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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武原名玄武，经历代尊崇，遂有佑圣真武灵应真君、元圣仁威玄天上帝、玄天上帝、北极镇天真武玄天上帝、北极佑圣真君、玉京尊神、玄天真武大帝、镇天真武灵应佑圣帝君（简称真武帝君）等多种称号，民间则多俗呼为黑帝、北帝、荡魔天尊，或曰报恩祖师、披发祖师、祖师爷。真武为中国最受重视的道教大神之一，享受到大江南北民众的广泛尊奉，香火鼎盛。学者注意到，由于皇室的崇信与倡导，宋元尤其是明清以后，真武信仰逐渐形成以武当山为中心的中南地区、以南宋临安和明代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以及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三大信仰区域。其中明代真武信仰在北京的繁兴，成为真武信仰遍及全国的肯綮，在北京道教发展史上更具有特殊意义。今检索史料，略为考述于后。 一、明成祖迁都后对于真武尊奉的强化 真武信仰大约于唐宋时期兴起，随后逐渐传到与其神格地域耦合的北方地区。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修建大都城时，北京地区的真武信仰又正式进入官方祭祀体系。史料载称：“北宫黑帝，其精玄武，实北方之神也。我国家肇基朔方，盛德在水。今天子观四方之极，建邦设都，属水行方盛之月，而神适降，所以延洪休、昌景命，开万世太平之业者，此其兆欤”，故元世祖即其“显灵”之地敕建专祠，以“昭灵贶”。真武也由宋代捍卫北方疆土的“保护神”，一变而成为元代开基立业的“肇基神”，为后世帝王的崇奉增添了新的神格。迨元明鼎革，明太祖仍仿前朝故事，崇奉真武。后人说到：“我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初大正祀典，而金陵所存者十庙，真武之神居其一。”又称：“考国朝御制碑，谓太祖平定天下，兵戈所向，（北极佑圣真君）阴（佑）为多，尝建庙南京，载在祀典。”《明史》则详记南京祭祀“初称十庙”，北极真武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列于首位。又载洪武年间“诸王来朝还藩，祭真武等神于端门，用豕九、羊九、制帛等物。祭护卫旗纛于承天门，亦如之。二十六年（1393），帝以其礼太繁，定制豕一、羊一，不用帛。寻又罢端门祭，惟用荤素二坛祭于承天门外。”明太祖封秦、晋、燕、宁诸王之藩西北、华北重镇，意在以朱明亲王统领精兵，加强对于北元残余势力的防备与震慑。因此之故，位居北方、神通广大的战神真武尤其受到重视，列为来朝诸王还藩时的祭祀主神。 这一局面，在明成祖夺得帝位并随而迁都北京之后，又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中的关键事件，为“靖难之役”时尚为燕王的朱棣与谋士姚广孝等人广泛宣扬的“真武助燕王”神话。这一神话，见于明清以来的多种文献，明人高岱称： 初，成祖屡问姚广孝师期，姚屡言未可。至举兵先一日，曰：“明日午有天兵应，可也。”及期，众见空中兵甲，其帅玄帝像也。成祖即披发仗剑应之。 清初傅维鳞又将此传说采入所著《明书》中，其“姚广孝传”载称： （太宗）因问（举兵）期，（广孝）曰：“未也，俟吾助者至。”曰：“助者何人？”曰：“吾师。”又数日，（广孝）入曰：“可矣。”遂谋召张昺、谢贵等宴，设伏斩之，遣张玉、朱能勒卫士攻克九门。出祭纛，见披发而旌旗蔽天，太宗顾之曰：“何神？”（广孝）曰：“向所言吾师，玄武神也。”