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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陈蝶仙  陈蝶仙所著《栩园丛稿》（来源：瀚文民国书库） 近现代中国经济史研究，从来都以史料与理论的深度结合见长。早在民国时期，便有着理论指引下的农村社会经济问题论战；材料层面得益于金陵大学、中央政治学校等机构的筚路蓝缕之功，亦有所突破。1949-1978年间，政治气候多变，然学界对于经济史材料的搜集与整理，同样多有建树。自1980年学者高家龙（Sherman Cochran）Big Business in China一书问世后，企业史研究，便成为近现代经济史的重要议题，该书中译本在2001年出版，亦推动了大陆企业史学界的“关系网络转向”。若以经济学的视野观照现代公司制企业，作为最重要的市场主体之一，其对于百余年来的中国产业化进程起到关键作用，该点毋庸置疑。但若仅将视野局限在企业及与之相关的政策、社会环境等议题中，则难免有失偏颇。林郁沁教授以“微观全球史”为研究专长，她在vernacular industrialism in China（《中国的本土工艺主义：化妆品帝国建立中的本土创新以及外来科技，1900-1940》）这一新书中，便以人物为中心，分析了民国时期的传奇商人陈蝶仙及其创办的家庭工业社，进而讨论中国通向产业现代化的不同进路。 物质与知识的二重奏 本书开篇，作者首先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书试图利用陈蝶仙的工业、商业和文学作品，在更广阔的视阈下讨论20世纪初商业精英们构筑现代产业及探求科学、商业的过程。”陈蝶仙（1879-1940），本名嵩寿，字昆奴，后改名陈栩园，号蝶仙，别署天虚我生。其先后主笔《游戏杂志》、《女子世界》、《申报·自由谈》，并创办翻译公司、家庭工业社、中国第一制镁厂等企业。作为当时沪上著名的“商业文人”，陈蝶仙的事业网络横跨文学界与商界，这一传奇色彩也使得林郁沁的讨论得以展开。 本书框架大体包括本土与全球、物质与知识、原创与再生产等几个角度，作者的问题意识便在这几对复杂关系中得以体现。首先，作者点明标题“本土工艺主义”的意涵与特点。她认为与经济帝国主义相对应，本土工艺是在地的与土生土长的（homegrown）；与国家赞助的工业或学术化产业模式相对应，土产工业又是非正式的与消费导向的；此外，虽然“本土工艺主义”最终导向的仍然是大工厂生产模式，但其最初的工业产品与生产者在文化层面的探索息息相关——也即，该种工业模式不仅包含物质层面的探索，更有着知识生产的一面，这在陈蝶仙于《申报》等期刊杂志上连载的“常识汇编”、“如何制作”专栏中便得以体现。这一概念的使用揭示出作者的野心：超越传统基于职业本位的历史书写，重新挖掘陈蝶仙作为“商业文人”这一角色身份中“商业性”（侧重于物质生产）与“文学性”（侧重于知识生产）的互动。而上述两方面得以贯通的关键，便在于陈蝶仙于知识生产中使用的“捣鼓”（tinkering）策略。 何谓对于知识的“捣鼓”？或许将这一策略理解为“再创造”更为适合。对于知识与技术在地域间流转所产生的变异，本为知识史与科学史中的重要内容，而陈蝶仙的这一“再创造”之所以特别，在于其跨领域性质。林郁沁指出：“得益于其对不同领域资源、技术的再创造能力，陈蝶仙在新领域内善于运用其过往积累的知识，并以此取得新的巨大成功”。这一策略，最初导源于清末文学书写中盛行的“游戏”（play）思潮，就陈蝶仙而言，其终点则通向了近代中国消费帝国的构建。 若粗看本书题名，似乎可以将作者定义下的“土产工业”理解为一种与现代大工业生产相对应的模式，但这恰恰是作者在书中试图打破的观念。