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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金林 现代文学 学术史  1982年9月9日商金林教授访叶圣陶先生和叶至诚先生 一 说起商金林老师，最为“显赫”的声名莫过“叶圣陶研究专家”。的确，从1975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开始，特别是次年进入现代文学教研室以后，他便“选择圣陶先生作为研究的一个‘点’”。[1]在此后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叶圣陶研究始终是商老师用心最深与用力最勤的部分。他的第一本著作是《叶圣陶年谱》（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而迄今为止的最新一部著作也是《江苏历代文化名人传·叶圣陶》（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在商老师出版的12部著作中，与叶圣陶有关的就有7种。此外，他还参与了25卷本的《叶圣陶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1994年版）的编辑工作，并且独力编纂了10余种专题性的叶圣陶选集与研究资料。叶圣陶生平中的诸多空白与疑点，经由商老师持之以恒的考辨而清晰；叶圣陶大量散落各处的佚文，通过商老师上下求索的蒐集而“重见天日”；叶圣陶的文学世界、出版实践、教育思想与人格魅力，也在商老师有序而有力的论述中，更加生动与鲜活起来。叶圣陶的长子叶至善曾以“长长的一生”形容父亲的世纪人生。[2]就健在时间之长、涉及领域之多、成果之丰硕与影响之广泛，以及介入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进程之深而言，同时代的文化人物中能与叶圣陶相提并论者，实在不多。这是叶圣陶研究的绝大价值，也是其难度所在。商老师近半个世纪的叶圣陶研究，正是这样一个迎难而上又乐在其中的过程。最终，他以其著作特出的坚实、体贴与系统，成为了对于叶圣陶研究贡献最大的当代学人。叶圣陶在文学史、出版史、教育史与文化史上的“长长”的身影，因了商老师的工作而更加绵长。吴福辉老师在评述120万言的《叶圣陶全传》（人民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时，称赞商老师的贡献堪比“立一棵大树于人间”。[3]此语不但道出了商老师的叶圣陶研究的规模与品质，也点明了其学术意义与当代启示。 商老师自述，他的现代文学研究选择从叶圣陶入手，乃是因为叶“写作年头长”，在文坛与学界“联系面很广”，所以“研究圣陶先生可以纵观现代文学、教育和出版事业发展的历程，追寻现代知识分子前进的足迹”。就方法层面来说，“把圣陶先生研究得差不多了，再研究现代文学就有了基础”。[4]事实证明，商老师目光如炬。其实，以叶圣陶研究为整个现代文学研究作“基础”的说法，是商老师过分自谦。叶圣陶绝不仅是认识与把握现代文学史的入口与基石，其交游的人物、参与的事件与关涉的议题，更是足以覆盖大半部现代文学史。借用梁启超的话说，历史研究的理想对象应当是“伟大人物”，而“所谓伟大者，不单指人格的伟大，连关系的伟大也包在里头”。[5]叶圣陶便是此等“伟大人物”。商老师的叶圣陶研究之所以格外令人欣赏，在很大程度上即源自他由“人”及“史”，又由“史”见“人”的学术道路与风格。从近处看，这是北大现代文学研究向来讲求“抱住一棵大树”的学术传统与经验在他身上的具体彰显；[6]往远处说，则是他对于梁启超开创的“新史学”的自觉继承与实践。[7] 二 梁启超主张，“思想及行为的关系方面很多，可以作时代或学问中心的”历史人物，“我们应该为他们作专传”。而研究“人之专史”，专传与年谱是最为有效的方式。[8]商老师的叶圣陶研究，正是围绕年谱的编纂与专传的写作展开的。他的处女作是《叶圣陶年谱》，后来又完成了四卷本的《叶圣陶年谱长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2005年版）。后者是除去《鲁迅年谱》（李何林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984年版）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胡颂平编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版）之外最成系统与最具规模的现代作家年谱。但《鲁迅年谱》成于众家之手，《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编者更是谱主的机要秘书，商老师编纂叶圣陶年谱，并没有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他硬是以一己之力攻坚克难，成为了叶至善眼中“比我对我父亲还要熟识”的那个人。