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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情景体验的“距离消解”与“即时审美” 麦肯奈尔指出：所有的旅游吸引物都是文化体验。他认为，一种文化体验有两个基本的组成部分，为了产生体验，必须按照一定的顺序组合起来。第一个部分是在舞台、电影里出现的生活中的某个有代表性的方面，他称之为“模式”，第二个部分是在模式基础之上的信仰或情感，它已经被改变、被创造、被增强了，他称之为“影响”（MacCanell，2008：26）。可以这样说，“民族景观”就是一种文化体验模式，给“游客凝视”带来的影响是欲望投射与伦理追求。从审美发展的过程看，这种文化体验模式是后现代文化中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一种表现，也就是从康德式的非投入式审美，即离身远观、凝神审视，发展到沉浸于凝神审视的对象之中获得审美愉悦的变化（费瑟斯通，2000：103-104）。迈克·费瑟斯通认为，这种距离消解式（de-distantiation）的审美，特别有益于对那些被置于常规的审美对象之外的物体和体验进行观察。这种审美方式表明了与客体的直接融合，通过表达欲望来投入到直接的体验之中（费瑟斯通，2000：104）。那种“常规的审美对象之外的物体和体验”，即日常生活经历了“寻常物的嬗变”（丹托，2012）之过程，成为审美鉴赏的对象。以“游客凝视”为中心的现代大众旅游，是以精神愉悦为主要特征的心理满足，人们期望在“凝视”中获得娱乐、教育、逃避或审美的体验，从中感受到愉悦，获得教益，暂时逃脱束缚以及审美刺激（吴文智、庄志民，2003）。在当代黔东南的“民族景观”中，“被动的”歌舞情景式体验与“主动参与的”手工制作体验是两种有代表性的情景体验方式。 1.“被动”的歌舞情景式体验 自张艺谋等人创作的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于2004年在桂林阳朔成功演出以来，各旅游景点纷纷推出各种实景演出、歌舞晚会、歌舞情景式体验剧等等，以吸引更多的游客。近几年，黔东南的西江苗寨、丹寨万达小镇分别推出了《美丽西江》歌舞晚会和《锦绣丹寨》歌舞情景式体验剧。其中《美丽西江》歌舞晚会定位为“一台演绎苗寨前世今生的大型原生态苗族歌舞剧”。晚会全景展现苗族从形成、迁徙、定居和生活的全过程，演出分为枫木化蝶、迁徙祭祀、情定西江、苗乡锦绣等四个篇章。第一场枫木化蝶，讲述枫树孕育而生蝴蝶妈妈，蝴蝶妈妈生十二个蛋的人类起源故事；第二场是祭祀迁徙，讲述蚩尤战败后，苗族向南方历尽千辛万苦的迁徙过程；第三场是情定西江，展示西江苗族的婚姻、节日、信仰、饮食等习俗；第四场是苗乡锦绣，是苗族各种服饰的华丽展演（西江千户苗寨文化研究院、李天翼，2019：168）。这实际上是一场大型的民族历史文化秀，旨在展示“原生态苗族歌舞”。 如果说《美丽西江》的目的在于以强烈的视觉效果对观众产生震撼，那么《锦绣丹寨》则渗透了主创者的审美指向与民族情感。导演明确指出这台节目的目标观众就是大众旅游的“游客”，这台节目“最大的亮点不是给专家、学者们演出的，而是给百姓看的，给旅游者、给游客看的。节目在贵州原生态文化的基础上进行了时尚的、现代的编排和改造，它是贵州的，但又不是传统贵州的，而是老百姓易于接受的、区别于贵州其他民俗演出节目的歌舞剧。”（才直播，2018）《锦绣丹寨》强调剧情的原创性，通过塑造民族大迁徙过程中人物命运跌宕起伏的故事，演绎苗族千百年来形成的民族精神。在该剧首映式上，节目主持人将苗族祖先九黎部落生活的涿鹿描述为远古的“桃花源”，而历尽艰辛来到西南之后，苗族以深情的歌唱记忆苦难，以锦绣的图画传承历史，将苗族的民族精神提炼为“欢乐、美丽、感恩”。如果说“欢乐”隐喻的是苗族曾经经历的苦难历史和苗族坚韧不屈的意志，“美丽”是苗族创造的多彩的歌舞和锦绣服饰，那么，“感恩”隐喻的则是苗族对天地万物的敬畏以及他们与其他族群的和谐关系。 “在上古时代，生活在中原地区的九黎部落，他们的后裔就是今天生活在贵州的苗族同胞。相传在遥远的中原涿鹿，九黎部落的首领蚩尤带领族人们兴农耕，创百艺，冶青铜，治武兵，过着幸福而又富足的生活。那个时候的九黎部落是漫山遍野，稻花飘香。