于是太宗仿其像，披发仗剑相应。 以上叙述言之凿凿，虽未列入正史，但可得到相关史实印证。燕王朱棣不仅在“靖难之役”爆发初期声称得到真武大帝辅助，在与建文朝廷的3年争战期间，更随处宣扬。其详情后来又载入《太岳太和山纪略》，传之后世。而随着朱棣夺位成功，引发迁都等一系列明代重大史事，“真武助燕王”神话也在国家政治、军事、宗教、文化多方面，继续发挥出重要影响。这对于明代北京真武信仰的全面繁兴，尤其具有直接促进作用。 首先是皇家真武庙在北京的兴建与奉祀。对此，《明实录》中有记载，称永乐十二年（1414）三月“建真武庙于北京皇城之北”。此为明成祖下令营建的时间。次年工成之日，又撰写了《御制真武庙碑》，极力称赞神之灵应，强调真武大帝对于自己夺得帝位的阴助与佑护。其碑文略云：“朕惟凡有功德于国者，无间于幽冥，必有酬报之典。天下之际，理一无二。惟北极玄天上帝真武之神，其有功德于我国家者大矣……肆朕肃靖内难，虽亦文武不二心之臣疏附先后，奔走御侮，而神之阴翊默赞，掌握枢机，斡运洪化……翕欻恍惚，迹尤显著。神用天休，莫能纪极……不有为永久之图，则亦无以称朕之心焉……顾惟北京天下之都会，乃神常翊相予于艰难之地，其可无庙宇，为神攸栖，与臣民祝祈倚庇之所？遂差吉创建崇殿修庑，缔构维新，亢爽高明，规模弘邃。……岁时蠲洁，以虔祀事，庶几朝夕神保无斁。虽然神之佑相于朕者，固不系乎报不报，而朕心之拳拳不已者，故无所用其至，惟尽其诚而已。”成祖以帝王之尊，吁请真武之神“覆而为云，泽而为雨，鼓之为雷霆，明之为日月，驱祆殄沴”，并作诗称“神昭功德翊我明，手握化机佐运兴。武当毓秀何峥嵘，琳宫仙馆敞瑶琼。用报神贶表孝情，神敷嘉锡备休征。翼翼寝庙建北京，人徼贶兮神幪帡”云云，极尽歌颂赞美之辞。 成祖亲诏创建的北京真武庙，位处北京皇城之北地安门外，建筑高贵，祭礼尊隆，成为明代专祀真武的皇家道场，在促进北京真武信仰的兴起与发展方面，发挥了独特的刺激作用。事实上，成祖敕命大修武当，即含有将北方真武宣布为“护国大神”之意。据《明实录》记载，永乐十六年（1418）十二月初一日，“武当山宫观成，赐名曰太岳太和山”，“元季兵毁，至是悉新”，“又即天柱峰顶冶铜为殿，饰以黄金，范真武像于中。选道士二百人供洒扫，佃田二百七十七顷并耕户以赡之。仍选道士任自垣等九人为提点，秩正六品，分主宫观，严祀事，上资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之福，下为臣庶祈弭灾沴。凡为殿观、门庑、享堂、厨库千五百余楹，上亲制碑文以纪之”。武当大修前后历时14年，耗费数百万，山顶宫观供奉的真武大帝塑像，身材高大，披发跣足，面容慈祥，成祖谓为“朕积诚于中，命创建宫观。上以资荐皇考、皇妣在天之灵，下为天下生灵祈福”。民间则传说武当山顶的真武神像，其实是按照永乐帝自己的模样塑造出来的，因而广泛传有“真武神，永乐像”的谣谚。位于北京内城艮隅（即东北方）的真武庙，则被视为武当山在京师的替代宫观，在创建者明成祖的心目中，显然有着异乎寻常的崇高地位。《明史》“礼志”将北京真武庙列为“京师所祭者九庙”之首，又谓“太祖平定天下，（北极佑圣真君）阴佑为多，尝建庙南京崇祀。及太宗靖难，以神有显相功，又于京城艮隅并武当山重建庙宇。两京岁时朔望各遣官致祭，而武当山又专官督祀事”，可见其概。 地安门外真武庙于永乐年间建成后，每年凡三月初三日、九月初九日，依例由太常寺派遣官员致祭，香火极为尊显。弘治间“改祠为庙”，正德年间又改名灵明显佑宫，规模随之扩增，并一直处于内廷的严格管理之下，奉祀不绝。弘治元年（1488），礼部述及真武庙历朝崇奉沿革，说到“再考国朝御制碑，谓太祖平定天下，兵戈所向，阴（佑）为多，尝建庙南京，载在祀典。及太宗入靖内难，以神有显相功，又于京城艮隅并武当山重建庙宇，两京岁时朔望，各遣官致祭。