随着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中心观”与“后殖民化”书写的盛行，最近的研究倾向于解构现代性的单向叙事模式，与之对应的则是对于“日常科技”与传统技术的再发掘。然而，这些研究似乎走得又太远了，他们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单向的线性叙事，但是对于“本土”与“非产业性”技术的过度强调与浪漫化书写，则又延续了他们想打破的二元对立观点。因此，作者在书中讨论的土产工业，就并非“底层的”（subaltern）或“非世界性的”（non-cosmopolitan），而陈蝶仙早年在杭州对于粗浅科学知识的探索及主编报刊科普专栏的经历，也就有了放在更大历史脉络中探讨的可能。 既然土产工业可以联通地方与更宽广的社会情境，那么随着规模的发展，其意涵势必有所变化。在20世纪的前二十年，陈蝶仙事业的起步岁月，本土工业策略是以“弱者的武器”面貌出现的。作为世纪初杭州的一位对科学抱有浓厚兴趣的青年文人，陈面临着内陆城市科学资源稀缺以及缺乏气氛的恶劣环境，因此将他手头零星且微薄的资源转化成优势，就显得极为重要。这一时期他对于本地原材料的利用与实验、小工艺的仿制与改良，正是该策略的体现。到了20世纪20、30年代，陈蝶仙及其产业集团已成为沪上重要的日用化工制品生产者，但他并未放弃上述“弱者的武器”，而是将这一策略重新包装成为家庭工业社的特殊优势。陈蝶仙在声势浩大的国货运动中，将仿造、实验和改良定义为一种美德，当初不得不为之的本土工业策略被他描绘为全球资本主义和经济帝国主义的替代品。最终，即使陈蝶仙的事业从来都与对全球知识的整合息息相关，但自给自足（autarky）与地方主义（localism）还是成为了家庭工业社对外宣传中最为重要的企业特色。 上世纪末以来的物质转向（material turn），对历史研究产生了至巨影响，本书也不例外。作为跨学科领域，物质文化的研究取向是多元的，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的关注点都有所区别，物质文化史的研究也因此具有多元性。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首先检讨了科学史脉络中对于传统技术的重视，“这样一种揭示事物物质性以及具身实践（的策略）有时会付出忽略文化关切、政治和文本探索的代价”。这一反思性观点在书中多有体现。正因为此，作者试图通过陈蝶仙的跨界实践，打通物质（技术）和文化（知识），既让文化在物质研究中得以彰显，又不致回到早年文化转向下学者们对于话语分析过度偏重之状况。本书并未打着“物质文化史”的旗号，但作者对于陈蝶仙主笔《女子世界》、《申报·自由谈》等期刊及出版《常识汇编》、《工商尺牍偶存》的经历投以浓墨重彩之书写，从中可以窥得作者试图为物质文化史研究开辟新路的雄心。 总而言之，林郁沁在这本书中想为我们讲述的，并非是一个地方性知识被发掘的故事；相反，她的落脚点仍在于全球层面知识的流通。在书中，陈蝶仙是作为知识传布的中间人面貌出现，在此意义上，作者试图阐释的，是我们应如何看待知识跨国传布进程下中间人的作用？她的答案是：中间人应被视作全球科学建构的共同作者，而非仅仅是科学知识在地化的推动者。 此外，林郁沁同样注意到在此方向上走得太远的危险：知识从来都不是可以完全自由流通的及被任意型塑的。因此，通过考察陈蝶仙在长达近四十年的职业岁月中与周围情境的互动，也可以加深读者对于不平衡的权力关系、地方情境是如何推动知识变异这一历史进程的理解，这一进程看似是跨国知识与地方情境之间的摩擦，但这一摩擦与磨合，仍要通过中间人的实践来体现。在此意义上，陈蝶仙的故事，是一个真正的“微观全球史”案例。 从“捣鼓”小工艺到日用品行业巨头 导论及结论以外，本书正文共分为三部六章。第一章为本书之第一部分，讨论陈蝶仙早年在浙江活动的故事。