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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州为北部端点的京杭大运河，在中国南北文化交流与融合史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也成为中国古都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自元代以来，数量众多的文人学士在通州会聚吟诵，赋诗迎送，留下了精美的文化篇章。元代诗人贡奎所作《二月十二日达通州》，就是其中的代表。诗中说道：“河冰初解水如天，万里南来第一船。彻夜好风吹晚霁，举头红日五云边。”贡奎（1269—1329 年），字仲章，江南宣城（今属安徽）人，幼年随父贡士瞻隐居于南漪湖畔，博通经史，受聘担任池州齐山书院山长。后来贡奎受召北上，大德六年（1302 年）任太常奉礼郎兼检讨，九年（1305年）迁翰林国史院编修，直至集贤直学士。在京期间，贡奎写下了《居庸关》《夜坐》《赋牡丹》等众多诗篇。他与吴澄、虞集、袁桷等当朝名士结下了深厚友情，相互唱和，“尽洗宋金余习，诗学为之一变”，名声大振。《二月十二日达通州》，为贡奎初抵通州、遥望大都在即时的感慨之作，诗中注称“二月十二日达通州，冰始开，舟适先至”。“万里南来第一船”体现了他应召而来的迫切心情，“举头红日五云边”表达的则是日后忠君报国的期望。贡奎又有《通州道中》一诗，称“万雉参差云雾开，四千里外客重来。平冈日出车牛喘，古道尘飞驿骑回。白玉至今传楚璞，黄金自古说燕台。高楼红旆应如昨，莫遣新愁到酒杯”。这当是他任职大都后，再次前来通州游历时所吟，可见诗人对于通州的热爱。张翥的《早发潞阳驿》诗，也是他自江南抵达通州、行将前赴京城时所作，略称：“征车如水辔如丝，望入金河欲曙时。万里山川环拱抱，九天宫阙起参差。风林泥泥秋多露，野淀棱棱晓有澌。三十余年观国愿，白头今日到京师。”张翥（1287—1368年）字仲举，本山右晋宁（今山西临汾）人，但少年时四处游历，后因其父调官杭州，遂随同南下求学。很可能是受到南方文化与诗友的影响，张翥曾隐居于江南扬州，到至正初年方被任命为国子助教，后升至翰林学士承旨。张翥北上大都任官后，多次过往通州。他有《至通州》诗云：“驿卒争鸣鼓，舟人喜下桅。依然今日到，却似去年回。岸黑秋涛缩，川红夕照开。君恩忘险阻，不觉畏途来。”并注明：“去岁南归，以九月十二日发通州。今年召入，亦以是月日至通州云。”由贡奎、张翥所咏，可见早在元代，通州不仅成为文人北上与南返的交通枢纽，更具有文化上的重要象征。他们在通州迎来送往，观赏唱和，也与通州的友人结下了深情厚意。张翥有《上元宿通州杨原诚寓宅》诗称：“禁城东下一川平，杳杳烟芜淡淡晴。风滚暗尘羊角转，水披残冻鸭头生。离居有酒春堪醉，小市无灯月自明。还忆故园今夕赏，玉人花底共吹笙。”朋友盛情款待，堪比家乡故园。其《潞庄》诗：“松棚叟卖浆，棚下午风凉。独涧绕群木，数家成一坊。蜂行花已密，蚕罢叶仍桑。此地无千步，真堪作蜕藏。”此诗反映的是他对于通州风土人情的喜爱。又有《漷农叹》长诗，充分表达了张翥对通州附近穷苦民众的关怀，诗称：“漷南有农者，家仅一两车。王师征淮蔡，官遣给军储。翁无应门儿，一身老当夫。劳劳千里役，泥雨半道途。到军遭焚烹，翁脱走故闾。车牛力既尽，户籍名不除。府帖星火下，尔乘仍往输。破产不重置，笞棰无完肤。翁复徒手归，涕洟满敝襦。问家墙屋在，榆柳余残株。野雉雊梁间，狐狸穴阶隅。老妻出佣食，四顾筐箧无。有司更著役，我实骨髓枯。仰天哭欲死，醉吏方歌呼。”