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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百年间，中国对外关系经历了从“四夷来朝”到“四夷来商”的演变，发展至明中期，统治者对“四夷”的认知，仍然沿袭“小、穷、弱”的观念。实际上，“地理大发现”时代已开启，葡萄牙、西班牙等欧洲强国开始向全球殖民扩张。16世纪以后，葡、西两国及荷兰、英国相继介入中国海域，交往中留下大量文献，为中外关系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此前学界对葡萄牙使团访华及早期中葡关系史的研究较为丰富和精深，对中国与西属菲律宾首次交往的探讨相对薄弱。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已公布的西班牙文原始史料较少，基本依赖传教士拉达（Martín de Rada）和门多萨（Juan Gonzalez de Mendoça）等人的已刊文献。相关研究一旦触及“谎报军功案”等重要问题，就难以达成一致看法。随之产生另一个不足，即研究主题集中于中文史料相对充足的海盗林凤突袭吕宋事件。又因缺乏可贯穿始终的线索，使得相关论述难以对首次交往的来龙去脉和复杂面相进行整体关照。 实际上，在中国与西属菲律宾首次交往中，有一名沟通双方的关键人物——福建海商林必秀，他因在吕宋等地经商、略通西班牙语，曾深度参与其中，促成菲律宾使团首次访华，并阻碍西班牙人二次访华等，其活动贯通每一个重要环节。然而，以往学者对林必秀知之甚少，除简要提及他在首次交往中担任通事外，鲜有其他论述。鉴于此，本文以林必秀事迹为线索，根据西班牙印地亚斯总档案馆（Archivo General de Indias,简称AGI）收藏的众多手稿，以及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洛阿卡（Miguel de Loarca）《中国行纪》（Relación de la Tierra de China）等未刊文献，遵循中西史料互补互证原则，对以上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力图更全面、准确地展现中国与西属菲律宾首次交往的整体图景。 一、从“民间贸易”走向“官方交往” 地理大发现后不久，葡萄牙、西班牙两国分别向“教宗子午线”东西两侧继续扩张。葡萄牙人率先于16世纪初期抵达中国东南沿海，辗转数十年后于1557年开始居留澳门经商。西班牙人也越过太平洋，于1565年抵达与中国隔海相望的菲律宾群岛，并占领宿务（Cebu）。 中国与西属菲律宾的交往，最先发生在中国民间海商与菲律宾当局之间。1571年4月，菲律宾首任总督黎牙实比（Miguel López de Legazpi）在率军前往马尼拉（Manila）途中，从原住民手中解救数十名中国商人。为与中国建立贸易联系，黎牙实比欢迎他们到菲律宾经商，还表达了遣使中国、建立官方联系的愿望。但是，商人称若无中国官方许可，外国人难以入境，不过仍答应会为此从中斡旋，重返菲律宾贸易。1572年初，获救的商人应约抵达马尼拉，由此拉开了中国与西属菲律宾贸易（以下简称“中菲贸易”）的序幕。 晚明中菲贸易对世界影响深远，然而关于贸易开拓之初的情况，以往研究大多语焉不详。