[9]这不能不说是莫大的热情、雄心与韧性使然。而他先后五次书写叶圣陶传记，则可谓现代文学研究史上独一无二的“壮举”与“奇观”。1995年，《叶圣陶传论》（安徽教育出版社）问世。该书历时五年完成，是首部完整呈现叶圣陶的文学成就的传记，大量一手文献的发现与使用，是这本叶传的一大亮点。2014年，在叶圣陶诞辰120周年纪念之际，三巨册的《叶圣陶全传》出版。此传以《叶圣陶年谱长编》打底，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全传”——以最大的努力全面记录叶圣陶一生的思想、活动与遭遇，并且通过专题的形式深入探讨了其在文学、出版与教育等方面的贡献，是一部将宏观视野与微观研究出色结合的力作。次年，商老师又有一本图文并茂的《叶圣陶画传》（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问世。该书由商老师撰文，叶家第三代后人配图，是继商老师与叶圣陶、叶至善等人之后，与叶家的“君子之交”的又一见证。大量珍贵的图像资料与清新质朴的文字，极大地增加了此书“赏心悦目”的程度。2017年，《中国出版家·叶圣陶》（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叶传专注于他作为“出版家”的一面，巨细靡遗地考订了其毕生的出版活动，并且总结了其出版思想。2020年问世的《江苏历代文化名人传·叶圣陶》是商老师的“叶圣陶传记系列”中的最新一本。在该书后记中，商老师写道：“在1976年到1988年的十二年里，圣陶先生给了我很多关爱和指教。”时至今日，“他老人家仿佛就在我们身边，从未走远”。而“他老人家辉煌的一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可以学习的样板，无论何时何地，总要把工作做到最好，做到极致”。[10]商老师四十年间五写叶传，大概可以算是对于“把工作做到最好，做到极致”的叶圣陶精神的最佳诠释与最为忠实的落实了。  商金林《叶圣陶传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有研究者以“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传记”定义商老师的叶圣陶研究，指出其中包含了一种方法上的自觉。[11]这种自觉不但体现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以及从一位历史人物“看到一个时代”的学术策略上，更蕴藉了对于传记研究的可能性的理解。商老师认为，“在我国现代作家中，就做学问而言，鲁迅、朱自清、闻一多都能将欣赏和考据融合得恰到好处，哲学的思辨与睿智、文学的灵气与优美、史学的真实与广博，共同成就了他们的学术辉煌”。[12]而这无疑也是商老师追求的学术境界。商老师的史料功夫十分了得，在近年的现代文学研究“史料热”与“史料学转向”中，他更是每每被推为代表人物。但倘若留意，其实不难发现商老师很少以“史料学家”自居，他的主张是“以‘献’定‘文’”。[13]也就是说，史料工作当然重要，“求真”也是文学研究的基本精神，但史料研究本身不是目的，只有“将欣赏和考据融合得恰到好处”，达成文、史、哲的交融，才是文学研究的根本取向。从《叶圣陶传论》开始，商老师便在传记写作中给予了文学文本分析以相当的篇幅。在研究者看来，《叶圣陶全传》更是“文学批评与历史研究的结合”。[14]而可以更进一步佐证的是，商老师的现代文学研究始终坚持一手写“考据”之作，一手写“欣赏”之文，后者在他的笔下同样占据了很大比重。通过“以‘献’定‘文’”，他对于许多现代文学作品都做出了自己中正而精微的阐发。与此同时，商老师编纂的著作大部分也都是小说或者散文选本，他对于文学的执著热爱，就像其求真品格一样溢于言表。 三 或许商老师更为看重的，还有那些置身历史长河中的“伟大人物”所承载的精神气象与生命力量。试想，一个能够让研究者几乎投入毕生精力与之偕行的研究对象，除去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还必定得充满人格魅力。当然，“伟大人物”的“伟大”绝非千人一面，而是各有各的个性与特点。并非选择鲁迅、胡适，而是选择叶圣陶长期进行精神对话，甚至将自己的生命也融入对于对方生命的认识与理解中，自然可以说明商老师在内心深处与叶圣陶的亲近，以及对于叶圣陶立身行事的高度认同。叶圣陶去世周年与两周年时，商老师分别撰文追怀。一谈“老人慈眉善目的神态，还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但“最使我感念的是老人在最后几年中的寂寞心境”；[15]一述叶圣陶“一生怀着一种可贵的情操”，也就是其所谓“未厌”——“在任何情况下，对人世总抱着希望，决不‘厌世’，而对自己的工作总感到不满意——永不‘厌足’”。