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掌握技艺的人 “技”是操作层面的,“道”是观念层面的,正如《周易·系辞上》所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技”本身与“道”是有分别的。与重视技艺相比,庄子其实更看重掌握技艺的人。因为他所描绘的那些掌握高超技艺的人都是悟道之人,只有这些人才会以“道”观“技”、以“道”论“技”、因“技”见“道”,使得形而下的“技”具有形而上的意味。正如《大宗师》篇所言,“有真人而后有真知”。 在《庄子》中,身怀绝技的人对“道”是有自觉性的。庖丁在国君面前就直言,他所追求的是“道”。其实,无论是“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还是“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都是技艺的经验总结,为何庖丁却说自己“所好者道也”?关键在于,他认为自己的技艺已经超越了感官层面,完全是在精神层面运行,即“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这也就是说,庖丁把握了道家的第一原理,即心灵是第一位的,“神”是“君形者”。善于粘取知了的佝偻者、木工技艺达到鬼斧神工境界的梓庆,他们所总结的经验,其实就是庄子所谓的“心斋”“坐忘”。《人间世》篇匠石睡梦中所领悟的道理,无非是《逍遥游》中所阐述的“无用之用”。佝偻者说“吾处身也,若厥株拘;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这不就是庄子在《大宗师》篇中倡导的“天与人不相胜”的“真人”境界吗?在《达生》篇中,善养斗鸡的纪渻子认为,最厉害的斗鸡是“望之似木鸡”,为什么呢?因为“其德全矣”。在《秋水》篇中,庄子说,“至德者,火弗能热,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兽弗能贼”。由此可见,纪渻子不过是把“至德”理论自觉地运用于训练斗鸡实践中而已。总而言之,这些身怀绝技的人基本上都是“得道”之人,这些人往往并非由“技”而悟道,而是得道之后以“道”论“技”,以“技”喻“道”。 庄子认为,以“道”作为视角,意味着重估一切价值。《庄子》往往将“道”与世俗相对而论。在《大宗师》篇中,庄子专门讨论了如何看待不同于世俗的得道之人,他称之为“畸人”。他明确提出:“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也就是说,以世俗社会的眼光看,这些人是卑微的、不合时宜的,但是,从天道视角来看,世人尊重的大人君子不过是小人,而只有得道之人才是真正的大人君子。因而,对“道”有自觉意识的人,就会发生价值观逆转,往往能够达到精神独立自主的境界。如庖丁,他在国君面前解牛之后“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与国君对话,侃侃而谈,不卑不亢;在《田子方》篇中,真画者“儃儃然不趋,受揖不立”,“解衣般礴臝”;在《天道》篇中,木工轮扁主动向国君问话,而且批评国君所读的圣人之言不过是“古人之糟粕已夫”。很显然,这些得道的手艺人心目中早已没有了世俗的尊卑观念,他们专注于自己的技艺,超然于世外。正如李壮鹰所言,他们是真正的艺术家。 在《庄子》一书中,有形形色色的得道之人:有的是生活在遥远的孤射之山的神人;有的是天生异相或残疾之人,如《养生主》篇中的右师,《德充符》篇中的王骀、哀骀它;还有诸多生活在市井的人,如《齐物》篇中的南郭子綦、《山木》篇中的市南宜僚、《田子方》篇中东郭顺子。与这些人相比,有一技之长的得道之人更为引人注目。一方面,出场人物众多,有善于画画的、有善于制作乐器的、有善于造车的、有善于捶钩的、有善于杀牛的、有善于粘知了的、有善于游泳的,等等;另一方面,这些人往往被庄子刻画得很细致,富有生活气息。庄子让有一技之长的普通人论道是大有深意的。其一,正如《知北游》篇所言,“道”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于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因而,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是可以得道的,可以因悟道而获得精神超越、价值逆转。其二,“技”并非“小道”,“技”可以通达“大道”,可以安身,也可立命,可以获得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提到一个古希腊神话。弥达斯国王问西勒诺斯:“对人来说,什么是最好最妙的东西?”西勒诺斯说:“那最好的东西是你根本得不到的,这就是不要降生,不要存在,成为虚无。”面对虚无,只有审美活动才能赋予人生意义与价值。因而,尼采提出,“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专注于技艺本身,其实就是尼采所谓的“日神艺术”精神;而“忘己”“无己”状态则契合着尼采所谓的“酒神艺术”精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