17世纪末的教会史学家加斯帕在《菲律宾征服史》中记录了一些重要细节，特别提到1572年中菲贸易开拓者中有三名中国商人，其中一人“颇有语言天赋”。这名商人告知黎牙实比：明朝某省总督准许他们再次前往菲律宾贸易，以及此次来马尼拉前，他曾前往广东，葡萄牙人威胁将攻打菲律宾，劝其不要与西班牙人贸易。以此可见，这名中国商人与居澳葡人也有往来，应能流利使用葡萄牙语。葡、西两种语言相近，所以他与西班牙人交流也没有太大障碍。 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能确认三名中国商人特别是其中颇具语言天赋者为何人，但现藏于西班牙印地亚斯总档案馆的 1574年中菲贸易清单（以下简称“清单”），在提供贸易开辟之初详细交易记录的同时，也揭晓了中国商人的身份。这份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中菲贸易清单，记录的第一位商人是林必秀：“去年（1573），林必秀（Çinçay）运来一只银杯，今年西班牙人为此支付2两（taes）8钱（maes）。”随后，清单又详载林必秀在1574年的部分交易货物，罗列10余种货物的交易数量和价格，如：4匹深紫色的绫，每匹7瓦拉（vara）长，计2两2钱等。 清单还记有西班牙人向其他中国商人支付丝货及杂货的款项。除付给林必秀的84两14钱外，还主要向Sanco、Sicundey和Hernando三人分别支付19两5钱半、16两14钱和6钱。Sanco也是中国与西属菲律宾交往的重要人物，其交易额仅次于林必秀。交易款仅6钱的Hernando在清单中也被写作Hernandillo，表明他只是一位小男孩。由此看来，从事中菲贸易的商人数量有限，林必秀、Sanco和Sicundey 三人或许就是加斯帕笔下的开拓者。就交易额看，林必秀无疑又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 中菲贸易已获初步发展，但黎牙实比遣使中国的心愿尚未实现。不过，随之发生的林凤突袭吕宋事件，为民间贸易走向官方交往提供了契机。1574年11月23日，为祸中国东南沿海的海盗林凤逃至吕宋岛伊禄古（Ilogus）近海。29日夜，林凤部众进攻马尼拉；30日，遭遇西班牙人顽强抵抗，死亡数十人后撤退。林凤突袭吕宋的始末已有详论，此处不赘，不过，该事件是开启中国与西属菲律宾首次官方交往的关键。 一般而言，若无足够大的利益驱使，民间海商不敢妄自招徕“外夷”。然而，协剿林凤不仅可以从西班牙人处获利，还是促成西班牙人访华的良机。因此，在林凤撤退、双方整顿之际，林必秀主动前往拜访第二任菲律宾总督拉维撒里（Guido de Lavezaris），通报了林凤三日内将再度来袭的计划，还建议移除建筑上的稻草，以防火攻。 西班牙人采纳了林必秀的情报和建议。12月2日，林凤果然亲率部众再次攻打马尼拉。由于西班牙人准备充分，林凤部众再被击退，不得不转向40里格（leagues）外傍佳施栏（Pangasina）扎营筑寨。攻守易势，西班牙人召回散驻各处的军队，在战地长官撒示度（Juan de Salcedo）率领下，于1575年3月22日前往傍佳施栏征剿林凤。3月底4月初，撒示度烧毁林军35艘船只，俘虏妇孺数十人。但由于林凤加固防御，西班牙人一时难以攻克，战事陷入胶着状态。 