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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发生重大转折和变革的重要历史时期。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潮流中，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蓬勃开展，历史文献学作为一门学科专业也在80年代初正式建立。经过40年的发展，历史文献学在学科理论的探讨、学术研究的开展，学科队伍的建设和文献整理的实践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学科理论的探讨 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体系的建构和理论的探讨，历史文献学也是如此。1982年，当代著名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所著《中国文献学》一书出版，这是历史文献学学科专业建立之初，第一部尝试构建其学科体系和理论基础的著作。该书凡12编、60章，系统论述了文献学的范围、任务，古代文献的基本情况和版本、校勘、目录等整理古代文献的基础知识，并概要阐述了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工作和取得的丰硕成果，同时明确提出了今后整理文献的重要工作、主要目的和重大任务。正是在这部具有奠基性质的著作中，张舜徽先生对文献的范围、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学科体系、工作任务等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一，关于“文献”的含义和范围。张先生强调有无文字记载是区分文献的重要标志，主张沿袭“文献”一词原有的意义和范围，将其限定为图书典籍，不赞成将古迹、古物、模型、绘画等纳入文献的范畴。其二，关于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张先生认为对那些保存下来了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甄论得失，为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节省时间，在研究、整理历史文献方面做出有益的贡献，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其三，关于文献学的学科体系。该书构建了一个宏大的文献学学科体系，不仅包括传统文献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如目录、版本、校勘、考证、辨伪、辑佚、注疏、翻译等，还包括文献类别、文献整理、文献学家，甚至将修通史、纂方志、绘地图、制图表、编字典等也纳入了文献学的范围。其四，关于文献学的工作任务。张先生将“甄录古代遗文”、“改造二十四史”、“整理地方志书”和“融贯诸子百家”都视为整理文献的重要工作，并且认为，整理文献的主要目的和重大任务就是编纂通史。值得注意的是，该书虽然以“文献学”命名，但关注的重点显然在历史文献，并主张文献学是“广义的史学”，因而在所构建的文献学学科体系以及所设想的工作任务中都加入了不少史学研究的内容。 与张舜徽先生同时，对历史文献学理论体系和涵盖内容进行阐发的，还有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白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连续发表了《谈历史文献学》《再谈历史文献学》二文，对历史文献学的定义、功用、内容范围等理论问题做了明确的论述。他说：“历史文献是指历史文献的本身，历史文献学是指关于历史文献的专业知识和研究历史文献的方法。”并指出：“历史文献学可以帮助我们搜集、分析并正确地运用历史文献，使我们的历史工作在文献方面具有良好的条件，这就是历史文献学的主要用处。”而关于学科范围，白先生最初认为“可以包含这样的几个内容：一、目录学，二、版本学，三、校勘学，四、辑佚学，五、辨伪学，另外，还包含有古汉语、古民族语文、甲骨文字、金石文字、年代学、历史地理学等等”。其后又修正为四个部分的内容：一是理论的部分，主要包括历史、历史学、历史文献学，历史文献的局限性和多重性等问题，历史文献与相关学科等；二是历史的部分，即历史文献自身的发展史；三是分类学的部分，指以目录学为基础但又不同于目录学的文献分类的学问；四是应用的部分，涵盖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和辨伪学；等等。 在历史文献学学科专业建立之初，张舜徽、白寿彝两位大家的论著，为历史文献学的学科体系和理论奠定了基础。尽管其中一些看法不很成熟，一些观点也有待商榷，但其奠基之功仍然是不可磨灭的。 自此而后，有关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很快开展起来，各种论著大量涌现，仅以“中国历史文献学”命名的著作、教材就有六七种之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王余光《中国历史文献学》，杨燕起、高国抗主编《中国历史文献学》，张大可主编《中国历史文献学》，等等。不少学者在张舜徽、白寿彝两位先生建构的学科理论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就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定义、内容范围、研究方法等问题做了深入探讨。