张翥早年出身山晋，中年后主要活动于杭州、扬州等江南文化胜地。正是由于多次的南北往返，张翥与通州运河发生了密切联系。其实像张翥这样的文人并非特例，只不过在通州活动的时间有长有短，留下的诗篇或多或少。元代浦阳（今浙江浦江）人吴莱，作有《过漷州诗》，其中说道：“数株杨柳弄轻烟，舟泊漷州河水边。牛羊散野春草短，敕勒老公方醉眠。”吴莱（1297—1340年）为元集贤殿大学士吴直方的长子，字立夫，本名来凤，门人私谥渊颖先生。吴莱延祐间北上大都应试，举进士不第，后在礼部谋职，因与礼官不合，遂退归乡里，隐居松山，深研经史，成为元代著名学者，对元末“铁崖体”诗歌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明初大儒宋濂曾从其求学。漷州置于至元十三年（1276 年），州治初在今武清河西务，元末迁回今通州南部的漷县村。吴莱诗中所述，应是他经过通州运河离京南下时所见。该诗前面尚有“四月一日尚绵衣，知是故乡花片飞。白头慈母倚门久，目断天南无雁归”等句，表达的正是他对于江南故乡、家中慈母的悠悠眷恋。又贡师泰有《发通州》诗云：“日日思归未有期，及归翻恨数年迟。开船听得吴歌起，绝似阊门送别时。”贡师泰（1298—1362 年）为贡奎之子，著名散文家。早年肄业于国子学，泰定四年（1327年）进士，曾任太和州判官、徽州路歙县丞、绍兴路总管府推官等职，后入翰林，历官至户部尚书。此诗当为其自大都南下，于通州发舟时所咏，表达友人前来送别的感慨，并自然联想起令人回味的江南风物。 自元代以降，通州成为南北文人送别的特定场所，赓续相承的送别诗，为构筑通州漕运文脉作出了独特贡献。元人马祖常作于至治元年春夏之交的《出都》诗称：“京尘冉冉岁华新，重向都门问去津。西日衔山沙水晚，通州城下雨沾巾。”其二称：“潞水年年沙际流，都人车马到沙头。独憎杨柳无情思，送尽行人天未秋。”马祖常（1279—1338年）为光州（今河南潢川）人，著名诗人，延祐二年会试第一，历任翰林直学士、礼部尚书、江南行台中丞、枢密副使等职。诗中描绘的离愁别恨，极易引起后人的共鸣。与之相似，明代陈师《潞河舟中作》诗称：“夹岸垂杨青可怜，出门仍是葛衣天。乡书不到东吴雁，客梦重寻潞水船。”陈师字思贞，江南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嘉靖间会试副榜，官至永昌知府，“少有书淫，老而弥笃”，著有《复生子稿》。诗中描绘的潞河两岸，杨柳垂青，一派江南文人送别的景致。在诗人的意境中，实景与想象交汇，南北文化浑然融合为一体。其后续云：“季子貂裘无那敝，王乔凫舄几时旋。年来作客浑南北，囊底曾无贳酒钱。”明中期的许天锡《晓发张湾》诗也写道：“黄鹂啼歇晓阴开，两岸垂杨荫绿苔。叶底轻花君不见，暖风吹入短篷来。”许天锡（？—1558 年）字启衷，闽县东山乡（今福州市晋安区）人，据说是宋代状元许将的后裔。许天锡从张家湾出发时，运河两岸也是杨柳依依。折柳相送自古即是文人学士送别的雅俗，《诗经》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名句，尤其成为千古绝唱。明初通州黄船坞附近已是“河水潆洄，官柳阴映”，除官府种植外，民间也随处扦插，因此自通州城内外远至张家湾、漷县，运河两边皆是柳树成行，成为文人相送的绝佳去处，“柳荫龙舟”也因此列入“通州八景”。清代戴璿《柳荫龙舟》诗中说道：“长夏浓阴分柳色，满江瑞霭护宸游。丁宁陌上还培植，不是河桥送别秋。”正形象反映了通州在南北文化交流史上的独特地位。 明代通州名士马经纶，邀请大思想家李贽北上，更是通州南北文化交流史上的典型事例。