性为载体，呈现了顾颉刚对儒家礼制规范的批判与对个体的自由平等的追求。引入“民众的感情与想象”,将遵从儒家礼制规范的贵族妇女杞梁妻视作追求自由平等的平民妇女孟姜女的原型并分析其转变过程，恰恰是这一批判与追求实现的过程，其中蕴含着顾颉刚强烈的“用学问改革社会”的致用理想。 就笔者目力所及，目前仅见洪长泰与李海燕的研究触及这一问题。洪长泰指出，顾颉刚对孟姜女故事的分析，主要受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其所塑造的孟姜女“更接近现代社会的解放型妇女”。洪长泰的眼光自是敏锐，惜未详加讨论。李海燕将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视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以情感解放的名义反抗僵化传统的范本，不过她的讨论主要是将顾颉刚的孟姜女研究放在宏大的时代背景中去考量，而忽视了顾颉刚的个体经历对其孟姜女故事研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士大夫的礼、民众的情与作为民众代表的“闺中少妇” 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的转变》所阐述的孟姜女故事的纵向转变系统，在框架上并未超出顾炎武的《日知录·杞梁妻》,该文的价值主要不在于材料以及孟姜女故事转折系统的发现，而在于对这几次转折背后的因由的讨论。顾颉刚发现，在《左传》中，杞梁妻是一位将军的妻子，她的主要事迹是在丈夫杞梁战死后，谨守礼法，回绝了齐庄公的郊吊。但到了民众口中的孟姜女，其形象却逐渐变成“纵情任欲”、全不受礼法束缚的平民女子了。顾颉刚将发生这种转变的关键归因于“民众的感情与想象”,认为：正是随着民众的感情与想象的流转，杞梁妻故事的中心，从战国以前的不受郊吊，转变成西汉以前的悲歌哀哭，又在西汉以后转变成“崩城”,在唐朝以后变为“旷妇怀征夫”。细察之，顾颉刚的这一归因隐含着强烈的以民众的情批判士大夫阶层的礼的意图。 我们不妨具体梳理一下顾颉刚的阐释逻辑： 在《左传》杞梁妻却郊吊的故事之后，顾颉刚特别注意到战国中期文献《檀弓》中出现的“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一句。与顾炎武仅注意到“哭”这一新增情节不同,顾颉刚把阐释重点放在了“哭之哀”的“哀”上，认为与《左传》的单说礼法相比，《檀弓》的记载“就涂上感情的色彩了”,这是孟姜女故事的“很重要的转变”,“古今无数孟姜女的故事都是在这‘哭之哀’的三个字上转出来的”。那出现这种转变的原因是什么呢?顾颉刚把它归因于“齐人善唱哭调”。这实际将杞梁妻故事同更广大的民众群体联系起来，是他在士大夫的礼与民众的情之间建立起对立关系的开始。接下来，顾颉刚所做的工作就是不断夯实士大夫的礼与民众的情之间的博弈。 从悲歌哀哭到崩城，顾颉刚对刘向《列女传》中两段关于杞梁妻的记载发出了强烈的质疑。刘向记载道：
应该说，该记载的下半段中包含了作者对杞梁妻的节烈精神的颂扬，与上半段所展示的杞梁妻的知礼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但顾颉刚对这一点视若无睹，直指这段记载所显示的她不抑制情感表达的“失礼”。顾颉刚质问道：
而且，顾颉刚认为，杞梁妻夜哭，还犯了“思情性”(性欲)的嫌疑，并且“足以彰明其丈夫的‘好内’与‘旷礼’”。因为中国的礼“素严男女之防，非惟防着一班不相干的男女，亦且防着夫妇”。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矛盾?顾颉刚解释说，这是因为“刘向把《左传》做上半篇，把当时的传说做下半篇”。下半篇崩城和投水的故事，原是没有受过礼法熏陶的“齐东野人”想象出来的杞梁之妻的悲哀和神灵对于她表示的奇迹。刘向将其采入书中，是“‘齐东野人’的传说的力量胜过了经典中的记载”的结果。从此以后，与野人无干、为讲究礼法的君子所重的“却郊吊”就被忘记了。在这里，以“礼”作为参照，顾颉刚对民众的特质的描述更加具体：她们不受礼法的束缚，不压抑情感的表达。她们的哭声中不仅有因丈夫去世而无所依靠的悲哀，还可能包含着对丈夫的爱情(“思情性”)的表达。这一表达连带彰显了她的丈夫也是看重他们之间的爱情的(“好内”),这是与压制夫妻之间的爱情表达的“礼”相抵牾的(“旷礼”)。 到了唐代，顾颉刚认为，贯休的《杞梁妻》诗“是总结‘春秋时死于战事的杞梁’的种种传说，而另开‘秦时死于筑城的范郎’的种种传说的”,从此以后，长城便与孟姜女夫妇结下了不解之缘。