以往论及林凤事件和中国与西属菲律宾首次交往史，少有学者利用事件的另一位亲历者、随同拉达访问中国的西班牙军官洛阿卡留下的《中国行纪》这一文献，未注意到菲律宾当局还曾与海盗林凤展开过军事谈判。 由于此前传递情报的功劳，林必秀参与了征讨林凤的战事，也成为军事谈判的通事和中介。短短时间内，谈判双方书信往来达三次。林必秀在写给林凤的信中，转达了撒示度劝降之意，承诺善待降军、交还俘虏，又以西班牙军人和大炮数量甚多威胁其接受提议。收到劝降信后，林凤回称，必须等西班牙军队撤回马尼拉后，才愿投降。林凤所提投降条件，被西班牙人视作阴谋，于是撒示度回绝林凤道：“你居然提出如此无理且于你有利的条件，要求我撤回马尼拉。不将你擒回，我不会撤退。我完全拒绝你的条件。”至此，菲律宾当局与林凤的谈判终止，西班牙人继续围困林凤。 菲律宾当局选择终止谈判，或许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第三任总督桑德（Francisco de Sande）在后来给西班牙国王的报告中说明，谈判终结的另一个原因是：“一名叫Omocon的中国官员前来追捕林凤，当时正好在现场，林必秀等人也在。如果继续谈判，会令Omocon等人起疑。”因而，更可能是中国官员的意外抵达，才令西班牙人放弃谈判。 事实上，林凤远遁海外后，中国官府并没有放弃追捕。据福建巡抚刘尧诲所记，得知林凤已逃往吕宋，福建兴泉兵备参议乔懋敬派遣浯屿水寨“哨官王望高”出海勘查。这位王望高应即桑德所述中国官员Omocon。1575年4月22日前后，王望高率领船只驶近菲律宾波利瑙（Buliano）。由于当时林凤已被围困于傍佳施栏，突然出现的中国船只被误认为林凤援军。所幸在西班牙人准备攻击时，林必秀察觉事有蹊跷，一番沟通后，才避免了军事冲突。随后，王望高获知林凤现状，查看无误后同林必秀赴马尼拉拜会菲律宾总督。王望高一行得到总督善待和宴请，最终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由王望高带领西班牙使团出使中国，从而拉开了中国与西属菲律宾官方交往的序幕。 二、窜改“外交文书”与“谕夷剿贼”文本的生成 万历三年（1575）五月，王望高得到菲律宾总督拉维撒里支持，带领林必秀、西班牙传教士拉达和马丁（Geronimo Martin），以及西班牙军官萨尔密安托（Pedro Sarmiento）和洛阿卡等人，从马尼拉出发前往中国。抵达福建后，王望高向福建当局汇报了其主导海外战事、指挥西班牙人协剿林凤的全部过程。《明实录》《万历武功录》等采信了王望高的汇报，记为“把总王望高等以吕宋夷兵败贼林凤于海，焚舟斩级”“王望高、周英等往谕吕宋，招番兵五千人，袭港内，焚凤舟几尽”等。只是，此前国内学界已公布的西班牙文文献，并不支持这种说法，反而认定围剿林凤的战事在王望高抵达吕宋之前就已基本告结，指出王望高主导战事、“谕夷剿贼”一说并不属实。总督桑德在给西班牙国王的报告中提到一个重要细节，称林必秀和王望高“伪造了拉维撒里给他们的信件，竟称他们在前线英勇作战”。由于中西史料的记载两相抵牾、难以调和，学界就王望高是否“谎报军功”、侵占重创林凤战果的问题至今争论不休。实际上，这些争议的产生，是由于未能利用拉维撒里的书信资料，也没有注意到林必秀伪造的书信，因此，也就无法合理解释矛盾之处，难以还原历史文本演变的完整过程。 使团出发之前，菲律宾总督拉维撒里曾写下两份重要文书。第一份于1575年6月2日写给拉达使团，他在其中下达了10条指示，明确西班牙人遣使访华的目的。