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史关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和种种细节」

燕京书评：学界公认你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创了中国社会史研究，当时的具体情形是怎样的？
    冯尔康：我是1985年在南开大学开设面向全校学生的“中国社会史”课程，并写出《开展社会史的研究》，次年刊登在《百科知识》一月号；同年，在历史系系主任刘泽华教授的支持下，联合《历史研究》杂志社、天津人民出版社召开“中国社会史学术讨论会”，这是第一届中国社会史学术研讨会，后来被学者誉为新时期揭开社会史研究序幕。我在研讨会上主题演讲《开展社会史研究》（《历史研究》1987年第一期），我说：“可以预计，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开展，历史学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将出现繁荣局面。”后来的社会史研究进程，确实促使了历史学发展，而社会史研究也成为显学，我又不止一次在社会史年会上发出警醒示的呼吁：显学容易失去真理，社会史研究需要“深化与拓宽”，要不断前进，并撰文《深化与拓宽》（1993年）和《社会史研究的探索精神与开放的研究领域》（2000年）。
    

燕京书评：和政治史、制度史、经济史、军事史等分支相比，社会史研究的独特性在哪里？
    冯尔康：社会史的独特性，这关乎到社会史是怎样的一门学问的根本问题！我能理解史学领域的其他专门史，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科技史、教育史、民族史，各有自身的研究范畴和方法，那么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是什么？社会史在西方学者中，有认为是研治历史的综合学问，是向往实现“整体史”问世的代称，是新文化史，研治范围很难限定，就有人说“社会”是一个“暧昧”的词彙，所以用来表达这门学问恰到好处。我国学者有将社会史视作一种历史研究方法，一种研讨视角，根本不是历史学中的专门史。我主张社会史是一种专门史，那么它的研究对象何在，有独特之处吗？
    我意向中的社会史：“用一句话来表达，中国社会史是研究历史上人们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多说几句则是：中国社会史以人们的群体生活与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以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人口、社区、物质与精神生活习俗为研究范畴，揭示它本身在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它是历史学的一门专史，可以开拓历史研究领域，促进历史学全面系统地说明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它与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人口学等学科有交叉的内容，具有边缘学科的性质。”（1987年）人们生活在群体之中：“社会史研究的诸客体，在其内部是以社会性联系起来的，因而能够统一在一起。人们因经济利害、血缘关系、婚姻关系、地缘关系、政治观念、意识形态、生活习惯等分成不同的等级、民族、宗族、政治派别、信仰派别，也就出现一个个社会群体，这些群体又相互联系着，群体成员不是孤立的个人，不是自然的人，而是社会的人，是社会结构、社会组织这样的社会性把人们分别联系起来。”
    社会史关注人们生活中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贯穿在全部社会生活之中。社会组织、社会结构是由人构成的，因此，在一个组织、结构内部有人与人的关系，一个组织结构中的人与另一个组织、结构中的人也有关系。人际关系在社会群体里无处不在、无处不有，由于内容的不同，有许多形式，如古代的氏族关系、等级关系、阶级关系、阶层关系、主仆关系、主佃关系、东伙关系、主从关系、良贱关系、同事关系、同行关系、地域关系、邻里关系、宗族关系、姻亲关系、家庭关系、男女关系、师生关系、朋友关系、宗教关系、朋党关系、党派关系、会党关系、民族关系、社交关系等。这还是就大方面说的，若细微地分析，人际关系更复杂。在生活方式中，也处处有人际关系：古代皇帝出行，先清街，老百姓回避，这一规定在交通上处理了君民关系；近现代城市按前进方向分出上下行道，也是处理交通中的人际关系的。”为深入认知社会史的特点，“社会史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以及物质文化史、文艺史、对外关系史、法律史、部门经济史等，都有着交叉的内容，交叉点是在社会生活上，这正是社会史研究对象的特点。”要而言之，我特别强调社会史研究的独特性在于：“它是研究社会生活的”，“叙说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种种细节。”（2009年）
    综上所述，社会史研究的社会现象，是最常见、最大量、最生动、最富变化、最具人情、最具民众性的；它又包涵了一些重要的社会制度，且同社会其他基本制度——政治、经济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社会史是人类全部历史的组成部分，是在全部历史上侧重于社会下层的社会生活及一些基础制度的部分，它又严重影响着社会历史其他部分的发展演变，与其他部分构成历史的有机整体。

