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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它是佛教由中印度直接北传尼泊尔，越喜马拉雅山传入西藏后，与西藏本土的“本教”并存，相互渗透而发展的一个教派。“喇嘛”意为上师，是人们对藏传佛教僧侣的尊称。 一、藏传佛教的由来 在古西藏，人们信仰一种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本教。本教的产生，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很大关系。由于当时的西藏人民正处在生产力相当低下的状态，他们没有能力改造自然，只能屈服于大自然的压力之下，于是他们开始崇拜天、地、日、月等一切自然物，由此产生了对神的信仰。 公元六世纪，在青藏高原建立过一个奴隶制国家——吐番，国王被称为赞普。七世纪初，赞普松赞干布建都于拉萨，他数次遣使向唐求婚。贞观五年底（641年），唐太宗送文成公主入吐番和亲。唐高宗时，又封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从此确立了吐番对唐朝的臣属关系。在文成公主入吐番和亲之前，松赞干布还娶了尼泊尔公主赤尊为后。两位公主先后入嫁吐番，不仅把自己国家的书籍、手工艺品、药品等经济、文化成果大量地传入吐番，而且还随身带去了诸多佛像，如释迦牟尼像、弥勒菩萨像等。松赞干布为两位公主带来的佛像专门建了大昭寺和小昭寺，以供佛像用。之后，他还在拉萨周围建了12座小庙，标志着佛教在西藏落户。 在赤尊和文成公主入嫁吐番的同时，佛教也被带进吐番。但是，初进吐番的佛教在松赞干布时代并无太大的发展。 二、藏传佛教的发展 公元八世纪中叶，在赤松德赞（755年——799年）时期，传入西藏的佛教才有了西藏佛教的雏形。这一时期，一是修建了不少寺院，二是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典，三是优待僧侣，而且佛教徒中开始有了藏族僧人。815年——838年，是赞普赤然巴巾统治时期，此时的西藏佛教发展到了顶点。但由于赤然巴巾的武断，他信奉佛教的程度过于偏激而激怒了本教徒和一些权势贵族，最终连性命都葬送在推崇佛教事业上。本教教徒杀了赤然巴巾后，和一些权势贵族串通一气，他们拥护赤然巴巾的兄弟达玛继赞普位，而达玛实际上是一个“傀儡”赞普。达玛一上台，反对赤然巴巾的那帮人立刻迫不及待地大肆灭佛，导致佛教在西藏中断了100多年。中断前的这段时间，在藏传佛教发展史中，被称为“前弘期”。978年以后，佛教又开始在西藏复兴，直到现在从未中断，这便是藏传佛教的“后弘期”了。 十世纪末，随着吐番王朝的瓦解，西藏封建社会的封建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在达玛灭佛时被赶跑的佛教徒又被新兴的封建统治阶级迎请回来。在以后的四个世纪中，在封建统治阶级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影响下，西藏佛教产生了诸多教派，如宁玛派（红教）、噶当派、萨迦派（花教）、以及其它小派系二十余种。复杂的教派信仰，严重地影响了西藏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发展，因此，宗教改革势在必行。 十五世纪初，鉴于当时当地佛教戒行废驰，僧侣生活放荡，以宗喀巴为首的新兴的教派——格鲁派（黄教）在众多的派系中脱颖而出。宗喀巴在长期的修炼和教派的改革中，以噶当派教义为立说之本，结合自己的见解，建立体系，从倡导戒律入手，进行改革。明永乐七年（1409年），在帕竹地方政府的资助下，在拉萨大昭寺创办大祈愿法令，同年在拉萨东建立甘丹寺，标志格鲁派的体系已经形成。在格鲁派的发展过程中，宗喀巴的人品和他的讲经才华博得佛教徒们一致好评，由此，他的声望越来越高，黄教的势力越来越大，寺庙和僧众越来越多，逐渐成为西藏地方政权的教派，并在蒙藏及许多地区广泛流行，成为藏传佛教中最大的宗派。