拉维撒里令拉达等人告诉明朝政府，“西班牙国王陛下传播天主教的盛情，希望全世界都能亲近唯一的真神天主，传播和遵守天主的教诲”，此外还要求他们“探知一切有关中国的信息和机密”，并“请求中国人提供一处港口，就像他们对待葡萄牙人那样”，以便西班牙人直接前往中国贸易。 第二份文书，写于使团出发的前两日（6月10日），是拉维撒里代表西属菲律宾当局致万历皇帝的第一封外交文书。首份外交文书（以下简称“原稿”）完整收录于《菲律宾征服史》，其中描述了林凤事件的大致经过。出于外交礼仪和沟通需要，拉维撒里还命令林必秀将文书译为中文。事有凑巧，由于后文述及的变故，林必秀的中译文本又被译回西班牙文（以下简称“译稿”）。 对勘两稿可知，林必秀在保留原稿基本内容的同时，确实窜改了部分重要信息：首先将原稿中林凤部众数量由“2000人”增为“3000人”，夸大战功；其次在译稿中擅自增补“我的战地长官（即撒示度——引者注）请林必秀与林凤和谈，要求其投降”等内容，借拉维撒里之口为自己邀功；更重要的是，林必秀窜改了王望高在吕宋的活动路线和重要事件的先后顺序。 据前文，事件发生的顺序为：林凤两次袭击马尼拉，失败后退守傍佳施栏；西班牙人集结兵力围剿未克；林凤坚守、构筑要塞；王望高抵达波利瑙附近，与西班牙人接触后前往马尼拉拜会总督。如原稿载： 我方人员烧毁了林凤的所有船只和林凤的防御设施第一座要塞。击杀敌人众多，捕获60名男女。……我的船长给我寄来报告，称他遇到陛下您的一位臣子，名叫“把总望高”（Pezung Aumon），被派来追捕林凤。……当发现林凤还拥有不少人员，防御甚好时，在得到您的船长望高认同后，我方决定不再直接与林凤作战，而是围困以令其陷入绝境。……在此种情况下，王望高前来马尼拉拜访我。然而，译稿将王望高活动路线和时间线窜改为：王望高首先抵达马尼拉接触总督，而后与西班牙人一同北上，发动战事围剿林凤。如译稿载： 我遇到一位您派出来探查林凤下落的使者王望高。……我了解到林凤已前往离本地7—8日路程的傍佳施栏。我们派出军队去攻打林凤，抵达后摧毁了林凤所有的船只，并攻占了第一座要塞。歼灭大量敌人，俘虏老幼70人。经此改动，1575年3—4月初发生的林凤筑造要塞两座、西班牙人摧毁林凤大部分船只的激烈战事，被移植到王望高抵达吕宋之后。王望高战事主导者的身份从而得以成立。 1575年7月，王望高和林必秀带领使团和拉维撒里外交文书译本抵达泉州中左所，随后向兴泉兵备参议乔懋敬汇报了他们主导战事、“谕夷剿贼”的经过。详细战报载于刘尧诲《谕夷剿贼捷音疏》： 探听林凤见据玳瑁港，众尚三千余人……因出原给印信札付及军令牌，以示番酋。番酋听允，即遣番僧与同王望高、林必秀等分投遍谕土番，前后共得番兵五千余人。……十八日夜，乘月进入玳瑁港中。……贼众死伤者无数。缘各番谨守佛教，禁人斩取贼级，望高等取获贼总黄德、许元首级两颗，夺回妇女三十八名口。将此文与译稿比对，可以发现两者在林凤军队数量、时间线的处理上皆一一对应，窜改外交文书应是为此次谎报作的铺垫。将《谕夷剿贼捷音疏》与原稿比对，也可以察觉林必秀确实窜改了时间线。虑及原稿交由林必秀翻译，并由林必秀和王望高带到中国，菲律宾总督没有理由在文书中抹杀王望高的战功，因此《谕夷剿贼捷音疏》所载更可能与事实不符。 另外，在以首级论功的制度面前，带回“首级两颗”的现实，显然无法与“贼众死伤无数”的战果匹配。王望高不得不进一步捏造理由，谎称“各番谨守佛教，禁人斩取贼级”。实际上王望高从未主导战事，夺回的“被虏人口”和俘虏等，也来自西班牙人的转赠。