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者简介】刘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谢伏瞻院长在工作报告中指出，我院正向着基本建成“三大体系”目标稳步推进。先秦史研究室作为基层执行单位，面临着如何在本学科内，具体落实这一重要指示和行动纲领的艰巨任务。先秦室为了较好完成院所要求，结合古代史所“求真务实”“以小见大”的学风，通过这两年室内成员在科研、教学等方面集体合作的实践经验，逐渐摸索出可行性较强的发展方向，即：细致解读古文字史料，稳步推进学术创新，以实证研究促进理论建设。先秦室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工作思路，主要考虑如下： 一是老一代学者创造了辉煌的成果，《甲骨文合集》（以下简称《合集》）既是我院我所的标志性学术精品，又是中国学术界的里程碑式巨著，同时也是研究室的拳头产品和最显著的关键词。《合集》及其相关资料积累，是学界一大富矿和研究室的丰厚家底，在今天不仅需要利用，还得利用好。一个较好的做法，就是把《合集》中的甲骨文材料，作为殷商史料，作为中国早期文明遗产，细致解读和研究，再通过专题研究方式，进行学术创新，在甲骨学、殷商史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总结上，进一步尝试升级换代。 二是先秦室是在老院长郭沫若的直接关怀下成立，历史所老所长尹达担任首位负责人，著名学者顾颉刚、胡厚宣、李学勤均在先秦室承担完成过重要学术任务。郭老等前辈，不但重视古文字研究，也重视古书文献和考古发现，特别在古文字、传世古籍研究方面，是逐字逐句认真琢磨的，涓涓细流以成江河，达到了难以企及的治学高度。郭老是“甲骨四堂”之一，中研院首届院士。顾颉刚是古史辨派、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创始人，研究《尚书》的大师。胡厚宣是甲骨学大家。李学勤是百科全书式学者。他们的成就均来自对古文字史料、古书的精细研究，不放过一字，又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重视理论总结和方法创新，这些优良传统，先秦室必须继承和发扬，不然难以在今天的学术界凸显自身特点，发挥应有作用。如果背弃前辈学风，不读史料或粗读、误读史料，天马行空地胡思乱想，撰写空头文章，结果就是既不能贯彻唯物史观，也无法为我院“三大体系”建设作出实际贡献。 三是古代史研究所数十年来提倡求真务实的学风，坚守以小见大的研究方法；既不空谈理论，也不陷入碎片化研究，而是强调微观与宏观相结合，重大问题与具体史料相结合。先秦室作为古代史所的大室、老室，在“三大体系”的建设过程中，也理应继承和发扬古代史所的优良学风，不盲从学界一些风气。如今天的古文字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程度，但也存在面对新材料，一哄而上，没多久又一哄而散的问题，在理论创新和方法更新方面缺少贡献，零敲碎打多，系统研究少，同时不注重与古史研究结合，强调“技术”但忽视历史逻辑。再如目前的夏商周三代历史研究，在利用古书、古文字、考古材料方面，则有不求甚解，随意使用的毛病，结果让史料沦为“学术产品”的点缀和包装，这样史学研究显然违背了古代史所传统学风，也无助于我院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 综上，继承老一辈学者的优良传统，发扬古代史所求真务实的学风，是先秦史研究室落实“三大体系”建设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扎实开展史料解读，同时头脑中不放松理论创新这根弦，才能达到出成果、出人才的目的。当然，诚如钱穆所言，再好的制度也要靠人来执行，先秦室优良学风，也需要室里每一个科研人员身体力行，才能达到上述的工作设想，实现史料解读与理论创新的双丰收。科研工作说到底，要持续投入时间和精力，还要稳步产出有价值的论文和专著；既是智力活动，更是艰苦的体力活，像郭沫若、顾颉刚先生那样即使是著述等身，但文章还是一改再改，这对于真正的学者来说，都是正常不过的。因此，研究室也要做好组织工作，提供条件，多开展学术研讨与内部交流，激发大家的学术责任感与工作热情，辅助室内成员多出成果、出好成果，为推出学术精品打好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