而武当山又专官督视祀事。至我宪宗，尝范金为神像，屡遣内官安奉于武当山，盖亦承列圣崇奉之意，以祈神休耳”。而成化年间（1465-1478）“从人学雷法”的李孜省以传奉升通政司左通政，道录司右至灵邓常恩以传奉升太常寺卿，道教在朝中的影响进一步增大，于是“内官乃援引左道邓常恩辈，荧惑圣听，虐害生民，奏请重修京城庙宇（即真武庙——引者注），改号灵明显佑宫，日进邪术”。北京真武庙再次扩规模，规格随而上升，来往人员也更多更杂，“频年赍送神像”，“遂使香火之地，几为奸盗之区。”重修完工之际，内官监太监宿政又奏称公差御史、给事中、锦衣卫等官员“常于庙前、庙内集众理事，诚为亵渎”。经礼部覆议，“乞命都察院揭榜禁约，仍如例，禁军民、妇女入庙搅扰”，宪宗下令“从之”。由此可见真武庙作为专属皇家道观的神圣地位。至明代中后期，《宛署杂记》载北京真武庙祀典： 敕祭灵明显佑宫：国初以天兵所向，神多阴佑，建庙鸡鸣山，以祀北极佑圣真君。永乐末年，京师建真武祠。弘治初改祠为庙。正德间，又改为灵明显佑宫。宫建于海子桥之东，中塑神像，东西为配殿，前为宫门，门左为四神祠，前为大门，门外有牌坊。岁万寿圣节，及三月三、九月九，先十日太常题，遣本寺堂上官行礼。朔望皆有祭，本寺堂上官主之，不具题。 随后详录各次祭祀时所诵祝词： 圣旦祭，祝曰：兹于初度之辰，仰荷神恩，永垂护佑，谨用素馐致祭，尚享。 三月三、九月九，祝曰：惟神福善祸淫，御灾捍患，威灵昭著，历代崇之。朕主司百神之祭，爰举旧章，用修时祀。神其有灵，来格来享。 朔望日常祭，祝曰：兹惟某旦，祗陈恒荐，恭叩玄灵隆佑我国家，祖宗蒙福，圣母寿安，爰及眇躬，永承康泰，民安物阜，国祚延长。谨告。 真武庙奉祀日久相沿，成为明代北京重要的官方典礼，并出现标准化、程式化的趋势，在民间的影响也随之累积。 除地安门外的真武庙，成祖在更具私人空间的皇城禁宫之内，也建造有钦安殿，成为明代皇室供奉真武的又一场所。明初杨荣撰《皇都大一统赋》赞颂营建成的北京紫禁城规制严谨，称“若夫钦安之后，珠宫贝阙。藻绣交耀，雕栊嶻嵲。六宫备陈，七所在列。”由此可知皇宫北部的钦安殿，至迟在迁都的永乐十八年（1420）正旦之前就已建成。学者认为，位于紫禁宫城北方坎位的钦安殿，其实“是按照河洛象数来设计的”，其左右所建东西７所，亦源于汉代以来的“北宫玄武”说，“象征北方天宫七宿”。永乐年间的钦安殿位于后宫坤宁宫之北。殿内正龛中供奉明初所造玄武坐式铜像，神牌号“玄天上帝”，但体量仅比常人略高，“披发跣足仗剑，神态逼真，庄严威武，威威然有帝王之像”。如果说皇城外的真武庙是成祖供奉真武的“公开”庙宇，钦安殿则成为他在后宫中专门祭拜真武的“私家”场所。 在明中期嘉靖帝（1522-1566）崇道期间，钦安殿又经过大规模改建，影响进一步增大。《明实录》有记：“初，上又以文祖建钦安殿祀真武之神，诏持［特］增缭垣，作天一门。及大内左右诸宫，益加修饬。至是皆告成，上亲制祀文，告列圣于内殿，仍具皮弁服，祭真武之神于钦安殿。”嘉靖帝崇道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祈求子嗣，钦安殿因而很早成为嘉靖帝的求子道场。早在嘉靖二年（1523）四月，给事中张嵩即曾疏奏太监崔文“于钦安殿修设醮供，请圣驾拜奏青词，是以左道惑陛下，请火其书，斥其人。惟日临讲读，亲近儒臣”。可见世宗登基不久，即表现出其在湖广安陆藩邸中形成的好道倾向，并有与太监在内廷钦安殿举办醮供之举。对于张嵩“崇正学”的劝诫，世宗命“章下所司”，此后钦安殿中的醮供活动可能有所收敛。但随着其统治的稳固，世宗求子心态的迫切，至迟到嘉靖十年（1531）冬，就已明确出现在钦安殿内建醮祈嗣的记载，还特意赏赐“登坛真人、官道各照乐舞生例给净衣一袭，真人加纻丝衣一袭，道官绢二缣”。