马经纶（1562—1605年），字主一，号诚所，少时聪敏，17岁入州学，万历十七年（1589年）成进士，旋任山东肥城知县。后回京为监察御史，因上疏直言，触帝怒，“贬三秩，出之外”，不久又贬斥为民。马经纶“既归，杜门却扫凡十年”。时人赞之：“侍御立朝，直声动天下，天下望而震焉！”万历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1596—1600 年）间，马经纶在通州城南的文昌阁前莲花庵，建立私人性质的“闻道书院”。卒后，门人私谥为“闻道先生”。马经纶邀请李贽北上，时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李贽（1527—1602年），字卓吾，初姓林，名载贽，福建泉州人，祖籍南安。李贽为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举人，历任河南共城教谕、国子监博士，万历中出为云南姚安知府。旋弃官，寄寓湖广黄安、麻城等地讲学，晚年往来南北两京。李贽是明代卓越的大思想家，有《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等著作，又批点《水浒传》《西厢记》《拜月亭》《琵琶记》，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思想、文化，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但因激烈反对专制主义，李贽多次受到打击与迫害。万历二十八年李贽遭到湖广地方当局的驱逐，已被削职为民的马经纶不顾时忌，由潞河（即通州）南下，冒雪抵达麻城。两人一同前赴河南商城黄孽山，研读《易》学。二十九年二月，马经纶又将李贽迎至通州别业莲花寺，并为其修造“假年别馆”。李贽在这里继续从事《易经》研究，完成《九正明因》的最后改定本。李贽经常和马经纶一块读书，在此期间，“公安派”的领袖之一袁中道，以及黄梅人汪可受也曾至通州拜访李贽。后人记载，“卓吾生平求友，晚始得通州马侍御经纶”，南北两位名士在通州的倾心交流，有望结出更多的文化硕果。可惜刚到一年，以维护“纲纪”自任的东林党人、礼科都给事中张问达，于万历三十年闰二月奏劾李贽前在麻城等地“惑乱人心”“狂诞悖戾”，近闻其又“移至通州”。他认为“通州距都下仅四十里，倘一入都门，招致蛊惑，又为麻城之续”，要求朝廷敕令礼部“檄行通行地方官，将李贽解发原籍治罪。仍檄行两畿各省将贽刊行诸书并摉简其家未刊者尽行烧毁，毋令贻乱于后”。明神宗见疏，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之罪，将卧病在床的李贽从通州带走，关进刑部大狱。李贽申辩其著作“于圣教有益无损”，但听说要将其押送回籍，决定遂“荣死诏狱”之夙愿。三月十五日，李贽在狱中留下《不是好汉》的诗偈：“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归黄泉。”后夺刀割喉自尽，享年76岁。李贽逝后，马经纶“闻而伤之”，谓李贽“有官弃官，有家弃家，有发弃发，其后一著书老学究，其前一廉二千石也！”自责“护持不谨”。马经纶不顾个人安危，遵循李贽的遗愿，“归其骸于通，为之大治冢墓”，将李贽遗体安葬于通州北门外的迎福寺之侧。李贽出生于福建，却选择通州作为终了之地，由此形成新的文化交流景观。 通州李贽墓“冢高一丈，周列白杨百余株”，本身即是南北文化交流的见证。李贽墓前立二碑，“一曰李卓吾先生墓，秣陵焦竑题；一卓吾老子碑，黄梅汪可受撰，碑不志姓名乡里，但称卓吾老子也”。