[16]前者交代了商老师从事叶圣陶研究的情感动力，在某种程度上，说商老师是叶圣陶的“隔代知己”并不为过；后者则揭出了叶圣陶吸引商老师不断叩问的原因所在，即贯穿其一生的那“一种可贵的情操”。换句话说，商老师研究叶圣陶是在治学，但也是在品读、欣赏甚至追摹叶圣陶平易、纯粹与高尚的灵魂，是一种修身。 商老师说：“圣陶先生长长的一生奋进的历程，以及他的嘉言懿行，使我渐渐懂得了做人和学习的一些道理，终身受用；圣陶先生在现代文学、教育、编辑出版和社会活动诸多领域做出的业绩，为我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17]在我看来，这句平实的表白道尽了商老师的叶圣陶研究的特色与底色。他认为，对于叶圣陶的精神“完全可以‘照着学’‘照着做’”。[18]可以说，他是在以叶圣陶的精神研究叶圣陶，与叶圣陶对话；也是在以叶圣陶的眼光衡人论世，察势观风；更是在以叶圣陶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一个有所为又有所不为的“真正的理想主义者”。[19]  与王瑶先生、伊藤虎丸先生、王师母、孙玉石老师、严家炎老师、乐黛云老师、温儒敏老师和山田敬三教授 梁启超指出，“我们心里总有一二古人值得崇拜或模范的”。但如果只是“从他的遗文或记他的史籍，在凌乱浩瀚中”，想要“得亲切的了解、系统的认识”，是不太容易的。在这种情况下，年谱编纂与传记写作的意义就凸显出来。惟其如此，“对于他一生的环境、背景、事迹、著作、性情等”，方才“可以整个的看出”。而更为重要的是，“从这上又可以得深微的感动，不知不觉的发扬志气，向上努力”。[20]商老师的叶圣陶研究，就是这样做的。为何做出了《叶圣陶年谱》，还要再编《叶圣陶年谱长编》；为何完成了《叶圣陶传论》，还要再写《叶圣陶全传》：为的便是尽可能地趋近对于叶圣陶的“亲切的了解”、“系统的认识”，以及“整个的看出”他的生平与精神。说白了，就是要认识与理解叶圣陶这个“人”，而且是以“顾及全人”的方式去认识与理解。 熟悉现代文学的人都知道，“顾及全人”是鲁迅的主张。在《“题未定”草（七）》中，他写道：“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21]从梁启超的“整个的看出”，到鲁迅的“顾及全人”，说的都是治学与为人的态度与方法问题。无论学术潮流如何变迁，研究范式怎样流转，这一基本的也是根本的原则并不应当动摇。只不过现实往往并非如是罢了。所以，樊骏先生才会特别欣赏商老师，肯定“他以前辈学者的勤奋严谨勉励自己，从中获得力量和启示”，并且认为“这个例子，很有代表性地表明曾经中断过的良好传统，开始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得到继承和发扬”。[22] 四 说商老师是“叶圣陶研究专家”，是因为他在叶圣陶研究中成就最为卓著，而且他的叶圣陶研究也最能表现其学术立场、方法与追求。但如果以为他的兴趣只在叶圣陶研究方面，那就有失公允了。事实上，他在学术生涯伊始还同时涉足了闻一多研究与朱光潜研究两个领域。1990年，《闻一多研究述评》（天津教育出版社）作为他的第二部著作出版；1995年，与《叶圣陶传论》同年问世的，还有一部《朱光潜与中国现代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关于闻一多，在《闻一多研究述评》以外，商老师还发表了多篇很有分量的文章；而作为和晚年的朱光潜多有交往，并且深得其信任的研究者，商老师不仅参与了20卷本的《朱光潜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1992年版）的编辑工作，还在《朱光潜与中国现代文学》之后，编选了《朱光潜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朱光潜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与《朱光潜作品新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校订出版了《诗论讲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将朱光潜这一最为重要的诗学著作的五个版本及其诗学思想跨越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梳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23]实为对于现代文学研究的重大贡献。  与闻家驷先生（中）和刘烜老师 不仅是对于叶圣陶、闻一多与朱光潜素有关注，商老师在朱自清、夏丏尊、沈从文、许地山、台静农，以及鲁迅、瞿秋白、郭沫若、胡风等人的研究方面，也都有可圈可点的成果。