白先生自己也在不断思考有关历史文献学的学科体系以及内容范围等理论问题，并于1997年重新拟定了历史文献学研究提纲，认为历史文献学应当包括如下内容：“第一，历史、历史文献、历史学；第二，历史文献的收藏；第三，历史文献与公私图书馆；第四，历史文献与博物馆；第五，历史文献的特藏；第六，丛书和类书；第七，目录学；第八，版本学；第九，校勘学；第十，辨伪学；第十一，历史文献与逻辑；第十二，历史文献与辩证法；第十三，历史文献的阶级分析；第十四，佚书的访求；第十五，文献的整理和发表。”不久又补充了历史文献与档案和海外藏书两个方面，从而进一步明确了历史文献学研究的对象、方法等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有关历史文献学学科理论的研究和探讨仍在持续进行之中，在不少问题上达成了基本共识。如关于“文献”的定义，一致认为在传统的图书典籍的含义上，应当反映和包括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出现的新载体；历史文献应当包括古今文献，亦即传统文献和现代文献。又如关于“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定义，一般认为，历史文献学是研究历史文献的学问，其中既包括对诸多具体问题的探讨，也包括对其特征、规律的理论说明等。再如，关于历史文献学的内容和范围，许多学者都把历史文献的形态、分类、目录、版本、校勘、考证、辨伪、辑佚、标点、注释、今译、典藏、传播、检索以及历史发展等内容纳人其中，并主张历史文献学要具备开放性，不断适应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容纳新的内容，扩展新的范围，等等。当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如关于学科定义的确切表述，学科范围的科学界定，学科自身的性质、功能，等等，学者的看法尚不尽一致，有的还存在争论，但并不妨碍研究的深入。并且，正是在不同观点的探讨和争论中，历史文献学的学科体系和理论建构逐渐走向成熟和完善。此外，还应当提到的是，在现行的学科体系下，历史文献学属于历史学之下的二级学科，而文学下属的二级学科有古典文献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下属的二级学科又有文献学，因此，历史文献学与古典文献学，乃至与文献学，三者之间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甚至部分交叉重复的关系。因此，有学者提出，归并以上三个二级学科，设置统一的“文献学”或“中国文献学”一级学科，下设“古典文献学”和“现代文献学”两个二级学科，而将原属历史学和文学一级学科之下的“历史文献学”和“古典文献学”分别回归专科文献学的范围。这一观点虽然不无道理，但在一定时期内却难以付诸实施。在现行的学科体系和学术管理体制下，目前最可行的做法仍然是三者并行不悖，相互借鉴，共同发展。特别是历史学下属的历史文献学和文学下属的古典文献学两家，更应发扬中国自古以来文史不分家的传统，互相交流，彼此促进，共同进步。 二、学术研究的开展 与学科体系的理论探讨相比，对历史文献学所属各分支学科以及诸多具体问题的研究，开展得更为深入，成就也更为突出。事实上，尽管历史文献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建立不过数十年的时间，但其萌芽却有着悠久的历史，其所涵括的各分支学科，如目录、版本、校勘、考证、辨伪、辑佚等传统学术，亦渊源有自，各成一家。因此，对这些分支学科以及诸多具体问题的研究，早在20世纪初就开展起来，并且不少已经走过了百年的研究历程。但无论如何，自改革开放以来的40余年，亦即历史文献学学科正式建立以来的40年，无疑是研究最为发展、成就最为显著的历史时期。不仅发表出版的相关论著数量惊人，而且在某些领域、某些问题的研究上，也多有超越前人之处。以版本学的研究为例。据初步统计，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在全国各类报刊上发表的版本学研究论文数量高达数千篇，出版的专门著作亦不下数十种。其内容包括版本学基础理论和版本学史的研究，版本源流的探讨，版本的鉴定及鉴赏，版刻图录的汇集，版本特别是善本目录的编纂，以及刻工姓名的考证索引，等等。仅就专著而言，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有：戴南海《版本学概论》（巴蜀书社，1989),严佐之《古籍版本学概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巴蜀书社，1989)、《古书版本学概论》（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古籍版本鉴定》（文物出版社，1997)、《宋版书叙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版本编》（齐鲁书社，1991),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姚伯岳《版本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等等。而单篇论文更是不胜枚举，蔚为大观。其他各个分支学科，乃至各个专门领域、各种具体问题的研究，也都成绩斐然，反映出历史文献学学科正式建立以来学术研究良好的发展趋势。但也应当看到，近些年来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浮躁现象，论著质量的提升滞后于数量的增长，甚至存在低水平重复的情形，有必要加以改进。 