焦竑（1540—1620年），字弱侯，祖籍山东日照，生于江宁（今南京），万历十七年状元，官翰林院修撰，后任南京司业。焦竑为明代著名学者，著有《澹园集》《国朝献征录》《老子翼》等。李贽墓后来遭受多次毁坏，1983 年又迁至西海子公园，但由焦竑撰书的“李卓吾先生墓”青石墓碑，至今仍然矗立。碑阴由詹轸光所书的《李卓吾碑记》述其始末，其《吊李卓吾先生墓二首》誉称“燕赵古来多慷慨”“侠骨不防燕市死”，表达了对李贽的高度崇敬和悼念。詹轸光（1552—1637年），字君衡，江南庆源人。青年时求学南京，万历七年（1579年）举人，历任亳州教谕、饶州州丞、宝庆同知、平乐知府，后退养归田，有《阳春别墅录》《会讲百八箴》《浮海寓言》《狂夫言》《蓟门草》等。另一立碑人汪可受，自称李贽门生。汪可受（1559—1620年），字以虚，湖广黄梅人，万历八年（1580年）进士，历任浙江金华县令、江西吉安知府、山西提学副使、大同巡抚、蓟辽总督等职。汪可受以操守自律称闻，锐意文教，知吉安时主持修建白鹭洲书院，陕西布政使任内又改建寺东“小悉园”为关中书院。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汪可受赴通州墓前祭拜恩师李贽，与梅掌科、苏侍御等捐资立《卓吾老子碑》，并作墓碑记。 李贽葬后，南北文人屡来吊唁，进一步体现了通州在文化交流中的地位。明代池显方《谒李卓吾墓》诗称：“半生交宇内，缘乃在玄州。闽楚竟难得，佛儒俱不留。世人伺喜怒，大道任恩仇。我亦寻知己，依依今未休。”池显方字直夫，福建同安人，天启二年（1622年）中举，以母老不任官。他喜游山川，与董其昌、何乔远、黄道周等名士多相交往，著有《玉屏集》《南参集》等，《帝京景物略》收有其赠与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艾儒略的诗作。池显方主要生活于南方，但北上京城时，特意前赴通州李卓吾墓凭吊，并与其“半生交宇内”的思想轨迹发生强烈共鸣。又有浙江会稽人陈治安，作《感李卓吾》，其中说道：“通州郭北门，迎福寺西隅。立石表卓吾，望见为欷歔。”可见他也是亲身前来拜谒。陈治安字尔道，万历丙午科（1606年）中举，曾任湖广武昌、新化县令，后于摄理安仁任上归乡，直至终老故里，有《梅山记事》《谕俗》等集，均佚，世传有《南华真经本义》十六卷。陈治安追求礼德化人，然仕途坎坷，因而对李贽的遭遇深表同情，一再赞叹：“公仕有苦操，晚岁独逃虚。极口诋世人，髡首勒藏书。气味非中和，难为日用糈。留诸尊俎间，宁不菖歜如。”并控诉“理教卫士”对李贽的迫害：“胡乃迫之死，使其愤满舒。乾坤饶怪异，公异而见祛。”又浙江平湖人陆启浤，作《卓吾先生墓下》诗盛赞“先生起千载，高言绝群智”，并感叹“蜕骨宛在兹，黄土表幽閟。古树索索鸣，拜手托无际”。陆启浤，字叔度，弱冠即“博极经史”，生性豪放，“类河朔壮士”，喜交朋友，与陆芝房、孙弘祖等嘉兴文人诗酒结社，有《读史》《客燕杂记》《北京岁华记》等著作。《卓吾先生墓下》，也应当是他寓居北京期间，与友人特意前赴通州时所作。 明代著名戏曲家汤显祖，则留有《叹卓老》一诗：“自是精灵爱出家，钵头何必向京华。知教笑舞临刀杖，烂醉诸天雨杂花。”汤显祖（1550—1616年），字义仍，江西临川人。出身于书香门第，早有才名，34岁中进士，在南京任太常寺博士、詹事府主簿、礼部祠祭司主事等职。万历十九年（1591年），汤显祖因上疏忤犯皇帝，被贬为徐闻典史，后改浙江遂昌知县，又招致非议，遂于二十六年（1598年）弃官归里。因为政治上、文学上的反抗性和斗争性，汤显祖也被人称为“狂奴”，与提倡个性解放的李贽心息相通。