罗志田等学者已经指出，随着科举的由改到废，制度性上升孔道被截断，清季十年在思想界逐渐成为“经典淡出，异端凸显”的年代。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士人们开始进一步涉猎商业领域，陈嵩寿也在此环境下开始了其最初的商业探索。选取合适的名号是第一步，他为自己新取了数个字、号，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蝶仙”与“天虚我生”，前者出自《庄子》，后者则是对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反向理解与自嘲：我没有用处。新名号的选择反映出陈内心勃发的浪漫主义与怀疑主义，此后，他便多以陈蝶仙与“天虚我生”的别称进行书写与实践。 随后，作者讨论了此时江南地区士人间长期存在的对物质的偏好，这一偏好既为洋务运动重视“器物”的余韵，也体现出晚明以来作为身份区隔的物品收藏传统。在此背景下，陈蝶仙通过西泠印社的结社、新创办的白话报刊、科学仪器馆的陈列柜，展示着自己的“捣鼓”产品。这些产品既包括物质层面——如新式灭火器，也包括知识书写层面——如以新技术为主题的竹枝词。无论是物质产品还是知识工作，其原材料或思想资源都不完全是本土性的，反而与全球科学知识与技术的流通息息相关。这一时期，陈蝶仙还开始写作长篇小说，这些小说往往混杂着现实与奇幻，因此仍然体现着陈一以贯之的商业策略：“捣鼓”（tinkering）。这一策略，最终在他前往上海并创办家庭工业社后，得以发扬光大。 随着陈蝶仙职业生涯的展开，本书第二部分也将目光投向了上海。陈蝶仙在上海同样进行着他在杭州开始的事业——知识工作与物质实践，但规模已不可同日而语。就知识生产而言，他一方面继续从事文学作品的创作，并成为沪上知名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另一方面，其文化事业重心则转向了对知识的翻译、汇编和改编。第二章讨论了1914年前后陈在《女子世界》与《妇女杂志》上开辟的“工艺”专栏，他在这一专栏中发表关于日用化工品的配方介绍，并着重强调这些配方适合在家庭中尤其是闺房里进行制作。作者在此处借鉴了“文化转向”后学者们对于话语的关注，以文本分析的方式，讨论这些配方具体内容的知识流转，并认为这些配方也大都经历了被翻译、改编与重新汇编的过程。这些配方往往中英文混杂，并充斥着科学术语。无论上述技术本身能否真正为读者所掌握，其中呈现出的科学认识论模式，乃至于报纸专栏这一独特的技术呈现方式，或许才是吸引读者的关键点，陈蝶仙也在此过程中逐步将自己包装成一位可靠的鉴赏家。配方中所涉及的小工艺、日用品、化妆品等，在编者的说明与备注中，又常常与“卫生的现代性”、“国族竞逐”等议题相勾连。为何这些非正式化、个人化的技术书写如此重要？作者认为，在20世纪10年代，当现代学科尚未在中国完全落地之时，这些相对易于操作的工艺配方，为读者们打开了通往科学知识的最初门径。 第三章讨论上海时期陈事业的另一面相——物质实践。一方面，陈蝶仙的物质实践，虽然最初以业余“捣鼓”的形式出现，但其对象选择并非随机：无论是灭火器、牙粉还是胶印机，他所选择的小工艺品大都与20世纪初日益兴起商业文化氛围息息相关，同时对这些物件的研究进展也大都被包装为公共知识，同步刊登在他所主编的报刊专栏与《工商尺牍汇编》等出版物上。另一方面，同样由于其“捣鼓”性质，陈蝶仙的物质实践以及“常识”专栏的内容又是广泛且多元的，这些知识的应用场域还大都落在家庭与日常，正是这一落脚点，使陈蝶仙在百业竞逐的大上海商界，找到了自身合适的定位：通过制作并展现具有科学精神的时尚小工艺、工业制品，既打造了自身“知识权威”的身份，也成为了科学大众化的代表性人物。