到了清代，在朝廷的支持下，该派采用了“活佛”转世制度，逐渐形成了达赖和班禅两大活佛世系，一直沿用至今。 三、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发展 历史证明，无论是藏传佛教还是汉传佛教，历代统治者在王权与神权的使用上，往往是相互的。两者既相互利用，又相互依存。统治者利用王权推行神权，利用神权维护王权。他们编撰书稿，导民风俗，宣谕教化。总之，凡是统治者推崇的宗教，都是为统治者服务的。 蒙古人原本信奉萨满教。萨满教同西藏的本教一样，也是一种原始宗教，信仰万物有灵。当藏传佛教传播到内蒙、中原等地后，同样让帝王们走火入魔。元太祖成吉思汗在对外的征战中，接触了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最终以佛治心成了他的治世之道。忽必烈时代，藏传佛教中的萨迦派受到青睐。忽必烈即位称帝后，极力推崇该教派。他尊萨迦派的八思巴为国师，创建宣政院，作为元朝中央佛教管理机构一直沿用到元朝末年。自忽必烈尊八思巴为帝师起，以后的元代各皇帝都要先经过帝师受戒，然后才可登基，这种仪式也一直沿用到元代结束。 藏传佛教在元代由于受到忽必烈的推崇，以后，逐渐地在汉地流传开来。据史料记载，元末皇帝与藏传佛教的噶举派十分火热。 元代统治者积极扶持和推崇藏传佛教，为的是加强对西藏地区的统治。到了明清时代也不例外。远的不说，清代的康乾盛世，就是藏传佛教在汉地盛行的时代。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正值康熙帝六十大寿，各部蒙古王公贵族前来朝贺，捐赠白银20万两，并一致上书，要修建寺庙为康熙帝祝寿，这也正合康熙之意。于是避暑山庄周围的溥仁寺、溥善寺不久就告建成。 乾隆朝，乾隆皇帝在平定西北之后，为了尊重蒙古人民的信仰，仿效其祖父建庙的做法，在避暑山庄周围又补建了普宁寺、安远庙、普陀宗乘庙、殊像寺、须弥福寿寺、广缘寺。其中的普陀宗乘庙，是乾隆命仿照拉萨的布达拉宫而建的，故称“小布达拉宫”。乾隆六十大寿时，蒙、藏地区和全国各地方官员以及大喇嘛和活佛们敬献了无数无量寿佛铜像，为供奉这些佛像，乾隆还特意建了“千佛阁”。 始建于康熙，完成于乾隆时期的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清政府为绥抚蒙古和团结西藏上层宗教领袖的政治需要而建的。通过这里的建筑形式和活动内容的统一，形成了汉地最大的佛国世界。而统治这个佛国世界的佛陀，就是康熙和乾隆了。 除了外八庙，清代建造的雍和宫也是一座藏传佛教皇家寺院。雍和宫，原是胤禛（即雍正皇帝）的府邸，胤禛即位后，将其改名雍和宫，乾隆九年又改为家庙。以后，西藏的十三世、十四世达赖和六世、十世班禅大师都曾来雍和宫讲经传戒，七世达赖还向雍和宫献奉佛像和礼物。自雍和宫改为家庙后，除拈香布施者外，其他人一律不得擅入。 除雍和宫之外，京城西北郊圆明园绮春园的正觉寺，也是一座由喇嘛住持的皇家佛寺。 四、藏传佛寺——正觉寺 正觉寺，亦称三圣庙。座落在圆明园绮春园正宫门之西，有独立的院落。它是圆明三园中唯一一处喇嘛住持的寺庙。但从寺内的佛像陈设上看，既有藏传佛像，又有汉传佛像。 正觉寺建于乾隆三十八年（1774年），于同年十月，内务府奏请新建正觉寺安设喇嘛住持焚修，由香山宝谛寺拨派达喇嘛1名，小喇嘛40名，并从中委署副达喇嘛2名住持焚修念经。每月初一、初八、十三日、十五日、三十日，以喇嘛10人在正觉寺念经。正觉寺喇嘛并于每月初一、初八、十三日、十五日、三十日，前往长春园含经堂梵香楼念经五次。 正觉寺，坐北朝南，前后殿宇五进，整座寺庙以排列在南北轴线上的殿宇为主体。自山门而入，两侧有钟、鼓楼，中路主要建筑依次为天王殿、三圣殿、文殊亭和最上楼。东侧有独立的僧房小院，僧房8座计22间。最上楼北小院有一门，此门可以直接出入绮春园。 正觉寺山门三间，门外檐石刻“正觉寺”匾，为乾隆皇帝御书，汉、满、藏、蒙四种文字合璧。据金勋先生的《成府村志》稿中记载：山门为三间简瓦歇山顶，门之西侧砌八字明壁两面（西墙现存）。壁心镶嵌卷莲缠枝团花，为上乘之精品。