汤显祖辞任遂昌后，曾在临川与李贽有过见面交流。听闻李贽在京城大狱中自杀，汤显祖十分悲伤，作诗哀悼，感叹其“钵头何必向京华”。虽然无缘北上亲至墓前，但以李贽托骨所在，遥远的通州也成为汤显祖心之所系的地方。 通州李贽墓除吸引江南士子关注的目光外，北方士人也多来祭吊。宛平人于奕正有《李卓吾墓》之诗：“此翁千古在，疑佛又疑魔。未效鸿冥去，其如龙亢何。书焚焚不尽，老苦苦无多。潞水年年啸，长留君浩歌。”于奕正，字司直，嘉靖年间宛平县（今北京）人，喜好山水金石，曾著《天下金石志》。他与刘侗等人合撰的《帝京景物略》，载录明代北京的风景名胜、风俗民情甚详，是不可多得的都市历史文化资料。《帝京景物略》中专立“李卓吾墓”一篇，将李贽事迹及其在通州的经历出而表之，并将时人吊祭之作详细辑录，为后人留下了通州文化交流的宝贵史料。 清代，南北文人在通州码头的迎送咏诵，持续相沿，不胜枚举。撰写《红楼梦》的文化名人曹雪芹，亦与运河所带来的南北文化交流相关。有红学家认为曹雪芹逝后所葬的北京东郊，可能即是张家湾以西的曹家坟。1968年平整田土时，村民李景柱曾挖出墓碑一块，其上刻有“曹公讳霑墓”字样，落款为“壬午”。当地所称大约六百亩的“大扇地”，与曹家在张家湾东曾有“六百亩典地”的说法也基本吻合。虽然该墓碑的真伪仍未明确，因而曹雪芹是否真的长眠于通州张家湾“曹家坟”尚待考察，但曹家与通州运河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文化联系，却是毋庸置疑的。曹家先祖曹振彦以上三旗包衣起家，其后代历受恩宠，曹玺、曹寅、曹颙、曹頫均出任江宁织造的肥缺。尤其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官至江宁织造、通政使兼巡视两淮盐课御史，康熙帝六次南巡，四次都由其在江宁织造府接驾。曹家三代四人任职江宁织造60余年，“实维亲臣、世臣”，成为康熙帝安插在江南的亲信耳目。不过雍正帝即位后，随着曹頫被控骚扰驿站、亏空帑项、转移财产等罪而遭籍没，曹家迅速破败。曹家以江宁织造臻于极盛，最后又败于江宁织造任上。或也正是这一荣衰对比鲜明的家族人生经历，促成曹雪芹创作出了不朽名著《红楼梦》。而这与南北交通枢纽的通州，亦不无关系。 应该说，曹家上辈及其大量的戚属、用人，通过京杭运河，频繁往返于京城与江宁织造署之间，曹雪芹家族因此与大运河文化结下了百年“不解之缘”。曹家在有“大运河第一码头”之称的张家湾，曾开有“本银七千两”的当铺，规模已属不小，往来其间的人员当不在少数。据考证，曹家当铺在通运桥南东西向街道的路北十里街西花枝巷，今尚存基址。附近小花枝巷，还有名为“曹家井”的遗址，传说原本也是曹雪芹家的水井。曹家还在张家湾开有盐店，其址在十里街西端南侧，或与曹振彦曾任过两浙盐运使，其后曹寅又兼任巡视两淮盐课监察御史的官职有关。学者据此认为，曹雪芹在北京的足迹，有圈禁地、右翼宗学、西山黄叶村等处，但“通州张家湾萧太后河阴的曹氏祖茔则是他永久的栖息地”，“他的人生轨迹，也只有在张家湾找到了最为确凿的证据”。因此在曹雪芹诞辰300周年之际，张家湾镇于萧太后河畔，竖起一座7米多高的铜制曹雪芹雕塑，铜像底座由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题铭赋诗, 略称“黄土一抔埋首处，伤心却在潞河滨”云云。河边又修建了归梦亭、红学文化走廊等附属建筑，并计划复建“曹家当铺”，积极打造“红学文化之乡”的通州，或将进一步促进“红学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正如学者所言，张家湾与红学文化有着“不解之缘”。