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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是诗歌流派“群雄逐鹿”的时代。在中国诗坛上，各种诗潮风起云涌，精彩亮相，构成了蔚为壮观的诗歌黄金时代美好景象。其中，创立时间较早、优秀诗人较多、诗歌文本极佳、诗坛影响极大的诗歌流派，毫无疑问要数“新边塞诗派”。 “新边塞诗派”是以新疆诗坛“三剑客”杨牧、周涛、章德益为代表的，以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域风情为诗歌创作背景的，以《新疆文学》、《绿洲》、《阳关》、《飞天》、《绿风》、《中国西部文学》等文学杂志为平台的，在中国诗坛最具流派性质的诗歌流派。它诞生于1980年代初期，辉煌于1980年代中期，沉寂于1980年代末期，在中国诗坛独领风骚长达十余年，不但涌现出大量独具边塞风格、独具艺术魅力、独具美学价值的诗歌作品，而且在西北地区乃至全国诗坛产生了深远的、持久的、广泛的影响，从而在中国百年诗歌史册上永远地留下了“新边塞诗派”这个不朽的诗名。 一、“新边塞诗派” 的概念命名 “新边塞诗派”这个诗学概念最早是由新疆的青年诗歌评论家周政保命名。 1981年，《上海文学》第3期、第8期诗歌专栏“百家诗会”先后刊登了新疆青年诗人章德益的组诗《天山的千泉万瀑》、杨牧的《我骄傲，我有辽远的地平线》和周涛的《从沙漠里拾起的传说》（两首）。1981年9月，拜读了这三位优秀诗人具有浓郁边塞特色的诗歌佳作后，周政保给予了精准解读和高度评价，撰写了一篇题为《大漠风度 天山气派——读<百家诗会>中三位新疆诗人的诗》的诗歌评论，并发表在当年11月26日的上海《文学报》。在这篇文章中，周政保写到：读他们在《百家诗会》上的诗，使我们想到他们近年来所发表的一系列作品，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一个在诗的见解上，在诗的风度与气魄上比较共同的“新边塞诗派”正在形成。特别是在杨牧、章德益、周涛周围，一批数量可观的诗作者正在崛起，他们互相切磋、互相影响，成绩越来越大。我们相信，这个“新边塞诗派”是大有希望的，因为他们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活跃在新疆和全国诗坛上的新的豪放派！ 周政保的《大漠风度 天山气派——读<百家诗会>中三位新疆诗人的诗》一文是国内评论界对于“新边塞诗派”这一全新的诗学概念的首次命名，可谓是关于“新边塞诗派”命名的“开篇之作”。它的发表，具有“首开先河”之意义，并在诗坛产生了较大影响。 1982年初，在深刻思考和大胆实践之后，青年诗人周涛对于“新边塞诗派”这个新的诗坛现象进行了更加充分、更加全面、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总结，并在周政保提出的“新边塞诗派”这一新的诗学概念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更为丰富的阐释、更为全面的论述、更为精彩的补充，并撰写了一篇精短、精辟、精准、精确的诗歌论文，题目叫《对形成“新边塞诗”的设想》。这篇文章刊登在2月8日的《新疆日报》第四版“创作谈”专栏。在这篇文章中，周涛正式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创作“新边塞诗”的主张和构想： 既然是一支队伍，那就应该有自己的旗帜。没有旗帜的队伍，不可能组织得更持久，也不可能召唤更多的新鲜血液，更不能有明确的方向和留下重要的影响。对这支队伍，它的旗帜应该是：新边塞诗。 新边塞诗不应该是题材上的狭窄河道，不应该是限制人们多方面探求、实验和发挥自己多方面感受的模式；而应该是促使人们更清醒地认识自已的位置和气质，从而更自觉地形成独特风采的星座。 新边塞诗并不是要固守陈旧的传统，一味去描摹边地的山水风情画。固守传统只能成为前人脚下的香客，决不可能是伟大前辈当之无愧的伟大后人。新边塞诗的“新”，不仅仅在于与“边塞诗”相比它是用白话写成，它还应该有一切前人所不同的“新”的时代气息，“新”的社会节奏，新的思想意象，新的艺术手法。唯其如此，才可能对边塞诗有所创新和发展。 