在公元前4500年，发生了一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战争，那就是由中华民族三大始祖黄帝、炎帝和蚩尤发起的涿鹿之战，那是一场悲壮惨烈、惊心动魄的战争，蚩尤战败了。九黎部落被迫离开他们的故乡，朝着遥远的西南大山开始了苗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民族大迁徙。苗族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民族，他们痛定思痛，明白了战争只能带来灾难，仇恨只会树立敌人，悲伤沮丧会让一个民族失去信心和希望。若要民族繁衍生息，为了生命延续下去，必须学会用欢乐的方式表达苦难，用宽广豁达的胸襟面对仇恨。他们把所有的沧桑唱到了歌曲里，跳到舞蹈中，他们把整个民族波澜壮阔的历史用最美的图画绣到了服饰上。苗族终于成了全世界最懂得‘用美丽回敬生命，用感恩回报万物’的民族。一个懂得感恩的民族，一个坚忍不拔、乐观向上的民族，注定是一个生生不息而又伟大的民族。”（才直播，2018） 《美丽西江》《锦绣丹寨》共有的特征是将现实的生活融于苦难迁徙历史与神话的叙述之中，其展示与表演的元素都是当地的习俗与服饰，以宏大炫目的舞台场景、时尚华丽的歌舞艺术、现代震撼的视听技术与令人热泪盈眶的苦难迁徙历史叙述相互交织，营造一种“对现实的审美幻觉”（费瑟斯通，2000：34）。两者可以说都是运用后现代艺术将日常生活进行再生产的大众消费产品，观众在视听快感中体验到的是激动甚至狂欢的超负荷感官体验。更重要的是，主创者正是期望通过这种超负荷感官体验，使观众对于苗族历史文化产生直击心灵的感动，从而对苗族的民族性形成感性直观的理解和认识。后现代艺术营造的“民族景观”，以瞬间的、感官的、沉浸式的身体快感，试图为大众旅游情境下“集体凝视”的“距离消解”提供一种认知鉴赏的教益以及审美鉴赏力的提升，弥合古典审美与后现代娱乐之间的裂痕。 2.“主动参与”的手工制作体验 黔东南地区的蜡染、刺绣、银饰等手工技艺，都有提供给旅游者参与体验的作坊，比如丹寨县排莫村的蜡染制作体验、丹寨县石桥村的造纸制作体验、雷山县控拜龙太阳苗银制作体验等等。其中丹寨县石桥村的“纸会唱歌”皮纸制作体验工作室，在黔东南旅游市场有一定的知名度。 潘玉华，是丹寨县石桥村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皮纸制作技艺”国家级传承人。石桥村是一个有数百年历史的造纸村落，与众多的传统手工技艺一样，传统手工皮纸的市场也极度萎缩。2008年潘玉华来到西江千户苗寨，希望借当地的旅游市场扩大传统手工纸张的销售渠道。但他后来发现，人们“更愿意参与体验式的制作，最早叫体验。……其实现在的人在慢慢地转变，他已经从购买这种文化的旅游商品，慢慢地转换到了购买文化母体本身。我在思考如何把母体打造成一个产品售卖。所以游客到我万达店里一看，就这一点点东西售卖，不像其他商家堆得到处都是东西。那我们靠什么盈利？其实我们售卖的就是一个游客可以立马看到体验到的造纸流程。”潘玉华在家乡石桥村的南皋河畔开辟了一片体验空间，成为来自各地不同年龄段学生假期游学体验古法手工造纸的场地。2017年，他的“纸会唱歌”造纸小院入驻丹寨万达小镇。小院陈设古朴，三分之一空间摆放可供售卖的各种手工书画纸张和花草纸，其余是供旅游者参与手工制作纸张的体验空间。他的本意是为了拓宽古法造纸的生存路径，从传统的售卖产品发展到今天以售卖制作流程、售卖文化为主体的生产方式，无意中契合了大众旅游中游客从观看者到表演者的变化。游客不再满足于一个被动给予的接受者角色，他们更愿意积极参与甚至融入当地的社会与文化，获得一种感同身受的深度体验。“游客不只是观众，也是表演者。”（厄里、拉森，2016：221） 潘玉华痛感由于传承生态的变化，一种古老的技艺在急速消失。“其实中间很辛酸。现在的每一个传承人，总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怀在里面。比如说以前老人说的一些洗料的方法，包括手法，现在的人都忘掉了。但是我还是很想恢复这一套，因为我一直在学他们这一套，从来没有把它荒废掉，就包括煮料，为什么要这样子把料摆平，老人是有一定的经验的，他不是说故意制造麻烦，他是有多年的经验积累。”