次年正月，又在钦安殿举行三昼夜的大醮，并命群臣参与，“以武定侯郭勋为上香使，辅臣皆入陪，祈圣嗣也”。大约是为了建醮祈嗣的方便，同时防止朝中大臣的腹议与干涉，嘉靖十四年（1535），世宗下令添盖天一门，增设围墙，又将原坤宁宫后的围廊、广运门改为坤宁门，改原钦安殿后的坤宁门为顺贞门，从而将以钦安殿为中心的御花园界于后宫之外，“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空间，于钦安殿举办斋醮活动，就不会影响后宫的生活了”。此后钦安殿内的醮事更为频繁，香火也更为旺盛。嘉靖十五年（1536）底，“以皇子诞生，命真人、官道于玄极宝殿，修建祗答洪庥金箓大醮七昼夜。礼部尚书夏言请上香、监礼、迎词、导引等使，如前钦安殿祈嗣醮事例。上（即世宗）依拟，仍命百官各加恭敬，毋生毁恶”。此处所说的玄极宝殿，其实即钦安殿的更名。嘉靖帝将皇子降生视为真武神显灵的结果，除了大封参与建醮的道士，又改钦安殿为“玄极宝殿”，进一步增加了“浓重的道教色彩”。作为皇室内廷的私家道庙，明代钦安殿香火本已繁盛，嘉靖年间更是达到顶峰。嘉靖十七年（1538），世宗又将生父睿宗献皇帝的神主奉祀殿内，更使该地一度具备了双重身份，“既是宫中举办道教活动的地方，又是进行儒家典礼的地方，包括大享礼、万寿和正旦节”。一直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才另外修建一座玄极宝殿，“专门作为大享礼祭祀之用”。隆庆元年（1567）恢复钦安殿旧名，但其香火仍赓续不断。史料载称，钦安殿之东有真武神的“足迹二”，宫人相传“世庙时，两宫回禄之变，玄帝曾立此默为救火，其灵迹显佑云”。这一传说一直持续到明末，崇祯五年（1632）秋“隆德殿、英华殿诸像俱送至朝天等宫、大隆善等寺安藏，惟此殿圣像不动也”，可见其在明代宫廷中的影响。 二、明代北京真武信仰的繁兴 受皇室崇奉真武的影响，明代真武信仰在都城内外迅速繁兴起来。明代北京著名的真武庙，除前述地安门外真武庙、宫中钦安殿为皇家专属真武道观外，又以西直门外昭应宫、昌运宫等处香火为盛。昭应宫在阜成门外西域双林寺之西，“元至元（1264-1294）建也，龟蛇兆焉。正德八年（1513）修，蛇复驯出，赤质黑章，金文烂然，大学士费宏碑文记之。”其历史上溯元初，本为敕建道观，明代重修时得到朝廷大员撰碑，成为元、明两代持续相沿的真武信仰场所，驰名遐迩。昌运宫亦位于京城西郊，在广源闸桥之南，“由三虎桥西行里许，为天禧昌运宫。初名混元灵应宫，正德六年（1511）司礼监太监张永请于朝敕建。”张永位列“八虎”，是正德年间的权监之一，后以诛杀太监刘瑾之功深得武宗信任，死后即于混元灵应宫后营建墓葬。到万历四十四年（1616），灵应宫又经重修，“增置垣墉二百余丈、门庑百余间，督修者太监林潮也。工竣，更今名，殿宇凡七重。”宫前松柏苍郁，“上枝干霄，下阴蔽地”，又有三碑，“有二碑筑亭覆之，一为敕建碑，一为大学士李东阳撰文、杨廷和书、英国公张懋篆额，俱正德七年（1512）立。又一碑万历（1573-1620）中立，副使刘效祖撰文”。昌运宫成为远近闻名的景点，亦是北京民众崇信真武的香火地。李东阳《混元灵应宫碑略》称“国朝之制，道院多以观名。其名宫者，特为隆重，在都城者若朝天、灵济、显灵、延福，而郊关之外，惟昭应及此尔”。其他地方也逐渐出现真武庙，并由于得到宫内权势太监的资助，颇具规模。如安定门外真武庙，为“中官所营，正统（1436-1449）中赐额，命道士王道昌主之”，有土地、畜牛、车辆等丰厚庙产。正德（1506-1521）年间，权监刘瑾亦奏请于朝阳门外新建宫观，“奉北极玄帝，祝延圣寿”，后经朝廷赐额“大德玄明官［宫］”。刘瑾复请“香火地”，逼迫民人迁徙坟墓，“余皆发毁暴露，冤号之声，沸于郭外”，可见其影响。 