新边塞诗应当注重现实生活对艺术的影响，它必然以广阔的边塞生活为背景，为舞台，为媒介，以诗人各自不同的自我感受为飞鹰，为奔马，为溪流，从而形成千姿百态，音响各异却共同充满了边疆气息、民族风采的一派。倘无共性，就形不成流派；而没有个性，同样不能组成交响乐。 生活和自我是两个星球，自我就是生活的月亮，但它不应该是苍白的反射；它有时会比生活本身更集中、强烈、凝练、优美和富于个性。所以，边塞诗人不是生活画面的摄影师，他更注重生活对一个人的气质精神、审美观念的培养；他对世界、对人生、对各种事物的抒发，往往自然地带着生活基地留给他的与别人迥然不同的风采。 周涛的《对形成“新边塞诗”的设想》一文是国内诗坛最早刊登的阐述“新边塞诗”创作构想的理论文章。尽管，篇幅不长，只有两千字左右，但是内容却极为丰富，观点却极为独到，具有较高的诗学价值，堪称是一篇极为重要的诗学理论文献，为后来“新边塞诗派”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创作指南和探索方向。 随后，周涛的文章引起了新疆诗友们的共鸣和响应。1983年3月15日，青年诗人杨牧就“新边塞诗”这个诗学现象又进行了独立思考，并以书信方式与诗友进行了探讨和交流，形成了《关于新边塞诗的通信》一文刊登在甘肃酒泉《阳关》文学双月刊1984年第4期。在这篇文章中，杨牧阐述了自己关于“新边塞诗”的创作思想： 我以为，“新边塞诗”的价值，不仅表现在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上，更应该表现在艺术的探进上。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是两个不可互代的概念。就“新边塞诗”而言，只有当它承续、淘汰和发展（或者说在淘汰中发展）了历史的渊源，在新的意义上产生了新的历史价值，并由“边塞”这个特定的地域环境产生并完成了新的、独特的艺术特征——即 “新边塞艺术”后，才是本质意义上的“新边塞诗”。我想着重说明的是：1不可忽略艺术；2边塞诗从艺术上也会有别于别的诗种的艺术特征；3艺术特征也与特定的地域环境相联系，或者说，特定的地域环境也会造就有别于别类的艺术特征。 杨牧的《关于新边塞诗的通信》一文与周涛的文章一样，均是自己在从事“新边塞诗”创作过程中总结出来的新鲜经验，极具真知灼见，极具纲领性质，同样堪称是一篇丰富“新边塞诗”理论的重要诗歌文献。 二、“新边塞诗派”的诗人作品 “新边塞诗派”之所以成为中国诗坛最著名的诗歌流派之一，是因为在“新边塞诗”的旗帜下，聚集了中国诗坛十分优秀的一批诗人。其中，新疆的杨牧、周涛、章德益和甘肃的林染、李老乡系代表诗人。 杨牧，原名杨模，1944年出生在四川渠县。1958发表诗歌处女作。1964年进入新疆生活、工作，并开始从事“新边塞诗”的创作。1980年10月，《新疆文学》第10期发表成名作《我是青年》，并荣获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1979——1980全国优秀诗歌奖。1980年7月，参加《诗刊》社“青年诗作者创作学习会”（首届青春诗会）。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担任新疆石河子市文联《绿洲》文学双月刊副主编，主持《绿风诗卷》。1984年担任《绿风》诗刊主编。曾出版诗集《绿色的星》、《复活的海》、《夕阳和我》、《野玫瑰》、《雄风》、《边魂》、《山杜鹃》等。其中，诗集《复活的海》荣获全国第二届优秀新诗集奖。 周涛，1946年出生，山西榆次人。1955年跟随父母从北京来到新疆，1969年毕业于新疆大学中文系维吾尔语言专业，1972年被分配到南疆喀什市工作，并开始发表诗歌作品。1979年入伍，在新疆军区创作室从事专业文学创作。曾出版长篇叙事诗《八月的果园》及诗集《牧人集》、《云游》、《神山》、《鹰笛》、《野马群》等。其中，诗集《神山》荣获全国第二届优秀新诗集奖。 章德益，1946年出生，上海人，1964年9月从上海高中毕业后支边来到新疆兵团工作。1965年开始诗歌创作，1980年担任《新疆文学》诗歌编辑。曾出版诗集《大汗歌》（与龙彼德合著）、《绿色的塔里木》、《大漠和我》、《西部太阳》、《黑色戈壁石》等。 李老乡，笔名老乡，1943年出生，河南洛阳人。1965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1966年毕业于甘肃师范大学美术系。