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前身是成立于1950年3月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只有钟敬文在北京的几所高校开设了一门“民间文艺研究”课程，其他高校尚未开设该课程，①民间文化领域的人才极其匮乏。所以，民研会就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了领导全国民间文艺事业、培养青年民间文化工作者的责任。 民研会对青年人才的培养主要是通过出版物的引导。刘超回忆说：“民研会是个带有研究性质的群众性质的文艺团体，面对党交给的如此繁重的任务，既不可能发号施令，又不能靠手工业式的工作方法，只能靠深入调查研究。当时是民研会投入工作，产出成果，摸出经验以后推广，再通过刊物和丛书来加以推动。”②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回顾民研会的青年人才培养。 一、为民研会自身培养青年人才 关于民研会自身人才的培养成绩和举措两方面，均可以刘锡诚为例来进行说明。刘锡诚“在北大上学时，就曾翻译过苏联学者的理论文章和消息报道，投给《民间文学》杂志”③，22岁大学一毕业就到了民研会，并且迅速成长为民研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其他如刘超、张文、贺嘉、郎樱、杨亮才等，都是二十多岁就来到民研会，随着民研会一起成长起来的。当时的人才选拔和流动机制也较灵活，其中杨亮才本是云南洱源县的一名文化干部，1956年，毛星在云南调查时发现这个年仅23岁的民间文艺工作者，第二年就把他调到北京，从此杨亮才成为中国民间文艺事业的一员干将。 刘锡诚于1983年担任民研会书记处常务书记，主持日常工作。李路阳将刘锡诚定位为“一位真心提携年轻人的学者型官员”。她说：“刘锡诚先生就是这样一位真心提携年轻人的专家型官员，只要你喜欢学习，只要你愿意踏踏实实地做学问，他就会帮助你，就会给你创造机会。”④刘锡诚主持民研会工作时期，民研会陆续引进和培养了一批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年轻人，如李路阳、林康平、王强、白旭旻、崔爱珍、朱芹勤、冯伟等，这些人多数成长为中国民协发展史上的骨干力量。 1986年4月9日至15日，民研会与芬兰文学协会联合举办了一次“中芬三江民间文学联合考察”。该活动的芬兰领队是国际著名民俗学者劳里·航柯，据刘锡诚介绍：“航柯来中国与中国方面联合主办这次民间文学实地调查，其指导思想是推介他的学术理念，借以改进中方的搜集和研究工作，培养青年民间文学工作者。”① 刘锡诚一直主张学术立会，比如，他要求《民间文学论坛》编辑自身具备研究素质、积极参与学术活动，他甚至告诫编辑部的年轻人：“你们如果不研究问题就不要在这里坐着了，既然是学术会，如果编辑部的人都不敢说话，都不能说话，参加不到学术研究里边，那么我们的编辑水平如何提高？”②在刘锡诚的要求下，“编辑部的所有编辑每年要定计划，下去搞调查、搜集故事、组稿，了解活态民间文学的现状，写故事短评等”③。 正是基于这种学术立会的思路，考虑到亲炙航柯的机会有限，刘锡诚将参加中芬联合考察的中方37位学者名额，大部分都留给了民研会自己的青年学者。当时作为中央民族学院研究生列席这次活动的向云驹回忆说：“芬兰学者的确带来了更加广阔的民间文学的国际动向和前沿态势，芬兰的民间文学搜集、保管、研究、运用，都处在世界前沿。劳里·航柯本人也在学术交流中向中国学术界详细介绍了相关国际文件和他起草文件的相关学术问题和民间文学定义问题。”④向云驹毕业后分配到中国文联，逐渐成长为中国民协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认为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结缘于这次联合调查。 二、在全国范围内挖掘和提携学术新秀 挖掘和提携学术新秀方面，主要是从三方面着手：一是通过论文发表为学术新秀创造展露才华的机会；二是通过集中学术研讨和调研实习来拓展学术新秀的专业视野；三是通过成果评奖激励优秀青年学者更上层楼。 对于那些优秀的青年学者，其实不需要过多的学术指引，只需要给他们提供机会、提供发表园地以及精神鼓励，他们大都能自然成长为参天大树。通过民研会的专业期刊发表论文从而走向学术辉煌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刘魁立和刘守华。刘守华早在17岁的时候，就已经将自己搜集的一些歌谣投往《说说唱唱》等期刊。1956年他在《民间文学》发表《慎重地对待民间故事的整理编写工作——从人民教育出版社整理的〈牛郎织女〉和李岳南同志的评论谈起》时，年仅21岁，大学还没毕业。当时，由《民间文学》杂志发起的关于搜集整理问题的讨论引起广泛关注，正在莫斯科大学读书的刘魁立也积极响应，1957年发表的《谈民间文学搜集工作——记什么？如何记？如何编辑民间文学作品？》，在全国民间文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刘魁立当时也才23岁。民研会只看文章、不看资历、不拘一格的用稿机制，对于年青人的学术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正如刘守华所说：“论文的相继发表，大大地激发了我对民间文艺的浓厚兴趣与探索意识，因此，我把1956年看作是自己从事民间文艺理论工作的起点。”