太监成为明代北京真武信仰发展的推动力量，表现得最为明显的，为皇城宦官衙署所建寺庙中，“以供奉道教神真武大帝的真武庙最多”。据统计，其著者首推景山后街内官监胡同（今恭俭胡同）的内官监真武庙。内官监负责朝廷营造及庆典筹划等事，所掌十作为木作、石作、瓦作、搭材库、土作、东作、西作、油漆作、婚礼作及火药作，另外还有米盐库、营造库、皇坛库、里冰窖、金海。内官监胡同是该监厂作密集之地，其真武庙可谓明代太监真武庙的典型。此外又有内酒醋面局真武庙，位于西安门内西酒醋局胡同内（今北医妇产医院西侧）。御用监真武庙，位于南长街玉钵庙胡同内。御马监真武庙，明天启（1621-1627）年间御马监所立，“可谓该监权力增长一标志”，位于今沙滩银闸胡同内。宝钞司真武庙，万历（1573-1620）年间建，位于南长街织女桥胡同。东安门真武庙，原坐落于东安门内皇恩桥上，今东安门大街路北。《客窗偶谈》载：“中官初入选进东华门，门内有桥曰皇恩桥，谓从此即受皇恩也，俗呼忘恩桥。以中官富贵，必仇其所生也。”此庙应为中官即太监所建。东安门真武庙创于明末，完于清初，为明代真武庙建造最晚者。又今织染局胡同小学院内亦有真武庙，本名华严寺。但民国期间登记时有木佛像23尊，而其他木、泥、铜质神像则有91尊，“推理此庙当初应为道观，故而疑为织染局之真武庙”。此外，一些位处皇城外的厂作，虽不由宦官直接管领生产，却接受宦官的领导，亦同样建有真武庙。如外酒醋面局真武庙，位于旧鼓楼大街酒醋局胡同。铸钟厂真武庙，坐落于铸钟胡同，明代迄至清初均为真武庙，至清代中期方改为“金炉圣母铸钟娘娘庙”。琉璃厂真武庙，位于今和平门外琉璃厂东街。学者认为，“综观以上几座真武庙，其属于（明代太监）衙署的性质一目了然。”明代北京由太监管领的监、局、司、厂、库衙门，之所以都主持建造真武庙，奉玄帝像，塑龟蛇二物。其中缘由，一或出于各厂太监自身信仰的需要。刘效祖于万历八年（1580）撰《重修真武庙碑记》有所说明：“国朝设立监、司、局、厂衙门，多建北极玄武庙于内，塑像其中而祀之者，何也？缘内府乃造作上用钱粮之所，密迩宫禁之地，真武则神威显赫，祛邪卫正，善除水火妖媚之患”。御用衙门造作皇家应用物品，压力巨大，兼之场所密迩宫禁，火患尤宜谨慎。而玄武属水，故各主管太监竞相建庙奉祀，企盼以水克火，消灾免祸。其次则是为国祈祚以向皇帝邀宠。明代真武成为“护国大神”，善于揣摩上意的太监们，自然乐于接踵，以此作为讨好人主的手段，所谓“岂邀福于神耶？不过祈皇图于巩固，祝圣寿于万年耳”。再次是监局间互相攀比的需要。明代衙门建筑有严格规定，但佛堂、神祠的规模却不受限制，这样一来，太监建庙成为一种“合法”的攀比途径。比如权势后来居上的御马监，所属真武庙建于天启阉党乱政年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也当是一种与其他大衙门看齐，并炫耀其势力的产物”。 在皇室持续崇奉、太监大力推动的刺激下，真武信仰在北京民间的影响也非常明显。据《宛署杂记》所记，宛平县所辖城内，就有真武庙5所，“在大时雍坊者三：一嘉靖元年（1522）重修，一万历十三年（1585）重修，一创不记年。在朝天日中坊者一，嘉靖四十年（1565）建。鸣玉坊一、金城坊一，俱创不记年。”城外亦有真武庙7所，“一在亭子村，离城五里。一在义井村，一在上下庄，以上离城三十里。一在白家滩，离城五十里。一在太子务，一在庞各庄，一在大营村，以上离城约七十里。”小计宛平县境内，以真武庙命名者即有１２所。这显然是不完全的统计。事实上，京城内外兴建了大量以真武信仰为中心的宫观道院，并颇具影响。典型者如明代紫禁城会极门之东的佑国殿，“供安玄帝圣像，签最灵。像金铸者，曾经盗去熔化，惟像首屡销不化。盗藏之肚兜，日夜随身，由此发露正法”，时人视为真武神显灵之例。