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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鲁迅研究 一 鲁迅先生曾在日本仙台留学,当时入读的学校是仙台医科专门学校,后来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成立,仙台医专并入东北大学。鲁迅在仙台生活、学习的时间不长，从1904年9月到1906年3月，大约一年半。鲁迅有《藤野先生》一文，其中有对仙台的回忆和描述，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有名为《在仙台》的一篇课文，是对鲁迅仙台岁月的最初了解。 笔者2010年到日本东北大学留学，2011年遭遇“311”东日本大地震。9级地震全家毫发无损，就此与仙台这座城市有了共享劫后余生庆的亲近感。此后，2017年再到东北大学做访问学者，旅居于此已近四年，对仙台和鲁迅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仙台，是日本战国时期东北枭雄伊达政宗所命名千代（せんだい）城的诗意美化，用陈子昂“白玉仙台古，丹丘别望遥”和韩翃“仙台初见五城楼，风物凄凄宿雨收”中的“仙台”取代了“千代”。鲁迅，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脊梁，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灵柩之上盖一面“民族魂”大旗，骨头最硬，笔锋最健，影响最大。 前者是约定俗成，后者已盖棺定论，仙台大概只有一个因受到藤野先生并无特别用心却令其终生难忘之关照的大清留学生鲁迅，只有一个因为“幻灯事件”而弃医从文投身民族改造的文豪鲁迅，“仙台的另一个鲁迅”又从何说起？ “仙台的另一个鲁迅”，有以下几个意思：第一，以鲁迅的成就声望，在其身后多有研究者自不待言，而因此出现诸如“竹内鲁迅”“太宰鲁迅”“唐韬鲁迅”“钱理群鲁迅”“汪晖鲁迅”等不同对鲁迅的认知、刻画。鲁迅的形象，正如他对《红楼梦》的评价——“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一样，见仁见智且多姿多彩。第二，鲁迅身后的研究，多关注作为文学家—文豪的鲁迅，对求学仙台多以“弃医从文”处理，但其仙台岁月中隐含的东西，并不简单。第三，仙台时期的鲁迅，未必能展露出一个万世流芳者的才情气度，但“三岁看老”，举手投足间自然会留下可做引申的种种迹象。所谓另一个鲁迅，不过试图从细微处着手，管中窥豹，在诗史互证的语境中重拾一段逝去岁月，而将眼光往前，把鲁迅的意义增添给那个或许仍然需要扩建的意义空间。 二 “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这是鲁迅在《藤野先生》中对仙台的初次描述。为了不与把辫子盘在帽子里形成一座富士山的清朝留学生厮混，鲁迅设法来到仙台，而仙台相对于樱花烂漫的东京，确实是一个市镇。太宰治在《惜别》中对仙台的描述也大致如此，“把仙台称作大都会，也许会被东京人笑话”，但秉承自藩祖伊达政宗以来时髦的城市传统，也足以使太宰治这个“从没去过东京小川町、浅草或银座的乡下人感到惊讶”。鲁迅的描述和太宰治的描述（太宰治或是从文学创作角度最能还原1900年代仙台城的创作者）还是存在明显的不同，这种不同在于为了躲避不思进取的中国留学生而寻求某种独立性存在的鲁迅，等到真的到了仙台，还是颇感失落，求仁得仁的选择无可奈何地催生出孤独二字。这种孤独，一半是源自东京到仙台的城市变化，一半源自身边的同学和老师。前者是客观所致，后者是主观构建，对于后者，鲁迅用遮蔽和彰显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处理。 鲁迅遮蔽的是两位应该在《藤野先生》中出现的人物，一位是鲁迅的老师，一位是鲁迅的同学。 这位老师，是与鲁迅的恩师藤野严九郎年龄相仿过从甚密的一位教授，名为敷波重次郎。这位老师不仅能用流利的德语授课，还有“双手持粉笔同时画解剖图和讲义”的绝技，是一位学历高、水平高、收入高的明星式教员，且此后这位敷波教授从东北帝国大学转投岗山医科大学成为创校教授，开日本胚胎发生学之先河，享年九十三岁，可称完美（吴真：《被鲁迅记忆抹去的敷波先生》）。