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伴随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而不断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都曾积极宣传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探讨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蔡和森、恽代英、邓中夏、李达等人撰写了中国革命史、中国工运史、中共党史等“史”的论述，也都是围绕着现实中的革命问题而展开的，而李大钊写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史学要论》等论著，已经具有将唯物史观落实到中国史实中去的意识。 推动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相结合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向何处去成为知识界普遍关注的现实问题，而用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和理论观点认识现实中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成为讨论的焦点。正如郭沫若所言：“用辩证唯物论来研究中国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发展，自然也就是中国历史的发展”，“就中国的思想，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历史，来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1930年，郭沫若撰写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成为第一部自觉运用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发展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拓荒之作。社会性质论战后，《读书杂志》在1931—1933年间推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号，掀起了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的高潮。社会史论战使一批学者接受并投身于唯物史观史学研究，让更多的人了解并熟知了唯物史观史学的研究范式，并促进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展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由此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极大地扩展了其影响范围。这是近代中国史学继20世纪初开始以进化论为指导概括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之后，又用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理论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全新尝试；也是清末“新史学”思潮因“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而试图用进化史观探寻历史发展的“公理公例”之后，又因中国向何处去的现实问题而依据唯物史观探寻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创新之举。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中国社会史论战，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初步形成。 抗战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获得迅速发展，研究阵营得以明确，研究成果大量问世。在1938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他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加强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被中国共产党人上升到影响革命成败的认识高度。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从“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发展到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旨的历史研究新境界。范文澜在延安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撰写了近60万字的《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和中册，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又一部典范之作。在此前后，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翦伯赞《中国史纲》及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家著述的中国通史著作也相继出版，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中国历史作贯通考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特征。范文澜撰写的《中国近代史》，阐明了近代中国社会在列强侵略下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主要过程，以及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基本线索，形成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革命史范式”。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多个研究领域取得重要研究成果，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初具规模，大致形成了唯物史观指导下的研究体系。 充实学术内涵与加强学科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设立近代史研究所等历史研究专门机构、重组高校历史教学院系、创办《历史研究》等史学刊物、确立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的历史教学课程体系、新编大中小学历史教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蓬勃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通过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使广大知识分子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目的、内容和方法上的规定和导向更为清晰和明确，唯物史观体现在中国史学各个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目的是，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是一切思想观念和社会制度变化的基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研究历史、坚持历史主义的观点等，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的主要方法。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汉民族形成、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历史发展动力、中国近代史发展主线、历史人物评价等一系列重大历史理论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形成了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的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历史叙事模式。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各断代史、专史以及各个专题的研究也渐次展开，具有影响力的论著陆续问世，考古学研究成就突出，史料的搜集和古籍整理工作取得重大成果。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下的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日益完善，中国近代史学科、世界史学科、考古学学科等初步形成。现代史学学科分类体系中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确立，成为近现代中国史学发展的又一次重要学术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迎来了发展新局面。文化史、社会史出现研究热潮，史学理论研究受到重视，中外史学交流日渐频繁。基于以往的厚重积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形态、土地制度史、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等研究领域完成了自成体系的重要研究成果。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呈现出全面发展的态势。中国史学在研究理念、研究视角、研究选题、研究方法方面日趋丰富多样，多种通史、断代史、专门史类型的中国史著述大量涌现，在一些研究领域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史研究流派，诸如中华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中国民族史、社会史与区域史、古代制度史、历史地理、生态环境史、人口史、观念史、近代社会与近代变迁、近代知识与制度转型、古代中国与世界、近代中国与世界等传统研究领域或新兴研究方向，都获得了突破性进展。同样，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发展势头也很强劲，对外交流大大拓展了中国学者的学术视野，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建设和研究水平都有了质的提升，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研究格局，构建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学科体系成为中国史家的重要目标。考古学研究的地域范围不断扩展，历史时期考古在时空框架的构建上更趋完善，考古学研究成果在中国古代文明文化和历史研究中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在专业领域得到国内外同行的肯定，而且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这些成绩主要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语境中取得的。 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 建党百年来，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探索并实现了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的结合，为历史悠久的中国史学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新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继续发挥其社会功能，展示其学术价值。当代中国史学在新语境中构建更适合自己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需求更为急迫，在塑造时代精神、彰显中国形象、迎接全球化挑战、培养新时代人才的大环境下，主动构建既有中国特色又能与世界接轨的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成为当前中国史学界的共识，这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继续发展的题中之义。当前，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有一大部分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主流后创建或扩展的。进一步健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科体系，是构建新时代中国史学学科体系的主要路径之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以探析社会形态、阐释社会性质为重要理论问题，以经济社会原因为主的综合因素为探讨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因，以整体、系统和宏观视野考察中外历史发展进程为主要研究目的，以理论和史实辩证结合为基本研究方法，这些特征都是在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创新发展中不容忽视和不可或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