而京城内外拱卫首都的军事要地，也往往建有规模宏大的真武奉祀道场，如古北口真武庙、牛栏山元圣宫、德胜门与安定门真武庙等，都是当地重要的军民信仰场所。地近万寿山明陵的昌平沟沟崖内玉虚观，还因供奉真武大帝，有“北武当山”的誉称，在文人俗众中口耳传诵。又有建于明代的房山佛子庄真武庙，亦成为附近寺庙群的信仰中心，有北方“小武当”之称，香火旺盛。 此外，形成于元大德（1297-1307）年间的《武当山玄帝垂训》，在宣德、景泰、天顺、万历年间不断翻刻，亦是明代北京真武信仰影响不断扩大的反映。北京昌平真武庙内，有天顺二年（1458）八月十五日《武当山玄帝垂训》石刻，略称“吾号治世福神，镇北天大将军，佛中即无量寿，道乃金阙化身”，具有“巡游诸天诸地，掌握世界乾坤，扶助末劫天道，护佑国王大臣”的宏大神通，因“不忍五浊恶世，众生受苦遭辛，旱涝饥馑疾疫，水火劫盗刀兵”，于是在三元八节、三会五腊、七斋三七、本命甲子庚申，以及腊月二十五日降临人间，分辨罪福善恶，各予福报罪罚。文中又宣扬抄经、印经可上得荣寿，中保己身及家宅平安，下渡九玄七祖，并强调此训“上号金科玉律，下曰劝世戒文”，显然在为真武信仰推波助澜。今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内，亦藏有铭刻真武信仰经文的弘治道钟。道钟署为“弘治壬子年” （五年，1492）铸造，从钟肩到钟裙刻满《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太上三光注龄资福延寿妙经》的铭文。３部道经中，以《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占据面积最大，位置也最为显著，应是该钟所刻的主要经文。另外，钟顶部位的“百字圣诰”，以及钟肩上的二十八星宿名称，也都与道教中的真武信仰密切相关。铸钟人如此安排，显然是有意为之，“目的在于称颂’真武’镇守北方的神力，突出真武神格地位。”经文中渲染真武于“七日之中，天下妖魔一时收断，人鬼分离，冤魂解散，生人安泰，国土清平”的神力，得到天尊“永镇北方”的敕命，并有“自今后凡遇甲子庚申，每月三、七日，宜下人间，受人之醮祭，察人之善恶、修学功过、年命长短”之特权，意在劝说众人奉信敬仰。作为深具特色的道教文物，弘治道钟在很大程度上见证了明代真武信仰在北京的繁兴。 三、明代北京真武信仰的影响 明历代帝王对于真武大帝的崇奉，不仅直接促发北京附近真武信仰的繁兴，影响所及，还浸染至全国各地。北京是明代北方真武信仰的中心，对于华北地区的影响自不待言。万历《顺天府志》记载，除附郭的大兴、宛平两县之外，顺天府下辖州县基本上也都建有信奉真武的庙宇，明确收入府志的就有固安（在拱极桥前）、香河、三河（一在县北门，一在华家庄）、武清（县西南）、密云、霸州、大城、玉田、平谷等众多州县。香河县还特意注明，记入志中的真武庙、娘娘庙、关王庙等庙宇，“俱县内者，至城外不可胜纪”。玉田县则将其真武庙列为县属寺庙之首。又如河北蔚县，传说历史上其八百村堡的堡墙上均建有真武庙，而以始建于明初的州城真武庙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天津自明永乐年间设卫筑城以后，蓟县上仓真武庙等道教信仰也得到很大发展。从东北、西北、西南３个偏远地区的个案，更可推测北京真武信仰对于全国各地的巨大影响。学者注意到，明代东北偏远的辽东地区，几乎所有镇城、卫城、所城、堡城、驿站等与军事相关的设施，均建有规模不等的真武庙。卫所附近一些大的村镇，也逐步出现真武庙。建于正统（1436-1449）初年的开原卫城真武庙，经过多次维修。嘉靖（1522-1566）年间的《重修上帝庙碑记》中说到，因真武神威灵应，“故自历代以迄我朝，或为宫观以侍香火，或铸金像以虔拜谒，毋以神武之无敌，将祈以用兵之助与？”