之后发现的唐代《同贤记》、《文选集注》残卷、敦煌小曲、周朴《塞上行》等进一步被顾颉刚作为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使用。那么，为什么孟姜女故事在唐代会有如此“惊人”的转变呢?顾颉刚明确地将其与民众——尤其是“闺中少妇”——的情感表达联系在一起。他认为，隋唐时期，开边关的武功极盛，长城作为边疆屏障，“从种族和国家来看固然是一个重镇”,但对于那些因为戍役而妻离子散的普通民众而言，却是“悲哀所集的中心”。孟姜女便成为闺中少妇表情达意的媒介，“她们把自己的哀感算做杞梁妻的哀感”,以借她的故事来纾解自己的情绪。
顾颉刚前文对“齐东野人”的哭声中包含的“思情性”的猜测，在这里变成确定的东西。秦始皇筑长城的戍役导致普通家庭的妻离子散，孟姜女哭倒长城正是闺中少妇借了杞梁妻的故事来纾解自己的情绪，杞梁之妻就成了“丈夫远征不归的悲哀”的聚焦点，民众的爱情表达在这里变得清晰起来。依顾颉刚的看法，谨守礼法的杞梁妻转变为纵情任欲的孟姜女，是民间传说的势力超过了“智识阶级”创造的经典、民众的情感战胜了礼教的结果。 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就在士大夫的杞梁妻故事与民众的孟姜女故事的博弈中展开。在顾颉刚看来，士大夫阶层与普通民众的分野正在于是否受礼教的熏陶。士大夫阶层是礼的维护者，普通民众则是情的实践者，而礼与情本质上是对立的，礼正是为了约束人情而设。在情感表达维度上，民众正是作为顾颉刚批判士大夫阶层的礼的载体而出现的。 民众之所以能够以此种形态进入顾颉刚的视野，与顾颉刚的个体经历及所处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顾颉刚1893年出生于苏州的一个书香门第，祖父一生钻研金石和小学，父亲和叔叔则治文学和史学，可以说顾家是一个标准的士大夫家庭。顾颉刚幼年丧母，父亲续娶，他主要跟着祖母长大。13岁时，家人为他与吴家小姐吴征兰订了亲，17岁时完婚，是标准的旧式婚姻。1917年，吴征兰在生下第二个女儿后，因感染风寒而于次年去世。顾颉刚将吴征兰的死归咎于旧家庭对媳妇的轻视。1918年12月，顾颉刚开始为《新潮》杂志作《对于旧家庭的感想》一文，文中对中国旧家庭的名分主义、习俗主义与运命主义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10年之后，顾颉刚在日记中做了一个从1918到1928年的年谱。他在年谱的旁边写下《旧家庭的感想》并画了两个箭头，其一指向1918年“征兰卒”,其一指向1920年“北京大学毕业”。据此，大抵可以猜测该文的写作与吴征兰的死以及他在北京大学的求学经历有关。在这篇文章中，顾颉刚认为中国的家庭自古以来就是盘剥人的精神、泯灭人天真的本性的，“到了今日，直成个‘无情的玩物’”。这样的家庭如同“古庙”,它“无论如何，总不能发生意识，和我们的精神感情有个交互联络的地方，做有商有量的共同生活”。他说：
他亦曾在给第二任妻子殷履安的信中直陈对于旧家庭的痛恨，认为“差不多长辈当权的家庭，都是杀人的机器，陷人的深阱”,“要改良社会，提倡人道，第一要破坏旧家庭”。 然而，顾颉刚公开发表的文章实际很少涉及对旧家庭的直接批判。即便是《对于旧家庭的感想》一文亦是用笔名“顾诚吾”发表，其原因是“怕父亲看见，引起纠纷”。比较而言，顾颉刚对于旧家庭的批判中包含着某种局内人的理解与同情。这种理解与同情来自于他对同样深陷这一制度中的人(如祖母和父亲)的感情。这种感情与儒家文化所规训的、作为“报施之道”的感情不同，是来自于良心的极真挚的感情。 从民族国家的层面来看，顾颉刚认为，以士大夫阶级为代表的汉民族的思想和生活被君主专制和儒家文化弄得死气沉沉，流露出衰老之相，但如果注意到该阶级之外的民众，就会发现另一番景象。顾颉刚断言，恰恰是托了“礼不下庶人”的福，教育没有普及，所以士大夫阶级那衰老的文化没有与民众发生多大的关系,民众仍然保持着活力，“他们的生活除了模仿士大夫之外是真诚的”。 顾颉刚对于民众的这种想象与表达，至少受以下三方面的影响： 一是民间文学的熏陶。顾颉刚的祖父母以及家里的仆人都极擅长讲故事，他是在故事的滋养中长大的。这可以说是他最早与民众文化的接触。但这种接触很快随着他读书日多而中断。他自认沾染了士绅的习气，对民众文化充满了鄙薄之情，民间故事自然也被视为无稽之谈。直到1913年，当顾颉刚考进北京大学预科班时，才再次与民众文化相遇。作为戏迷的顾颉刚，一到北京便跌进了北京的戏剧渊海。正是对戏剧的痴迷使得他“只得抑住了读书人的高傲去和民众思想接近”。不过，顾颉刚这种自发的对民众的认知似不足以促使他将民众纳入学术的视野，真正的动因应来自于他身处其中的北大知识分子群体。 1916年，蔡元培成为北京大学校长，力主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他不但将戏曲专家吴梅请进北京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还支持学校教员发起歌谣运动。顾颉刚回忆说：
