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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时代，我国语言生活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这就要求我们既要与时俱进，乘势而为，积极做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提高工作，也要将语言政策制定和实施应做得更为细致，更有针对性，更多一些人文关怀。要尊重语言规律，久久为功，做到制定、宣传、实施和开导同步进行，特别要注重引导和开导工作，减缓语言张力，化解语言矛盾。  语言生活基本特点反映时代特征 语言生活在新时代的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基本特点。这些新特点大体可概括如下：普通话普及已逻辑化地延伸到农村地区、民族地区和西部地区；语言政策辐射力和其他社会要素的集聚力更强；社会越来越开放，市场越来越统一，对国家和个人语言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特别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客观上要求进一步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人们受教育年限增加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对传统文化回归提出了进一步要求；民族语言和方言消失呈现出地域断裂、代际断裂叠加，人们对语言消失的感知越来越强。 第一，普通话普及已逻辑化地延伸到农村、民族地区和西部地区。据官方数据，截至2020年，我国普通话普及率已达到80.72%，部分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普通话普及率已达到95%以上，除部分婴幼儿、老年人和聋哑人之外，中大城市普通话普及任务已基本完成。与此同时，城市也诞生了大批以普通话作为第一语言习得的年轻人群，普通话已从语言学习逐渐成为一部分人的自然习得行为。一个国家的通用语言发展与城镇化密切相关，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历来是通用语言和大语言的生存之所，城市化对通用语言的普及功不可没。但普通话普及并不均衡，农村地区、民族地区和西部地区某些地方只有60%。这样普通话的普及工作已逻辑化地延伸到农村地区、西部地区。如果说，过去几十年里，农村地区、民族地区和西部地区尚是城市普通话普及和推广带动区、边缘区的话，进入新时代，农村地区、民族地区和西部地区会逻辑化地成为普通话普及的核心区和聚焦重点。 第二，国家通用语言政策辐射力和其他社会要素的集聚力更强。经过几十年发展，特别是40多年来，国家通用语言政策已得到系统性完善，在法律法规、语言测试、普通话宣传、领域突破（四大领域）、地域突破（城市语言评估）等政策的综合加持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政策的辐射力越来越大。同时，城镇化发展、人群流动和信息化发展也形成了强大的外围推动力。两者共同作用，相得益彰，促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功能越来越强大。 第三，社会发展对国家和个人语言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当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方位开放大国，对国家语言能力和个人语言能力也相应提出了更高要求。对国家而言，我们要吸收世界先进科技文化，需要继续开展以英、俄、西、阿、德、法、日、葡等为主的外语教育，同时，随着中国人和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与更多国家打交道，也需要更多懂这些国家官方语言的人才。社会开放度越大，不仅对外语种类，同时对外语次类型也提出了丰富要求，如科技外语、商贸外语、旅游外语等。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客观上也要求国内形成更为一致的通用语言，以减少交流成本和交流障碍，促进社会要素和人口流动，促进交流交往交融。从某个角度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社会结构和社会要素在经济制度、社会价值、文化传承和心理认同等方面的自然发展。对个人而言，社会发展要求人们成为更为普遍、更为多样的双语人或多语人。某些人掌握了国家通用语言和外语，而放弃了母语或母方言；某些人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母语或母方言；还有些人掌握了这三者。从就业和发展优势来说，掌握外语和国家通用语言的机会要多一些，而熟练掌握三者的机会则会更多。 第四，人们受教育年限增加和文化水平提高，对传统文化回归提出了进一步要求。对内，我们要加大力度普及传统文化，增加传统文化在教育和文化生活中的分量，更好地满足人们对传统文化保护传承的需求。对外，我们要加大力度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好中文译写和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和理解工作。这首先也要求我们自身对传统文化有全面、深入的理解和正确的阐释。 第五，民族语言和方言呈现出地域压缩和代际断裂。语言或方言濒危、消失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常让人产生“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叹。当前我国民族语言和方言出现了空间快速压缩问题，已逐步从大城市退缩到小城市，再退缩到乡镇或农村。空间是语言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空间的压缩对民族语言和方言影响较大（语言当前虽能跨时空，但总体仍受空间限制）；同时人口迁移，特别是农村年轻人口向城市迁移，减少了民族语言和方言的交际功能，民族语言（方言）交流出现了代际断裂。  给予潜在语言矛盾更多关注 语言政策理论一般认为，当通用语言或“官方语言”普及率达到85%左右时，是语言矛盾易发期和高发期。我们在大力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时，也要关注民族语言和方言的濒危消失问题，关注潜在的语言矛盾，缓解语言张力。原因如下： 第一，我国已基本形成了国家通用语言为主体的格局，客观上容易对国内民族语言（方言）形成冲击；外语学习越来越多样和学习任务越来越重，要求人们花更多时间学习外语；同时民族语言（方言）的交际功能却越来越弱。这个时候，主流社会更易从语言实用功能出发，提倡大语言的学习和使用，从而容易忽视民族语言（方言）的文化和情感作用，造成语言张力扩大，并形成潜在语言矛盾的聚集。 第二，尚未掌握通用语言文字的人群，他们的语言观念往往相对保守，语言学习能力相对较弱，语言学习手段和时间更不充分，主动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的态度不甚积极，同时对自己从小习得的母语（母方言）情感更为浓烈。国家通用语言普及易与其形成正面矛盾。 第三，农村、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外语环境相对不完善，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外语的机会、环境远远不及城市，部分人虽掌握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外语，但由于语言环境影响，使用和实践的机会相对较少，语言退化相对容易出现，他们更倾向于使用母语（母方言）。因此要求我们更加注重农村和民族地区语言环境建设，通过较长时间的适应来改变语言学习和习得习惯。 第四，国家通用语言政策辐射效应和其他社会要素集聚效应呈几何级增强，今后政策效应在语言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会越来越大，进一步提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语言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社会主流人群会更为积极地适应政策辐射效应和其他社会要素集聚效应，但一些语言弱势群体或语言学习弱势群体适应能力较差，容易形成更为抗拒的心理和更为保守的语言态度。 第五，母语（母方言）消失速度加快，对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的保持和传承带来较大压力，促使母语（母方言）使用者和知识分子心理上产生焦虑感、不公平感和危机感。近百年来，语言濒危和消失的速度、频率高于历史上其他时期，语言濒危和消失更为常见，语言的濒危和消失成为人类共同关心的话题。 第六，民族语言或方言交际功能压缩，无用论甚嚣尘上。语言交际功能是语言的第一功能，这种功能的减少或降低往往是语言出现濒危或消失的核心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民族语言和方言的情感依赖性和文化承载性有着越来越深刻的危机感和焦虑感。于是民族语言（方言）的文化功能凸显，人们易将母语（母方言）交际功能的萎缩归咎于显性语言政策因素。 以上现象不仅出现在我国，在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也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濒危语言首先出现在发达国家就是这个道理。濒危语言和语言矛盾问题集中出现在20世纪60—70年代的西方国家，它往往与其他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 再以我国台湾为例，台湾自20世纪40年代推广“国语”，但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推广和普及的效果并不明显，反而是70年代末至90年代，随着台湾经济腾飞，城市化率达到80%时，“国语”得到了全面性普及，但同时也造成了较大的语言矛盾，导致20世纪90年代末语言政策出现重大转向。 我们要汲取有关教训，在实施语言政策时更多考虑实际情况。这就要求新时代语言政策制定和实施要考虑现实需求，尊重语言规律，尤其要思考如何切实增强人文关怀因素，为和谐社会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