1980年，担任《飞天》文学月刊诗歌编辑。曾出版诗集《春魂》等。 林染，原名赵树森，1947年出生，河南平舆人。1965年毕业于兰州市第十六中学。1966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1980年担任甘肃省酒泉地区《阳关》编辑部诗歌编辑。曾出版诗集《敦煌的月光》、《林染抒情诗选》等。 除了杨牧、周涛、章德益、李老乡、林染等代表诗人之外，“新边塞诗派”旗下聚集的优秀新边塞诗人还有新疆的杨树、李瑜、郭维东、洋雨、东虹、杨眉、柏桦、石河、高炯浩、王辽生、易中天、孙涛、安定一、曲近、李光武、秦安江、贺海涛、彭惊宇、刘亮程、王峰、赵雪勤以及甘肃的杨文林、唐祈、何来等。他们在丰富“新边塞诗”的创作道路上同样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83年3月，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雷茂奎、刘维钧、常征编选的诗歌选集《边塞新诗选》。这是一本专题诗集，入选的作品均具有鲜明的边塞特色，在这个原则要求下力求题材、内容、形式和风格的丰富多样。此书除了收入郭沫若、艾青、田间、郭小川、贺敬之、闻捷、袁鹰、严辰、蔡其矫、张志民、李瑛、王燕生、吕绍堂、郭正位、李幼容、王也有关边塞题材的“边塞新诗”之外，还选入了洋雨、杨树、孙涛、东虹、郭维东、高炯浩、李瑜、章德益、杨牧、周涛、安定一等诗人的“新边塞诗派”诗作。著名诗歌评论家谢冕专门为这本书撰写了《序言》给予了充分肯定：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边塞新诗选》，可能还是中国新诗史上第一本这样包括了几代诗人创作的、以西北边塞为主题的专门题材的诗选集。 三、“新边塞诗派”的作品舞台 如果说“新边塞诗派”的命名和主张，还仅仅停留在新疆诗歌评论家周政保和新疆诗人周涛理论的阐释上。那么，甘肃省酒泉地区创办的文学双月刊《阳关》杂志则为“新边塞诗派”的创作实践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在“新边塞诗派”成型的过程中，《阳关》编辑部可谓是“居功至伟”。 1981年，甘肃省第二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兰州召开。会上，为了繁荣发展甘肃省文学艺术创作，大会提出了“创立敦煌文艺流派”的口号。《阳关》编辑部积极响应大会的号召，以探索创立敦煌文艺流派为己任，愿为“敦煌文艺流派”的形成和发展效力。于是，从1982年开始，该刊特辟了“探索、创立敦煌文艺流派”的专栏，专门讨论有关“敦煌文艺流派”的问题。同时，面对新疆、甘肃等地涌现出来的具有边塞风格的“新边塞诗”现象，具有远见卓识的《阳关》编辑部审时度势，顺应诗潮，高瞻远瞩地在第一期杂志上专门开设了“丝路上飞天的花瓣”诗歌专栏，在全国文学杂志中率先为 “新边塞诗派”的诗人们搭建了发表“新边塞诗”作品的舞台。在这期 “丝路上飞天的花瓣” 诗歌专栏上，编者阐述了编辑主张：在探索、创立敦煌文艺流派的主旨指导下，我们编发了“新边塞诗专辑”。近年来，健康、质朴、清新、优美的边塞诗，已成为我国诗坛上引人注目的一席。这些诗的作者，把他们的笔触伸到了边塞的现实、边塞的历史、边塞异调风光、边塞人民独特的个性——一句话，他们从边塞的泥土里采撷诗情，在表现手法上进行探索，已走出了可喜的一步。我们相信，新边塞诗必将进一步繁荣发展，同光照史册的历代边塞诗一样，产生影响。同时，刊登了甘肃唐祈的《边塞十四行诗》（《阳关》、《阿克苏草原夜歌》、《天池》、《我的棕红的小砖房》）、新疆杨树的《丝绸之路上的诗》（《给旅游者》、《在行进中思索》、《渴望》、《珍重》、《我的诗神》）、甘肃林染的《敦煌情思》、新疆李瑜的《塔尔巴哈台之歌》（《原野碾出一条蜿蜒的路》、《月儿隐去了》、《在这茫茫山谷》、《这条小河多么美好》）、新疆杨牧的《美丽的新疆》（《天山》、《盐湖》）《托木尔峰前的蘑菇圈》、新疆赵雪勤的《写给沙海的诗》、《沙海载着一只小船》、《缕缕的炊烟》、甘肃董培勤的《巴丹吉林抒情》、甘肃韩霞的《骆驼 初恋和思念》（《骆驼》、《初恋》、《思念》）等一系列独具风格的“新边塞诗”，在全国诗歌界第一个高举起“新边塞诗”的旗帜。 从此之后，《阳关》将“新边塞诗”作为该刊固定的“主打诗歌专栏”，每期均刊登大量“新边塞诗”。