此外，商业利益便在这一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为陈所获取。 陈蝶仙通过长期进行小工艺知识的书写以及“捣鼓”实验积累了声誉，他并未就此止步，而是将这些制品投入市场，逐渐扩大规模，最终实现了产业化经营。在此过程中，关于知识原创性的问题亦逐步显现，于是靠着改译与汇编知识、仿制与改进技术起家的陈蝶仙，却一跃成为专利与知识产权的忠实拥趸，本书第三部分便就上述议题，围绕着家庭工业社的兴衰展开。 在第四章中，林郁沁借鉴了企业史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比考察陈蝶仙传记书写中“用墨鱼骨制作牙粉”的传奇故事及家庭工业社原料、技术知识、机械的跨国流通，为我们揭示出陈蝶仙努力塑造的“本土工业主义”表象与全球物质流通实质之间的微妙关系。陈蝶仙创办的家庭工业社，主要制品包括牙粉与化妆面霜。在小科布尔笔下“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下的上海，此类日用化工行业自然也有着激烈竞争。诸如中国化学工业社、广生行等企业，以及外资来华企业，均有强劲实力。对于后起的家庭工业社来说，低价格成为重要的比较优势。为实现该目标，陈蝶仙又一次发挥了其“捣鼓”优势，通过寻找国内的碳酸镁（关键的牙粉原料之一）产地，与地方势力合作，建立小型原材料加工厂，从而极大降低了生产成本，产品低价格目标也就此实现。在此情境中，所谓“捣鼓”，似乎更应理解为一种商业机会主义。此外，这些新兴技术在国内的落地，同样得益于陈蝶仙个人对于全球技术知识的获取与利用能力。归根结底，陈蝶仙的能力在于从非工业的知识实践中汲取经验的能力，例如翻译、编辑国外的生产技术和知识，进而通过“捣鼓”实践上述知识，形成独特的商业比较优势，最终借助国货运动中的“本土工艺主义”之名声，打造出自身的庞大化妆品帝国。 本书第五章讨论陈蝶仙产业集团的品牌塑造与知识产权保护。“无敌”牌牙粉是家庭工业社最重要的品牌之一，其英文名则为“蝴蝶”（BUTTERFLY）牌。“无敌”与“蝴蝶”之间，既存在着沪语方言下一定的发音相似性，同时又有着各自不同的命名考量：“无敌”有助于更好利用国货运动中的商业民族主义情绪，“蝴蝶”则体现出陈蝶仙本人的品牌商业特色，而这一特色又来自于他从杭州时代开始的长时段文学创作。“无敌”牌牙粉的命名便通过物质与文学、国族情感与商业策略的巧妙结合，取得了巨大成功。在一个商业高速发展且知识产权观念模糊的年代，陈蝶仙虽靠着仿制与改良起家，此时也面临着其它商家对其产品的仿冒。陈并未容忍这种“剽窃”（即使他本人也常常进行科学知识的汇编与出版），而是通过种种正式与非正式的手段进行打击，并通过法律与经济工具，推动国内商标与专利保护制度化的落实。最后，通过打造陈蝶仙个人的商业名片、融入东亚逐渐兴起的商业文化与都市文化，家庭工业社在上海之外，甚至进军东南亚市场，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家庭工业社的开办与发展标志着陈蝶仙事业达到高峰，若作为一项企业史研究，故事似乎到此也该结束了，但作者并未如此。在物质实践之外，本书第六章重新回到陈蝶仙的知识工作，讨论他在20世纪20、30年代所编纂的《家庭常识汇编》，并将这一知识实践定位在一个“商业焦虑”的年代，认为陈蝶仙通过这一文本的书写和公开出版，建立起独特的商业声誉，从而完成了自身“知识权威”形象的塑造。何谓“商业焦虑”？这一焦虑直接来自于一个充斥着劣质品、盗版商品的市场中买家对于识别正品的需求。作为一名编辑与企业家，陈蝶仙敏锐察觉到了其中的商机，在他的汇编文本中，知识是科学的、经过实践验证的，其编纂亦有着自身的逻辑。