1918年，休学在家的顾颉刚，也从《北大日刊》上的歌谣中感受到趣味，从而加入到歌谣的收集运动中，并于1925年完成了在当时具有广泛影响的《吴歌甲集》。 另外，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政治宣传上所提倡的“人民一律平等”的观念日益被接受。这一点显然也为顾颉刚研究民众提供了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理由。他在为其妙峰山香会调查辩护时便说，当时政治的责任“不由得不给全国人民共同担负，智识阶级已再不能包办了”。 正是在这样的个体经历与时代背景中，民众成为顾颉刚学术研究中的重要主体。但以上梳理同时显示，顾颉刚的民众观的形成并不直接来自于他与民众的深度接触，而主要是受民间文学的熏陶以及当时北大的新式知识分子的影响。在给师友的信中，他坦陈自己自幼居住在人口逾百万的都市中，对于现实的民间是“孤陋寡闻”的。他虽有心亲自到民间去寻找材料，但受制于种种现实的羁绊而成绩有限。1931年，顾颉刚有机会做了一次历时两个月，途经河北、河南、陕西、山东四省的旅行。在这次旅行中，他亲眼目睹了农村的凋敝、昏乱，农民生活的困苦，这强烈地冲击了他对民间的认知，“从此以后，鸦片、白面、梅毒、大铜元、农村破产，永远占据了我的心”。可见，1931年之前，顾颉刚对民众的想象整体上是极为浪漫的，本质上是将民众视作与“文人”相对立的“理想型”。建构这种“理想型”的意义在于，它可以揭露儒家礼制对个体的压迫与束缚，从民众中释放出一个符合五四精神的“人”。这个人最突出的特质是因未受礼教的规训而仍然保持了自我与活力。 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显然就是其以上观念的注脚。就其孟姜女故事研究而言，民众只有在具备批判儒家礼制规范的功能时才真正具有意义，因而，重要的并不是发现民众，而是民众不受礼教束缚的“感情与想象”。顾颉刚认为，“孟姜女故事的基础是建设于夫妻离别的悲哀之上，与祝英台故事的基础建设于男女恋爱的悲哀上有相同的地位。因为民众的感情与想象中有这类故事的需求，所以这类故事会得到了凭藉的势力而日益发展”。 而要讲到情，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认为妇女，尤其是乡村妇女最多情。《歌谣与妇女》的编者刘经庵将妇女视作“歌谣的母亲”“歌谣的大师”,认为妇女“不但富于爱情，——拜伦(Byron)谓‘爱情是妇女的生命’——亦具有妒情的；且她们好以感情用事，她们易受外界的刺激，亦易有所反应，因之文学的作品，贡献的机会比较多些”。顾颉刚在他的《吴歌甲集》中，则特别区分了乡村妇女的歌与闺阁妇女(城市妇女)的歌，认为乡村妇女的歌谣的中心思想是爱情，“因为她们没有受过礼教的熏陶，所以敢做赤裸裸的叙述”,而在城市中，因为受了礼教的束缚，情爱变成了秘密的东西,所以对于情的吟唱便在闺阁妇女的歌中缺席了。 这种认知也贯穿于顾颉刚对孟姜女故事的文献解读中，妇女成为富有感情与想象的民众的代表。顾颉刚不止一次提到，哭崩秦长城的说法，来自于征夫旷妇的怨别之情。“他们因自己的夫妻离散而想到秦筑长城时的夫妻离散，因自己的崩城的怨愤而想到杞梁妻的崩城的怨愤，二者联结而成了这段故事。”而“旷妇”的怨愤尤甚，前文引述的顾颉刚站在闺中少妇的视角审视秦始皇修长城这一事件，详细地说明了在顾颉刚的心目中，“杞梁之妻”如何成为一个“‘丈夫远征不归的悲哀’的结晶体”。在对多篇《孟姜女十二月歌》的解读中，顾颉刚都将其认定为“闺怨之词”,认为它写的并不是孟姜女故事，而是孟姜女的思夫之情。《孟姜女十二月歌》正是借了孟姜女的名字而写出思妇的悲哀。
20世纪60年代，顾颉刚再次做了类似的表达，认为“历代统治者为保护其自身之利益，出兵征战、戍守、筑长城，千百万壮丁在外，其妻居家悲念，借孟姜故事以自抒其情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