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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李劼人往事》 龚静染 李劼人 四年前的一天，我打开了嘉乐纸厂的档案卷宗，李劼人先生的手迹突然出现在了眼前，让我感到激动和不安。那些信函大多写于八十年前，但在我翻看它们的时候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那些封存了大半个世纪的信就是写给我的。确实，在那一刻我已把自己当成了迟到的收信人。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做了这样一件事：穿越时空而来的旧信通过《李劼人往事：1925-1952》一书传递到了读者的手中，将一个时代重新盖上了岁月的邮戳。 当我再度回忆起那段神奇的写作之旅时，仍然为其中的因缘际会感到不可思议。作为文学中的李劼人是为人们熟悉的，而作为生活中的李劼人却鲜为人知，我想李劼人先生能够在书中清晰地现身，回到了公众的面前，就源于我在档案馆中那一次不寻常的相遇，而这一次我们有了重新认识李劼人的契机。  1914年秋李劼人摄于泸县，时22岁。  1919年11月，李劼人（二排左三）、王怀仲（二排右三）等赴法前在上海留影。 一“自由著述”：李劼人的黄金十年 说李劼人，首先要说到他的文学，人们认识他主要是通过他的小说作品，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的“大河三部曲”。但很多人并不太知道《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是在什么情况下写出来的，在创作的前前后后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而这些恰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这是破解李劼人一生创作的关键所在。 李劼人从中学时就喜爱读小说，“为同学讲说，其语言抑扬顿挫，其叙述描绘入神……劼人名声著于全校，他人莫能企及。”（魏时珍《未料强悍身先死》）中学毕业后，他便给报馆写小说，大受青睐，从此就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但李劼人最旺盛的写作时期是两个阶段，一个是从法国归来不久的几年，即1925年到1927年之间，他的不少优秀的中短篇小说就写于此；一个是1935年到1937年之间，长篇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这两段加起来大概在十年左右，也就是说，李劼人真正的文学成就主要在这十年之中。 那么，为什么文学给他的时间这么短暂呢？这是因为他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到了其他方面。从1925年酝酿创办的嘉乐纸厂开始，便早已埋下了转变的种子，而1937年后的抗日战争更是直接改变了李劼人的人生轨道；到抗战结束后，他似乎可以回到写作上来了，但经济的崩溃和社会的动荡又让他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实际上在1948年初，李劼人还有过一次挣扎，他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天魔舞》，当时正处于大变革时期，内战形势乌云密布，但这一次写作的努力并没有将他拉回，他很快又被卷入到了工厂的生死存亡中去。到1952年公私合营，李劼人可以得以解脱了，但他又当上了成都市副市长，走入了政界，从此留给他的文学时间已经越来越少。 在《李劼人往事：1925-1952》一书中，比较详细地讲到了两个关键的年份，即1925年和1937年。1925年的时候，李劼人刚从法国回来不久，他当时在《川报》里谋事，因为不满报纸的纸张质量，便萌生了创办纸厂的想法。未料李劼人的人缘极好，很快就召集了一群朋友来参与，此事为后来的经商之路埋下了伏笔。李劼人是急公好义之人，在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之际他就是成都的联络人，广聚天下青年才俊，其中不少人成为了中国现代政坛的风云人物，但他在政治上持中立态度，不愿卷入政治风潮，而是把超强的组织能力用在了从商上。