三、学科队伍的建设 在学科理论体系深入探讨和学术研究深入开展的同时，历史文献学学科队伍的建设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如前所述，历史文献学作为一门学科专业，正式创建于20世纪80年代初，而其创立和发展，与学科理论体系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张舜徽先生密切相关。1979年，张先生与学界同行在桂林发起成立“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并担任首届会长。1980年，中国恢复学位制度，历史文献学正式列入国务院颁布的学科专业名录并设置博士点，张先生也成为首位历史文献学专业博士生导师。1983年，张先生所在的华中师范大学率先建立了中国历史文献研究所，成为全国高等院校中第一个历史文献学专业的研究重镇。自此而后，历史文献学学科队伍建设稳步发展，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宁夏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新疆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烟台师范学院（今鲁东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河南师范大学、安徽大学、武汉大学、中南民族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湖南农业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贵州师范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数十所高校的相关院系和研究机构都先后设置了历史文献学专业，并拥有硕士学位授予权，其中的大多数还同时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成为高等院校教学和科研的重要生力军。数十年来，这些高校的历史文献学专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不仅满足了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从事教学与研究的需要，而且为出版社、图书馆、博物馆等相关单位输送了大批专业人才。 在重视人才培养的同时，各高校历史文献学专业的学科建设也迅速发展，不少高校的历史文献学专业与古籍整理研究所协力共建，不仅形成了一支基础扎实、力量雄厚、学风严谨的学术团队，而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形成了各地各高校的鲜明特色。诸如华中师范大学，在张舜徽先生的带领下，多年来致力于历史文献学理论体系的探讨和古籍文献的整理，尤重经学、史学和诸子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张先生还长年担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为历史文献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北京师范大学的刘乃和先生继张先生之后，亦多年主持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的工作。现任会长南京师范大学的赵生群教授，在继续团结全国有关研究力量推进历史文献学的教学与研究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凸显该校专注秦汉及明清时期文献整理与研究的特色。其他如东北、西北、西南各地高校的历史文献学专业，也都各自在地方文献和民族文献的研究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总之，经过数十年的建设和发展，历史文献学专业已经遍布全国各主要高等院校，成为文史哲基础学科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文献整理的实践 历史文献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正值近现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最好时期。在现代化建设突飞猛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风起云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社会背景下，文献整理的实践工作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综而观之，大体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古籍文献的系统汇编。 在中国古代，类书和丛书的编纂是保存典籍、传播文化的重要方式。这一优良传统，不仅在明清时期发展到高峰，而且在现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如《四库全书》系列丛书的编纂，自20世纪90年代初发起，至新世纪初全部完成，短短十余年间，就先后有4部丛书影印出版。其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及《补编》（齐鲁书社，1997、2001),汇辑清修《四库全书》时列入存目的书籍，计4727种，1299册；《四库禁毁书丛刊》及《补编》（北京出版社，2000、2005),搜集当年修《四库全书》时的禁毁书，计924种，400册；《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出版社，2000),依据20世纪20年代末柯劭忞等30余位学者共同拟定的《四库未收书分类目录》，从中选择当年四库馆臣未见和乾隆以降至清末时期的优秀典籍汇为一编，约计收录2000种，300册；《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主要收录乾隆中期以后至辛亥革命以前各学术门类、流派的代表性著作，计5213种，1800册。