明确将辽东军卫崇奉真武，与其承担的军事职责联系起来。辽东千户卫所创建的真武庙，如正德（1506-1521）年间的《中前所玄天上帝庙碑记》，首先申明“夫北极真武，玄天之争神也”，然后渲染“是神之庙建于城之北上，以为一所镇奠之枢，迄今九十余年，神德昭彰，众获庇佑”云云。“事实上，在辽东这样的边疆地区，明朝已经把真武祭祀作为一种政府行为，每年三月初三，守土官都要前往真武庙致祭，‘行三献九拜礼’。”经过持续的传承、培育，真武信仰成为明代辽东军民最重要的信仰内容。 明代西北军事重镇庄浪（今甘肃永登）对真武的信奉，亦不逊于辽东。据统计，明代以来庄浪境内所建真武庙宇，“几布于各处”，尤以卫治附近的北灵观和鲁土司辖地内的玄真观为代表。北灵观主祀真武大帝，“是明清时期永登地区重要道观之一”。永登原本崇尚佛教，大约于明前期创建真武庙。万历二十三年（1595），郡人以“庄浪系五郡咽喉，庙宇倾圮如斯，无以示远尔［迩］观瞻”，发愿扩建，得到卫所官兵的大力支持，逐次建成真武殿三楹、东西庑各三楹，又建玉皇阁五楹、三官殿一楹、圣母殿一楹，“轮然焕然，气象森严”。10年后，再增建大碑楼3楹，“诚边陲伟观，雄振乎华夷者也”。此后北灵观真武殿“春祈则祀，秋报则祀，消除冰雹、捍御灾患则祀”，带来旺盛香火。又有玄真观，亦名元真观，在连城鲁土司府邸之北１里，还得到明孝宗赐额，是为敕建。创建人为连城土司第五世鲁麟，其缘由见于《鲁氏家谱》，为弘治七年（1494）蒙古骑兵入犯永昌，鲁麟率军东援凉庄，陷于重围，得玄帝“显灵”而脱身，“事闻诏下，建元真观于连城”。鲁氏土司本为崇信藏传佛教的蒙元后裔，却以真武“神佑”上书明廷，“反映了鲁氏在宗教信仰上的转变”，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庄浪附近武威、民勤、山丹、酒泉等地，也遍布奉祀真武的庙宇，进一步反映了明代真武信仰在河西地区的传播和发展。 从广西桂林府的情况则可大致窥测明代真武信仰在华南、西南地区的传播。明代桂林府为广西省城和靖江藩王府所在地，境内建有多处崇祀真武的祠庙宫观。其重要者首推靖江王城内独秀山上的真武庙，此外府城北关叠彩山、府城东郭癸水门外以及城外漓江东岸七星岩等地真武庙，也香火旺盛。历代靖江王对于道教“基本上都采取认可、支持的态度”，10世、11世靖江王更是“出了名的崇道藩王”。靖江王宗室及文武官员积极参与各类真武祭祀活动，倡导或出资修缮桂林庙宇，“有力地促进了真武信仰在这一地区的传播和发展”。但靖江王之所以于众多道教神祇中独独选择“北方之神”真武大帝大加崇奉，应是受到成祖以来朱明皇室崇信真武的深刻影响。广东、云南等地，明代以后也出现了大量的真武庙宇。其中供奉“北帝”的真武庙宇，在广东各府州县的平均覆盖率高达70％，“会中执事者，动以千计”。以都城北京为核心的“国家政权的提倡”，则成为广东真武信仰盛行最重要的因素。 由此可见，明代北京肇始于成祖的皇室崇奉，在中国真武信仰发展史上占有极其关键的重要地位。明代后期有人曾感叹：“今世所崇奉正神，尚有观音大士、真武上帝、碧霞元君。三者与关壮缪（即关公）香火相埒，遐陬荒谷，无不尸而祝之者。凡妇人女子，语以周公、孔夫子，或未必知，而敬信四神，无敢有心非巷议者，行且与天地俱悠久矣”。并不解何以真武在四方神中独享香火，谓“真武即玄武也，与朱雀、青龙、白虎为四方之神。宋避讳，改为真武，后因掘地得龟蛇，遂建庙以镇北方。至今香火殆遍天下，而朱雀等神绝无崇奉者。此理之不可晓。”官至礼部尚书的倪岳（1444-1501）曾说到，明代真武信仰之风大行，“而两京岁时、春秋，及京师每月朔望，各遣官致祭。武当山则命内外官员专一在彼提督。