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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篇：有关“宝卷”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上） 三、有关“宝卷”研究之不足及展望 如上所述，有关宝卷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不仅大量的宝卷文献被编纂出版，而且相关的学术讨论也不断深入，这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不过，目前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在以下方面仍有发展空间： （一）有关宝卷的性质与分类 1.学科专业的樊篱与宝卷性质之争论 以往有关宝卷研究的一个不足，是学者们多只从自己的学科背景、专业角度出发来对宝卷的性质各自表述，以致相关认识颇显矛盾。这种矛盾，主要来自文学与宗教学两个领域，如接受文学训练的车锡伦强调宝卷是一种“说唱文本”，而从事宗教学研究的濮文起则继承其师李世瑜观点，将宝卷视为一种“宗教经典”。虽然这两个领域的学者亦在分别“认定”宝卷是“说唱文本”或“宗教经典”之后，同时表示宝卷还有其他属性（如宗教或文学），但若从其研究成果对于宝卷内容的关注重点来看，“文学”与“宗教”之间的藩篱是很明显的。而事实上，偏执于宝卷的“宗教”或“文学”属性都是不对的，因为从内容上来说，宝卷宣扬的确实是各种宗教教派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而从形式上来说，宝卷采用的却是民间说唱等文艺形式。内容和形式都是组成一个事物的必要条件，两者应该是统一的，而不可截然分离。以往学者产生偏执的原因，不仅是由于学科专业的限制，更在于割裂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有鉴于此，我们应该融合不同的学科和专业，自觉地从别的学科专业来审视研究对象、考虑相关问题，以求避免盲人摸象的尴尬。 或许是为了破除上述樊篱，近年也有学者主张从“多元”的角度审视宝卷，如尚丽新认为宝卷具有“多元化的学科归属”，“既是一种集音乐与文学于一体的讲唱艺术，又是民间宗教信仰和民间信仰的表达方式，同时更是民间社会生存、生活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67]这种提倡“多元”的主张是可取的，但遗憾的是，尚丽新在研究实践中并未能真正贯彻其合理主张，而是同样显示出了“偏执”的一面，如其自称在编辑《宝卷丛抄》时采取了“简化处理的方法”，“在内容上也更重视故事性，并不十分看重它们在宗教宝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68]不仅如此，尚丽新还在与车锡伦的合著中对甘肃“河西宝卷”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示非议，认为应该对其中所谓“教派宝卷”与“民间宝卷”进行严格区分，“有选择、有条件”地来申报“非遗项目”。[69]应该说，这种偏执非但有损全面地把握宝卷之总体，而且有碍深入地理解宝卷之性质；由此，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可以探讨的空间。 2.宝卷如何分类还是一个难题 与对宝卷之内容形式的认知不同有关，学界关于宝卷分类的说法也有很多分歧。如前所述，郑振铎和李世瑜的分类有所不同。[70]20世纪90年代，车锡伦又提出了如下新的分类方法：从历史发展时期来说，宝卷可以清康熙年间为界分为前期的“宗教宝卷”与后期的“民间宝卷”两大类；其中，前期的“宗教宝卷”又可以明正德年间为界划分为“佛教世俗化宝卷”、“民间宗教宝卷”两小类，而后期的“民间宝卷”则可分为“劝世文”、“祝祷仪式”、“讲唱故事”、“小卷”四小类。与此同时，他又把前后两个时期的“讲唱因缘”和“讲唱故事”几种单独提出而列为一大类，再分其为“神道故事”、“妇女修行故事”、“民间传说故事”、“俗文学传统故事”和“时事故事”五小类。不仅如此，他还按照内容和题材，将宝卷分为“文学宝卷”和“非文学宝卷”两大类。[71]至于国外的许多学者，则多能跳出以“教派”来划分宝卷类型的窠臼，如前述泽田瑞穗与那原道即是如此。 或许是由于相关研究成果数量颇多，车锡伦的“宗教宝卷”与“民间宝卷”分类方法在学界影响很大。[72]但如果对这种颇显复杂的说法详加考察，不难发现其主要架构实是揉合李世瑜与郑振铎的两种说法而来，而作为集大成者的车锡伦所做“揉合”却难言是成功的。且不说他将几种标准共享、不同层次相混可能令读者产生理解困难，仅其对郑、李两种说法的“吸取”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具体如下：首先，郑振铎所谓“佛教的”实际上是对宝卷这种特殊文本的性质之误判，因为很多民间宗教教派在创立和发展时皆曾大量吸收过佛教、道教的内容，但不能因此而将其视为佛教或道教的支系；对于这些文本，李世瑜将它们视为“袭取佛道经文或故事以宣传秘密宗教”是合理的，而车锡伦继郑振铎而来的“佛教世俗化宝卷”之看法，则属早期学界尚少关注和了解“民间宗教”这一领域的认识结果。