这些大型从书分别汇辑了与《四库全书》相关的各类典籍，共同构筑起一座内容丰富、卷帙浩瀚的文化宝库。再如新型类书《中华大典》的编纂，在借鉴传统类书编纂形式的基础上，按照现代学科体系和知识类别，分类辑录中国古代典籍中的主要资料，汇为一编。这一工程自20世纪80年代末倡议、90年代初正式启动以来，经过30年的努力，至2019年已全部完成并陆续出版。全书按照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等现代学科门类，分为24个典，如哲学、历史、文学、政治、经济、法律、数学、理化、生物、天文、地学、工业、交通等，各典之下，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分典，共计110个分典。如《历史典》之下，即设有《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编年分典》《人物分典》3个分典。 分典之下设总部，总部下设分部，分部之下各设纬目。全书辑录中国古代典籍约2万余种，总计出版408册、7.45亿字,堪称中国自古迄今内容最广、规模最大的类书。其中的《文献目录典》，下设《文献学分典》和《古籍目录分典》，分典之下各设总部，《文献学分典》包括文献总论、目录、版本、校勘、注释、辨伪、辑佚、典藏、流通9个总部，《古籍目录分典》则设经、史、子、集、丛书、译著6个总部，既充分汇集了古代书目资料和文献学资料，也全面反映了中国古代典籍编纂整理的丰富成果，是我们系统了解和掌握文献学相关知识内容的重要工具书。此外，还有各种不同专题、不同类别、不同馆藏以及不同地域文献资料的整理编纂，如《中国西北文献丛书》（兰州古籍书店，1990)、《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续编》（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中国西北文献丛书·二编》（线装书局，2006)、《中国西南文献丛书》（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故宫珍本丛刊》（海南出版社，2000)、《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献集成（汉文版）》（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商务印书馆，2005)等，数量繁多，不胜枚举。特别是随着21世纪以来国家大型文化工程《清史》纂修的开展，清代文献整理工作也受到空前的重视，包括清人诗文、传记、日记、报刊、经史著述以及地方文书和民族文献在内的一大批清代文献得到发掘整理，并汇为一编，定名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迄今已有《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清代缙绅录集成》（大象出版社，2008)、《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清代稿抄本》一至七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2009、2010、2012-2015)、《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一、二、三辑（大象出版社，2011、2014、2017)等数十种珍贵文献资料公开出版。凡此种种，都集中反映了近年来文献整理出版的辉煌成就。 其二，点校工作的持续开展。 对古籍文献的点校整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界开展得最具特色也最有成效的工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推“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的整理出版。该项工程始于20世纪50年代，由当时国内最有影响的古籍专业出版社中华书局组织，汇集全国一大批优秀文史专家学者共同参与，历时20余年方告完成。 这二十五部史书问世之后，几乎替代了此前各种旧有的版本，成为学术界最权威、最通行、最常用的版本，在海内外均享有盛誉。当然，由于当时整理工作时间跨度大，参与学者多，再加上时代和资料的局限，各书在体例、学术质量等方面尚存一些缺憾和不足。有鉴于此，中华书局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于2006年再次启动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的修订工程，计划通过10年的努力，在原取得的整理业绩和点校成果的基础上，完成一套反映当代最高学术水平，符合现代古籍整理规范和学术规范，体现时代特点的修订本。迄今已先后有《史记》（2013)、《旧五代史》（2015)、《新五代史》（2015)、《辽史》（2016)、《魏书》（2017)、《南齐书》（2017)、《宋书》（2018)、《隋书》（2019)等史书的修订本出版。其他如中国古代名家名作的整理，近代人物文集的出版，各种传记、年谱、方志、笔记等资料丛刊的汇集，也都硕果累累，成就斐然。 其三，海外文物典籍的回归。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日益扩大，许多当年流散海外的文物典籍，也在国内各有关部门机构以及个人的努力下，通过各种方式，或直接回归本土，或得以影印出版。