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1982年10月，在第5期《阳关》上，隆重推出了“新边塞诗派”代表诗人的力作：杨牧的组诗《在辽远的大西北写下的》（《我拾起我朗笑的回声》《我在处女地上说……》）、李老乡的组诗《流水，从关山石壁淌下》（《一个白色季节的脱落》《燃烧，不同于昨天的欲望》、《关山：山路弯弯》）、林染的组诗《摩尼宝珠之歌》（《再见！亲爱的海岸》、《海上牧歌》、《风暴中》、《沉船礼赞》、《我看见了宝珠闪光》、《凯旋曲》）、章德益的组诗《瀚海诗页》（《我的扇与伞》、《我煮晚餐》、《太阳的剪纸艺术》）、周涛的《风城》（外一首：《大戈壁落下小小的阵雨》）、李瑜的组诗《托钵的旅行者之歌》（《那是他赤子眷眷的心声》、《泪花在星光下闪耀》、《他头枕凝固了的波涛》、《眼前漂浮一条绿色的小河》、《珍珠般的碎叶在哪儿呢》），并附录《编者按》，向广大读者进行了推介：现在，内容和形式一新的新边塞诗已登上诗坛，以它独特的风貌吸引着读者。新边塞诗，题材、手法不拘一格，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古阳关内外鲜明的地域特色。本刊致力于发展敦煌流派的诗歌——新边塞诗，重点编发这类诗歌。我们希望更多的诗人从事新边塞诗的探索和创作，形成蔚为壮观的新边塞诗派。 《阳关》是全国最早推广“新边塞诗”并设立“新边塞诗”专栏的文学杂志，此举在全国文学期刊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和广泛瞩目。对此，著名诗歌评论家、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谢冕在《阳关，那里有新的生命——从敦煌文艺流派到新边塞诗》一文中给予了高度评价：《阳关》在倡导敦煌文艺流派的同时，以《丝路上飞天的花瓣》为题集中刊登新边塞诗。《阳关》以及其它刊物的努力，得到国内舆论界的赞助。著名文学批评家余开伟在《略谈异军突起的新边塞诗》一文中也给予充分肯定：《阳关》和《当代文艺思潮》编辑部的同志们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以高瞻远瞩的胆识和魄力，排除门户之见，打破省区界限，满腔热情地扶植、赞助新边塞诗，这种远见卓识和伯乐精神，殊堪敬佩。 随即，“新边塞诗”在全国诗坛隆重登场亮相，正式宣告了“新边塞诗派”的形成。随后，新疆的《新疆文学》、《绿洲》、《绿风》成为了“新边塞诗”的大本营。 《新疆文学》（后改为《中国西部文学》）从1981年第1期开始，专门设立了以刊登“新边塞诗”为主的诗歌专栏“边塞新诗”，先后发表了杨牧、周涛、章德益等众多优秀新边塞诗人的力作。1985年1月，该刊又将原来的诗歌专栏“边塞新诗”改为“新边塞诗”，长期刊登“新边塞诗”优秀作品。 《绿洲》文学双月刊自1982年1月创刊以来，便设立了“绿风”诗卷，以刊登“新边塞诗”为主打项目，先后发表了杨牧、周涛、章德益、李瑜、杨树、林染等“新边塞诗派”重要诗人的优秀作品。 《绿风》诗刊从1984年1月正式创刊伊始，便将“新边塞诗”作为刊物的“重中之重”予以隆重推介。1986年，《绿风》诗刊专门开设了“西部坐标系”栏目，集中刊发了十五位“新边塞诗派”及西部诗人章德益、杨牧、周涛、马丽华、杨树、李瑜、王辽生、昌耀、老乡、林染、肖川、子页、梅绍静、魏志远、张子选的力作和专题评论，在中国诗坛引起了极大反响。 另外，《诗刊》、《上海文学》、《星星》、《飞天》、《当代》、《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萌芽》、《延河》、《边塞》、《伊犁河》、《博格达》等数十家文学刊物发表了大量的新边塞诗，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新边塞诗”现象，并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诗坛最亮丽的风景线之一。 四、“新边塞诗派”的诗歌评论 “新边塞诗派”的形成，除了与“新边塞诗派”诗人群体的探索创作分不开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受到了国内著名诗歌评论家们的密切关注和评论推介。自“新边塞诗派”的旗帜在中国诗坛高高飘扬以来，谢冕便成为“新边塞诗派”的崛起摇旗呐喊、擂鼓助威的第一人。