其实《红楼梦》的酝酿与产生，也与运河带来的南北文化交流有着直接渊源。曹雪芹出生于南京江宁织造府，幼年起受到江南文化的深刻熏陶与教育。直到雍正六年初，虚年十四的曹雪芹方自南方乘船返回京城。曹家上辈是运河上的常客，对运河两岸的山川景色与人文典故熟稔于胸。而曹雪芹本人泛舟北上时，却正好处于抄家待罪的悲伤时刻，因而运河沿途的惨痛经历，必然印记于其内心的最深处，并自觉不自觉地流露于笔端。《红楼梦》开端从大运河南端最繁华的苏州说起，其后叙述全书主角林黛玉北上投亲，从维扬登舟，沿着京杭大运河北上，历时80多天到达京城，而以“黛玉自那日弃舟登岸时，便有荣国府打发了轿子并拉行李的车辆久候了”的描述，拉开整部《红楼梦》悲欢离合的人生大戏。显然，正是由于运河所带来的巨大文化交流，促成南北各地的历史、民俗、语言都汇聚到曹家，并最终形成流传千古的煌煌巨著《红楼梦》。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四大名著均产生于运河流域，书里的很多场景也取材于运河沿线城市，描写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有人甚至推测，《红楼梦》中描写的花枝巷、馒头庵、葫芦寺等场景，其原型就在曹雪芹熟稔的通州张家湾附近。张家湾自明代起即为“南北水陆要会”，“水势环曲，官船客舫，漕运舟航，骈集于此。弦唱相闻，最称繁盛”。明人曹代萧有诗云：“潞水东湾四十程, 烟光无数紫云生。王孙驰马城边过, 笑指红楼听玉筝。”其间展现的繁华市井文化，亦可视为《红楼梦》的先声，并充分体现出明清文化发展与大运河交通南北之间的互动关系。 除士绅精英的交流以外，南来北往的广大普通民众，也对通州运河文化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流传于通州的运河号子，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北京卷》收录流传于北京地区的劳动号子36首，其中通州号子27首，占到总数的75%。而14 首《运河号子》，则为通州所独有，具有重要的漕运文化特色。通州运河号子包括起锚、起帆（拉桅）、摇橹、拉纤、出仓等劳动主题，多数曲调及音乐结构都较为零碎，以衬词占绝大篇幅。调查文献载称：“据运河号子的演唱者听其先辈们说，流行在通县的’运河号子’，是和南方漕运船民学来的。”可见通州运河号子的形成，与南北文化交流有着很大关系。学者认为，水上运输在水系发达的南方应用较早，元、明、清三代运河贯通南北后，大规模漕运南方粮物北赴北京，“南方船民的漕运号子传到通州的可能性极大”。但泛泛言其从“南方漕运船民学来”，既有可能远指江南的江苏、浙江，也有可能近指与直隶毗邻的山东、河南。通过对其音乐渊源进行详细考察，学者发现旋律相对完整的《运河出仓号子》以及《运河出仓上肩号子》，具有“更为典型的山东音乐风格”。尤其是《运河号子》中出现较多的近似小三度或小六度（偶有大六度）音程，也可能是“山东方言声调特征与山东人豪爽性格相结合的结果”。再从漕运历史来看，山东德州自元代开始，就成为重要的漕粮中转站。《明史》载明代自永乐年间疏浚会通河以后，漕运沿线“淮、徐、临清、德州各有仓。江西、湖广、浙江民运粮至淮安仓，分遣官军就近挽运。自淮至徐以浙、直军，自徐至德以京卫军，自德至通以山东、河南军。以次递运，岁凡四次，可三百万余石，名曰支运”。因此最终到达通州的漕运船只，多数系由长期生活于山东、河南运河沿线的运军与船夫掌管。