其次，虽然李世瑜所谓清代以后的“杂取民间故事传说或戏文的”类型宝卷具有浓厚的民间文艺色彩，甚至已经“由布道劝善发展为民间说唱技艺之一”，但它们仍然属于民间宗教的文本，故不能冠以“民间宝卷”之名而与“宗教宝卷”并列。“民间宝卷”与“宗教宝卷”这两个概念（名称）并列，显示它们具有一定的对立（互斥）性，但事实上所谓后期的“民间宝卷”文本中又有大量内容与所谓“宗教宝卷”相同，故两者在逻辑上是不能“并列”的。正如笔者曾问：如果宝卷在清代已经成为“民众”而非“信徒”的活动，则为何清末还会出现宗教神秘色彩极浓的、通过扶鸾降神而得的“鸾书宝卷”（坛训）？事实上，车锡伦所谓“民间宝卷”同样具有明显的宗教元素，而据近年濮文起、李志鸿等人的调查研究，民国以来仍有不少宗教色彩浓厚的宝卷问世，且其“宣卷”实也伴有大量的宗教仪式。[73]由此，可知如何对宝卷进行分类还是一个难题，需要我们继续思考和探索。 （二）有关宝卷的集成与编纂 近年不少学者将各种宝卷汇编出版，形成了一些大型的宝卷文献丛书。目前已经出版的宝卷文献，除了一些地方性汇编本如前述，还有几部大型的宝卷丛书，详如下表：
综观以上宝卷丛书，共收书逾1,200种，但有书名、版本重复情况，实际数量尚待进一步统计。而据车锡伦言，目前已知宝卷数量约1,500种，逾5,000版本，故知宝卷丛书缺收不少。此外，近年陆续有文章指出车氏《总录》遗漏，如周晓兰《《中国宝卷总目》补遗》言福建师大图书馆藏有60余种宝卷未见《总录》著录；[74]若再加上民间散佚的宝卷文献，则上述“宝卷丛书”缺收的宝卷数量更多。因此，继续搜集缺收宝卷文献，并对所有宝卷加以精心整理、集成编纂，仍然有着很大的拓展空间。 （三）有关宝卷的功能与作用 所谓宝卷的功能和作用，涉及的实际上是宝卷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关系问题。由前所述，可知学界对宝卷与文学艺术、民间风俗、道德教化、农民运动关系的讨论较多，而对其他方面如方言俗字、女性问题、经济利益、宗教关系等的研究则较少。至于从总体上、理论上来探讨宝卷功能和作用的成果，更属凤毛麟角。研究较少的领域固然是需要大力发展的方面，而以往讨论较多的问题，也同样有着很大拓展空间。略如下述： 1.关于宝卷与文学艺术关系的研究 以往学界关于宝卷与文学艺术关系的研究成果虽然较多，但却主要集中于《西游记》、《金瓶梅》与《孟姜仙女宝卷》、《香山宝卷》等著名作品，以及山西、河北两省的地方文艺，而较少关注其他文学作品和地方文艺。事实上，明清宝卷与中国文艺的关系，绝不仅限于这几部作品与这两个省份，如何更加广泛、全面地挖掘其他作品和其他地方的材料并加以深入研究，乃是今后研究获得突破的关键问题。 2.关于宝卷与民间风俗、道德教化关系的研究 关于宝卷与民间风俗、道德教化关系的研究成果也不少，典型代表为黄靖、酒井忠夫以及游子安诸书。黄靖从物质生产、物质生活、社会组织、江湖民俗、人生礼仪、信仰民俗、民间语言民俗等很多方面，对宝卷展现出的“民俗”进行了全面描述，为学界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不过，黄靖似乎尚未能很好地把握“民俗”的内容，《宝卷民俗》一书描述的也更多地是属于“社会生活”或“日常生活”范围，而对一些积淀甚久的活动如岁时风俗、民间庙会等则几乎没有涉及，同时也缺乏对全国各地民俗的调查，这不能不说是遗憾！而酒井忠夫《中国善书的研究》与游子安的著作虽可谓是研究明清善书的经典之作，且皆有专章涉及民间宗教和宝卷，对其劝善教化的内容予以了较好介绍，但两人关注的重点都是“善书”作为一个整体的情况，而无暇对作为一个部分的民间宗教宝卷之特殊作用进行探究，更没有对民间宗教宝卷与儒释道“善书”的关系及其对“三教合流”的影响展开讨论。因此，结合宝卷文献与田野调查资料，系统深入地发掘宝卷对中国民风民俗的影响，尤其是探讨宝卷在道德教化方面的特殊作用、与儒释道“善书”的关系及对“三教合流”的影响，乃是今后学界可以取得突破的方向。 3.关于宝卷与农民运动／政治稳定关系的看法 20世纪5、60年代的中国学界曾热烈讨论过宗教与农民运动（起义）的关系，但近年学界关注的问题除了“起义”本身，还有宝卷内容与政治治乱的关系。这方面的代表作品韩书瑞和刘平的研究，对5、60年代中国学界强调经济基础的做法可谓是一种修正，但同时也将民间宗教推向了一种在强调“政治”之现实中国的困难处境。只不过，刘平在书中又表示：农民叛乱乃是一种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宗教因素只是促成叛乱的“桥梁”，而文化因素也仅是其中的一个非根本因素，它们与叛乱没有必然的关系。[75]如此，则宝卷究竟在中国政治的治乱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对下层社会之稳定和谐的影响究竟如何，也就成了今后仍需继续讨论的问题。 4.关于宝卷与方言俗字、女性问题、经济利益关系等的研究 如前所述，学界目前关于宝卷与方言俗字、女性问题、经济利益、宗教关系等的研究成果很少，所以研究这几个方面的问题在今后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其中，尤以宝卷与佛教、道教的关系属于亟待加强研究且具有发展空间的问题。至于宝卷与家庭、宗族、村落、地域等的关系，更是一些新提出来的问题。 此外，从综合的角度来讨论宝卷及民间宗教的影响，也是近年学界努力的一个方向。不过这方面的著作不多，目前仅有王尔敏、濮文起等文章，以及车锡伦、李永平等著作。