相对于在鲁迅离开仙台之后不久也因为学历不够而被迫从东北大学辞职的藤野先生，实在想不出忘记敷波而铭记藤野的原因，如果有，也或许只能是所谓“弱者的同感”——敷波之光彩照人，恰好对应着藤野之黯然无光，但同为彼时彼刻的弱者，正是这黯然无光却是鲁迅难以忘怀的关键。此外，众星捧月般的敷波无暇顾及笔记有错误的鲁迅，受人揶揄的藤野却因“我很尊敬中国的先贤，同时也感到要爱惜来自这个国家的人们”（藤野严九郎：《谨忆周树人君》）的想法，对鲁迅的笔记悉心修改，耳提面命。弱势的处境加上拙朴无华的作为，几乎可以相当完美地解释鲁迅为何遮蔽敷波先生而推崇藤野先生了。或者说，基于悯弱，鲁迅遮蔽了敷波。 这位同学，是先于鲁迅到仙台的中国留学生施霖。同为浙江同乡，鲁迅不仅认识施霖，合过影，而且二人曾共同在一处借宿，以及他们上学时出入的是同一个大门——大门左右分别悬挂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和“第二高等学校”，鲁迅往左，施霖往右。施霖同学在仙台的学业，堪称悲剧，除体操满分外，其余英文、几何、代数等课程都不及格，且两年都是如此，先是留级，最后退学。对此，鲁迅洞若观火：这位体格强健的中国同学，除了体格强健其他科目均惨不忍睹，不正是与那个所谓“幻灯事件”中被处决的中国间谍如出一辙吗？对此，董炳月教授在其《“仙台神话”的背后》一文中有过细致的描述分析，日本人的鄙视，国人同胞的无能，再加上鲁迅本就终非池中物的自我期许，施霖同学与东京那些只知道在房间里跳舞炖牛肉的“富士山”们，别无二致。因此，基于要强，鲁迅遮蔽了施霖。 与对上述二人的遮蔽形成对照，鲁迅先将所谓“试题泄漏事件”彰显出来。因为解剖学考试得了60分（要知道当时的藤野先生下手极重，日本学生都很难及格），鲁迅收到了“你改悔吧”——鲁迅注释说，这句话是日俄战争期间托尔斯泰写给日本天皇和俄国沙皇的信中的文句，出自《新约》——的匿名信。匿名信的意思不难理解,就是指责鲁迅之所以能考60分及格,是藤野先生泄漏了试题。与此同时，日本同学召开同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鲁迅自认为这些行径，无非指明“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 鲁迅还将“幻灯事件”彰显出来。在《藤野先生》中，鲁迅写道：“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写道：“我在这一个讲堂中，却须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彩。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据仙台当地报纸1905年7月28日《河北新报》报道，是四名中国人），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示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鉴赏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不管从枪毙改为斩首是出于何种原因（比较可能的原因是鲁迅意识到枪决的现场无法近距离围观，从而无法描绘出围观者麻木的神情），至少两次提到这一场景，足见鲁迅对这一事件的重视，不惜笔墨记录的意义也被当作是弃医从文去拯救国民精神的佐证。 这两处彰显，一以贯之地显示出鲁迅的刚强，显示出他对以一己人生和大众人世秉持的冷峻。然而，透过以上论及的遮蔽和彰显，或许还应该有更多的所指。至少，对施霖的遮蔽，有复杂的原因。 就遮蔽施霖而言，在对施霖同学不满进而故意忘记，对幻灯事件难以释怀进而成为所谓弃医从文的诱因之前，鲁迅在日本已经有了产生上述忘记和愤懑的经历，而在仙台的短暂经历加强、加速了鲁迅的感觉和判断。 三 鲁迅1904年9月初抵达仙台，12号参加入学典礼，他以“南京矿路学堂毕业奏奖五品顶戴”的名分与周作人、郭沫若和郁达夫等人一道，构成了睁眼向洋看世界的留日学生大军。在东京，鲁迅第一个在他所在的班级中剪掉辫子，1904年从东京弘文学院毕业后他本应升入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挖矿、冶金，延续他在南京矿路学堂的学业。但是，如果进入东京大学学习，与之相伴的仍然是只知跳舞逛公园在宿舍炖牛肉的大清留学生，鲁迅宁愿自我流放式地逃离东京，落脚仙台。 对同胞大清留学生的躲避，此时的鲁迅显示出某种章太炎提及的“独”——“小群，大群之贼也，大独，大群之母也”。