左右角门各一。山门殿内塑哼哈二将，两目圆睁，为佛寺镇山门之神像，形象威武凶恶。 山门，佛教寺院的外门。一般有三座门，象征“三解脱门”，即空门、无相门、无作门，故也称三门。山门里供奉的哼哈二将，一般称“金刚力士”，即执金刚杵（杵为古印度兵器）。守护佛法的二天神，常安置于寺院山门，左称密执金刚，右称那罗延金刚，俗称“哼哈二将”。塑像多裸露全身，缠衣裳于腰部，怒目作勇猛之相。 山门内，东西有钟、鼓楼，楼前设旗杆一对。 钟、鼓楼稍北，是面阔五间的天王殿。据史料记载，天王殿里供有弥勒佛，两侧站立四尊巨大金盔戎装神像，四神像被称为“四方护法神”，俗称“四大天王”，又称“护世四天王”。传说须弥山腰有一座犍陀罗山，山有四峰，各住一王及眷属，分守四大部洲，能护国安民，管风调雨顺。 在一般寺庙的天王殿里，我们通常会看到弥勒佛的后面站一佛像，他身着甲胄，手持降魔杵，因为佛教把他视为驱除邪魔、保护佛法的天神，所以人们称他韦陀菩萨，常站在大肚弥勒佛身后，面向大雄宝殿，护持佛法。而圆明园正觉寺的天王殿内，无史料记载供奉韦陀菩萨，但有人认为韦陀菩萨在正觉寺的文殊亭里供奉，而不是在天王殿里供奉。 天王殿之北是三圣殿，该殿为正觉寺的正殿。三圣殿正殿七间，殿为三进深，前后有廊，并接后庑殿三间。大殿前月台上，乾隆四十三年从圆明园舍卫城仁慈殿移来重檐铜鼎炉一件。三圣殿内，供奉的佛像无史料记载，我们可通过以下两种途径得知。首先我们可以直接观察一般的佛寺，如北京京郊怀柔的红螺寺，在它的三圣殿中供的是西方三圣，即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其二是金勋先生在《成府村志》稿中记载的：“正觉寺三圣殿建在石砌高台上，四周围以白石雕栏。殿内正中有楠木雕刻三世佛，均有木刻背光。中为如来，左为毘卢，右为无量寿佛，故名三圣殿（这种说法与第一种说法有异）。东西山墙前塑五彩十八罗汉坐像（罗汉是上座部佛教修行者所征得的最高果位，而十八罗汉是释迦牟尼的弟子，受释迦之命，不入涅槃常住人间，住持佛教。），正中挂黄云缎绣花幡门子一堂，左右黄幡四首，下角均有黄铃。正中供桌三堂，雕刻四番莲红漆地儿。棹上鼎炉蜡阡，花筒俱备。还摆置五供与（八件）吉祥物，为轮螺伞盖花罐鱼肠，此八吉祥物亦名八宝儿。神台前还摆置牛油铜海灯，一列四十盏。殿内东西列经桌一行，高一尺余，长三丈，均用黄布套罩，下设长板凳，铺坐褥，这里是喇嘛每日诵经、礼佛之处。在经桌南面，有红色木架各一，上挂大鼓各一面，经桌上法器有座子九音钟锣一对，大盘儿唢呐一对，铛子一对，白蝀螺一对，钹绕子各一对，嘣巴鼓一个，内插孔雀翎子及香藏草，人骨笛子一只，大铜喇叭一对，笙、管笛各一对，小铜钹一对，以上法器是藏传佛教庙宇里，喇嘛念经必备的。正殿后厦内塑南海观音大士一尊，坐于悬山洞内，站童二人，为善财龙女。” 金勋先生把殿内之陈设记载得如此详细，为我们今后复建正觉寺并在佛造像方面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三圣殿东西配殿各五楹，殿顶为歇山顶，殿内塑西藏番佛十尊。该殿金勋先生称其为“十佛殿”；何重义、曾昭奋二位先生在《圆明、长春、绮春三园总平面图》附记中，称该殿为“五香佛殿”。该配殿的名称虽有不同叫法，但它们却明确告诉我们，这里曾经是供佛的地方。 三圣殿之北是文殊亭，乾隆年间为八方重檐亭，外檐匾曰“文殊亭”，而现存的文殊亭为单檐八方亭。至于何时把重檐改为单檐的却无史料记载。在现存的文殊亭东边亭檐下，有“伴松”二字依稀可见。 关于亭内供有何物，金勋先生在《成府村志》稿中有这样的记载：“亭阁高大，内砌神台，高六尺，南北为长方形汉白玉精雕须弥座，台上塑一头青狮站立，昂首向南，五个金铃，一条金色丝带套在雄狮脖子上，狮身高八尺，长约一丈四尺，身贴赤金，金光闪闪，狮背上驼着一九品莲台，上坐一楠木雕刻文殊菩萨，右腿盘坐，左腿伸下莲台，腹由莲台下部上扬一朵莲花托着左足，双手在胸前，右手掌向上，左手掌平伸如接礼状，项下左右披肩，赤背披缨络垂珠，造型十分自然。头戴善云烈焰金冠，身后背光高丈余，光焰中雕刻西番莲十二朵，上部佛像及背光均用赤金包罩漆，像通高约三丈。