离开菲律宾之前，王望高为此致信总督，称“友善的阁下愿意向中国君主表达善意，无条件将俘获的林凤手下作为礼物转交给中国君主……为此我表示由衷的感谢”。 综上，得益于分析、对勘外交文书原稿和林必秀窜改后的译稿，再加上已公布的《谕夷剿贼捷音疏》等文献的利用，得以重现不同文本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清晰地揭示外交文书如何被窜改，谎报内容又以何种形式载入中文传世文献的完整过程。 三、“朝贡使团”与利益之争 作为16世纪东、西方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中国与西班牙秉持各自的理念与传统处理对外事务。中国与东亚、东南亚诸国的外交往来，几乎完全遵循较为完善的朝贡制度，按照具体规定和礼仪接受外邦朝贡。而西班牙人在美洲和菲律宾获得成功之后，则希望借助与福建商人已有的初步联系及围剿林凤之功，前往中国传教与贸易，而非朝贡。 1575年7月初，使团抵达福建沿海，随后经由中左所、泉州，抵达福州。福建官员遵循朝贡通例，沿途设宴款待，但西班牙人对此颇不习惯，拉达抱怨“这种接待难以忍受，因为沿途接连不绝”。觥筹交错之下，西班牙人的诉求无人理会。停留福州的一个多月内，西班牙人虽曾与刘尧诲有过数次会面，但几乎没有机会提及他们的来华使命，不得不写信申明诉求。从明政府的角度看，西班牙人此次来华为朝贡，接待方式乃依据惯例，并无不妥。如刘尧诲事后所言，“吕宋，一小国番人耳，偶因遣兵哨探捕寇林凤，便谕之杀贼，因而有功”，“即当遣官颁给，以示天朝念功柔远之意”。 其实，从访华使团抵达福建海域开始，双方交往就已完全偏离各自初衷，未能就称臣纳贡、互市或传教、通商等问题展开协商，林必秀和西班牙人深陷地方官员的利益博弈中。 据西文文献记载，刘尧诲曾下令沿海各地追捕林凤，先达成任务者得重赏，漳、泉两府就此展开激烈竞争。泉州乔懋敬派王望高出海哨探的同时，漳州官员亦派出船队搜捕。如前文所述，王望高成功获知林凤信息，又带使团前来朝贡。因而，在使团抵达福建前，漳州官员为避免再度错失先机，已将6艘船只停泊于海湾，试图拦截使团，将沟通交往的关键人物林必秀控制在手。不过，代表泉州利益的王望高并未妥协，他“架炮防御”射击漳州船只，最终，漳州官员未能得逞。 经此冲突，泉州方面对使团成员的控制更为严密。船只一入港，乔懋敬“派遣的将官马上登船，他有明确的命令，在他们登陆后以至到达兴泉道所在地前，不得离开”。在前往福州的途中，使团也仍由“当时保卫他们的那位队长和士兵护送”。如此严密的贴身保护，既可视为地方政府保护使团人身安全、防范外夷窥探中国情报之举，亦可看作泉州官府严密布控，以防漳州官员插手。 管控使团之余，乔懋敬在首次提审西班牙人时，已察知文书经过窜改。据洛阿卡所记，1575年7月13日，乔懋敬拒用通事林必秀和西班牙人所带通事陈辉然（Hernando），只借助自己信任的通事译审洛阿卡和萨尔密安托两位军人。经盘问，他发现林、王二人谎报军功，“把一切归功于自己以博取荣誉和奖赏”。关于此，还可从万历三年八月使团离华之际，乔懋敬写给菲律宾总督的书信中找到旁证。乔懋敬写到，他已经要求王望高和林必秀（Sinzay）不得对西班牙人“欺瞒或蒙骗任何事”，还特别要求“所有的信件往来都必须盖有印记以防任何诈骗”。此次为中国与西属菲律宾的首次官方交往，乔懋敬却在官方文书中提醒对方提防林、王等人欺瞒或私拆书信并加以窜改，表明他已知晓两人此前的行径。 