商老师的现代文学研究，大略以人物为中心。而在涉及的人物中，又以三大群体最为突出：一是“文学研究会”诸君子，二是从春晖中学到开明书店的知识分子群体，三是“京派”同人。前两者都是从叶圣陶辐散开来的关系网络，后者则与前两者在文学观、人生观与世界观上有颇多相近之处。由此不难看出商老师的学术兴趣与价值取向。而这三大群体都有两大共性：一是兼及文学、出版与教育，二是贯通创作、批评与编辑。 无论是“文学研究会”，还是“春晖—开明”群体，抑或“京派”，都与出版活动和教育实践直接联系在一起。所以商老师在研究具体作家其人其文之外，还对于相关的书店、杂志、副刊、教材、选本，以及有关作家的教育活动进行了系统考察。一如其叶圣陶研究，商老师在整个现代文学研究中都贯彻了两项原则：一是“求真”，即以竭泽而渔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态度弄清楚、搞明白一个文本、一件事情与一种观念的“本来面目”究竟是什么，又缘何会是这样；二是在“求真”的基础上努力“求善”与“求美”，也就是把研究的旨归确立在人格魅力与道德文章的阐扬上，以期匡正学风、世风。 于是，一些在商老师的学术生涯中看似矛盾的面向也就可以获得解释了。譬如，商老师的研究对象多为温柔敦厚的长者，为人为文皆有古风，对于他们，商老师也时刻充盈着满满的温情与敬意。而凡与商老师打过交道者，大概也无不对于其谦逊、朴实、没有架子与为人着想印象深刻。但另一方面，商老师的学术生涯中却不乏与人论争的记录，并且论争还多由他主动发起。坦白说，商老师的论争文字是十分严厉的，几乎不给对方留任何情面，也不给自己留任何余地，即便论争的对象是自己的友人或者同事。按说，以商老师本人的宽厚以及与他“朝夕相处”的叶圣陶等人的熏习，他似乎不应当写下如此数量的论争文章。可倘若知道商老师为学的一大宗旨便是对于坚守与捍卫理想的人格魅力的话，这一切又好像并不难于想见。 仅是60岁以后，商老师就写了多篇论争文章。因为不满有学者从“爱欲”角度阐释沈从文的小说创作，拿私生活的材料作文章，他写出《对于〈摘星录〉考释的若干商榷》；[24]又因为不同意从性心理学着眼解读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与《背影》，他写了《名作自有尊严——有关〈荷塘月色〉的若干史料与评析》与《渐行渐远的背影——对于〈背影〉的解读与感想》；[25]还因为看不惯有的历史人物被过分拔高，或者分明存在性格缺陷却被当作“完人”推崇，他写出《〈宋云彬日记〉的心态辨析——兼论史料研究必须“顾及全篇”与“顾及全人”》与《有关胡风及胡风研究的若干史料》等文章。[26]商老师为何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写作论争文章，卷入是非之中？在很多时候无他，恐怕就是一种“忍不住的关怀”使然。 作为资深的现代文学专家，商老师不会不知道精神分析等方法的运用在研究中司空见惯，也自有价值，但他警惕的是“研究者的暴力”，即可能会把“考史”发展成“窥私”，以及用“爱欲”等框架包打一切的倾向。他不是“为尊者讳”（其叶圣陶研究把叶一生言行都明白如初地展现出来的做法，就完全是一种求实的精神与态度），而是希望提醒研究者不要忘记研究对象也有“尊严”。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同样是一种“人”与“人”的关系。“名作自有尊严”、“前人自有尊严”，尤其是当“我们再怎么说他们，他们也不可能从地下爬出来与我们争执”的时候，[27]研究者更应该抱有一份自觉、自知与自省。 商老师的论争文章大都被“反批评”过，有的则无人回应，他的一些努力看起来更像是在“自说自话”。也许以现代的标准看来，商老师的立场和观念太过“传统”，而且以其北大教授、资深学者的身份更无必要掺和是非。但只要记得他做学问、写文章在“求真”之上还追求着“善”与“美”，对于他的这份有点固执但绝不偏执的执着，还是应当多几分敬畏。 五 60岁以后的商老师，继续在叶圣陶研究等他长期深耕的课题上做出成绩的同时，还有一大“新变”，即对于“五四”与鲁迅展开了大量研究。其实每位现代文学研究者，都或多或少在“五四”与鲁迅的话题上下过功夫，毕竟这是现代文学学科立科的根基。但商老师对于“五四”与鲁迅的研究并非是从这一层面上来说的，而是指其确有新发现、新见解，对于既有研究也有新推进、新突破。 2009年，“五四”九十周年纪念。当年，商老师发表了长文《几代人的“五四”（1919—1949）》，对于民国年间的“五四”言说史进行了系统论述，在“五四运动”与“五四精神”的命名考证方面一改前说，更新了学界的认识；[28]同年，他还根据在北大档案馆中发现的材料完成了《一位日本学者眼中的五四运动》，为“五四”研究带入了新的视野。[29]2019年，“五四”一百周年。