其中，车锡伦与李永平属于专门探讨宝卷功能的著作，前者从信仰、教化、娱乐三个角度进行归纳，后者则从“禳灾”角度予以补充，可谓较好地把握住了宝卷的主要特点。不过，这种综合性的讨论还远不够全面和深入，如前述“治乱”、“经济”、“女性”、“宗教”等问题，也属宝卷功能的组成部分，应该加以充分考虑和深入讨论。总之，有关宝卷功能和作用的研究，在很多问题上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需要今后继续加以探讨。 注释： [1]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的转变》，《歌谣周刊》69（1924.11）：1-8；73（1924.12）：1-8。该《周刊》连载之《孟姜仙女宝卷》见76-96（1925）。 [2]郑振铎，《佛曲叙录》，《小说月报》17“号外”（1927）；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页306-347。 [3]李世瑜，《现在华北秘密宗教》（成都：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国立四川大学史学系联合印行，1948）。 [4]参阅白若思（Rostislav Berezkin），《国外有关中国宝卷的研究》，《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2020）：51-59。 [5]J.J.M.de Groot,Sectarianism and Religious Persecution in China:A Page in the History of Religions（China,1940[1903]）. [6]傅惜华编，《宝卷总录》（北京：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1951）；胡士莹编，《弹词宝卷书目》（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李世瑜编，《宝卷综录》（上海：中华书局，1961）。 [7]李世瑜，《宝卷新研─兼与郑振铎先生商榷》，《文学遗产》增刊第4辑（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页170-186；李世瑜，《江浙诸省的宣卷》，《文学遗产》增刊第7辑（北京：作家出版社，1959），页201-217。 [8]如江苏省音乐工作组编，《江苏南部民间戏曲说唱音乐集》（北京：音乐出版社，1955）；叶德钧，《宋元明讲唱文学》（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北婴，《曲海总目提要补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9]吉冈义丰，《近代中国における宝卷流宗教の展开》，《宗教文化》3（1950.7）：1-64；冢本善隆，《宝卷と近代シナの宗教》，《仏教文化研究》1（1951.6）：3-23。 [10]泽田瑞穗，《宝巻の研究：总说•提要》（名古屋：采华书林，1963）；泽田瑞穗，《增补宝卷の研究》（东京：国书刊行会，1975）。 [11]泽田瑞穗，《增补宝卷の研究》，页33。 [12]Daniel L.Overmyer,Folk Buddhist Religion:Dissenting Sects in Late Traditional Chin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Daniel L.Overmyer,Precious Volumes: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Sectarian Scriptures from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1999）. [13]如曾子良，“宝卷之研究”（台北：政治大学中文所硕士论文，1975）；郑志明，“明代罗祖五部六册宗教宝卷思想研究”（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国文所硕士学位论文，1984）。 [14]车锡伦，《江苏靖江的“讲经”》，《民间文艺季刊》第3辑（1988）：165-189；车锡伦，《张家港市港口镇“做会讲经”调查报告》，《民俗研究》2（2002.6）：52-61；车锡伦，《江苏“苏州宣卷”和“同里宣卷”》，《民间文化论坛》2（2007.4）：55-63；车锡伦，《江苏常熟地区的“做会讲经”和宝卷简目》，《河南教育学院学报》6（2009.11）：1-8；车锡伦，《中国宝卷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5]路遥，《山东民间秘密教门》（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 [16]段平，《河西宝卷的调查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姜彬主编，《吴越民间信仰民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王熙远，《桂西民间秘密宗教》（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董晓萍、欧达伟，《乡村戏曲表演与中国现代民众》（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钱铁民，《江苏无锡宣卷仪式音乐研究》（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李豫，《山西介休宝卷说唱文学调查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17]Stephen Jones,Plucking the Wind:Lives of Village Musicians in Old and New China（Leiden:Chie Foundation,2004）. [18]Daniel L.Overmyer,Local Religion in North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The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 of Community Rituals and Beliefs（Leiden:Brill,2009）. [19]丘慧莹，《江苏常熟白茆地区宣卷活动调查报告》，《民俗曲艺》169（2010.9）：183-247。 [20]如车锡伦主编，《中国民间宝卷文献集成•江苏无锡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段平编，《河西宝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吴根元等整理，《三茅宝卷》（江苏省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靖江县民间文学办公室编印，1988）；郭仪、谭蝉雪等编，《酒泉宝卷（上编）》（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永昌文化局编，《永昌宝卷》（永昌：甘肃永昌文化局印，2003）；政协临泽委员会编，《临泽宝卷》（内部发行，2006）；梁一波主编，《河阳宝卷》（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王奎、赵旭峰搜集整理，《凉州宝卷》（武威：甘肃武威天梯山石窟管理处编印，2007）；张旭主编，《山丹宝卷》（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7）；徐永成、崔德斌主编，《金张掖民间宝卷》（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7）；宋进林、唐国增，《甘州宝卷》（上海：中国书画出版社，2008）；李中锋、王学斌编，《民乐宝卷精选》（张掖：甘肃省民乐县委员会，2009）；中共张家港市委宣传部主编，《中国沙上宝卷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常熟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社编，《中国常熟宝卷》（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15）。 [21]曹新宇，《祖师的族谱：明清白莲教社会历史调查之一》（新北：博扬文化公司，2016）；李志鸿，《闽浙赣宝卷与仪式研究》（新北：博扬文化公司，2020）。 [22]扬州师院图书馆流通部编，《扬州师院图书馆馆藏宝卷目录》，油印本（1988）；谢忠岳，《天津图书馆馆藏善本宝卷叙录》，《世界宗教研究》3（1990）：54-66；程有庆、林萱，《北京图书馆藏宝卷善本提要（三种）》，《文教资料》4（1992）：96-99；李顶霞、杨宝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宝卷简目》，《文教资料》2（1992）：96-107；相田洋、冯佐哲、范作申，《有关（日本）国会图书馆所藏的宝卷》，《世界宗教文化》3（1984）：34-40；王见川，《世界宗教博物馆搜藏的善书、宝卷与民间宗教文献》，《民间宗教》1（1995）：173-201；砂山稔，《刘文英宝卷考：附SOAS图书馆所藏宝卷目录》，Artes Liberales 58（1996.6）：35-45。 [23]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藏弹词宝卷目》（北京：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2000）；车锡伦，《海外收藏的中国宝卷》，《中华文史论丛》63（2001）：176-184；关瑾华，《中山图书馆藏粤版宝卷述略》，《岭南学》第二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页173-179；霍建瑜，《哈佛燕京图书馆藏韩南所赠宝卷经眼录》，《书目季刊》44：1（2010.6）：99-119；白若思（Rostislav