不过，从前引《谕夷剿贼捷音疏》所载内容看，乔懋敬在六月十三日（7月20日）给刘尧诲的汇报中，并未陈达实情。由于相关史料付之阙如，已很难获知乔懋敬不报实情的原因。但虑及王望高乃乔懋敬亲选派往海外的哨官，此时众人也都深信“计日可擒”林凤，若事情进展顺利，那么策划哨捕任务的乔懋敬会成为重要功臣，也是冒功的最大受益人之一。 即便乔懋敬袒护属下，军功仍需交由明中后期已逐步废弛的军功监察系统纪验。7月18日，使团成员抵达福州。19日，乔懋敬向巡抚刘尧诲汇报相关事宜后，刘尧诲批行“监军道副使陆相儒，会同福建布按两司，及总镇衙门将谋主林逢春等”连日复审，复审结果是汇报内容“无异”。 值得注意的是，复审的结果并非完全可信。首先，王望高乃乔懋敬亲选哨官，四名随其出海的人员刘志广、林克顺、郭文和周英为捕盗。据当时“每哨官管捕盗四名，节节有制”的制度，至少在出海及返回福建的整个过程中，大小事宜皆管制于王望高一人之手。如前已述，从泉州到福州，无论是使团还是带回的俘虏和被虏人口，都完全处于乔懋敬的管控之下。因此，在所谓的复审之前，要让被严控长达一月有余的人员串供，并非难事。 其次，即便是复审“无异”的供词，福建地方官员也并不完全信任。当林凤再度侵扰福建海岸的谣言传至福州时，当地官员的第一反应便是急召王望高和林必秀，严厉谴责他们汇报的内容皆为谎言。 再次，复审人员也非完全置身于利益之外，不只是担任纯粹的监察角色。如《谕夷剿贼捷音疏》称乔懋敬献策派遣王望高出海之后，刘尧诲又“密行巡海副使陶幼学覆议，及行会总兵官胡守仁、监军副使陆相儒俱计议佥同，乃令该道决然行之”。因此，派王望高出海一事，乃乔懋敬提议，经陶幼学、胡守仁、陆相儒等诸多官员共同议定的，所获功劳自然是人人有份。而且，据洛阿卡记载，在刘尧诲接见使团后，林、王二人随即力邀使团拜访了胡守仁和陆相儒。至于此举出于何种目的，以及拜访时谈及何事，洛阿卡并未直言，只称拜访之后“尽管王望高和林必秀考虑自身利益，还要带我们去拜访其他官员和贵人”，被西班牙人拒绝。 综合上述两节可知，传世中文文献所描绘出的“谕夷剿贼”、“外邦来朝”等景象，可能只是明中后期中外交往中的一个侧面。虽说“谕夷剿贼”文本的生成，与林必秀、王望高二人窜改外交文书内容直接相关，但实际上，这种窜改也迎合了明代统治者对“外夷”的一贯轻视态度。明代官员出海谕令“夷酋”，令他们勠力剿贼以报效朝廷的叙事模式，更容易得到明代统治者的认同。“来朝”之外，隐藏着福建官府和菲律宾当局之间难以对接的利益诉求。双方宗旨迥异，自然无法深入交往。不仅如此，福建各级官员不关注西班牙使团访华的真实意图，反而纠葛于军功归属，维护私利，以致掩盖林必秀、王望高谎报军功等问题。与此同时，西班牙人也不忘访华不可告人的目的，加紧收集情报，暗自搜购有关中国法律、军事、经济、地理和医学等各类书籍多达数十种。 四、再度访华受阻与停止钦赏番酋 1575年8月上旬，林必秀与使团居留福州20日后，突然传来海盗林凤死灰复燃并袭击泉州海岸、劫掠城镇的消息。一时间谣言四起，林必秀与王望高谎报战功的合谋随之败露。洛阿卡也发现林、王二人在汇报马尼拉战事上一直在说谎，称“是在王望高的命令下，西班牙人才前去烧毁林凤的船只，攻占要塞”。 受此影响，福建当局不再信任复审“无异”的战报和证词。刘尧诲等官员即刻质问王望高和林必秀，怀疑他们有关烧毁林凤船只的报告为谎言，俘虏也是从其他地方抢来的，并猜疑西班牙人是间谍。