列圣崇奉之意，可谓至矣”，已注意到“列圣崇奉”与民间流俗之间的关系。礼部右侍郎程敏政（1446-1449）更明确指出：“我太宗文皇帝潜龙于燕，入正大统，而真武之祠在武当者尤盛。盖燕之境北方，而真武北方之神，所以阴翊我文皇者，其功甚大，宜真武之显，有庙于今日也欤？！”撰于万历八年（1580）的碑刻亦说到：“成祖靖难时，（真武神）阴助之功居多，普天之下，率土之滨，莫不建（真武）庙而祀之。”应该说，成祖决意迁都北京，又在宫内宫外敕建皇家专属道场，大崇真武，与其隐隐自认为真武“分身转世”的心态密切相关，当然也不无暗寓谐同北方大神“一同守边”之意。后人谓为“文皇帝得天子自守边之略，于厥初封，都燕陵燕，前万世未破斯荒，后万世无穷斯利，捶勒九边，橐箧四海，岂偶［然］哉！”从流传轨迹可见，明代中南、江南、北方三大区域真武信仰的流行与发展，基本上都是以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为核心驱动的。即使偏远的边疆地区，也明显受到朝廷风尚与京城余韵的影响。正是明代“天子守国门”的独特政治与军事格局，促成了真武信仰在北京的长期繁荣，并进而波及全国。也就是说，在朱明历代帝王的大力表率之下，真武信仰在明代的扩展速度远超以往，真武大帝因而成为民间四大主神之一。 随着时势变迁，北京盛行一时的真武信仰，明末崇祯年间还一度被明廷视为“救命神方”，成为明代北京皇室崇信真武的尾声。据谈迁《枣林杂俎》记载：“戊寅（崇祯十一年，1638）十二月十七日，上召箕仙，玄帝降书曰：‘大数九九气运迁，汉水河边，渭水河边，授秦入楚闹幽燕。寇过数番，军过数番，抢夺公卿入长安。军苦何堪，民苦何堪，父母妻子奔长安。家家皇天，人人皇天，大水压入燕地，烈火焚毁秦川。流寇不久即死，红眉又将发烟。牛头下走是荒年，猛虎咬兔。父母妻子相抛闪，家家命运在天边。’上又问箕，答曰：‘等闲不管闲事，崇朝将伯面前。独我写得明白，圣上只得耐烦。’”明末君臣举行求乩的情形，又见于清初《明季北略》，略述崇祯十一年有元帝降乩：“正月，翰林及都察院接出圣上平台诏，百官起大数问天下事。仙降云：‘九九气运迁，泾水河边，渭水河边，投秦入楚闹幽燕。兵过数番，寇过数番，抢夺公卿入长安。军苦何堪，民苦何堪，父母妻子相抛闪。家家皇天，人人皇天，大水灌魏失秦川。流寇数载即息，红顶又将发烟。虎兔之间干戈乱，龙蛇之际是荒年。’圣上又问，元帝书云：‘等闲不管闲，汉朝将相在眼前。’”所称“元帝”即玄帝之避讳，为真武所号“玄天大帝”或“玄武大帝”的简称。两书所记，一在岁尾，一系于年初，但内容相近，或由民间口耳相传而致时间歧异。明末内外交困，尤其是来自西北农民军与东北关外满洲势力的军事压力，久久未能平息。崇祯帝“病急乱投医”，于紫禁城内平台下诏，令大臣“起大数”扶乩叩问“天下事”，降坛的玄帝真武却以“九九气运迁”相答。相较于成祖广泛宣扬的“真武助燕王”神话，明末真武乩神的“等闲不管闲事”，似乎又恰好构成“治乱有数”、朝代鼎革的绝妙呼应。入清以后，鉴于时移势转，朝廷有意识地对真武信仰进行抑制，“真武在官方祀典中的地位大为衰减”。但在信仰惯性的巨大作用下，清代真武大帝在广大民众的精神生活中仍然占据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清代真武大帝成为北京描金、命相、屠宰等下层行业的守护神，北方红枪会、义和团等秘密结社，亦广泛崇奉“真武祖师”。《玄天上帝报恩真经》等扶乩作品则流传至大江南北，而民间社会以武当山为真武“圣地”的意识越发凸显。这或从另一侧面，体现了明代北京真武信仰对于后世民间社会的重要影响。 * 本文选自《宗教学研究》。 * 感谢作者授权，转发请联系作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