「生活方式影响历史进程：妇女促成分家，影响社会结构，使之维护君主政体」

燕京书评：梁启超说过，“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但你的社会史研究不仅有帝王和官僚的生活，还有底层民众的生活风貌。如果从社会史角度观察，社会下层民众的社会生活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主要在哪里？
    冯尔康：这要分几个方面来讨论。（1）民众是历史发展合力中的社会成分。社会史研究对象包括各社会阶层的成员，侧重在普通人方面。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是由各种力量造成的，社会上层与社会下层，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这一民族与那一民族，这个国家与那个国家，各种社会力量都要求历史按照自己的愿望发生变化，各种力量相互作用形成一种合力，历史就依照合力方向发展变化。在这历史的动力里，不可忽视的是社会下层的意愿和活动，历史的前进体现了它的作用，社会史的研究正是反映社会下层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
    （2）生活方式的变化对历史进程的留痕。衣食住行、娱乐的规制与实践，也在影响历史的进程，如果我们不研究社会史，很可能认识不到这一点。历史上少数民族的汉化或强迫汉人的鲜卑化、满洲化，生活方式是其重要内容之一。如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令鲜卑人改着汉装，用汉姓，说汉语，与汉人通婚，死后葬洛阳，禁用鲜卑服饰、语言、姓氏，都是生活方式的内容。汉人生活方式的变化也往往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如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生活方式的冲突，大到可以影响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在一个时期内，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规定或影响其他社会矛盾，而造成民族矛盾尖锐的原因，往往是强制推行统治民族的生活方式。如清朝入主中原后的第一年，中止实行剃发易服的命令，不强迫汉人穿满式服装和梳满式发型，统一战争进行很快，一年内消灭李自成大顺政权和南明弘光政权，清朝紧接着实行剃发易服令，激起汉人强烈反抗，乃有江阴抗清、嘉定三屠等著名历史事件的发生，清军的推进因而迟滞了，用了十六七年的时间才消灭南明永历政权，统一大陆。清朝同台湾郑氏集团洽谈统一，以剃发、上岸为条件，始终未能谈妥，最后还是以武力统一的，不过已到入关后四十年的时间了。由于剃发易服令的实行，一度使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推迟了清朝统一的过程，可见生活方式的变化对历史的巨大影响。在对少数民族关系中，服饰发型的生活方式问题被看得特别重要，所以民族关系中生活方式领域里的斗争始终存在着，有时还很尖锐。生活方式影响历史进程，实在是不可忽视的事实。
    

「疫情措施的差强人意，促使思索人性善与恶及其同社会制度关系」

燕京书评：著名汉学家孔飞力的《叫魂》，似乎就运用了社会史的研究方法。那么，医疗社会史研究可以为当下的新冠疫情防控有何助益？
    冯尔康：医疗社会史专家余新忠，在武汉市新冠肺炎封城令宣布数日后，接受《新京报》特约记者曾梦龙的专访，将如何应对疫情的较为全面的思考，以“从明清社会到现代，中国应对瘟疫的举措能让我们思考什么？”为题表达出来，2020年2月2日刊登在《新京报·书评周刊》上。他从现代国家治理的标准，说明信息公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阅读余新忠献言，我以为是学人应对新冠肺炎的真知卓识，是“先事之明”，有着高度的实用价值：对防疫过程中处置有益，对事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多有参考价值。真希望他的话语多有社会各阶层的知音，倘若被有关人士采纳（或部分采纳），就是社会幸事。去年6月间北京新发地农贸市场引发的疫情，政府采取两种处理办法，严重市区封闭隔离，其他地区照常上班，工厂持续开工，这种依据实际情形的处置措施，改变不惜成本令经济、就业、工作、教学、日常生活都让路的“一刀切”做法。今年2月上旬上海面对疫情，同样只封闭疫情小区，并且迅速控制疫情。均符合防控疫情的科学性。
    在新冠肺炎肆虐，我深切感知它是对人类前所未有的挑战，深度影响人类生活方式；人类生命在病毒面前的脆弱性，迫使人类对自然界、对万物的狂妄自大必须猛醒改正，必须摒弃人类中心主义，与万物（包括细菌）共生共存。人类社会在应对疫情中的差强人意的表现，更促使我思索人性善与恶及其同社会制度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亟需牢固树立，多国政府对疫情滞后反应，均表明各种政治体制都有很大的改良空间；更促使我生出大力开展生命科学、生命史学研究是人类刻不容缓使命的认知，并在余新忠《生命史学：医疗史研究的趋向》启发，令憧憬生命史研究往前走一步，于2020年7月写出《从群体史、生活史到生命史研究论纲》（刊登在《历史教学》2020年第18期），对生命史研究对象和任务、方法、意义的设想：
    首先，明了生理意义上的生命，即人类体格（含性别的差异）、智能（含遗传基因与智能关系）、健康（含体质的、精神的）、婚姻、生育、寿命、死亡、种族、民族状况与社会生活，特别是日常生活。
    其次，探讨医学史中的生命：医疗手段及类型、解剖学、运动、饮食卫生与身体健康关系：医学与疾病治疗及其发展史；社会公共卫生系统进步史；人类体能与生产劳动方式、与运动关系，医疗技术的发展史，医疗与社会资源分配；饮食（卫生食品）与健康状况（如肥胖症），有机、无机、转基因食物对身体影响。
    再次，研究方法，以历史学方法为主，采用跨学科、多学科综合研究，充分吸收历史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大力进行田野调查。
    复次，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人类生命观：从生命史回眸展望人类未来——对人类社会及人类自身体质、智力如何进一步发展，提供某种有益建议；对医疗和公共卫生事业的继续科学化的建议。
    最后，与其他史学研究领域，尤其是新领域（如生态环境史、日常生活史、地域史、乡村史、情感史）配合，为历史学充电，使之获得坚强生命力，实现史学“究天人之际”的使命。
    总之，生命科学、生命史研究的不易法则是：作为生物一种的人类，必须友善地与其他生物共生共存；改进、完善人类社会制度不利于人类生存与健康的因素，克服人类身体、精神的社会病；期冀明智的政治家，与不同肤色民众共襄盛举——真正确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进一步克服国家、民族、政治集团、群体之间不协调，乃至对立的因素，为此克制、克服私利行为对人类前途的危害；期待生命史研究以其学术成果对上述问题的化解有所助益；当然，研究者具有高度敬业精神为题中应有之义。
    