林郁沁教授对陈蝶仙的出版物进行了详尽的文本分析，认为陈蝶仙在此过程中表现出作为一名真正“知识人”与“鉴赏家”的身份打造策略，而他与读者间亲密关系的建立，也在此过程中得以形成，这一信赖关系，最终则转换成为家庭工业社的产品销售额。在此意义上，林郁沁教授将陈蝶仙的知识出版定义为“编纂的政治”，或许是一种精当的理解。 贡献与不足 自20世纪中期以来，北美中国史研究先后经历了“社会史转向”与“文化转向”两次大规模范式革新，前者受到结构社会学影响，后者则以文化人类学所观照的问题意识为核心。无论是社会史研究还是新文化史研究，均强调“眼光向下”的研究进路。然而，近年来中国史领域内真正的微观史作品仍然屈指可数，其中原因所在，一方面固然是下层人物的史料有限，同时也与研究者们的学力不逮以及视野局限相关。作为一名成熟的微观史学者，林郁沁的上一本著作便以施剑翘复仇案为中心，巧妙将小人物与大历史结合起来，在本书中，这一功力再次得到体现。陈蝶仙，虽为行业巨头，但也绝非当时上海商界第一流大佬，属于长期为学者所忽视的“中层”人士。然而通过林郁沁的书写，这一特色人物却与全球性的问题意识创造性地勾连在一起：通过陈蝶仙，我们看见了一条别具特色的中国式“本土工业主义”发展路径，这一路径又与全球技术、知识流通密不可分。 在研究贡献之外，本书中所讨论的议题，或多或少也都存在着进一步深化的余地。首先，关于陈蝶仙的个人身份问题，本书的最大观点是将其理解为活跃在物质实践与知识生产两界的商业文人，这事实上便已触碰到了近年来物质文化史研究的一个新兴议题：如何理解物质实践从业者的复杂身份？高彦颐（Dorothy Ko）在其新作The Social Life of Inkstones中同样着力关切了这一议题，她讨论了清初存在的“文人型工匠”与“工匠型文人”，二者身份之间存在着竞合关系。陈蝶仙所在的民国初年，同样是一个新知识传入造成身份选择多元化的年代，加以这一时期的知识传递还经历了日本的中转，因此更显复杂。那么陈蝶仙的身份又应该怎样定义呢？“商业文人”固然指出了问题的一部分，但也略显偏狭。 同时，若考察陈蝶仙所参与制作的物件之“社会生命”，便可以看到陈蝶仙并非唯一的参与者，他的物质实践，不过是物的知识流转中之一环节而已。因此，作者在传统企业史之外，将目光移到人物身上，便已窥得如此之多非产业化的工业、物质、技术努力，若进一步将视野聚焦到陈蝶仙所参与塑造的物品之上（如薄荷油、碳酸镁牙粉），或许能够发现更多被遮蔽的知识，这些知识的挖掘，同样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别具特色的中国式产业发展模式。进而言之，通过更好地理解这些物品本身知识流转与物质实践的全过程，我们也才能真正揭示陈蝶仙在其中诸环节所起到的作用，从而理解其复杂多元的身份。当然，林郁沁的问题意识出发点根本在于人而非物，物质文化史仅仅是其汲取的理论资源之一，因此上述讨论并非该书之缺陷，亦不必以此苛责作者。 此外，本书过于偏重回忆性、传记性材料的使用，这一方面可以增加叙述的趣味，给读者以良好的阅读体验，但也在一定意义上使正文论述稍显单薄。作者自己在本书开篇便谈及这些材料存在着“神圣化”陈蝶仙的倾向，加以回忆性文字的不确定性特征，因此也需要做出一定的鉴别与考证。当然，这一材料使用倾向也与陈蝶仙本身的史料留存数量、质量相关，因此可以理解。在同质化的材料中，发掘出以往被忽略的面相，进而讨论更大的议题，这是林郁沁通过有限的史料为我们做出的贡献，颇值得学习。 总而言之，陈蝶仙的故事关涉多重问题与研究曲径，作者将这些脉络集中于一位个体人物身上，难免存在着面面俱到却讨论不深入的问题，这也正是后辈学者们所前进的方向。林郁沁就本土工业发展模式、物质文化与知识史等议题在书中已进行了极富启发性的论述，在此基础上，有理由相信更为精细的研究，也将在不久的将来涌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