Berezkin），《台北国家图书馆所藏宝卷─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补遗》，《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1：3（2011）：255-260；上田望编，《苏州大学图书馆藏宝卷五种》（金沢：金沢大学人间社会研究域，2011）；黄士忠、大木康主编，《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藏稀见中国钞本曲本汇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崔蕴华，《牛津大学藏中国宝卷述略》，《北京社会科学》4（2015.4）：47-53；山下一夫，《日本广岛大学收藏宗教经卷的整理情况》，见王定勇主编，《中国宝卷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扬州：广陵书社，2016），页107-113；洪淑苓，《台湾民间所藏宝卷初探》，见王定勇主编，《中国宝卷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页84-106；郭腊梅主编，《苏州戏曲博物馆藏宝卷提要》（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详见“哈佛燕京图书馆宝卷特藏”（http://guides.library.harvard.edu/Chinese）、“早稻田大学风陵文库”（http://www.wul.waseda.ac.jp/kotensek i/furyobunko/hokan.html）。 [25]张希舜等主编，《宝卷初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濮文起主编，《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民间宝卷》（合肥：黄山书社，2005）；马西沙主编，《中华珍本宝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车锡伦主编，《中国民间宝卷文献集成•江苏无锡卷》；霍建瑜主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宝卷汇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王见川、林万传编，《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初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王见川、车锡伦等主编，《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续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6）；曹新宇主编，《明清秘密社会史料撷珍•黄天道卷》（新北：博扬文化公司，2013）。 [26]王见川等编，《民间私藏中国民间信仰•民间文化资料汇编》1-3辑（新北：博扬文化公司，2011-2017）；王见川、李世伟编，《民间私藏台湾宗教资料汇编•民间信仰•民间文化》（新北：博扬文化公司，2009）。 [27]泽田瑞穗，《增补宝卷の研究》，页33。 [28]车锡伦，《中国宝卷文献的几个问题》，《中国书目季刊》30：4（1997.3）：80-92；车锡伦，《中国宝卷的渊源》，《敦煌研究》2（2001.6）：132-138。 [29]向达，《敦煌变文集•出版说明》（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冉云华，《俗讲开始时代的再探索》，载饶宗颐主编，《敦煌文薮》（上）（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页115-130。 [30]侯冲，《俗讲新考》，《敦煌研究》4（2010.8）：118-124。 [31]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页479。 [32]李世瑜，《宝卷新研─兼与郑振铎先生商榷》。 [33]马西沙，《最早一部宝卷的研究》，《世界宗教研究》1（1986）：56-73。 [34]车锡伦，《中国最早的宝卷》，《中国文哲研究通讯》3（1996）：45-52。 [35]李世瑜，《民间秘密宗教与宝卷》，《曲艺讲坛》5（1998）。 [36]侯冲，《早期宝卷并非白莲教经卷 以《五部六册》征引宝卷为中心的考察》，《清史研究》1（2015.2）：102-108。 [37]韩秉方，《观世音信仰与妙善的传说 兼及我国最早一部宝卷《香山宝卷》的诞生》，《世界宗教研究》2（2004.6）：54-61。 [38]濮文起，《宝卷学发凡》，《天津社会科学》2（1999.4）：78-84。 [39]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页3-25。 [40]王见川，《《五部六册》刊刻略表》，《民间宗教》第一辑（台北：南天书局，1995），页161-171；王惠琛，《现存德化堂手抄《五部六册》版本初探》，见范纯武编，《善书、经卷与文献》第一辑（新北：博扬文化公司，2019），页79-90；侯冲，《早期宝卷并非白莲教经卷以《五部六册》征引宝卷为中心的考察》；王见川，《民间宗教经典的年代与真伪问题：以《九莲经》《三煞截鬼经》为例》，《清史研究》1（2015.2）：109-117；曹新宇，《新发现“成化禁书”与白莲教的关系——兼答王见川教授问题》，《清史研究》1（2015.2）：118-125。 [41]喻松青，《明清时期的民间宗教信仰和秘密结社》，《清史研究集》第1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页113-153。 [42]濮文起，《中国民间秘密宗教》（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秦宝琦，《中国地下社会》（北京：学苑出版社，1993）；王熙远，《桂西民间秘密宗教》；喻松青，《民间秘密宗教经卷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 [43]戴玄之，《中国秘密宗教与秘密会社》（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郑志明，《台湾民间宗教结社》（嘉义：南华管理学院宗教文化研究中心，1998）；黎志添，《道教与民间宗教研究论集》（香港：学峰文化出版社，1999）；Richard Hon-chun Shek“,Religion and Society in late Ming:Sectarianism and Popular Thought in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Ph.D.dis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1980）;Daniel L.Overmyer,Precious Volumes. [44]马西沙，“清前期八卦教初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硕士论文，1982）；韩秉方，《罗教“五部六册”宝卷的思想研究》，《世界宗教研究》4（1986）：34-49；C.K.Wang（王秋桂）“,The Hsiao-shih Meng Chiang Chung-lieh Chen-chieh Hsien-liang Paochtian,”Asian Culture Quarterly vol.7,no.4（1979）;郑志明，“明代罗祖五部六册宗教宝卷思想研究”。 [45]大部理惠，《中国明清代民间宗教结社の教义に関する考察：黄天道の宝卷を中心として》，《言语•地域文化研究》2（1996.3）：177-204；浅井纪，《黄天道とその宝卷》，《东海大学纪要•文学部》67（1997.9）：1-19；Randall L.Nadeau“,Popular Sectarianism in the Ming:Lo Ch’ing and Hi‘s Religion of Non-Action’”（Ph.D.diss.,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1990）. [46]马西沙，《清代八卦教》（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徐小跃，《罗教•佛教•禅学：罗教与《五部六册》揭秘》（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韩秉方，《清代弘阳教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47]C.K.Wang“,From Pao-chtian to Ballad:A Study in Literary Adaptation as Exemplified by Two Versions of the Meng Chiang-niüStory,”Asian Culture Quarterly 9-1（1981）:48-65. [48]车锡伦，《宝卷中的俗曲及其与聊斋俚曲的比较》，《蒲松龄研究》3-4（2000）：370-378；车锡伦，《明清教派宝卷的形式和演唱形态》，见《2001海峡两岸民间文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花莲：花莲师范学院民间文学研究所，2001）；车锡伦，《明清民间教派宝卷中的小曲》，《汉学研究》20：1（2002.6）：189-220；尹虎彬，《河北民间表演宝卷与仪式语境研究》，《民族文学研究》3（2004.8）：78-85；薛艺兵，《河北易县、涞水的《后土宝卷》》，《音乐艺术》2（2000.6）：31-37；陈泳超，《故事演述与宝卷叙事─以陆瑞英演述的故事与当地宝卷为例》，《苏州大学学报》2（2011.3）：151-157；张灵，《宝卷对小说的改编及其民间文学特征的彰显》，《文学评论》2（2012.3）：209-217；王文仁，《河西宝卷的曲牌曲调特点》，《人民音乐》9（2012.9）：65-67；张馨心，《河西宝卷与河西讲唱文学关系─以<方四姐宝卷>为例》，《敦煌学辑刊》1（2013.3）：79-84；李贵生、王明博，《河西宝卷说唱结构嬗变的历史层次及其特征》，《社会科学战线》11（2015.11）：103-109。 [49]董晓萍、欧达伟，《乡村戏曲表演与中国现代民众》；陈平原，《现代学术史上的俗文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钱铁民，《江苏无锡宣卷仪式音乐研究》（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庆振轩，《河西宝卷与敦煌文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0]车锡伦，《中国宝卷概论》（台北：学海出版社，1997）；车锡伦，《信仰‧教化‧娱乐─中国宝卷研究及其他》（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2）；车锡伦、陆永峰，《靖江宝卷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陆永峰、车锡伦，《吴方言区宝卷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尚丽新、车锡伦，《北方民间宝卷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51]刘永红，《西北宝卷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刘永红，《青海宝卷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52]Randall L.Nadeau,“Genre Classifications of Chinese Popular Religious Literature:Pao-chüan,”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21（1993）：12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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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刘平，《文化与叛乱 以清代秘密社会为视角》（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61]程瑶，《河西民间宗教宝卷方俗语词的文化蕴藉》，《汉语学报》2（2015.4）：82-88；张国良，《宝卷俗字札记》，《古汉语研究》2（2015.5）：11-15。 [62]刘永红，《二元对立与狂欢：河西宝卷中的女性人类学解读》，《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2：1（2011.5）：18-21；张萍，《明清时期秘密教门的妇女观 对《血湖宝卷》的释读》，《甘肃理论学刊》5（2013.9）：187-192。 [63]丘丽娟，《设教兴财：清乾嘉时期民间秘密宗教经费之研究》（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历史所博士论文，2000）。 [64]周育民，《一贯道前期历史初探：兼谈一贯道与义和团的关系》，《近代史研究》3（1991.6）：75-87；释见晔，《以罗祖为例管窥其对晚明佛教之冲击》，《东方宗教研究》5（1996.10）：115-134。 [65]王尔敏，《秘密宗教与秘密会社之生态环境与社会功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0（1981.7）：33-59；濮文起，《宝卷研究的历史价值与现代启示》，《中国文化研究》4（2000.12）：116-121。 [66]郑志明，《中国社会与宗教》（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宋光宇，《天道传灯：一贯道与现代社会》（台北：台北三阳印刷公司，1996）；车锡伦，《信仰‧教化‧娱乐中国宝卷研究及其他》；李永平，《禳灾与记忆：宝卷的社会功能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67]尚丽新，《宝卷丛抄•前言》（太原：三晋出版社，2018），页1。 [68]尚丽新，《宝卷丛抄•前言》，页3。 [69]尚丽新、车锡伦，《北方民间宝卷研究》，页422。 [70]详请参阅李世瑜撰《宝卷新研》及《江浙诸省的宣卷》两文。此外，李世瑜还在《宝卷综录》中说宝卷有“前期”与“后期”之分，并以同治光绪之前“演述秘密宗教道理的”、“袭取佛道经文或故事以宣传秘密宗教的”两类为前期，而以同治光绪之后的“杂取民间故事传说或戏文的”为后期。 [71]车锡伦，《中国宝卷的发展、分类及其社会文化功能》，《中国文学的多层面探讨国际会议论文集》（台北：台湾大学中文系，1996）。 [72]如主张宝卷是“宗教经典”的濮文起在最近出版的《宝卷研究》之“序”中也袭用车说，以为有“前期宝卷”（或“宗教宝卷”）、“后期宝卷”（或“民间宝卷”）之分。详见濮文起、李永平编：《宝卷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页2。 [73]濮文起，《当代中国民间宗教活动的某些特点——以河北、天津民间宗教现实活动为例》，《理论与现代化》2（2009.3）：75-80；李志鸿，《闽浙赣宝卷与仪式研究》，页187-263。 [74]周晓兰，《<中国宝卷总目>补遗》，《唐山学院学报》25：1（2012.1）：34-37。 [75]刘平，《文化与叛乱 以清代秘密社会为视角》，页342-349。 上传者：郑静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