    燕京书评：我在读《古人日常生活与社会风俗》《清代社会日常生活》的时候，比较喜欢里面一些具体人物的经历和故事。我感觉，透过这些人物的命运和遭遇，作为21世纪的一个读者，与几百甚至一千多年前的古人距离拉近了，我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喜怒哀乐。而你在书中的一些总结和评论，又体现着人本主义关怀。
    冯尔康：社会史的研究，本来就关怀生命。医疗社会史专家余新忠、生态环境史专家王利华两位学者都呼吁学术研究“关怀生命”、以生命为中心议题。余新忠在我国大陆率先提出“生命史学”概念和研究方向，他在《生命史学：医疗史研究的趋向》文中论述生命史学研究的主旨与内涵：“‘生命史学’的核心是要在历史研究中引入生命意识，让其回到人间，聚焦健康。”他又稍微具体地说出三点见解：其一，“关注生命，引入生命意识”，这是历史由生命书写的本质所决定的；其二，虽然生命史学探究的范畴不局限于医疗史，“但直接关注健康并聚焦于健康的医疗史无疑是其中十分重要的核心内容”；其三，鉴于“生命是丰富多彩的、能动的”，所以需要“更多地关注（生命）文化的意义与影响，更多引入新文化史等新兴史学思潮的理念和方法”。（《人民日报》2015年6月3日）
    我在《古人日常生活与社会风俗》《清代社会日常生活》以及其他著作如《中国社会史概论》《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中国古代的宗族和祠堂》等书，通过对群体史、生活史研讨，向往生命史的研治。在1988年写出收入《古人日常生活与社会风俗》中的《古人端午节生活》（第427-439页），倡言端午节生活是古人卫生防预认知的体现；1993年撰文《走进科学研究中最落后的人体科学——姚周辉著〈神秘的幻术〉序》，认为人体科学研究滞后，存疑人体有无特异功能；2002年11月在台湾明史学会介绍大陆学界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状况，指出医疗史研究是“关怀生命”。（《近年大陆中国社会史研究趋势》）；2011年4月28日写出《对人的全面关注与史学家的应有作为》，部分内容用于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演讲，认为“二十世纪历史学从记叙社会上层的历史，迈向全面关注所有的人的历史，尤其是人的生活史、生命史”，“生命史的研究，在人口史、家庭史、婚姻史、医疗史多有涉及，需要多学科的交叉研究。”2012年为出席“唐宋以来日常生活史·健康与生命”研讨会作《生命尊严与医疗观念四题》，论述历史上生命尊严观念、尊重生命与医疗制度、死亡尊严的安乐死。（上述各文，均收入十卷本《冯尔康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年）我是总在关注生命史研究，憧憬生命史研究。
    除此以外，社会史研究还能为改善生态环境献言。王利华接受高森访谈，用《以生命为中心展开来的思考——王利华教授漫谈中国环境史研究》为题，在《历史教学》2019年第24期刊出。王利华认为，生态环境史研究的价值是：从对生态环境的历史与现实梳理中，提高对生态环境危机严重性的认知，治理对策科学性的寻觅，向人们提供借鉴的经验教训。王利华特意说明“生命关怀”是生态环境史研究精神内核，要点有三：一是生态环境史探究的不是单纯自然史，“而是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关系变化”；二是，环境史探讨人与自然关系，以生命为主题，“生态环境问题的核心是生命，这也是环境史研究必须聚焦的最本质问题，所以我主张要以生命为中心进行历史思考。只有围绕‘生命’这个核心，把‘生命’作为第一主题词，才能抓住古今人与自然关系主线，合乎逻辑和有序地展开历史叙事和问题解说。人类生命不是孤立的，其存在和延续与大自然中的无数事物和因素紧密联系，合理的人与自然关系是人类的生命线”；三是，生态环境危机现实决定环境史研究根本目标是为人的生命安全。王利华深刻指出生态环境危机的严重性及其本质和要害，惊呼“人类快要没法活了”，警告人类不能只顾自身享受而贪婪向自然索取。

「君主制的政治制度更应该被诅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