①1962年出生的李扬也说：“自己的一些粗浅的习作，能够变成铅字印刷收在书中，对一个刚入门不久的研究生而言，真是莫大的激励。”② 刘锡诚主持民研会工作时期，尤其重视对青年学术人才的培养，曾多次组织召开诸如“上海青年民间文学理论工作者座谈会”一类特别针对青年学者的学术研讨会。他说：“一批中青年研究者在民间文学理论战线上崭露头角。他们由于较少受到庸俗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学术思想上较少因袭的负担，他们率先对过去我们很少或不敢问津的各种民间文学研究方法，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大胆的探索与尝试。”③ 在刘锡诚担任《民间文学论坛》主编的三年多时间里，“编辑部当时还经常组织北大、北师大、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中央民族学院等单位的年轻学者，开专题研讨会，把大家团结在一起，气氛非常好”④。李路阳甚至认为，这一时期是民研会培养青年学术人才的一段黄金时期：“《民间文学论坛》真的成了发现、培养、聚合民间文化、民俗研究人才的平台。在他（刘锡诚）的主导下，编辑部在全国东南西北很多地方举办了理论笔会……比如彭兆荣、潘年英、徐新建、张晓、王亚南、周国茂、周明、唐楚臣等。他们在会上阐述的学术观点让刘锡诚异常兴奋，他鼓励这些年轻人继续多做突破性研究。今天，这些人当中的大多数都成了培养年轻理论学子的博士生导师。”⑤陈勤建也在他的回忆中特别提到刘锡诚对青年学者的重视和培养：“中国民协对地方民协的帮助，还有很重要的一事，是刘锡诚先生做分党组书记主持协会工作时对全国民间文艺青年骨干理论研究的培养。我、叶舒宪、刘晔原、蔡大民、姚宝萱、王强、金辉、宋萱、李路阳等都是第一批骨干班的人员。”⑥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1987年改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协会工作职能略有调整，但是对于民间文化青年人才的培养力度依然得到保持。其中值得特别铭记的是始于1989年、持续了21年的“中日联合江南地区民俗调查”。该项目是由福田亚细男教授等发起，日本文部省经费支持的一项调查活动，中方则是在时任中国民协主席钟敬文先生的指导下，由中国民协等单位具体协调推进的，前后6期，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绩的青年民间文学工作者，如第一期的周星、巴莫曲布嫫、白庚胜、何彬、尹成奎、陶思炎，以及后期加入的白旭旻、向云驹、刘晓路、冯莉、陈志勤等，日方则有以菅丰、小熊诚等为代表的一批青年民俗学者。“两国大量中青年民俗学者参加了这次调查，在过程中得到了熏陶和锻炼，或是开拓出新的领域，或是获得了新的机遇，逐步成长为各自民俗学界的中坚力量。在长期的共同合作中，两国学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促进了两国民俗学界建立和维持良好的合作关系。”① 在民协70年历史上，通过学术评奖激励青年学者的学术热情，引领民间文化的研究方向，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优良传统。刘锡诚曾在民研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报告中说：“举办评奖活动也是培养干部的一种重要方式。1983年11月，我会举办了1979—1982年全国民间文学作品评奖活动，有86部民间文学作品获奖。其中有不少获奖者都是近几年涌现出来的中青年民间文学工作者。”② 民研会创办《民间文学论坛》（1982年）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加强中国民间文艺的理论建设，钟敬文曾说：“专门性的刊物是反映出学术水平的镜子，也是指引学术前进的方向牌。现代文化较高的许多国家学术的繁荣进步，大都借专门刊物去表现，也要由它去推动前进。”③该杂志从创刊之初起，就一直非常重视对青年学者的扶持和培养。 《民间文学论坛》1985年第1期发布《优秀理论文章评奖办法》，评奖标准中特别强调了“评奖中注意发现新秀”④。该奖项后来定名为“银河奖”，于1986年公布评奖结果。编辑部在结果通报中再次提及：“评选中切实以文章的学术水平为主要依据，在同等标准下，注意发现新秀、奖掖青年。”⑤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民协主要通过“山花奖”来激励优秀青年学者。2001年，首批学术著作奖获奖作者名单中，青年学者如杨利慧、萧放、陈建宪、陈泳超、郑土有、江帆、叶涛、陈连山、李扬、黄永林、张士闪、陈华文、苑利、夏敏等人，如今都已经成为中国民间文艺界最著名的一批优秀学者。此后的每届学术著作奖，都有大批青年学者的优秀成果名列榜中。评奖活动的积极意义诚如白庚胜所说：“在鼓励先进、肯定成绩、积极导向、有效规范、奖掖新人、凝聚力量等方面都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激发了民间文艺工作者的热情，实现了以评奖促进多出精品、多出人才、促进民间文艺发展和繁荣的目的。”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