但纸厂成立之初的前十多年并不顺利，磕磕碰碰，几欲关门。李劼人当时也处于边缘状态，为了生存他办起了小雅菜馆，在学校兼职教书，甚至到卢作孚的民生机械厂谋事。这一过程中，李劼人的写作呈现出了喷薄的状态，《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接连而出。但到了1937年，嘉乐纸厂的股东结构发生了变化，新的投资进入，他又被推到了工厂管理的核心地位；而这一次让正处于黄金写作期的李劼人突然间放下了笔，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经营中去，从此他想创作一系列“大河小说”的梦想遽然断流。 实际上，李劼人最想过的日子是“终日躲在家里，不衫不履，写写字，看看书，喝喝酒”，他把“自由著述”当成了自己神往的写作佳境。最关键的是李劼人装了一肚子讲不完的故事，“把几十年来所生活过，所切感过，所体验过，在我看来意义非常重大，当得起历史转折点的这一段社会现象，用几部有连续性的长篇小说，一段落一段落地反映出来。”但可惜在写完《大波》之后，他就被迫离开了书桌，走进了繁忙的商业生活。他写作上的“黄金十年”就这样匆匆地过去了，导致这样的原因，一是因为生活的困窘，就在写《死水微澜》的过程中，李劼人还在不断地靠借钱度日，由于家累甚巨，他甚至在工厂中借了上千元来应对拮据的生活；二是战争的来临彻底打乱了创作的节奏，文学的语境已非战前，国家的存亡放在了首位，焦灼和迷茫漂浮在时代的上空，这也逼迫李劼人要有新的选择。 说起来这确是李劼人的悲哀，但从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中国文学在1937年是个分水岭，后面由于社会的动荡、经济的崩溃，每一个人都身陷其中，李劼人固然有巨大的文学抱负，恐怕也难有大的作为。也就是说，他确有很多的遗憾，但那些遗憾实际是他无法跨越的大变革时代中个体的渺小和无奈。  李劼人创办的《风土什志》 二 命运之手：身边的贵人 在李劼人的一生当中，有几个关键性的人物不能不讲。特别是在创办嘉乐纸厂的27年中，就接连出现了几位重要的人物，他们的依次出现基本构成了李劼人的命运链条，并从暗中推动着他的人生进程。 第一个要说的是舒新城。他与李劼人相识是在1924年，因为办报李劼人刚好遭遇了牢狱之灾，而由于舒新城的原因又让李劼人进了一次牢房。事情是这样的，舒新城受聘在成都高师教书，不久就与校花刘舫产生了师生恋，遂引起轩然大波；后来军警追到了李劼人家中欲将之缉拿归案，危难之际李劼人将之掩藏，自己却被抓去抵罪，在狱中还把结婚戒指弄丢。舒新城顺利得以逃脱。这一段惊险的经历让舒新城感动至极，从此两人有了牢不可破的友谊，后来舒新城到了上海中华书局任编辑所所长，对李劼人的书籍出版倾尽全力相助，《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等皆由中华书局推出。在李劼人写作最盛期中，舒新城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李劼人的后顾之忧，预支稿费、推荐稿件，让他心无旁骛，专心致志于创作。如果没有舒新城，李劼人的写作和出版效率不可能如此顺利，不到三年时间就完成三部大作，这对当时在文学界名声并不大的李劼人而言是不可思议的。 第二个是王怀仲。他是李劼人同一批留法的同学，两人是同时在上海坐上的远洋轮船。刚到法国不久，李劼人就大病了一场，王怀仲便让他去拉蜜尔小城养病，与之结下了一段不同寻常的友谊。1925年在李劼人动念兴办纸厂之时，第一想到的就是王怀仲，因为他在法国学的就是机器造纸，“制造一事则一概委之老王”（李劼人给何鲁之的信）。这个被亲切地称为“老王”的王怀仲，实际比李劼人要小七八岁，但就是他的加入，才让李劼人有了办厂的底气，开始寻求办厂之路。恰好王怀仲又是个有造纸理想的人，做事兢兢业业，如果没有他，装备粗陋、技术欠精的嘉乐纸厂撑不到几年，依当时复杂的情况应该早就关门了，王怀仲是李劼人在工厂经营中的得力助手。 第三个是陈宛溪。在李劼人走上经商的道路中他是最重要的人。陈宛溪是个传奇，他从五十岁开始创业，亲手缔造了一个丝绸帝国，成为了当时四川最大的丝绸商。但他很支持李劼人的造纸理想，最先投资了嘉乐纸厂一万元，又把张富安拉上投资了一万元，还将一家歇业的碱厂用地皮折价入股，从此奠定了工厂的发展基础。