1982年12月，谢冕在《阳关》第6期发表了文章《阳关，那里有新的生命——从敦煌文艺流派到新边塞诗》 ，在中国诗坛率先打响了宣传推介“新边塞诗派”的第一枪。1983年9月，谢冕在《当代文艺思潮》）第5期发表了论述《丝绸路上新乐音——《边塞新诗选》序》 。1984年8月，谢冕在《阳关》第4期发表了诗评《新边塞诗的时空观念》。1986年1月，谢冕在《中国西部文学》第1期发表了诗论《崭新的地平线——试论中国西部诗歌》。谢冕这四篇有关“新边塞诗派”的文章是国内最早刊登的评论“新边塞诗派”的诗歌评论，发表后在诗歌界引起了极大反响，从而使更多诗歌评论家开始关注、研究、评价“新边塞诗派”。 从“新边塞诗派”开宗立派以来，涌现出来的“新边塞诗派”诗歌评论家和优秀诗歌评论文章还有： 翟旭、刘有华的《吹奏一支绿色的曲调——读<新疆文学>的“边塞新诗”》、周政保的《大漠风度 天山气派——读<百家诗会>中三位新疆诗人的诗》、《边塞诗的审美特色与当代性——杨牧、周涛、章德益诗歌创作评断》、《“西部坐标系”的诗歌精神》、《超越：从哪里超越？可能性？——杨牧晚近诗作的评与论》，郑兴富的《新边塞诗和新边塞诗派》、《他在诗的王国里自由翱翔——章德益创作论》，余开伟的《试谈“新边塞诗”的形成及特征》、《略谈异军突起的新边塞诗》、《新边塞诗——开发者文学的强音》，孙克恒的《大有作为的西部诗歌》、张功臣的《马蹄耕耘的历史》、谢江华的《中华诗魂巨大而深沉的脚印——试论当代新疆诗群的源流》等篇目。 1984年12月，中国作家协会新疆分会编选出版了由《新疆文学》诗歌编辑郑兴富主编的“新边塞诗派”评论集《关于新边塞诗和新边塞诗派的讨论》。这本书共计收入15篇文章，其中包括周政保的《大漠风度天山气派——读<百家诗会>中三位新疆诗人的诗》、周涛的《对形成“新边塞诗”的设想》、谢冕的《阳关，那里有新的生命——从敦煌文艺流派到新边塞诗》、余开伟的《试谈“新边塞诗”的形成及特征》、《略谈异军突起的新边塞诗》、刘湛秋的《寄语<阳关>》、谢冕的《丝绸路上新乐音——<边塞新诗选>序》、高戈的《“边塞诗”的出新与“新边塞诗派”》、谢冕的《新边塞诗的时空观念》、郑兴富的《新边塞诗和新边塞诗派》、杨牧的《关于新边塞诗的通信》、余开伟的《新边塞诗——开发者文学的强音》、孙克恒的《大有作为的西部诗歌》、张功臣的《马蹄耕耘的历史》、谢江华的《中华诗魂巨大而深沉的脚印——试论当代新疆诗群的源流》。在这本书的前言部分，刊登了《编者的话》，阐述了编辑这本书的原因： 群星璀璨，云蒸霞蔚的新疆诗坛，近几年确实出现了令人欢欣鼓舞的繁荣景象。一些有代表性的诗人在他们的创作活动中，不仅写下了许多优秀之作，而且有意识地结合在一起，以丝绸之路、大漠戈壁、天山草原、沙漠绿洲的历史和现实，努力开掘时代的主题，抒发开拓者的美好理想和高尚情操，探索真正意义的人生，表现社会主义时代人的尊严和价值，开拓和阐述更为深广的社会内涵和历史内容，形成了以粗犷豪放、昂扬雄健、通达深远而又充满浓厚的边塞气息和民族风采的新边寒诗派。新边塞诗和新边塞诗派的出现，在诗坛引起了广泛重视和不同的反响。《新疆文学》、《边塞》、《绿风》、《诗刊》、《上海文学》、《星星》、《当代》、《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萌芽》、《阳关》、《飞天》、《延河》等数十家文学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新边塞诗。《新疆日报》、《文学报》、《阳关》、《当代文艺思潮》和新疆大学的《瀚海浪》等报刊还发表了不少文章，对新边塞诗和新边塞诗派有关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研究。为了促进新边塞诗和西部诗歌创作的繁荣，进一步深入研究和讨论新边塞诗和新边塞诗派等有关问题，我们特将有关评论和研究文章汇集在这里，供大家参考。 《关于新边塞诗和新边塞诗派的讨论》一书是国内有关“新边塞诗派”的第一本评论集，同时更是迄今为止国内唯一一本有关“新边塞诗派”的评论集，具有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和十分重要的文献价值，堪称是研究“新边塞诗派”的第一手资料。 2021年9月6日完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