他期望通过各地学生游学体验的方式，使这种技艺能够跨越传统师徒式的“饭碗传承”，转变到一种跨越血缘和地域的“师生传承”，进一步扩大手工纸在大众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形成生产与传承的良性循环。“那么所有的什么研学也好，体验也好，传统文化进课堂也好，就是为了让传统的东西跟现代的人有一个交流，再次交流，因为他们脱节太多年了。当沟通交流好了以后，当他再来购买这些已经很具有现代美感又是用传统工艺做出来的东西，那么他就会愿意花钱去消费。”在他看来，手工技艺的体验之所以广受欢迎，他非常“本雅明式”地理解为是因为它在现代社会所具有的膜拜价值，而这恰恰构成了纸张的灵魂。“我们所做的体验也好，游学也好，人们为什么会回来？会有人愿意来听、来体验、来感受？我觉得更多的是它所体现的价值，就是他们（指参与体验的人）对古人智慧的膜拜，这就是今天手工纸张存在的灵魂。我们参与体验的灵魂就是这个膜拜价值。”他在传播手艺的同时，特别强调纸张的特性，让学员理解手工纸的本质，这样才具有无限创造的可能。“因为纸张的原理是植物纤维，把它转化重新再组合形成了纸张。怎么把植物分解变成纤维，然后又怎么从纤维再组合出来的这个形态，在这过程中如何尊重它的质，是我要给学员讲的。我要让学员了解，只要是通过这一套流程出来的，自然搭接的，而不是经纬编织的，它就是纸，它就有纸的质感。通过这种搭接的形式,我们就可以去塑造各种各样形态的东西。” 手工制作体验，是旅游业制造的一种职业景观（MacCanell，2008：57-58）。它不仅带动了大众旅游的介入以及旅游纪念品的生产，而且将相关职业的产品生产过程仪式化、程式化、舞台化，并且加以表演，成为既可供游客凝视的文化过程，更是可供游客参与、体验的游客自我表演。在这种以职业景观为对象的观光旅游中，其技艺具有表演性，装饰具有美学性，劳动成为文化产品，生产过程审美化了。游客通过凝视、参与体验他人的生活方式，满足了现代人的怀旧浪漫情调。这不是一种凝神静观的有距离的审美，而是在沉浸、参与、体验中的“即时审美”。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政府、商家、传承人、游客共同营造了这种“即时审美”的氛围与情境，隐喻了通过复兴古老手工技艺振兴民族传统的社会期待。以古老手工为代表的职业劳动，作为审美化的文化产品，被制造为“游客凝视”的“民族景观”，承载了游客对于苗族古老传统、生活智慧以及民族特性的想象，游客正是通过凝视他者的表演以及参与、体验其中的自我表演，感受到苗族悠久的历史、乐山智水的生活智慧以及敬畏天地万物的民族特性。 三、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黔东南地区“民族景观”的营造，在中国大地上普遍发生的巨大景观变化中具有代表性。景观的变化不仅仅意味着改变了人们的视觉观感，也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营造黔东南地区“民族景观”的文化资源是当地人民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模式化的生活，未被“景观化”之前这种生活是非反思性的，一旦经过“景观化”被纳入旅游市场，成为“游客凝视”的“民族景观”，就成为当地人的一种反思性的生活。如果说前者是理所当然的生活，日用而不知，那么后者则是超越语境之后的表演化生活。在这两者之间，通过“视觉性”生产机制，导入“看/被看”的结构性权力关系，将“民族景观”塑造成为旅游情境下的社会舞台，其中表演化的生活，成为大众凝视的前台，而理所当然的生活则是浪漫凝视的后台。当地人民在“前台”“后台”不断切换生活的角色，表明在当代旅游情境中，在他者凝视眼光下的表演也已经成为他们的日常生活。稍感欣慰的是，在近40年来形成的“看/被看”的结构性权力关系中，黔东南地区并未丧失自己的主体性，反而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他们那种非反思性的理所当然的生活，在旅游产业的带动下自由地呼吸生长，在现代性的发展中，顽强地坚守着自身的民族性。 （本文发表于《社会学评论》2021年第3期，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详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