但奇怪的是，李劼人与陈宛溪素昧平生，只是靠一封推荐信，居然是在第一次见面后就爽快地定下了投资计划。所以陈宛溪是李劼人最大的贵人，李劼人称之为“有力量的人”，因为单靠几个舞笔弄文的穷文人，是不可能折腾这么大的事的。但他们是忘年交，李劼人为陈宛溪的坦荡和睿智所感动，后来他每每想起这段神奇的经历，“回思起来，尚觉诧异”。 第四个是孙震。其人是蜀中军界的大人物，曾在抗战中任22集团军总司令，晋升陆军上将衔，但他素有文化情怀，创办了成都树德中学，影响了万千学子。李劼人与之的交往最开始是因为孙震对贫穷学生的资助，而当时是李劼人在中间牵线，由此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后来李劼人引荐孙震投资嘉乐纸厂，其目的是想靠工厂的利润来补贴学校，未想到了抗战时期，纸厂的生意一度非常红火，孙震再度投下重资，成为了嘉乐纸厂的第一大股东。而在此之前，由于内部股东的纠纷，李劼人在公司的地位岌岌可危，而孙震无形中成为了他最大的靠山，并由此稳固了他长期在董事会的地位。 上面的四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出现，犹如冥冥中的安排，都深深地影响了李劼人的人生走向，缺少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李劼人的“下一步”都会充满悬念。当然，也因为他们的出现，才从暗中影响了李劼人在写作与经商之间的转换，而这段非凡的历程也让李劼人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嘉乐纸厂董事长楼，李劼人曾长期在此办公。  李劼人所持嘉乐纸厂股票  成都崇德里旧址。嘉乐纸厂曾经在此办公长达二十年之久，1944年后曾正式作为嘉乐公司总部办公地 三 蹉跎人生：二十七年经商生涯 李劼人是文人，也是商人，还是政府高级官员，他具有一般的作家所没有的“复杂性”。在以往的李劼人研究中，更多的是从作品文本中来研究他，但这只是一个维度，显然不尽全面。我在写作《李劼人往事：1925-1952》一书的过程中，比较多地接触到了他经商的这个层面，而且我发现这可能是李劼人人生中最丰富、最重要的层面。李劼人集中写作的时间也就十年左右，从政的时间还不到十年，但他经商的时间长达27年，从青年到壮年都耗在了里面，可以说他的三分之一多的人生时光都跟经商连在了一起。 李劼人用了很大的精力去经营一家纸厂，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客观上也可以说是他的一个成就。嘉乐纸厂是四川第一家机器造纸厂，纸张的生产供应从客观上支援四川的文化、教育发展，这在抗战时期尤为突出，这里面有李劼人很大的贡献；同时，李劼人通过工厂的经营一定程度实现了他文化情怀，如支持办刊、赞助办学、救援贫困教授等，而且嘉乐纸厂一直都在做慈善事业，资助孤儿院，有专门的“文化事业补助金”，是个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另外，嘉乐纸厂占地五十余亩，有三台纸机，这在当时确实算是有一定规模的大企业了，而且还汇集了像孙震、邓锡侯、田颂尧、董长安等四川军政界的大佬作为股东，这确非一般企业能够做到，所以嘉乐纸厂的历史就是四川民国工商史的一部分，也是研究民国社会史非常好的标本。 李劼人的商界经历对其写作的影响是巨大的，如对社会生活就有了新的观察角度，对三教九流的人物也有了更深的接触和理解。在《天魔舞》一书中，他一开篇就写到了一个“同益曹达碱厂”，这个厂是虚构的吗？不是，是实有其厂，而且是当时嘉乐纸厂刚刚入股的一家企业。李劼人为什么会写到它呢？这里面就有很大一段故事可讲，他在战后为了发展壮大，想把工厂做大，就欲把当时最大的中央纸厂盘下来经营，为此他东奔西跑，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但最后还是没有搞成，于是就转过来入股投资“同益曹达碱厂”，以补遗憾。也就是说这背后有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如果你不了解，就很难知道李劼人写这个厂的目的。李劼人的写作有开阔的气象，有扎实的生活底蕴，就与他的这段经商生涯是分不开的。李劼人的小说都有“史”的现实元素，有宏大的历史背景，甚至有真实的历史人物原型，而嘉乐纸厂本身就是一段波澜起伏的历史，这是与他的写作相辉映的。 再就是经商对他人生的影响。