其中，尤以敦煌文献的公布最具代表性。敦煌文献于20世纪初出土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其中的大部分先后流散到英、法、俄、日等国，给中国学者利用这批文献造成了极大的不便。1957年，当时的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下同）通过交换，获得了大英博物馆收藏的部分敦煌汉文文献的缩微胶片。70年代以后，法国国家图书馆、大英博物馆和北京图书馆陆续将馆藏敦煌文献制成缩微胶卷发行，台湾地区则据此汇编成《敦煌宝藏》，于80年代影印出版。进入90年代以来，国内一些出版社通过多方努力，与国外各收藏机构合作，采用先进技术重拍、精印敦煌文献图版，先后推出了《英藏敦煌文献》（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1995)、《俄藏敦煌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001)、《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2005)等资料汇编。这些在国内外有关机构共同努力下得以公布的敦煌文献，与国内陆续出版的相关资料一道，构成了一座内容丰富的敦煌文献宝库，不仅为国内敦煌学的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丰富资料，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以往“敦煌在中国，敦煌文献在海外”的局面。其他如《永乐大典》残本的搜集整理和影印出版、《中国古籍海外珍本丛刊》首辑《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的问世等，无疑都大有裨于国内学术界研究工作的开展。 其四，古籍文献数字化的尝试。 古籍文献数字化，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成功结合的范例。这一工作，最早始于《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的制作。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人民出版社与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以《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为底本，合作开发《四库全书》的电子版。全部工作于1999年完成，定名为《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这部电子版的《四库全书》，分为“原文及标题检索版”和“原文及全文检索版”两种，共计343张光盘，不仅能够方便地阅读，还能迅速地检索，甚至可以根据研究的需要对文献进行分析、归纳、重组和增删。可以说，《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的问世，为古籍整理和利用的现代化开辟了一条新路。自此而后，各种古籍文献的电子版纷纷问世，如《四部丛刊》、《古今图书集成》、《续修四库全书》、《清实录》、“十三经”、“二十五史”，以及近年来新开发的《爱如生中国基本古籍库》《爱如生中国方志库》《国学宝典》《中华经典古籍库》等，真正构筑了一座庞大的中国古代典籍文献的电子数据库，为专业研究工作者以及许许多多的普通读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由上可见，半个多世纪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和学术界在文献整理方面成就辉煌，为普及文化知识、提升国民素质、弘扬传统文化、促进学术研究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是，文献整理工作在蓬勃开展并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以古籍文献的编纂出版为例。自20世纪末以来，古籍文献的影印出版成为潮流，各种类型的丛书、丛刊大量涌现，内容日益丰富，篇幅也越编越大，但从总体来看，大多欠缺传统文献学的扎实功底，有编纂而无研究，有目录而无解题，未能很好地起到提纲挈领、指示门径的作用。如四库系列丛书中，《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未收书辑刊》都没有为所收录的各部书籍撰写提要。有的丛书甚至还存在编排上的紊乱乃至错漏之处。这种状况，显然是不利于读者查阅和利用的。再就古籍文献的点校整理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是古籍文献点校整理成就最大的历史时期，许多不便查找、难以阅读的古籍，通过今人的点校整理，得以以崭新的面貌呈现于世，极大地方便了读者。但毋庸讳言，古籍文献的点校质量参差不齐，一些点校整理本的误点误断及文字讹误比比皆是。古籍文献的数字化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就文献整理而言，运用数字化方式对古籍文献进行的二次编纂，有的未能完整准确地反映原书面貌，有的还出现新的讹误。而从查阅利用来看，读者特别是青年人在充分享受数字化资讯快速便捷的同时，也极易造成对电子文本以及网络的依赖，在线浏览代替了文本阅读，上网搜索代替了资料查核，从而相对忽视了基础文献的精读和研究，也忽视了目录、版本、校勘、考证、辨伪、辑佚等基本功的训练。这些都是应予注意并引以为戒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