原本流传于山东等地的“南方”漕运号子，也因此随着漕船，沿运河来到通州，既满足了广大船夫在漕运码头航运时的劳作需要，又在北京留下了山东民间音乐的深刻印记。 通州享誉海外的“汤氏面塑”，也是运河文化孕育的艺术奇葩。通州面塑创始人汤子博（1882—1971年），出生于通州运河边上的普通手艺之家。其父汤禄林从事的是砖瓦雕刻行当，因手艺地道，在通州颇有口碑。汤禄林以手艺持家，生意兴隆, 因此要五子二女也各学一门手艺。其中大儿子承继父业，继续进行砖瓦雕刻。次子经营金银首饰，小儿子则专做唱戏所用的盔头。汤子博原名有彝，在家中排行第三，幼年时受过私塾教育，后来又到教会办的潞河学校上学。大概受到父兄的熏陶，汤子博自小就喜欢绘画、捏泥人，课余时曾师从已届八十的田朝阁老先生学习国画，并于闲暇时间给附近的小庙画壁画、塑佛像，但一直没有明确具体的手艺行当。当时运河边上的万寿宫一带，是通州商业集中的繁华之地，茶楼、酒肆、戏楼遍布，说评书、耍把式、卖手艺之人云集。10岁左右的汤子博就经常流连于此，与来自天南地北的各色艺人都混得很熟。一天，一个山东捏面人的摊子将他吸引了过去。看到一块块的面团在艺人面前变幻出不同的物品，汤子博被深深地迷住了。他从捏面人手里购买面团，开始接触面塑。当时的捏面艺人，主要来自于山东的菏泽地区，有“天下面塑出菏泽，菏泽面塑出穆李”的说法。汤子博利用通州地处南北码头的文化优势，细心琢磨。初有所成后，又进京鬻艺，后来又走南闯北，吸收各派所长，终于在面塑艺术方面别开天地。他将传统签举式玩偶改成托板式面塑，又创新核桃面人艺术，创作的汤氏面塑独具特色，人物精细生动，堪称艺术绝品，获得了“面人汤”的美誉，与著名面塑艺人曹仪策、郎绍安齐名。1956年，中央工艺美院成立“汤子博工作室”，“面人汤”又从通州民间一举登上国家最高艺术殿堂。此后，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的汤子博之子汤夙国，将汤氏面塑艺术继续发扬光大，并进一步推向海外，推向世界。自1980年以来，汤夙国先后赴美、日、加拿大等20多个国家讲解面塑艺术。1996年，汤夙国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称号，充分展现了通州民间文化的艺术魅力。 总之，京杭大运河建成之后，不仅贯通了中国经济的南北交通，更在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之间架起了一座文化沟通的桥梁，大大便利了南北知识群体的互动往来，也促成了包括音乐、工艺、语言、饮食、民俗以及神话传说等在内的众多通俗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共同推动通州漕运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作为北京的“三大文化带”之一，目前通州正结合轰轰烈烈的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着力“打造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通州大运河文化品牌”。北京绵延千年的悠久古都文化，将在其中发挥极其关键的重要作用。而历史上以通州运河为中心的南北文化交流，则成为通州大运河文化品牌建设的核心内容，成为通州历史文化的“聚魂之核”，值得进一步重视与挖掘。 * 本文选自《中国古都研究》。 * 感谢作者授权，转发请联系作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