此后，即便在确认来袭的海盗并非林凤之后，福建当局仍心存疑虑，随即召集全省重要官员，由乔懋敬带头商议和审讯西班牙人。 审讯之中，官员只在意尽快捕获林凤，以防有轻信失职乃至谎报军情之嫌，提审的重心集中在“被困的林凤是否可能逃脱”上。审讯后，福建官员希望使团和林、王二人尽快返回菲律宾，并作出周密安排。一方面由“添差把总邵岳”监察，另一方面明确此次必须“以生擒凤贼为证据，即系斩获，亦必得真正贼级与的亲家口及被虏男妇一同执献”。临行前，福建地方官员写下两封外交文书。除前引乔懋敬致菲律宾总督文书之外，刘尧诲亦致信菲律宾总督，强调需在捕获林凤之后，再讨论西班牙人的诉求。 事与愿违，在使团抵达马尼拉（1575年10月28日）之前，林凤早已逃之夭夭。随着使团返回，林、王二人合谋窜改文书、谎报军功的行径被上报菲律宾当局。正因如此，那封经林必秀窜改后的总督书信才被人特意译回西班牙文，并留存至今。林凤逃脱令林、王二人进退维谷，担心归国遭遇不测。为避免回国受到惩治，林必秀等人企图重施故技，请求西班牙人帮其继续瞒报。然而，此时菲律宾总督已更换为对中国不友好的桑德，桑德严词拒绝林、王的请求。也因此，林必秀等无法回国复命，踌躇当地逾半年。 在此期间（1575年11—12月），闽粤两地合力大败林凤，明政府对林凤的战事基本结束。1576年4月28日，前述福建商人Sanco再次载运货物前往菲律宾，带去明朝大败林凤的最新消息，随行的其他中国人还谎称万历皇帝答应开放一个港口用于贸易。出于打开中国大门的强烈愿望，桑德提议再派传教士访问中国。此时的议事中介，已非不受信任的林必秀，而是商人Sanco。 5月7日，邵岳、王望高、Sanco和林必秀携拉达等驶离马尼拉，开启西班牙使团二次访华之旅。为避免窜改一事再度被揭穿，王望高和林必秀有意阻扰使团抵达中国。据拉达所记，船只刚驶离马尼拉，王望高等人就反复劝说拉达放弃计划，并威胁说，他们会受到福建官员虐待，甚至被杀。当劝说和威胁无用后，他们索性将西班牙人遗弃在占巴里（Zainbali）岛，扬长而去。在回国后的供词中，林、王等再次瞒报。刘尧诲记曰： 得邵岳、王望高、林必秀等俱供称：自去年八月内，率领船兵前到吕宋番国，不意林凤等贼已先于六月内窃造小船，乘雨夜溃围出洋……随将僧使马力陈等送还该国，仍颁赏各番明白。番人慕义感激，即将贼级贼妇发与望高等随船带回，以为证验，见其效命杀贼之诚。林、王等的供词仅称“番人慕义感激，即将贼级贼妇发与望高等随船带回”等，完全不提西班牙人再次访华的计划，自然也不会上报阻碍使团、将使臣丢弃荒岛的妄行。 万历四年十二月十四日，明廷最终给出明确答复，“照洪武年间例，给赏其酋长，既称有功，准加赏锦二段、纻丝四表里”，仍按朝贡制度处理西班牙人访华，且比照明初吕宋之例对待西班牙人。不过，在派人渡海前往吕宋前，乔懋敬以吕宋“酋长”变更、现任“酋长”未效劳剿贼为由，建议停止钦赏。疏文载： 审据把总周思睦带来商民魏明及过番捕盗周英等，各供称吕宋国酋长目虱已经该国干世蜡革回，次酋鉴宝又因别事谋，故新立酋长新尧里仔，似未效劳剿贼，且于前事无干。……据通事陈伯聪等众称：吕宋酋长哈必陈目虱，即吕宋国主。从时间上看，乔懋敬调审吕宋诸事之时，林必秀、王望高和邵岳等归国方数月，其间福建地方与吕宋地区没有人员、书信往来。以常理度之，林、王等应是最佳的信息提供者。然而他们并未见于奏疏，这或许说明福建当局已不再信任他们，代之以提审并采信此前从未在疏文中出现的把总周思睦、商民魏明等人。另外，被官府传讯之人还有“通事陈伯聪”，此人应是前述取代林必秀、并成为菲律宾当局处理中国事务新中介的Sanco。