神台上塑站童，东为狮黑奴，黑面虬髯，面容丑恶，头戴五彩条儿螺丝盔，其服略象阿拉伯人，右手牵狮，颈上缰绳。……正中供桌为彩漆勾金式样，上陈鼎炉一份，两柱间悬挂黄绢木框对联，为乾隆御笔”。 对文殊亭内的佛像陈设，赵光华先生在《圆明园及其属园的后期破坏》一文中记述，文殊阁内奉文殊菩萨骑青狮之像，总高二丈有余，左右立二站童，左方为狮奴，虬髯卷发，手持青狮缰绳，右方为韦陀，全身甲胄，棒杵侍立，二像皆高八尺。文殊菩萨像及其背光均为木质包金，狮与二童均上五彩拨金，下乘白玉石台。 以上两种说法，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我们可以相互借鉴。 亭北是一座全寺结尾的楼阁。一般情况下，寺庙最后的这座楼阁多为藏经阁，相当于寺院中的图书馆。藏经阁或称大佛阁、毗卢阁、观音阁与弥陀阁等。正觉寺里的这座楼阁称之为最上楼。史料记载：后楼七间，楼东西三间顺山殿（西殿现仍存）。最上楼供佛五尊。据清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传旨，绮春园新建庙后楼上，著成造铜镀金台撒秘密佛、上药王佛、大轮手持金刚、喜金刚各一尊。五尊佛法身连座通高三尺零六分（0.98米）。“秘密佛”即上乐金刚，俗称欢喜佛，呀吗达嘎佛即大威德畏布金刚。此五尊佛像由内蒙古喇嘛大活佛章嘉国师画样五张，呈准后交铸炉处成造，背光莲座用木做。 金勋先生对最上楼内供奉的佛像和陈设有这样的叙述：“下层中间供奉五方佛，身分五色，皆象如来佛容颜。正中一尊为黄色；东次间为蓝色；东稍次间一尊为绿色；西次间一尊为红色；西稍间一尊为白色。西板墙设罗汉床一，为章嘉克呼图坐位。西山摆置一排经柜，内藏四体字经文”。五方佛，是指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佛的总称。密宗称五方佛为“五智如来”，认为他们是由佛教的五种智慧所成。 最上楼东西配殿内的陈设目前未见任何记载。 圆明园正觉寺殿内的陈设佛像资料主要来自金勋《成府村志》稿（未发表）中。金勋（1883年——1976年），满族人，出生于海淀成府村的一个营造世家。其先辈曾承担圆明园、长春园的建筑工程。他本人熟悉西郊园林建筑，精于绘事。正觉寺又地处绮春园墙外而幸免与难。因此，里面的建筑、绿化及陈设的叙述，有一定的可信度。 历史上的正觉寺，南临河，东、西、北三面环山，西北山上一道墙，北山后有一水池，池中有南北向石桥。正觉寺连同周围景观还真有些“深山藏古刹”的味道。如今，北山已成平地，水坝池已缩小范围。院内仅剩四座配殿和文殊亭以及三圣殿基址，还有26株大小、粗细不均的古树。 目前，正觉寺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复建。以上文章中提及到的古建和古建中的陈设，在正觉寺复建中可以借鉴。寺内现有的绿化植被比较单一，笔者建议在建筑整体修复之后，可以科学地补种一些树种和花卉，如寺庙中常见的菩提、银杏、竹子、玉兰、丁香、牡丹、荷莲等。 正觉寺正式向游人开放之后，一座再现盛时景观的古寺，将成为圆明园的旅游亮点。如果常年在寺内进行有序的佛事活动，会使正觉寺佛教旅游内容更加丰富。这些佛事活动包括每月初一、初八、十三日、十五日，由专职人员在寺内念经修禅；每月十五日计旗，即在钟、鼓楼前的旗杆上挂杏黄幡，正殿和后楼，挂着一串串五色布旗（名曰钟斯，上有木印藏文）；每年庙中举行大道场两次（一为冬月二十五日，一为六月二十四日）。这些富有民族宗教文化色彩的佛事活动将使海内外僧俗信众和旅游观光者得到更多的收益。 参考书目： 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圆明园》上、下册。 2、圆明园管理处编《圆明园百景图志》稿。 3、海淀区档案馆藏《成府村志》稿。 4、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中国藏传佛教》。 （本文作者系圆明园管理处文史科文博馆员） 注：本文转载自《圆明园研究》第5期，转发请联系原作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