成为鲁迅老师的章太炎（离开仙台重返东京后），做出这个判断的确是见识深远而独到，他解读出的是群体和个体关系。 如果人的独立性和自由状态相对较差，就容易形成小群体，形成代表不同利益追求的小圈子，倾轧其他群体乃至整个民族的利益也不足为奇，所以章太炎说“小群，大群之贼也”；如果人的独立性和自由状态相对较强，则难以形成小群体，而更倾向于为大多数人考虑，更愿意以民族或国家的利益得失为个体的行为标准。因此，章太炎的洞见展示的是一种颇为悖论的情形，“大独必群，群必以独成”。想想此后鲁迅为唤醒意识不到灭亡将至还在沉睡的国民而呐喊，就可能会更深刻地理解他不肯留守东京的原因了，不仅仅是有学者提到的“躲避中国人”，更重要的或许在于“群必以独成”的个体觉悟。此种“大独”的觉悟，使得奔赴仙台学医这一后来被“幻灯事件”改变为弃医从文的做法，可能从一开始就是违背了鲁迅的禀赋。 原配蟋蟀一对、平地木十株、败鼓皮丸和经霜三年的甘蔗，这些无法救治鲁迅父亲病痛的中药材，看似是使鲁迅走向成为“支那的杉田玄白”的诱因。但依照太宰治的解读，是杉田玄白激发了鲁迅弃医从文的初心。以开启所谓“兰学”、引领一群“兰医”打开幕府锁国政策的杉田玄白，实际上是凭借解剖学祛除掉肉体困惑之后，以解放思想、学习西方为最终目标的。试图成为杉田玄白的鲁迅天赋异禀，但这异禀并不体现在让藤野先生煞费苦心的解剖学上，而是体现在鲁迅到达仙台后对种种见闻本能的反应上。 当时的仙台，一直沉浸于日军在日俄战争的节节胜利中，自明治三十七年(1905年)五月八日九连城（鸭绿江）战捷开始在川内练兵场开庆祝会，先后五次，庆祝日军在辽阳、旅顺、奉天等地对俄的作战胜利。每次出席人数至少五千以上，至多则有一万五千，这在当时只有十万居民的仙台来说可算举城相庆，大家喝酒吃肉，为参战的仙台子弟兵庆贺祈福。日俄战争中，仙台出兵1508人，战死105人，伤病千余人（《仙台における魯迅の記録》），这是仙台居民引以为豪之事。鲁迅到达仙台后，赶上了其中四次，耳濡目染置身其中，发现了在欢庆背后的征兵制度及其与中国的截然不同。与大清甲午之战以前，日本民众对强制性的征兵颇有抵抗，逃逸隐匿甚至不惜造反相抗。但经历甲午一战，以小博大而大获成功，出征战死的官兵成为英雄，以致民众在尚处萌芽的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动员下自我定位成“军国之民”，一举实现从臣民向国民的转型，与民族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使命感充盈澎湃。反观当时中国，鲁迅看到的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犯人充军、强征抓捕入伍和贿赂逃避兵役，两相比对，心中自然感慨。 此外，鲁迅在仙台的一年半赶上东北地方粮食歉收，有军人家属饿死事件发生。此时（1905年）的仙台民众，纷纷以“一老兵”“小学生”“夜校学生”的名义为军属匿名捐款，仙台政府则启动“穷民救济运动”，以外米输入为应急策略，商贩也尽量以平常价格售米。翌年粮荒加重，仙台政府发行“窮民救済事業の賃金切符”（类似于购物券），用来买米，一石米可优惠60钱（阿部兼也：《魯迅の仙台時代》）。同一时期的中国，因歉收灾荒造成官逼民反、以暴抗法的实例则并不鲜见，如1904年五、六月间江苏丹徒县因大雨导致歉收，但官府仍照常征税，造成数千人暴动，成为中国农民在专制时期“抗租抗粮斗争”中的一环（野澤豐、田中正俊：《講座中国現代史》）。 鲁迅天赋的“大独”秉性，辅以在仙台和在中国所经历的种种见闻遭遇——面对危机，官民双方如此迥异的表现，似乎早已决定了他以批判“国民性”为主旨的此后诸多功业，是对“大独必群”的佐证。 就此而言，遮蔽掉施霖，并不仅仅因为他四肢强健头脑简单，也不仅仅是他与那些做了俄军间谍被日军处决的国人类似，而是因为他所代表的正是那个鲁迅已在懵懂中洞察到的糟糕的国民性，而客居仙台的经历加强了对此种急需批判的国民性的确认。或者说，同学施霖，事实上是串联起上述遮蔽和彰显的一条主链，只是在这条主链之下或许还有更为根本的东西值得探究。 四 从东京到仙台，以一种自我流放的方式躲避同胞的无知无畏，但到头来无可躲避，因为隐藏在鲁迅心中的苦闷不是源于地域之别、语言之别乃至种族之别，而是源自其他东西。会是什么东西呢？ 鲁迅是怀揣着期望负笈日本的，他的期望现实且坚定。如太宰治所说，是要成为中国的杉田玄白，救治像他父亲一样受庸医怪药所害的病患，悬壶济世，誉满杏林。这种期望一度是尼古拉斯·卢曼所论及的“规范性期望”——一种遭遇失望时不会根据导致失望的现实进行调整的期望，一种对导致失望的现实进行坚决抵抗而坚持既有期望的期望。