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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黄溪史氏的困境 据道光《黄溪志》称：在黄溪所有著姓中，“有明一代仕宦者惟史为盛”。随着黄溪市的渐次兴起，该族族人也被不同程度地卷入到各种围绕丝织业的商业活动中。 史氏原非世居吴江黄溪，而是居住在运河对岸的嘉兴史家村。元明鼎革之际，史居仁入赘黄氏，获取了黄氏丰厚的家产，他的后人才开始在黄溪定居。史居仁及其子孙世充为粮长，以“力田起家”，经过四代人的不懈努力，积累了丰厚的家产。其中，二世祖史彬在发家致富的过程中功不可没。他通过招收佃户兴修水利，开垦荒田，成为吴江南境少有的以私租立家的大地主。为了长久维持这份来之不易的产业，史彬立下了嫡长子继承制的严苛家法。这种继承制度与史氏的赋役责任紧密地缠绕在一起，想通过缩小责任范围的方式，由长房(大房)彻底包办赋役，独自承担“有田之家”的赋税责任，将小房排除在按照一定比例承担赋役的轮充体制之外。相应地，小房只能分得极其微薄的财产，纷纷另谋出路。在这种体制下，大房和小房无论在财产数量方面还是在差役负担方面，均存在着巨大的分配不平衡。 自第四代史珩开始，将治家的重点逐渐投资在文化建设上，开始了数代耕读传家的华丽转身。然而，史珩本人并未取得任何功名，而是在正统和景泰年间先后两次通过输粟赈饥之例获得迪功及宣义郎之衔。第五代史鉴虽未能出仕，但是以家资丰裕接待四方宾客，与同时代的沈周等人合称为“江南四大布衣”，其诗文以《西村集》行世，成为吴中地区有名的文坛名宿，吴县人士卢襄“闻之吾乡老云：吴兴有张渊先生，长洲有沈周先生，吾吴有杜璚先生，吴江有史鉴先生，其所论著，皆可法也”。史鉴多次为地方事务献计献策，与大员徐有贞、王恕及乡贤吴宽等人交游甚密。他不仅大规模地筑园构室，而且大量收藏“三代秦汉物及汉唐宋以来书画名器”，成为吴中一带最著名的收藏家之一。自第六代以后，由史鉴所完成的学术和人脉的积累，逐渐开始发挥威力。第七代史臣终于在嘉靖二年(1523)高中进士，成为黄溪史氏第一位中进士者，历任工部营缮司主事、刑部河南司员外郎、山东佥事、云南参议等职，但因性格耿直，在官场上屡屡受挫，早早解组，归黄溪家居。 史臣长子史长本是个读书的种子，因为父鸣冤，受到牵连，“被谴，不得以其文章显”，失去美好的前程。史长生平所做的最重大的一项举措，乃是正式废除了坚持了一百余年的史彬的家法，改用平均分配的方式处理家产，原本存在于大宗与小宗之间以及大户与小户之间责任分割的不平衡被逐渐抹平。由史臣集“一生之精力所萃”亲自打造的豪宅“端字宅”，也变卖给了他人。正德嘉靖间还富甲江南的史氏产业，终于在后代的一代一代的均分中削消殆尽。 就在黄溪史氏长房逐渐式微之际，史鉴次子史永龄所开创的浜东房却伴随着黄溪市悄然兴起，逐渐走向历史的前台。经历五、六代人的尝试，浜东房的生计方式从纯粹以耕读为业转变为兼行服贾。浜东房第二代史鸿逵，仍以“儒家子”自居，可是，“同砚席相雄长者相继富贵”，唯独鸿逵“得数之畸，屡试不售”。随着黄溪一带丝织业的兴起，当地“有不藉立权，而巧运机筹，殖产不赀，逐利以没”的风气愈来愈普遍，弃农弃仕而改从工商者亦相应增多，只有鸿逵仍固守耕读传家，“不屑屑计然氏言”，并慨然担任了旁人弃之如敝履的粮长一职。鸿逵、鹏生连续两代，深受粮长役困，“一时首发而负征帑二千有奇，忙迫束手”。甚至在嘉靖间受修城之役困扰，不得不拿出家藏珍品《赵摹千文帖》行贿当事者，才幸免于难。为了应付逐渐加剧的差徭之困，由更加富裕的苏州房出资，专门在黄家溪依字圩置史氏义田，用以“赡二十三都西十三图里役”。 到了史中经这一代，“以家难财用匮乏”，家计已很难维持。甚至严重影响到他晋升的空间，在获得县博士弟子员身份之后，中经“懽遇省试，每北”。其子史册仅仅获得了县庠生的功名，其孙史法“生而韶秀”，“六龄就学，诵习兼人，师异之，稍倍其传习，习辄倍示之，训故辄亦领解，见几间时艺，取而读之，句读不讹，甫二期，已通经，时尽以奇童目之”，但这位被寄予厚望的神童，却于9岁突然夭折。 一连数代，“辄困棘屋”，迫使黄溪浜东房不得不改变策略，在耕读之外，也不排斥从事服贾之业。史册三子宗勤本也一心举业，但屡试不售，于是弃文从商，“钓弋之余，筹计然策，身至万金，尽复祖宗故业”。史册之孙史在寀在顺治初年“出应小试，辄不利，……间问计然业，乃稍稍起”。史宗勤和史在寀生活的年代，恰好是黄溪市崛起的关键时期，“其时绸绫价每两值银八九分，丝每两值银二三分，业此者渐致饶富，于是相沿成俗”。他们只不过是当时史氏族人卷入经商潮流的两个代表人物而已。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弃儒从贾”并没有冲击史氏传统的“耕读”家风。传统时代，人们往往不认为经商积累的资本是建立家业的可靠基础，最终它又重新被投资到土地上。城镇的工商业利润虽诱人，然而风险也大，故大部分移居城镇的地主并不放弃地租剥削而成为不在地主。不在地主逐渐脱离乡村到市镇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城镇资本转向农村购买土地的趋势。 自史居仁定居吴江以来，黄溪史氏经过八、九代的发展，“以文献之家，又阶素封之业”，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文化事业上均取得了一定成就，在一些场合，已俨然跻身“邑中四著姓”之一，忝为吴江名门望族之列。然而，科场之困始终制约着该族的家族声望再上一个新台阶。西村公虽以文词显于吴中，但始终不过是一江南布衣；南湖公仕途的戛然而止，在黄溪史氏族人的心目中只留下了负面记忆。相反，“屡试不售”的惨痛教训，使史氏后裔不止一次地发出“当食报嗣人而未有显者，岂天不欲大吾宗耶?”的感叹。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嫡长子继承制的废弛，长房所积累的丰厚财富也在一代又一代的诸子均分下被消耗殆尽。科场和生计的双重困境，成为黄溪史氏族人在嘉万之后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