该年，他围绕刘半农发表了两篇文章：一是《勋绩弘多 贡献无量——纪念文学革命家刘半农》，整理了刘半农参与“文学革命”的多重贡献；[30]二是《胡适与刘半农往来书信的梳理和解读》，该文立足细读刘、胡二人通信，还原了“五四”前后与两人相关的诸多文学、文化事件，在涉及《新青年》同人的内部关系的史实上，纠正了史家通行的误读。[31]商老师写出这批与“五四”有关的文章，固然有纪念机缘的触发，但非厚实积累与扎实思考，亦不能为。  与东京大学代田智明教授 关于鲁迅，商老师的近作有《扶桑艺道润华年——鲁迅精神原乡问题探究》与《日本〈中国文学〉月报中的“周氏兄弟”》等文章，也都是力作。[32]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商老师从2020年开始写作总题为“认识在北大中文系执教过的老师们”的系列长文，分别记述了叶圣陶、朱光潜、闻一多与鲁迅四位曾经在北大中文系任教的前辈。[33]这既是商老师对于当年北大中文系建系110周年的一份心意，同时也不啻为对于自家思想与精神资源的一次深情地回顾与总结。商老师称呼叶圣陶等人为“老师”，当然是因为他们一度在北大中文系授课，而若干年后，自己也在那里读书。可更为重要的原由，想必还是这四位先辈的著作与风范都在商老师的学术与人生道路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叶圣陶、朱光潜与闻一多在商老师的生命中扮演了如此关键的角色，已经为人所知。而这回他把鲁迅也请入了自己的“万神殿”中，则不能不引人瞩目与遐思。 在现代文学研究的学科谱系中，商老师属于“第三代学人”，即在“文革”结束以后登上学术舞台，在学科重建的浪潮中开疆拓土的一代学者。这一代学人的成就大都集中在走出前一个时代的历史与理论束缚，不断打开新的学术视野，拓展新的研究领域，更为多元地认识与理解现代文学上。商老师对于叶圣陶等人的研究，就可以作如是观。但一个饶有意味的现象是，非独商老师一人，不少“第三代学人”中年过后都在各自极具特色的研究对象以外，增强了对于“五四”与鲁迅的关注，写出了力透纸背的文章。古人云“人书俱老”，西哲曰“晚期风格”，这一代兼备历史感与现实感的学者在古稀之年上下汇聚形成的“共识”，自然不能等闲视之。 如今的商老师，还在过着他简朴的生活，写着他自得其乐的文章。我有时想，他与叶圣陶、朱光潜、沈从文等人交往时，已是对方晚年。这些文化老人的形象与风神永远地定格在了商老师的心中，成为了他一生前行的路标与明灯。那么，当商老师自己走过中年，他的才情与风度又应该如何描述呢？想到这里，杜甫的两句诗跳入我的脑海：“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 2021年7月30日，京西芙蓉里 注释： [1]商金林：《自序》，《叶圣陶全传》，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一卷第2页。 [2]参见叶至善：《父亲长长的一生》，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此书后来作为第26卷，收入重印的《叶圣陶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中。 [3]吴福辉：《立一棵大树于人间——读商金林新著〈叶圣陶全传〉》，《文汇读书周报》2015年5月11日。 [4]商金林：《自序》，《叶圣陶全传》，第一卷第2页。 [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86页。 [6]关于“抱住一棵大树”，参见吴福辉：《立一棵大树于人间——读商金林新著〈叶圣陶全传〉》，《文汇读书周报》2015年5月11日。 [7]在《叶圣陶年谱长编》的后记中，商金林老师援引了梁启超关于“年谱”的论述，写道：“梁启超曾撰写过几种年谱，方说得出这样深刻的话。”商金林：《后记》，《叶圣陶年谱长编（第四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76页。可见对于梁启超的学术方法，商老师自有体认。 [8]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86、181—183页。 [9]商金林：《自序》，《叶圣陶全传》，第一卷第7页。 [10]商金林：《后记》，《江苏历代文化名人传·叶圣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476页。 [11]参见张洁宇：《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传记——评商金林著〈叶圣陶全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7期。 [12]商金林：《自序》，《求真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13]参见商金林：《现代文学文本精读重在以“献”定“文”》，《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14]张洁宇：《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传记——评商金林著〈叶圣陶全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7期。 [15]商金林：《沉重的寂寞——怀念叶圣陶先生》，《叶圣陶全传》，第三卷第551页。 [16]商金林：《“不厌世”和“不厌足”——写在叶圣陶先生逝世两周年之际》，《叶圣陶全传》，第三卷第561页。 [17]商金林：《为了纪念——〈叶圣陶年谱长编〉自序》，《叶圣陶年谱长编（第四卷）》，第2页。 [18]商金林：《后记》，《江苏历代文化名人传·叶圣陶》，第476页。 [19]关于叶圣陶作为“真正的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意涵，参见商金林：《一个教育理想主义者的理念和尊严——在叶圣陶先生从教100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叶圣陶全传》，第三卷第566—569页。 [20]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国历史研究法》，第233页。 [21]鲁迅：《“题未定”曹（七）》，《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六卷第444页。 [22]樊骏：《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中国现代文学论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上卷第326页。 [23]参见商金林：《校订后记》，朱光潜：《诗论讲义》，商金林校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87—271页。这一长篇后记经过压缩，以《朱光潜〈诗论〉的五个版本及其写作的背景和历程》为题，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5期上。 [24]参见商金林：《对于〈摘星录〉考释的若干商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2期。 [25]参见商金林：《名作自有尊严——有关〈荷塘月色〉的若干史料与评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12期；《渐行渐远的背影——对于〈背影〉的解读与感想》，《理论学刊》2011年第1期。 [26]参见商金林：《〈宋云彬日记〉的心态辨析——兼论史料研究必须“顾及全篇”与“顾及全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6期；《有关胡风及胡风研究的若干史料》，《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与后者相关的还有《〈胡风全集〉中的空缺及修改》（《新文学史料》2009年第4期）与《关注同时代人对胡风的评论》（《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1期）等文章。 [27]商金林：《对于〈摘星录〉考释的若干商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2期。 [28]参见商金林：《几代人的“五四”（1919—1949）》，《新文学史料》2009年第3期。 [29]参见商金林：《一位日本学者眼中的五四运动》，《新文学史料》2009年第3期。 [30]参见商金林：《勋绩弘多 贡献无量——纪念文学革命家刘半农》，《名作欣赏》2019年第5期。 [31]参见商金林：《胡适与刘半农往来书信的梳理和解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7期。 [32]参见商金林：《扶桑艺道润华年——鲁迅精神原乡问题探究》，《理论学刊》2013年第3期；《日本〈中国文学〉月报中的“周氏兄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11期。后者系与小林基起合作。 [33]商老师的“认识在北大中文系执教过的老师们”系列长文，《名作欣赏》从2021年第2期开始连载。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图片除书影外均为商金林教授提供。） （转载自“论文衡史”微信公众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