但跳舞吃炖牛肉的“富士山”、只有体育及格的施霖、试题泄漏事件和幻灯事件，接踵而至冲击着鲁迅本不愿做出改变的期望。但最终，他不得不面对自己的期望并有所改变，他的“规范性期望”变成了因遭遇失望而根据导致失望的现实进行调整的另一种期望，一种“认知性期望”。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当不公、不义之事之人反复掣肘之际，人总产生反躬自省的倾向，因为这些消极因素会对人的情感产生无可避免的影响，造成注意力的转向，并最终导致期望的改变。不管身处中国还是日本，总有些规则，这些规则是人们能够以社会化形式共处的条件，人们的行动在这些预设的规则中展开。依照杜威的实用心理学，如果那些本可以成功的行为因为遇到了不期而遇的障碍而不能成功，此种情形可被称为技术错乱；如果那些依照规则可以成功但因规则本身受到破坏而无法成功，则此种情形可被称为道德冲突。道德冲突导致的不成功又可以做二次细分，如果是自己的过错破坏了规则，自我将具有负罪感；如果是互动伙伴——同胞、同学、同事等等——破坏了规则，自我将产生道德激愤感并因此在行动上受阻受挫。在杜威看来，这些负罪感和受挫感是一种道德知识，而所谓的对自我期望的反省则正是在这些道德知识中受挫的行为所产生的对道德知识的再次认知。同时这些道德知识一旦具有了开放性——即具有了某种感同身受的非个人性色彩，这种道德知识就是羞耻。羞耻的功用即在于降低自我的价值，将自我视为是比预设的社会价值更低的价值，无论这种受挫行为是由自我还是由互动伙伴引发。换言之，正是作为串联起遮蔽和彰显主链的施霖，使得鲁迅感受到了上升到道德层次的羞耻感，一种使人无法动弹的被蔑视感。 这似乎也与川村凑对太宰治及其刻画之鲁迅的批评相吻合，“既未能为国尽忠，也未能对友尽义，因而《惜别》中的鲁迅不外乎太宰治的自我。这正与大东亚最终不过是日本自身的同义词这一历史事实相对应”（川村凑：《〈惜别〉论——“大东亚之和睦”的幻影》）。但无论是出于造物弄人还是机缘所致，天赋异禀的鲁迅逃离东京偏安仙台最后重返东京，此番经历却使他在自我期望的窠臼中挣脱出来，向着那个战士鲁迅迈进。也似乎可以判断，为了摆脱蔑视（它首先针对民族，而最终落实在个人），那些遭受蔑视的经验就必须被当作一种重拾信心的原初动力，进而从每个自我开始为扭转遭受蔑视的不利局面去斗争，为获得认同而斗争。 就此而言，太宰治在《惜别》中论及“忠义一元”也未必不是鲁迅弃医从文的关键因素之一：忠义一元论是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关键，日本没有依据科学的进步来拯救其国民，而是遵从忠义一元，民族国家才能获得本身的自我认同。所谓忠义一元，不外乎举国上下忠诚地遵从一个原则或信条，而这一原则或信条又是正确且正义的东西（这与亚里士多德对法治的经典定义何其相似）。何为“义”，见仁见智，但何为“忠”，却不难定义和理解。但对于鲁迅那个时代的中国及其国民来说，忠于规则（无论公私）却是太难了。对于彼时的鲁迅，已经意识到，恰恰是无法像日本人那样认真地遵守规则干好每一件事（无论大小），才使得诸如同胞、同事、同学之类互动伙伴的屡次违规成为使个体和群体蒙羞的原因。亦由此，鲁迅开始了从蔑视寻求解放原初动力的漫漫征程。 五 仙台至少有三处鲁迅雕塑，东北大学片平校区一座,东北大学川内校区一座,仙台博物馆前一座。在东北大学片平校区里面有封存着的鲁迅当年上课的阶梯教室，据此不远是广大中国游客必定要去拍照留念的故居，门牌地址是仙台市青葉区米ケ袋1-1-11。它们纪念的都是鲁迅。 有些出人意料，2019年3月左右仙台市政府在鲁迅故居发布告示，说此处并非鲁迅借宿的那栋房子，而只是在这处地产之上，经历2011年东日本311大地震之后虽未倒塌却已严重倾斜。为此，当局将在本年5月拆除此物并在原址建造广场——鲁迅纪念广场。 但无论如何，有关鲁迅在仙台的描述，终究不过是对那个名为周树人的青年在此地短暂停留的想象和回忆。虽然鲁迅已经成了一个近乎永恒的符号，终生荷戟，夜不卸甲，“一个也不宽恕”——当青年周树人带着修改后的期望离开仙台城的时候，恐怕也未曾想到有这样的人生。 至此，应该对题目中所谓“另一个”鲁迅有所交代了。这另一个鲁迅是从东京来到仙台谋求独立的鲁迅，一个目睹日俄战争中日本军民休戚与共而反省自己家国的鲁迅，一个为了摆脱蔑视而走向抗争的鲁迅。但事实上，他们还都是青年周树人因融入并创造了某段历史而造就的伟岸投影，尽管在仙台没有多少日本人知道谁是周树人。 对此懵懂无知者，也包括不少中国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