经过一番调查，刘尧诲认为“今以之移赏新酋，必奉有明旨，而后敢行”，决定暂停派人前往吕宋。由此，中国与西属菲律宾的首次官方交往活动终止。 此次官方交往，以林凤事件的突发、林必秀的介入得以展开，又因林凤事件终结而落幕。双方虽往返多次，但并无实质性对话与真正意义上的交流。直至明代终结，西班牙人仍被朝廷视为吕宋番，例由福建入贡。最终，因围剿林凤有功，福建各级官员皆有封赏：刘尧诲加衔福建右副都御史，总兵官胡守仁升任参议，乔懋敬升任参政。至于在此次交往中曾承担沟通工作的林必秀，伴随交往的结束，其名字也从中、西文献中消失了。 结 语 有明一代，无论是“四夷来朝”抑或“四夷来商”，统治者主要遵循朝贡制度接待外国来访人员，官方贸易在明前中期也较为严格地纳入朝贡的框架中进行。明中期以后，随着传统朝贡贸易体制渐趋瓦解，浙、闽、粤等沿海地区海外民间贸易愈演愈烈，海上贸易颇有“国退民进”之势。“国退”之下，地方政府内部严重缺乏称职的通事，导致晚明中国与西方诸国的初次交往中，民间海商常充任通事，成为官方制度缺失下的灰色群体。他们顺应时代所需成为与异质文明接触之初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也为后世深入研究中外关系史提供了独特切入点。 以海商、通事林必秀经商于吕宋、窜改外交文书等一系列活动为线索，大致可以还原中国与西属菲律宾首次交往的整体历史图景。1571—1576年，中国与西属菲律宾间的首次接触，历经从民间贸易到官方交往的演进过程。中国方面，隆庆开海后，船只“准贩东西二洋”，促成中菲贸易航线的开辟与发展，同时也为官方交往的展开奠定基础。只是囿于传统的政治文化理念与地方政府的现实利益考量，明廷在处理对外关系时难以摆脱朝贡体系的惯有认知和处理手段；漳、泉等地官员无视西班牙人访华的真实目的，仅围绕军功问题处理相关事务，最终导致官方交往没有实质性进展；时人对欧洲最强大国家的认知，仅停留于“吕宋，一小国番人耳”。西属菲律宾与明朝方面的交往，三任总督经历了从提出遣使访华，到首次访华无果，再到二次访华失败，最终西班牙人贸易和传教的需求未被理睬。以上失败经历和在华期间搜集的情报，促使总督桑德等放弃遣使中国、建立官方交往的策略，转而提出武力征服中国的妄诞计划。 从文本与历史叙事的角度看，明代官方文书所载中外交往事件时有明显的缺陷。在“华强夷弱”、“外夷来朝”的叙事模式下，记录原则主要意在体现外邦“感慕圣恩”、王朝“怀柔远人”的气象，而非谋求完整和完全客观地记录交往历史。除简要记录交往的年份、“来朝”外邦的基本信息之外，对交往目的和过程等着墨较少。若过度依赖明朝官方文书，后世对中国与西属菲律宾首次交往的认知难以脱离“朝贡史”叙事的影响。至晚明后，由于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到来，产生了诸多如《中国行纪》这样的外文文献并留存至今。参考这些史料，我们对中外交往事件，特别是对中国与东南亚诸国交往的认知，得以真正从“中外关系”的双向视野，重新去审视和认识重大历史事件。可以发现，主导中外交往走向的因素，以及各自交往诉求存在严重错位；也可以从“朝廷”走向“地方”，从微观叙事入手，深入挖掘地方政府乃至个人在大国交往中的角色和历史作用，从而更完整准确地认识历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