李劼人一生都想过一种自由写作的生活，但命运好像就偏偏不给他，而他认为自己最不擅长的经商，恰恰让他折腾了半生。我用一句话来形容过李劼人的这段生活：生路步步紧逼，命运暗中牵引。为什么这样讲呢？这是因为他的为文、经商、从政其实是连在一起的，不可能截然分开，没有写文章、办报的经历，就没有创办纸厂的想法，没有经营企业的艰难，也就没有从政的选择，这里面有深层的生存逻辑。但是，也正因为李劼人在漫长的人生中有如此复杂的经历，经过了如此蹉跎的岁月，才成就了他作为一个文学大家所具备的丰富性，如果不解其中况味，就很难真正地理解李劼人。  1957年，李劼人在菱窠修改《大波》。  1957年，李劼人在菱窠修改《大波》。  李劼人外孙女李诗华拿着《李劼人往事》在外祖父像前 四 不应被忘记的李劼人 李劼人是地道的成都人，生于成都，死于成都，除了到法国勤工俭学的四年多时间外，他一生几乎主要生活在成都。李劼人的写作也是围绕成都来做的，所以他的文学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弥漫出一种川西乡土的气息。但他并非一个纯粹的乡土作家，他的小说中有中西结合的元素，有宏大的历史构架和史诗风格，这都是他在新文学中独树一帜的。 李劼人的小说有三个源头，一个是中国旧小说对他的影响。李劼人读中学时就笃爱小说，凡能搜集到的小说均有滋有味地读，并在同学间去讲书，他的同学魏时珍就回忆：“围坐者莫不屏息倾听，令人神往。既摇‘夜自习’铃后，始怏怏散去，相约次日同时再讲再听。”李劼人一直有读明清旧小说的嗜好，甚至到了1935年，他还请在上海的舒新城为其“代购旧小说若干”。所以，李劼人小说在人物和细节描写中常常有旧小说的神韵，应该说这是继承了传统文学的精华。 另一个源头是法国文学。李劼人在法国游学四年多，这也是让他眼界大开的四年。但由于家中经济支持有限，必须自己想法赚钱，他常常以翻译作品为谋生手段，而这对他深入接触法国文学非常有利。十九世纪的法国是人才辈出、高峰迭起的文学大时代，李劼人翻译过莫泊桑、福楼拜、罗曼·罗兰、都德、龚古尔等法国作家的作品，他们都或多或少影响了李劼人后来的创作，甚至有人认为他的《死水微澜》是借鉴了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但真正影响他的是文学新思想，当时的自然主义文学正在法国兴起，其倡导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创作理念，正是西方现代文学大潮下的产物，而这被身处法国的李劼人最早感受到了，并将它们带回了中国。同时李劼人受当时法国的“大河小说”的影响也很深，他的小说就汲取了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左拉《卢贡—马卡尔家族》的创作模式和全景式的叙事风格，用文学再现历史。李劼人曾经也有创作十部“联络小说”的宏大计划，想要“当得起历史转捩点”的文学重任，无疑这是为中国长篇历史小说开先河的事情，而这也是郭沫若称其为“中国的左拉”的原因。 还有一个源头是四川方言。李劼人游学西洋，自然懂得洋与土的区别，但他在写作中选择了最土的方言，让人感到很奇怪。其实，这显示了他的语言自觉。李劼人所涉猎的题材都是四川乡土和历史题材，他选择用四川方言来写作，在人物的塑造、故事的讲述上更有独特的神韵。方言写作生动、活泼、透彻，读李劼人的小说，常常为他在四川方言使用上的恰到好处叫绝，可谓有滋有味、精彩绝妙，换成另外的语言就不行。其实，李劼人也在他的作品中保留了最为鲜活的四川方言，还文学以灵性和自由的土壤，使之不被规范语言侵蚀，这不是狭隘，恰恰是对文学的贡献。 应该说，这三个源头构成了李劼人小说的底色，既有对传统文学的继承，也有从西方文学的输入，还有对乡土语言的唤醒，他的作品所呈现出的现代性在八十年前的中国是少见的，这在他同期的作家中也是绝对出类拔萃的。在经过了半世纪后，人们逐渐发现李劼人留下了真正的文学，不是那种喧嚣一时、倏忽而过的东西，而是与世界一流文学接近的好文学，他不应被忘记。 今年是李劼人先生诞辰130年，《李劼人往事：1925-1952》的顺利出版，正好成为了最好的纪念。李劼人的外孙女李诗华在看过书后说：“甫一开篇，即被引入百年成都，众多史实，一一还原，我辈后人，再受震撼”。显然，这是一部还原历史之书，同时也是一部致敬之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