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作为民国新知识界“眼光向下的革命”的重要成果，顾颉刚的吴歌研究历来被视为歌谣运动中的学术经典。顾颉刚的吴歌研究勾勒出从歌谣采集、整理到研究、实践的完整图景，因此得以呈现出这一学术形态的内部逻辑及其限度。民国新知识界在以民间歌谣重构新文化的同时，歌谣亦反过来被这种新文化的想象所界定。在“学术”与“运动”交叠的脉络中进入学术版图的民间文学，肇始之初即蕴含着“民间”与“民族”的双重面向，两者的互动与张力则构成早期歌谣学与民俗学实践的话语动力。在学术史的视野下重新反思顾颉刚的吴歌研究，不仅可以深化对顾颉刚民俗研究本身的理解，而且能够为民国歌谣学乃至民俗学史的讨论提供新的线索。 关键词：顾颉刚；《吴歌甲集》；歌谣运动；学术史 顾颉刚以《吴歌甲集》为代表的歌谣整理与研究作为其民俗研究的重要部分，甫一问世便备受推崇。刘半农称其为“‘歌谣店’开张七八年以来第一件大事”，而民间文学的学术史叙事亦将其定位为“初步建构了中国歌谣学”的“理论模型”的经典。然而，这一新文化运动同人口中“不得不大书特书”的典范成果，在顾颉刚的自述中却另有一番景象：“常有人称我为歌谣专家。这种不期之誉我很不愿承受。我的搜集歌谣的动机是由于养病的消遣，其后作了些研究是为了读《诗经》的比较；至于我搜集苏州歌谣而编刊出来，乃是正要供给歌谣专家以研究的材料，并不是公布我的研究歌谣的结果。”在习惯于以吴歌研究作为歌谣学经典的学术史叙事中，顾颉刚彼时的自白为我们提供了再度将其“经典性”陌生化并返溯历史现场的契机。 不论是顾颉刚着手收集歌谣的偶然机缘（休学在家闲暇时的“怡情适性”），还是他颇有划清界限意味的兴趣自觉（“我对于歌谣的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兴趣”），都在自我认知与外界评价的错位中构成一个吊诡的现象。那么，直接冠以“学科经典”对顾颉刚的歌谣研究进行评述便难以构成不证自明的前提，故反思其之所以被“经典化”的学术脉络是极有必要的。换言之，歌谣学如何与新文化运动接榫？作为“运动”的“新文化”对于作为“学术”的“歌谣学”，乃至一般意义上的民间文学研究而言意味着什么？这些都是需要首先着手讨论的话题。 事实上，正如“歌谣学运动”这一概念本身叠合着学术（“歌谣学”）与运动（“新文化”）的双重维度，作为文化想象的“新国风”始终伴生、缠绕着学术意义上的民间文学的生长。因此，民国新知识界在以民间歌谣重构“新文化”的同时，歌谣亦反过来被这种“新文化”的想象所界定。这种一体而两面的歌谣运动所催生的文化能量在由“五四”“五卅”到20世纪50年代“新民歌运动”的序列中，不断分化为学术与运动两途，而对于歌谣研究在学术一途的退潮与后继乏力，论者往往着眼于“运动”的维度，以“运动式学术”的“热闹有余而专业性则嫌不足”盖棺论定，却较少留意学术形态内部的话语逻辑本身，本文所尝试的正是从这一角度对现有的学术史论述加以质询。 在新文化运动的时代坐标中，歌谣始终处于思想与实践、学术与运动的交叉位置，因而相比于同时代其他相对单纯的学术思想或直接的社会实践，顾颉刚吴歌研究及其所引发的后续讨论无疑包含了更为丰富的分析层次，能够呈现这种学术形态背后文化与运动之间的互动与张力。不假思索地将顾颉刚的吴歌研究简单视作民间文学意义上的歌谣学典范，可能会遮蔽民国知识分子在面对上述命题时所展开的多重探索及其文化诉求。因此，本文无意重述顾颉刚吴歌研究对于新学科建构的探路之功，而是希望借此辨析此种学术形态自身的话语逻辑及其限度所在。在学术史的视野下重新审视“新国风”的文化想象对于歌谣学的抟塑，不仅可以理解顾颉刚吴歌研究对其整体民俗研究的意义，而且能够为民国歌谣学乃至民俗学史的讨论提供新的线索。 一、重构国学：民国歌学的知识视野 在《歌谣》周刊创刊四十周年的一组纪念文章中，顾颉刚把歌谣征集的动机归为“为了作新体诗，要在本国文化里找出它的传统来，于是注意到歌谣”，而容肇祖同样将“搜集现代歌谣的起源”指认为“五四”以后为了“编辑‘新国风’的问题……而开发的一个新园地”。可见，“五四”新知识分子对于民间歌谣的关注、收集与讨论乃是基于新文化运动中“文学革命”与“国史重构”这些更为宏大的时代命题而展开的。在这种倡导国民文学、国民历史的“时势的激荡”下，“引民入史”的新共识作为民国新知识群重塑中国文化正统的时代诉求，“迅速上升为显学”，而在强调民众主体性的历史叙事里，小说戏曲、歌谣唱本也就作为民间性的代表被纳入“新国学”的建构策略中。胡适、郑振铎分别从语言、文体等不同路径将“民间”扶为正宗，而被评价为“时代精神”的“代表选手”的顾颉刚也正是在这样的“新潮流”中“对于一切的民间文艺有了比较平等的眼光”，着手对家乡吴中歌谣进行收集与讨论。 然而，在“到民间去”的历史标签下，新文化运动作为一个抽象的认知概念，其内部的学术实践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包含着不同实践主体基于其自身学术资源与意识形态而展开的对于新发现的“民间”的多向度观照。如果说《吴歌甲集》的五篇“他序”所谓以“活的话语”来表现“真的文学”、以“活泼，自由，丰富”的方言建设“国语文学”等关于“方言文学/国语文学”“民歌/新诗”的论述，是建立在“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的“新文学”话语框架中，那么，作为与“文学重建”相对的概念，“国史重述”则构成顾颉刚歌谣研究的思想背景。 基于此，在“时代精神”的机缘之外，对于作为学者的顾颉刚而言，打倒“老牌孔家店”、重构国学的时代诉求要落实到具体的学问层面则“非作严密的研究，不易得到结果”。正是在顾颉刚“治史”与“求真”的学术径路下，如何将民间歌谣建构为重塑国学的“民族的诗”得到了探讨。具体而言，顾颉刚与疑古思想、科学实证的学术渊源毋庸赘言，但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由“考信于六经”到“考信于理性”的新旧学理之变对其歌谣研究取径的影响。对此，他在《古史辨》的自序中夫子自道式地总结为“有所为而为”： 老实说，我对于歌谣的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兴趣，我的研究歌谣是有所为而为的：我想借此窥见民歌和儿歌的真相，知道历史上所谓童谣的性质究竟是怎样的，《诗经》上所载的诗篇是否有一部分确为民间流行的徒歌……我自己知道，我的研究文学的兴味远不及我的研究历史的兴味来得浓厚；我也不能在文学上有所主张，使得歌谣在文学的领土里占得它应有的地位：我只想把歌谣作我的历史的研究的辅助。 也就是说，顾颉刚对于歌谣的探讨乃是基于一种历史求真的态度，为“打破这种历史上的迷信”而从歌谣出发，重新审视历史的真相。在这方面最集中的表现当属他以民间歌谣来推考《诗经》本相的系列讨论。《吴歌甲集》在整理一百篇苏州歌谣后所附录的十一篇《写歌杂记》就有大量关于这一话题的讨论。譬如他从“山歌好唱起头难，起子头来便不难”的民歌中“忽然在无意中悟出兴诗的意义”，快刀斩乱麻地论定《毛传》《郑笺》所解说的“兴诗”不过是民歌里常见的起头定韵的“无意义的联合”；又如他在吴歌中看到《野有死麕》等篇的影子，在与民间歌谣的对照下，揭示其本来面貌乃是“女子为要得到性的满足，对于异性说出的恳挚的叮嘱”，并认为“从前的读书人”因为缺乏歌谣的常识而“给圣人之道迷蒙住了”，由此绕开两千多年来的诗教传统，将《诗经》还原为寻常的民歌。 正如不少论者所反复申述的，顾颉刚的歌谣研究只构成“历史研究的辅助”，其首要目的在于史学的“祛弊”，在于化“经学”为“史料”，本质上仍处于现代史学“六经皆史”的延长线上。譬如在围绕《野有死麕》的讨论中，俞平伯就指出顾颉刚与胡适在“真相”上求之过深，以至于史学考据压倒审美“情致”。又如顾颉刚对儒家诗教“兴诗”的批判仅仅基于《吴歌甲集》中的九则歌谣而匆忙论定，亦是“古史辨派”颠覆“旧儒”史观的新史学冲动使然，不仅在文学研究中有更为公允的廓清，而且即便在史学界内部也曾有过因材料不足而强作定论的争议。然而，除了聚焦新史学这一特定知识视野在吴歌研究中的得失，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重构国史的学术脉络有助于理解顾颉刚吴歌研究在学术史论述中之所以被“经典化”的意义。 一方面，这种以俗民文艺还原庙堂经典的史学“求真”贯穿于顾颉刚的整体治学过程中，并为后来以孟姜女故事研究为代表的民间文学研究提供了线索。虽然顾颉刚“原来单想用了民俗学的材料去印证古史，并不希望即向这一方面着手研究”，然而，顾颉刚关于古史考辨、故事层累的思考与以歌谣还原《诗经》的思路一脉相承，而且正是由于这种全新的民间视野的观照，顾颉刚在整理《诗经》学材料的过程中注意到孟姜女故事“历年的久远”并“引动了搜辑这件故事的好奇心”，可谓因歌谣与《诗经》之缘而“意料之外”地自觉参与到民俗学的领域中。在这个意义上，顾颉刚的吴歌研究也就自然得以接续进民间文学学术史的序列中。 另一方面，从这种“以民俗学材料印证古史”的治学特点出发，顾颉刚得以对诗教传统中“历史观念”与“伦理观念”不分的情况展开批判。经由民间歌谣与《诗经》的比勘会通，他不仅为向来难登大雅之堂的民间俚俗歌谣找到了对其加以收集、整理与研究的文化合法性，而且能够对儒家经学及其所卵翼的传统历史和文学展开新一轮的价值估定，而这种由学术“求真”生发出来的经典祛魅也随之重塑了一种以“俗”为正统、“民”为主体的全新历史叙述。 尽管如顾颉刚对“求真”与“致用”关系所一再申明的，“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然而，在时代诉求与学术径路的机缘凑泊中，不论是从吴歌等民间文艺所找到的向传统经学、正统文化挑战的突破口，还是吴歌收集之于引“民”入“史”的意义，顾颉刚此番“学问的自然的结果”恰好契合了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关切。因此，在重构国学的时代意识形态与科学求真的现代学术转型的叠合中，顾颉刚的吴歌研究便作为民国歌学的一种典型尝试，在当时即被新文化运动同人奉为经典，甚至因之生发出以“歌”入“经”的热望：“数千年之后，若再生一孔子，安见不把它著录于十五国风之外，另立一《吴风》呢？” (责任编辑：admin) |